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雙重麻煩：宗教偏執狂加冠狀病毒_風聞

點擊添加圖片描述（最多60個字）編輯正如意大利哲學家賈科莫•利奧帕爾迪(Giacomo Leopardi)曾説過的那樣，“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一種人類特質比不寬容更不值得寬容，而且得到的也比不寬容更少。”

這句格言完美地概括了印度執政黨人民黨(BJP)的精神，該黨是由莫迪總理領導的，其目的是應對迄今為止的冠狀病毒大流行。

隨着疾病開始在其他國家紮根,領先國際出版物突出顯示人民黨領導人的負面作用,防止Covid-19的傳播在印度他們鼓勵利用不科學的措施基於傳統醫學起源於宗教(如瑜伽和牛尿的消費)的預防和治療Covid-19。

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特殊的祈禱，例如，白宮本身就為“所有受冠狀病毒大流行影響的美國人”舉行了全國祈禱日。

政府利用宗教作為交流的媒介是可以理解的。語言或非語言溝通是一個文化的個體與他人溝通的主要方式，無論是在自己的文化內部還是外部。

宗教是指導任何文化的強大的價值源泉。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濃厚的南亞地區。

南亞所有主要宗教的核心是表達指導人類行動的價值觀。

在伊斯蘭教中，人類是要幫助“親戚和孤兒、窮人、旅行者和乞丐”的，印度人必須“視鄰人如己來判斷快樂或痛苦”。

同樣的道理，佛教教導我們要有一顆“無量眾生之心”。

宗教價值觀在這次大流行期間指導人類行動的一個好例子是，據報道，巴基斯坦的政治-宗教政黨在卡拉奇的寺廟和教堂進行了消毒活動，並分發熟食。

點擊添加圖片描述（最多60個字）編輯因此，人們可以理解南亞政府官員支持他們的建議背後的邏輯，特別是在大流行的背景下，他們的宗教熱情和/或宗教領袖的支持。

儘管一些人批評巴基斯坦政府為了關閉清真寺而與該國有權有勢的神職人員進行談判，但考慮到宗教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和控制(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這種嘗試並不是消息不靈通的。在大流行的治理和支持方面，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明智地利用這種影響可能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隨着這種疾病有可能在印度蔓延，並對其脆弱的衞生系統造成嚴重破壞，印度領導人利用這種流行病，把他們的偏見和仇恨強加給社會其他成員。

印度當局自己將數十起COVID-19案件與一個穆斯林傳教團體聯繫起來，該傳教團體於3月初在德里舉行了年度會議，，稱其為“塔利巴尼”犯罪。

假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瘋傳，視頻中傳教士們向警察吐口水，騷擾護士。印度政府官員,也許仍然對國際譴責針對穆斯林在德里的大屠殺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參觀2020年2月下旬,迅速的傳播歸咎於穆斯林傳教士COVID-19在印度,影響媒體話語與知名媒體主播招徠討厭反對穆斯林少數民族,最終轉化為# coronajihad和# tablighivirus等熱門標籤。

印度人民黨(BJP)領導人、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亞納特本人無視禁令，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印度教活動，但這並不重要。這根本沒有成為頭條新聞。

儘管如此，標籤“coronajihad”還是被分享了30多萬次，可能有1.65億人看過。印度的推特上充斥着成千上萬人分享的圖片，這些人不願或可能無法質疑他們領導人基於仇恨製造的明顯分裂性政治。

點擊添加圖片描述（最多60個字）編輯根據數字人權組織“平等實驗室”的説法，許多帖子明顯違反了推特關於仇恨言論的規定，但尚未被刪除。考慮到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表現，推特對人權的明顯漠視並非史無前例。

可以説，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實施的“21天封鎖”並不像他和他的政府希望的那麼順利。

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要麼被困在離家很遠的地方，身無分文，要麼擠在救濟站，冒着感染的風險，要麼步行數百英里回到自己的村莊，尋找有保障的食物和住所。

數以百萬計的人沒有工作，在等待政府援助的時候，他們擔心會餓死。

如果違反了禁閉限制，人們就會遭到毆打和虐待，而隨着政府官員的家人朋友享受行動自由，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不滿情緒也在加劇。

儘管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但印度的冠狀病毒病例數量在該地區是最高的，超過了鄰國巴基斯坦的總數。由於擔心對貧困人口的影響，巴基斯坦沒有實施全面的封鎖，人口和經濟結構也類似。印度總理莫迪本人也呼籲“交錯退出”封鎖期。

或許，將政府的失敗歸咎於少數人並加以詆譭更容易一些。薩伯拉曼尼亞•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等印度人民黨(BJP)政客在最近接受VICE新聞(VICE News)採訪時，將穆斯林妖魔化並主張減少其數量，或許會更容易一些。儘管斯瓦米因其偏執的觀點而被哈佛大學解僱。或許在這種不確定的時刻，指責對方更容易。只有印度對伊斯蘭恐懼症和國家偏見做出了回應。

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將宗教武器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咎於猖獗的錯誤信息，即便是在流感大流行期間。

WhatsApp上充斥着關於預防和治療的錯誤信息，陰謀論變成了相互指責的遊戲，最終演變成了種族主義。

另一個原因是人類對不確定性的厭惡。根據霍格的不確定身份理論，在不確定的時期，人類傾向於更強烈地認同自己的人民，這無疑是不愉快的，以減少其影響，即使這意味着妖魔化你自己國家的整個社區。

這場大流行幾乎是一面神聖的鏡子，為我們揭露了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