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寧南山覺得“深圳變得越來越奇怪”的一點想法_風聞

剛到深圳，去紅樹林玩兒就聽朋友講了一個紅樹林的歷史，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才留下來的。深圳灣的紅樹林大片面積的保護區，在於建立深圳市的時候，官員去澳大利亞考察，發現對方對環保非常重視。當時本來還對紅樹林保護區是留是開發都有很大的分歧，後來想着要為深圳留下百年基業，就把濱海大道向北移了幾百米，留下了一個保護區。這也成了美談。

但是現在深圳變得有點官僚化了，至於這個官僚化怎麼去理解呢？

我舉一個例子，2015年1月21日晚，深圳市公安局東深分局局長王遠平召集曾共事過的同事在東湖水庫明珠酒樓聚餐，轄區東深派出所根據王遠平的要求安排了4名巡防員到酒樓周邊巡查。事後調查的結果是，構成濫用職權、弄虛作假違紀，市公安局決定給予王遠平行政記大過處分、免去其東深公安分局局長職務，給予陳川舟行政記過處分。對未發現有違法違紀問題的另12人解除停止執行職務措施。

知道沒有提到的另外12人是什麼身份麼？是各個分區的領導。事件之所以曝光也是因為政治競爭，由於是小企業主食用人工飼養娃娃魚，倒也不是多麼大的事情。而事情真正讓人警惕的是，這變相的出現了一種組織，如果在職場有些人秉公執法正大無私，觸動了這些人其中一個的利益，那麼不僅這樣的飯局無法進來，而且在升遷方面還會受到諸多限制。

一般來説，在任何一個部門出現了利益團體，不僅僅單獨是公安領域，那麼就有可能出現了“官官相衞”這種經典的場景，而且這本身就是一種官僚瘟疫，會向其他部門延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為了大眾心態，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這個現象我在湖北得到了驗證。看新聞説武漢和南京等地“酒託一條街”十多年了屢禁不止，百度上面搜索投訴的資料可以看到很久以前一直到現在的。只要不是鬧得動靜很大，基本上是沒有人去搭理這個處理結果，一旦成了風口浪尖，那是分分鐘查封的事情。假設下面各派出所有了“私家飛地”，就必然會出現利益輸送的鏈條，上級再向省廳贊助“情報費”以便及時得到“處理指導方針”，這就是吃娃娃魚事件的另一種形態。

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這才是真兄弟過命的交情的這種情懷，集體犯錯共識產生羣體認同感，這是不健康的思想。如果長期以來在省廳出現“企業埋單消費”現象，所有的人都會覺得是小事一樁，如果有人對基層廣泛現象質疑的話，也很難在組織中有良好的發展。這次武漢疫情之初的訓誡也有點類似，大家心照不宣的工作底線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因為經過組織薰染後的大多數人會覺得這是個首要任務，即便是有人提出異見終歸想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法。

這不僅僅是在中心醫院的黨委中存在這種思想，即便是到了武漢市的衞生部門也會產生這種想法，甚至延伸到省廳部門，如果不是中央派遣的工作組深度調查，直達內心深處的發問，不知道還會推遲多久。向職務負責還是向人民負責？如果官僚系統長期自我進化，肯定是側重於前者的居多，為人民服務也就變成了為崗位服務。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是包括現在美國總統都會做的事情。一個決策失誤很難引起其他人的糾正，因為沒有人敢於發表意見，這就缺乏了內部監督機制。這裏插一句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因為特胖普明顯的向大眾流露出自己的喜好厭惡，特胖普組織形成的官僚系統也必然擁有類似特質，也造成了現在的媒體和民眾的大分裂。和特胖普意見不一樣的幕僚都離職了，剩下的只能是fox電視台出來的人在後面阿諛奉承。

為什麼我要提這個官僚集團化的事情呢？原因在於在追求GDP的前提下，只要一個方面形成了一種組織瘟疫，勢必會蔓延到其他領域。深圳在公安領域2015年出現了這種組織，勢必在其他部門也出現。 深圳領導班子在2017年認為，基礎製造業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不能快速提升深圳經濟發展，一致認為深圳土地面積有限，且已經全部開發完成，如果想要提升GDP，就必須要產業升級。所以在2017年的發展綱領中確定了以“金融、軟件、生物”為重心的發展方向，將佔據大量土地的工廠轉移到東莞、湖南、武漢等。這些工廠經過改造後可以變為“創業產業孵化器”，吸引更多的創業公司落户深圳。這一切都是多年派遣專家學者去“硅谷”考察得出來的結論，不幸的是我曾經參加過這些專家的報告會，也為這種模式感到心神嚮往。

大家看一下這種思維的形成過程，是不是逐漸在自我摒除傳統的民主決策的一個過程？追求短期利益放棄長遠，而且還是羣體性質，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上市公司普遍發行企業債，購買自家股票，推動了美國股市的虛假繁榮。大眾官僚覺得按照崗位來思考，就是要發展GDP，普遍追求GDP忽視了自身的長處。沒有人去反對，而負責監督的人民代表協商又逐漸變成了籃球賽和詩歌友誼，只要是領導覺得對的我都支持。正確的道路不該是因崗設人，應該是把現有的人才吸引來並留住，帶動更多的人才過來，而不是從小汽車直接轉向電動火箭這種跳躍式發展。“人才”才是一個地方發展不竭的動力，行業換了那些人才也跟着流失。不可能讓袁隆平把畢生心血投資去搞軟件系統，也不能讓鍾南山帶着學生去研究電動車，這就是城市基因。美國硅谷也是把研發變成了一種風險投資生意，高房價就意味着高福利待遇，一旦遇上疫情，連高科技公司都覺得留着人才變成沉重包袱，這是不利於行業發展的。

後來在2018年深圳的GDP增速達到了9.3%遠遠高於預期，這是在華為、康佳、富士康、HKC、德賽電池等大公司都外遷的基礎上還實現瞭如此輝煌的成就，自然也就穩定了市領導的信心。由此判斷前期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惜遺憾的是，到了2019年6.7%，由於金融產業的不景氣，尤其是在小貸公司被國家嚴格管制後，衝擊了深圳的經濟發展。對於風投公司來説，由於對於增殖部分也需要交税的預期，再加上共享經濟無法快速上市變現，拖累了大部分的實體產業，整體降低了投資意向。等等諸多原因影響了深圳的發展。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最好的投資又變成了房地產，這也是為什麼疫情之後，百行凋零，地產一枝獨秀，上海深圳又湧現了豪宅投資浪潮。

2019年夏天我坐公交車到大小梅沙海邊玩兒，可能是受“山竹颱風”影響吧，但是我更相信司機的判斷，就是現在坐車的人要比以往少多了，每次坐公交車的時候我都會問下司機這個情況，普遍反映都是人少了很多。再看看深圳的餐飲行業，無論是我公司附近，還是小區附近的餐飲企業，一個店鋪基本上每年都要有轉手的比比皆是，而這種店面存在30%，基本上能開展兩三年以上的店鋪，剩下可能50%都不到。歸根結底，人少了。而我在的小區，也出現了多年的空置房間，尤其是疫情當前數量暴增，家電什麼都不要人也不來深圳了，這種現象也多起來。

工廠搬遷了，這種勞動密集型很多地方出現了空置。深圳最有名的南山街道辦，到處都是嶄新的寫字樓，基本上是由超級公司建立，看看那些代表性的寫字樓地產，真正屬於該公司的辦公空間可能只有一兩層，大多部分都是出租出去，當個包租公司這些投資回報還是很穩定的。由於公司規模的外顯，加上上市公司或者超級公司的名頭，地方政府願意低價出讓土地吸引投資，銀行願意低息貸款，而建築公司和設計公司在中國更不缺乏，所以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也成了一種吹噓的資本。即便是公司出現了問題，這相當於地方政府和銀行半價甚至“打骨折”奉送的地產也能變賣折現。而作為租房大户的“**金融有限公司”“**擔保租賃有限公司”“**融資有限公司”也是願意付出高昂的租金來滿足少量人員的辦公….

這種虛假的繁榮一旦遇到危機，比方説金融快速縮水這樣的大危機，就有很大影響。房租漲上去了，還能那麼容易就下來麼？以前華強北的一米櫃枱月租是5000元，後來2012年升到了8000元逼得很多店鋪搬遷甚至跳樓做威脅，這麼多年過去了商鋪空置越來越多，只好重新“裝修升級”。房租降不下來了，可是租店的卻腰斬了，迎來的只是店鋪投資客。

深圳之所以成為“硅谷”，是因為有華強北這種全球級別的電子元器件市場吸引來的，然後再2000-2010年湧現了大批量的山寨手機工廠，單是高峯期在福田車公廟和天安數碼廣場的手機公司就有4000家。然後藉着ipad這種平板市場的發展又壯大了一批國產集成電路公司。後面陸陸續續出現了移動電源、手機周邊配件（數據線、耳機、保護套、貼膜….）、智能手錶、自拍杆、平衡車、遙控飛機…再看看現在的華強北，已經成了著名的手機相機無人機維修基地。

如果電子城搬遷走了，那麼方案商和工廠都會跟着市場走的，接着就是包裝和物流，以及周邊配件。軟件也會跟着硬件走掉。想要依賴金融和軟件，真是不好意思，這些腿是最快的，只用搬遷一下辦公室就可以了。華為和騰訊都曾經發出過吶喊，現在吸引來的年輕人，工作多年發現無法在深圳買房子留下來，留不下的人心還怎麼能夠保證公司的發展？所以後來才有華為搬遷東莞的事情，在當地直接建立好了住宅區和醫療教育等配套，員工只用安心工作就行了。而這個事情華為反覆和深圳坂田的領導協商，原先承諾的土地居然還被變賣了很多，再建設員工住宅區成本太高才決定整體搬遷的。如果連華為都留不下來，覺得華為這種公司的利潤太低的話，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暴利行業。指望華大基因的疫苗？還是指望招了員工又單方面撕毀合同的醫療器材巨頭邁瑞？還是指望賣遊戲皮膚的騰訊？還是指望香港的金融整體搬遷到深圳？當年的前海金融實驗基地，因為國外的投資風氣是追漲殺跌這種血腥金融，和我國“金融為實體服務”這種理念是背道而馳。很簡單的説明就是，中國救市是讓企業和工人好過，而美國救市就是為了讓股票表現更穩定保證金融公司不鉅虧。到現在國家也不敢完全放開金融這個根基，想要成立的金融市場交易所和十幾家國際資本在香港金融鱷魚都暫緩了批覆。

深圳想把香港的金融和硅谷的風投搬過來，這個美夢也就成了一場空。即便是承接過來，就像一瞬間把全身的血液都換了一遍一樣，結果難説。尤其遇上科技發展出現瓶頸，金融危機這種大時刻，未來堪憂。人才房政策這個揚湯止沸的念頭，本身就是逆市場操作，現在有人要求放棄這個政策，朝三暮四的政策，不如擁有一套房在深圳更難以實現，深圳將如何留個越來越多的人才再次成為火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