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方方剝得夠透徹的_風聞

譚吉坷德：易中天的“共識”救不了“方方日記”

原創 ● 譚吉坷德 譚吉坷德 1周前



早晨起牀，坐在馬桶上看了一個叫盧瓦辛格的美國人發來易中天的《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共識》，忽然覺得和于丹一樣擅長表演藝術的易中天似乎並不瞭解什麼是共識。

看到這位“汪主席”的鐵板朋友一會號召大家使用德文，一會扯到康德，很給譚吉坷德一種“資本家都聯合起來了”的感覺。

易中天：我願意善意地相信，對立雙方的絕大多數是真誠而善良的。

譚吉坷德：“血饅頭”才是爭論的焦點，是不是“血饅頭”的問題不解決，再大的善意和共識都沒有關係。這就像穿什麼衣服同是不是處女沒有關係是一個道理。

易中天：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大敵當前，需要齊心協力，至少也不能製造矛盾。

譚吉坷德：是誰在製造矛盾，矛盾的源頭在哪裏？這些話易中天應該私信給方方，面對公眾就是適用主體錯誤。既然是大敵當前，那麼慷慨悲歌的戰士和內奸能有什麼共識。

易中天：塑造共識不等於和稀泥，對於“中國病毒”和“武漢肺炎”之類的説法就必須堅決反對。

譚吉坷德：堅決反對還談什麼共識，這莫非也是德國或者是康德的邏輯。中國人尋找共識必須要藉助德語，這樣的共識又是什麼味道。

易中天：達成共識，並不等於觀點一致。大家都能自由言説，也是共識。

譚吉坷德：直接就説自由民主得了，繞來繞去繞得人頭暈。文化的多元性不能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權。話語權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投射。知識精英霸佔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解釋權的今天，沒有話語權的平等，自由言説的平台在哪裏。

易中天：外交相信崔天凱，抗疫相信張文宏。

譚吉坷德：外交為什麼不能同時相信趙立堅和華春瑩，抗疫為什麼不能同時相信鍾南山和李蘭娟。這是在尋找共識還是撕裂共識。

易中天：各説各話，總比互罵腦殘好。

譚吉坷德：罵人“極左”在幾十年的政治語境中代表什麼，易教授應該不會不知道。“方方日記”的汪主席更知道它的重量，這樣的的真誠而善良和虛偽有什麼區別。

易中天的這番洗地似乎很匆忙，儘管他自己也説這“背後必有深刻的社會和文化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麼，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被他忽略了。



《方方日記》就是現實版的“河殤”。在人民大眾當中，這才是共識。

“河殤”不但是一種政治宣言，是“啓蒙派”的旗幟，更是幾十年來中國文化界的表徵和底色。

一個堪稱敍事史詩的大事件，一個人民覺醒成為上帝的過程，一個復甦了善良和愛、勇氣和正義的中國，一代人的犧牲精神同“方方日記”根本絕緣。這不是因為汪主席的視力有問題，問題在於她的目光投向哪裏。所有被“河殤”洗禮的知識精英都有這樣的問題。

富蘭克林講：“真話説一半常常就是彌天大謊”。這話用在《方方日記》上很恰當。

近代以來投降主義、悲觀主義、失敗主義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70多年前武漢還有一位著名的“汪主席”，正是這種主流文化和“共識”使前後兩位“汪主席”不期而遇。

近幾十年成就了“百年西化”的巔峯時代。精英全部西化，傳統僅存民間。知識精英面對西方文化建立起了一套堅硬的“朝貢體系”，在骨子裏和血脈中早已經換了祖宗。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到哪裏尋找共識。

今日的汪主席應該算是幾十年來吃得最飽的那個羣體，所有的職位和紅利並未換來她對體制和社會的任何忠誠。對一曲令人血脈賁張的大合唱砸場子，合唱團的成員當然有理由憤怒。製造戾氣，拉低社會情緒引爆點，扭曲民族精神價值取向的正是汪主席。現在的共識就是合唱團的成員需要一個説法。

中國知識精英最卑劣之處就是一邊享受人民供養的高成本，一邊作為西方文明的捍衞者。不但不承擔社會責任，還要假借民間和社會的名義把自己打扮成“對抗者”內外通吃。這樣的人不僅寡廉鮮恥，在道德上也一定沒有出路。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階級仇恨從來都是雙向的，汪主席的《軟埋》就很好的表現了這種仇恨。地主鄉紳和賤民之間哪裏有什麼共識，前者根本不知道後者原來也要吃飯。如果改革就是為了知識精英們呼籲的世家大族、鄉紳、貴族“美麗新世界”的復活，這種共識一定是短命的。

《方方日記》席捲全國的輿情，恰恰是精英墮落撕裂共識的秩序危機。當“公知就是公害”成為共識的時候，無政府狀態就不可避免，只有秩序解體和重建才能帶來新的共識。這次全國戰疫人民覺醒的最偉大意義之一，就是結束了中國人民對精英專政的迷信與盲從。

民意滔天就是天意。任何現代政府都必須積極參與民意的全部過程，尋找到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有效意識形態。易中天現在大談“共識”，隱隱地給人一種底氣不足的感覺。天意難違，結果還在博弈中，説結束還太早。

任何既得利益都是改革的產物。中國知識精英一直以西方二手教師爺的身份壟斷甚至獨霸話語權。他們有足夠的“與君王共治天下”的底氣。不過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今天，他們的傲慢會不會像幾十年來一樣一帆風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易中天的“我只想盡快翻篇，回到過去的日子去”，估計會很難。



共識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邏輯。歷史註定了精神結構千瘡百孔的汪主席和“極左”之間的矛盾衝突既不可調和也無法避免，掀開的只能是這種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易中天一定要在二者之間弄一個“共識”出來，很有可能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民族主義是汪主席和她的擁躉們打擊反對者的一大利器。在全世界都進入了極大不確定性，中美關係完全質變的今天，中國最缺乏的正是民族主義的覺醒。當然在這方面和“逆向民族主義”的汪主席們永遠也不會有共識。易中天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彥宏的姥姥家，要找出這樣的一個共識出來，恐怕也是白費力氣。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認同才是深層次的國家認同。一個在文化上跪着的民族是永遠不會崛起的。在話語=權力的今天，人們常常感慨為什麼我們不能打贏輿論戰，為什麼美國老是領導話語權，為什麼5000年的驕傲被貶斥得一文不值。為什麼希拉里説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鬆地控制中國。汪主席和《方方日記》就是最好的答案。

令人欣喜的是那些汪主席眼中的“極左”，那些沒有任何心理枷鎖的年輕人。他們本身就是一場宏大史詩的參與者，他們對啓蒙的傳教士們有一種天然的免疫心理，無論是威脅還是哄騙都無法改變他們。在這一代人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敏鋭思維面前，文化殭屍們的刁蠻、醜陋、無知一覽無遺。這一代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承載着中華民族“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全部希望。

“有人半降國旗是為了悼念逝者；而有人“悼念”逝者，是為了降下紅旗。”

易中天要的共識是不存在的，他自己心裏也應該清楚。但是這一切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各色人等的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