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靠什麼翻轉了俄國_風聞

 作者：克魯

政黨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資產階級學者對政黨這一社會政治現象作過各種各樣的評説，他們在評論政黨的性質時，只重視政黨的外部特徵，而回避政黨的階級實質。但是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的組織，是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政黨的首要任務，就是組織本階級的成員進行階級鬥爭。一個政黨無論招牌上寫着什麼，在實質上它只能代表一個階級或一個階級之內不同派別的利益。

引火上身的先鋒隊理論

列寧主義先鋒隊政黨不是圍繞國家議會制度開展選舉活動的政治組織，而是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國家的類政權性的革命黨，黨員對黨的認同從不是盲目的、被迫的，而是自覺的、自願的，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高度認同的基礎上的。為適應革命的客觀環境和完成革命目標，先鋒黨在組織結構上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黨羣關係上主張黨員身份的先鋒化，堅持黨員既要嚴格區分於無產階級羣眾，又要保持與無產階級羣眾的密切聯繫。

先鋒隊體制在蘇聯解體和一些國家紅旗落地後一直飽受爭議。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的爭論被一些預言家拿出來證明紅旗落地的必要性，他們認為這一切源於列寧的先鋒隊傳統。

盧森堡指責列寧集中建黨理論是“無情的集中主義”，會使組織的普通成員成為“執行預定意志的純粹的執行機器”，會帶來黨的各級組織對中央機關的“盲目服從”，並最終削弱黨與無產階級的聯繫。列寧的集中制是一種密謀活動，“就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中來。”這樣中央委員會就成了黨真正的核心，黨員羣眾只是為它服務的工具，在此情況下，實際上是把“態度明確的和活躍的革命家的有組織的部隊同它周圍的雖然還沒有組織起來但是積極革命的環境完全割裂開來的。”

實際上盧森堡的這種觀點與馬爾托夫主張的“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的人，都可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不謀而合。在馬爾托夫看來，成為黨員不一定要加入黨的組織，只需要在黨的領導和聯絡之下去協助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凡一切樂意加入黨的人都可以成為黨員，而不需參加黨的組織和接受黨的紀律約束。而這在黨員隨時可能被政治警察逮捕入獄和流放的沙皇俄國，黨員身份的泛化不但可能帶來暴露革命密謀工作的風險，而且難以保證黨員的素質水準，從而損害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威。如果按照這種見解行事，那麼工人政黨就會失去明確的組織界限，成為一個渙散和無定形的一般羣眾團體，這樣的團體根本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肩負起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任務。

先鋒隊的兩大歷史任務

列寧在總結俄國革命成功經驗時歸納出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把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取到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或者説在正確的理論和旗幟下將先進分子統一起來;二是“善於引導羣眾採取能夠保證先鋒隊取得革命勝利的新立場”，或者説號召和動員羣眾，將先鋒隊的立場和觀點轉化為羣眾的立場和觀點。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龐大的階級整體，內部存在不小的差異，參加工人運動的無產階級在“覺悟程度”和為共同事業工作的“積極程度”上並非整齊劃一。無產階級中不但有覺悟不夠高、工作不夠積極的普通分子，而且還有“十分渙散”和“愚昧無知”的落後分子。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黨，但是應該由無產階級中覺悟最高、工作最積極的一部分人組成，並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先鋒隊。他強調，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與無產階級的主力軍之間，應該有一條明晰的界限，黨與階級絕不能等同，黨員身份不是要普及化，而是要先鋒化。但是“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眾還沒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對先鋒隊採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並且完全不會去支持先鋒隊的敵人時，叫先鋒隊獨自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所以為適應俄國政治環境，工人運動需要分為秘密化工作和公開性工作兩個部分。先鋒黨需要“把最秘密的職能集中起來”，但先鋒黨的工作卻不限於秘密工作。在秘密工作之外，黨還可以承擔大量的合法、半合法的工作。因為在沙俄的工人運動中，仍然有不少的合法、半合法的反體制的自發羣眾組織。這些形式不固定、秘密性少的組織，“如工會、工人自學小組、秘密書刊閲讀小組”等，“遍佈各地，履行各種不同的職能”。列寧主張先鋒化的黨員應該鑽進這些秘密性少的羣眾自發組織進行內部工作，通過這些合法、半合法的自發組織與無產階級廣大羣眾發生聯繫，領導這些自發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因此，列寧認為黨員身份的先鋒化不但不會使黨成為脱離無產階級羣眾的少數人的密謀組織，反而會加強與羣眾的聯繫，“黨組織愈堅強，黨的動搖性和不堅定性愈少，黨對於在它周圍的、受它領導的工人羣眾的影響也就會愈加廣泛、全面、巨大和有效”。

反對先鋒隊的人在反對什麼

所謂的“無情的集中主義”，會使組織的普通成員成為“執行預定意志的純粹的執行機器”，會帶來黨的各級組織對中央機關的“盲目服從”。通過歷史的後視鏡，無產階級革命的批評者很容易把邏輯上的可能性視為事實上的必然性，並斷言先鋒黨的“民主理想和革命目標無法調和”。可是，作為體制外的反體制的政黨，先鋒黨並沒有資源去強制或收買黨員和下級組織的服從，自上而下的命令得以貫徹的基礎是自下而上的同意，而自下而上的同意只能通過民主協商獲取。試想一下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如果是處於一種“無情的集中主義”的狀態下，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是武漢疫情的擴散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要求共產黨員不能混同於一般無產階級羣眾，他們應是無產階級羣眾中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最不知疲倦的、無所畏懼的和可靠的先進戰士”，是“最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每個黨員都必須承認、維護、服從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為無產階級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都必須按照黨的章程規定履行黨員的義務和行使黨員的權利。作為黨的領導人則要求具有更高的素質。恩格斯指出：“要在黨內擔任負責任的職務，僅僅有寫作才能或理論知識，甚至二者全都具備，都是不夠的;要擔任領導職務，還有熟悉黨的鬥爭條件，掌握這種鬥爭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自願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中。”

列寧曾反覆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政黨集中了最優秀的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他寫道：“要知道，只是自稱‘先鋒隊’，自稱為先進部隊是不夠的，還要做得使其餘一切部隊都能看到而且不能不承認我們確實是走在前面。”“黨是階級的、覺悟的、先進的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的力量比它的人數大10倍，100倍或者更多”。當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受到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思潮的影響，主張取消它的階級限制，無限制地擴大黨的成員，認為每個“教授”、“中學生”、“對黨的同情者”和工人運動中的每個“罷工者”都可以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對這種觀點，列寧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在1903年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指出：“寧可十個實際工作者不自稱為黨員(真正的工作者是不追求頭銜的!)，也不讓一個空談家有權利和機會做一個黨員。在我看來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原則，……我們的任務是保護我們黨的鞏固性、堅定性和純潔性。我們應該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列寧與其批評者關於集中建黨的爭論的實質並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俄國資產階級的專制暴力統治所掩蓋的情況下民主如何實現、自下而上的認同與自上而下的權威紀律的關係如何融合的問題。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認為，組織的統一團結是無產階級反抗沙皇國家專制機器的唯一武器，因此自上而下的權威命令必須要突出。先鋒黨並不是要拋棄民主，事實上民主根本無法拋棄，只不過民主需要轉變實現形式，而黨內的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集體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幻想的是“廣泛民主制”，那恐怕“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實際事情來做的人們常常聚集的國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各種小團體中間流行。”

1917年11月7日，阿芙樂爾號的一聲炮響，一個革命家組織——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翻轉了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