中國的“公知”不是知識分子_風聞

“公知”本來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但是中國的“公知”跟知識分子不搭嘎，因為中國的“公知”不是從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生長出來的，而是外國媒體“冊封”的。

有知識的人過去都被稱為“知識分子”，在解放前一個高中生就可以成為“知識分子”，看毛澤東書信集中曾經有一個高中學歷的知識分子寫信給毛主席，稱中國的幹部必須要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毛澤東寫道中國哪裏有那麼多的高中以上的知識分子可以挑選出來當幹部？大意如此。現在知識分子的台階自然是“水漲船高”了，大概沒有誰認為一個高中畢業生就可以是知識分子了，大學畢業生也未必自認和被承認為知識分子了。

有知識的人有不同的稱呼，文人，讀書人和知識分子，這其中內涵是不同的。文人，讀過書，識得字，進而可以寫寫文章的人。讀書人不是讀過書的人，而是把讀書當成事認真讀的人。知識分子分廣義的知識分子，那就是有知識的人；從狹義專指的意義上是特殊的一羣人，這些人是專指這樣一羣人，他們自願對社會承擔責任的人。從政治原理上講，政府是權力的擁有者，他們擁有權力是因為他們負有責任，權力是責任的伴生物。人民呢？人民有權利，人民的權利就是政府的責任。人民因為擁有權利而承擔義務。這樣一個關係構成政治的基本關係。政府的責任與權力；人民的權利與義務，這就是基本的社會契約。

知識分子是這樣特殊的人羣，他們沒有權力而自願承擔責任，這責任是超出義務之外的負擔，因而這種沒有權力的責任有這道德性。因為道德性知識分子得到社會的信任，被稱為社會的“良心”。知識分子和話語權是因為他們的道德性而獲得的“特權”，而不是伴隨着權力的“特權”。

因為知識分子的道德屬性，他們具有道德“潔癖”，這不是對他人的道德“潔癖”，而是對自己和知識分子的道德“潔癖”。

因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重大，他們需要一些基本的素質，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尊重邏輯。他們不會因為自己的信仰而否認科學的結論，比如承認地球是圓的，承認地球是繞着太陽轉的，儘管《聖經》上説人類是萬物之長。他們需要一些科學的常識和科學的方法，不會拿“道聽途説”當成事實，他們知道“道聽途説”不是事實，而是需要去挖掘證實或者證偽的信息。比如李敖先生講的“我不是罵X是王八蛋，我是證明X是王八蛋”。李敖先生罵蔣中正，但是他從來不是謾罵，而是從史料中扒出來蔣中正偽造日本士官學校的學歷，從蔣介石的講話中扒出來他是怎麼一個“王八蛋”。李敖先生懟孫中山先生同樣是從史料中發現，而不是“道聽途説”。這是知識分子。李敖先生雖然不屑孫先生的為人，但是不否認他的歷史貢獻，不否認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的歷史地位，什麼是尊重事實，這是尊重事實。

尊重事實與“説真話”不是一回事，知識分子的道德性在尊重事實，説真話不具有道德性，因為真話不代表是尊重事實，而尊重事實一定是真實的反應。用“説真話”“解構”尊重事實是典型的“偷樑換柱”的詭辯術。我們在教科書中學過一篇《九方皋相馬》，伯樂推薦九方皋為國君尋找千里馬，結果是九方皋把馬的毛色和性別都搞錯了，是不是九方皋就是庸才？説了假話？不是的，他找到的是千里馬，這是事實，是問題的核心。毛色和性別不是事實的核心。

説到最後尊重邏輯，事實擺在那裏，知識分子對社會批判的標準是一致的，不會搞雙標，這就是尊重邏輯。中國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做的怎麼樣？實事求是講是不錯的，除了前期因為情況不明和官僚主義出了一些問題，當政府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錯誤。相比西方政府的表現一塌糊塗。如果尊重邏輯的話評價中國政府和外國政府的表現可以很容易得出結論。

這裏拿這些知識分子的基本標準來評價中國的“公知”，很顯然他們既不具備知識分子的道德品質也不具備知識分子的基本素質，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尊重邏輯。所以中國的“公知”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從道德品質上和基本素質上都不具備知識分子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