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在紐約，只是窮人的瘟疫_風聞

新週刊

04-20 08:00

397名流浪者，其中146人（36.7%）呈陽性，所有人都沒有症狀。美國抗疫這場人民戰爭，醫護人員正在病毒的迷霧中盲目飛行。

“紐約八百萬人，有八百萬種死法。”

這是小説。現實是，哥譚市大多數人的死因都是一樣的——貧窮。

新冠病毒只是催化劑。

據紐約時報數據：截至北京時間4月19日19時，全美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近73萬，34726人死亡。紐約州病例佔全美的32%，確診人數超23萬，13362人死亡。

其中，紐約市確診人數超過了13萬人，8632人死亡——破萬隻是時間問題。

數十萬感染者，多數都是窮人。

紐約感染者最集中的地區就是皇后區，這裏居住着大量低收入工作者——環衞工人、貨車司機、雜貨鋪店員、地鐵與公交車司機等，近八成都是非洲裔或拉丁裔。

24小時運轉的紐約地鐵，因為人手短缺，出現大量晚點和取消班次。負責運營地鐵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72000名員工（55%都是黑人或拉美人），超過6000人感染或隔離，至少41名乘務員死亡。

在另一個“哥譚市”芝加哥，儘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但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黑人。

紐約怎麼了？美國怎麼了？疫情何時才會結束？

紐約摺疊：貧窮比病毒更致命

分析一個人的死亡原因，大致有三種路徑。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教授斯科特·弗蘭克（Scott Frank）指出：

第一種死因是醫學上的，如具體的疾病或外傷；

第二種死因是個人的行為習慣，如長期吸煙與不運動；

第三種死因是更廣泛、更深層的社會問題，它們決定了人們的生活現狀和行為習慣，以及他們得病後的遭遇。

從紐約到全美，我們都將看到第三種因素的普遍和根深蒂固。弗蘭克教授直言，這些社會因素中最致命的就是貧窮、低教育水平和種族隔離。

後兩者説到底也是因為貧窮，因為貧窮而無法接受更高的教育，無法和富有的白人一樣住到更優越的社區，無法擁有更好的居家隔離條件，無法擁有更完善的醫療保障，無法擁有抵抗力更強的健康身體。

新冠病毒隨着入境旅客潛入這座800萬人口的城市後，紐約逐漸被分成了兩個迥然不同的社會——疫情暴發前也存在階級差異，但從未如此明顯。

紐約市公共議政員（市長的第一順位繼任者）朱瑪恩·威廉姆斯對《衞報》記者這樣描述説：

在其中一個社會，人們可以逃到紐約的富人度假區漢普頓，或者安逸地待在家裏隔離，食物直接讓外賣快遞送到家門口；

在另一個社會，人們是“必要行業”的工人，在其他行業紛紛關門歇業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在缺乏保護的情況下出門工作。

這就導致，紐約窮人死亡率遠遠高於中產和富人。據紐約市政府4月6日公佈的數據，前者是後者的兩倍：

每10萬人中的死亡人數，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為22.8人，黑人和非裔為19.8人，而白人是10.2人。

少數族裔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紐約市衞生局

紐約就像一個“變形金剛般摺疊起來的城市”，窮人面對病毒在劫難逃，死後也無法擺脱摺疊的命運。

位於紐約東北的哈特島，安葬了一百多萬紐約人，包括美國內戰的士兵、夭折的嬰兒、1918大流行受害者、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者、無法承擔葬禮費用的窮人、無人認領的無名氏。

如今，還要加上新冠病毒的受害者，由於死亡人數太多，壕溝不得不挖寬挖深，寬到一排可以擺下六副棺材，深到可以疊上三副棺材。

埋葬這些窮人的，也是窮人、犯人以及基層獄警。最近兩個月，紐約裏克斯島監獄的犯人每天早上都要乘坐大巴，與紐約市的運屍卡車一起登上渡輪前往亂葬崗哈特島，超過275名犯人被感染。

一名曾經參與安葬新冠死者的犯人對《紐約客》説，他經常想象他安葬的那些人的生活：“他們是紐約人，他們在這裏工作，管理着這個城市，建造了這個城市。”

當他們暴露在瘟疫中時，社會為何沒有保護好他們？

失序的防控，

等同於放任病毒傳播

早在1月3日，美國CDC主任就收到了中國的疫情消息，並上報給衞生和公眾服務部長阿扎爾，後者立即報告了總統。

但一直到3月13日，美國才宣佈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中間浪費了整整70天，此時中國確診病例已超過8萬，意大利確診人數超過1.5萬，歐洲疫情早已暴發。

病毒在美國已經潛伏了幾周，全國確診人數超過了兩千，紐約州開始了社區傳播。3月13日，紐約留學生Elplaneta在日記中提到，其學校已經有教授確診，同一棟樓的學生也確診了。

毫無疑問，這70天是美國疫情大暴發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間，聯邦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和美國疾病防控中心（CDC）的官僚主義延誤了試劑盒的研發，白宮冠狀病毒工作組專家安東尼·福奇不得不在聽證會上承認，美國的試劑盒研發是失敗的。

等候檢測的人越來越多，在各地公共衞生實驗室的壓力下，FDA與CDC一度爆發衝突。在一次電話會議室，FDA官員激烈抨擊CDC負責人，如果CDC不遵守FDA的規則，就讓CDC關門大吉。

FDA與CDC如何延誤檢測試劑盒研發？

FDA的規則説白了，就是讓聯邦政府機構統一控制試劑研發、實驗，確保檢測足夠準確，再下發給各地公共衞生實驗室和私營衞生實驗室。

這種苛刻的標準，可能只適合小規模的疫情。曾任FDA副局長的公共衞生學家約書亞·沙夫斯坦（Joshua Sharfstein）指出，面對傳播極快的新冠病毒，疾控機構已經無法保持絕對控制，應該採取更靈活的程序和措施。

遺憾的是，即使在3月13日進入全國緊急狀態後，聯邦與各州配合時，依然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尤其是在呼吸機採購過程中。

三月底，紐約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吐槽説，美國50個州都在競價購買呼吸機，一個比一個出價高，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不但沒有介入協調，還親自參與競標，抬高了價格，“就像在ebay上和50個州競拍”。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正在美國各州攻城拔寨，醫療設備越來越緊張。康涅狄格州州長內德 · 拉蒙特（Ned Lamont）無奈地對公眾説，“康涅狄格州只能靠自己了”。

情況比所有州長能夠想象的都要嚴峻。近日，波士頓一個收容所的397名流浪者接受了核酸檢測，其中146人（36%）呈陽性，所有人都沒有症狀。

但是，目前依然有個別州沒有頒佈社會隔離規定，一如三月前的紐約。前總統奧巴馬的醫療顧問Ezekiel Emanuel打比方説：

“如果1%的人口患有新冠肺炎，其中一半沒有症狀，就好比一個5萬人的體育場所裏有250名無症狀患者，他們都肆無忌憚地觸摸椅子，吃東西，大聲説話，激動地大喊大叫。還有比這更適合傳播疾病的地方嗎？”

即使是最有能力的州長，如這次表現搶眼的加州州長和紐約州州長，也無法在這種程度的大流行中“靠自己”。

到四月初，《華盛頓郵報》警告説，疫情若得不到控制，美國的死亡人數可能將超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總和。

美國抗疫的人民戰爭

3月30日，全紐約以及全球民眾都目睹了這歷史性的一幕：

美國海軍醫療船“安慰號”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視下，緩緩開進紐約港。它上一次來紐約參與救治，是2001年紐約9·11恐襲之後。

服役以來，安慰號曾參與1990年的海灣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2005年卡特麗娜颶風、2017年波多黎各馬里亞颶風等救災活動。

在此之前，紐約的醫護人員已經在缺乏人力物力的情況下，抵抗了數個星期。

全紐約市超過2.1萬新冠肺炎患者住院，而公立醫院只有2449張ICU病牀，三月底就已經使用了84%，只剩下不到400張ICU病牀。照顧重症患者的醫護人員也不夠，一名護士最多時要監護16名患者。

這意味着，正常的醫療救治護理，要麼無法進行，要麼只能從簡從速。據普利策獎獲獎機構ProPublica對紐約多家醫院的調查，紐約醫院的重症監護效果大打折扣。

病人太多，很多醫院已經無法提供標準的ICU病房，只能將走道也變成ICU病房。這些臨時設置的ICU病牀，往往無法連接到中央檢測系統，醫護人員只能用傳統巡房的方法，逐個逐個查看病人的氧氣水平。

然而，由於醫護人員短缺，醫院陷入混亂之中，護士們並不是總能按時巡查，只能每隔4到6個小時來檢查一次，無法對重症病人精準監護。

標準ICU病房裏的患者同樣缺乏監護，因為醫院為了儘可能隔離病患，關閉了病房的門，醫護人員可能無法及時發現病房裏的情況，也常常聽不到輸液泵用完時的警報聲。

有時，等到下一班醫護人數到來時——尤其是早班醫生到崗時，病人病得更重了，甚至有病人幾個小時前就去世了。

出現緊急情況時，急救手術也難以為繼。平時的心肺復甦手術會有一個團隊衝進病房，現在只有幾個人能夠參與，而且必須在穿好全身防護裝備之後。

就像走進一部“戰爭電影”，從得州過來支援的護士薩拉·希金斯，剛到紐約時就感覺自己進入了戰區。

她和全國各地數百名護士趕到紐約，但人手依然不足，他們每天不得不超負荷工作，甚至像戰場搬運彈藥一樣，親自將空氧氣罐搬到醫院地下室，充滿氣後再搬上來，每天往返四五趟，耗費兩三個小時。

她很快就會發現，與這場病毒的戰爭，比荷槍實彈的戰爭更令人惶恐。

紐約消防局醫療急救隊副隊長安東尼·阿爾莫傑拉説，紐約從未遇到過這種災難：

9·11恐襲那天，他們接到了6400個電話，但這些多數都不是病人，而是被困在大樓裏的人。現在，他們每天都會接到6500個求救電話，幾乎每一個都是病人。

“在戰爭年代，你面對的是子彈。你知道誰是你的敵人。然而，我們目前面臨的是一場無形子彈的戰爭，你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那枚讓你致命的子彈。”

疫情暴發以來，已經有700多名急救員先後出現新冠症狀。儘管如此，他們也只能盡忠職守，接到電話後，全力以赴救治病人。

在美國各地，電影《救世郵差》（The Postman）裏的場景真實上演：

60多萬名郵政僱員繼續提供通信物流服務，郵差們將信件、藥品、檢測盒和網購包裹送達美國的每一個角落，並且還將會負責2020年11月總統大選的運轉——郵寄投票幾乎肯定會激增。

美國抗疫就這樣變成一場人民戰爭，從聯邦到各州，從東西海岸發達城市到中西部鐵鏽地帶，從擁擠的醫院到每一個人的家，從豪宅到流浪者安置所，都成了抗疫的前線。

追責，以9·11調查委員會的標準

從上週開始，紐約州新冠肺炎的住院人數開始下降，每日新增確診人數、死亡人數也逐漸減少。疫情好轉初見曙光。

4月17日，美國聯邦政府宣佈了一個分三階段解除隔離、恢復經濟的方案：

第一階段，當新病例數連續兩週下降，電影院、餐廳、體育館、宗教場所等公共場所將會重新開放，但酒吧會繼續關閉。

第二階段，新病例數繼續下降14天，50人以內的集會、個人旅行活動可以恢復，學生將會重返學校。

第三階段，再經過14天的下降，大多數美國人就可以走出家門，可以前往醫院、老人院等地探望病人，但在公共場所最好繼續保持社交距離。

也就是説，最多隻有一個多月，疫情就可以結束？

不可能有那麼理想。

明尼蘇達大學的流行病學家Michael Osterholm認為，新冠疫情的結束已經不可能是幾周之內的事情，而是未來兩年。福奇博士也提醒美國人，要準備迎接與新冠病毒共處的“新常態”（new normal）。

正確問題不是“疫情何時結束”，而是“如何生活在疫情後的新年代”？

手上有存款也許會好過一點。

美國最近陸續發放了2.2萬億美元救濟金，預計將有8000萬美國人能夠拿到每人1200美元的支票。

很多人都表示他們會把這筆錢存起來，即使這筆錢用不了多久，能撐一會兒是一會兒。但據《華盛頓郵報》調查，還有大量小企業主、零售業工人沒有收到救濟金。

戴着口罩的生活可能會持續一兩年，因為各國與疫情的戰鬥很可能變成一場打地鼠遊戲，只有最後一個角落的病毒徹底消失時，疫情才算過去。

全球衞生防疫制度將會出現較大變化，至少是暫時的。新冠疫苗研發的資金短期內將會極大增加，所有醫藥公司就像追熱點一樣開展疫苗研發競賽，而那些治療霍亂、瘧疾的廉價疫苗很可能會被忽視。

未來幾年，追責的聲音必然此起彼伏。從1980年代開始報道艾滋病疫情的科學記者Michael Specter説，疫情緩和後，美國公眾將會要求調查疫情失控的責任，而且要按照“9·11”事件調查委員會的標準來進行調查。

這是理想的狀況。回顧一百多年來的瘟疫史，我們看到的是，人類總是會像加繆《鼠疫》裏“腳着地睡覺的人”，疫情稍一平息就忘記了前一天還在唸叨的慘痛教訓。

加繆小説最後一段話，此刻聽起來比任何時候都值得警惕：

“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俱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