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在紐約_風聞

雖然外出仍然需要戴口罩，但隨着疫情不斷好轉，國內大眾情緒已不再如兩個月前那麼沉重悲觀。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疫情卻在接連惡化。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新冠病毒視為“貿易戰”之後敵對中國的又一個“武器”，但顯然這個新“武器”只能傷到自己，已有多位美國州長公開與特朗普“唱反調”。

今天的來信者是一位身在紐約的武漢人。在過往幾年的全球化大潮中，這樣的身份並不罕見、特殊，但如今卻變得十分敏感。

在紐約的武漢人

撰文：陳馳

在很多地方生活過，有過很多個家。武漢是源頭，童年。紐約是截至今日停駐的地方。

我從來沒有想過幾年後再次看到故鄉會是以這樣的方式。不是走去二橋下喝啤酒，而是在社交網絡扁平的數碼圖像裏。

一月初知道消息的時候我就跟家人通話，那個時候國內都還沒有引起特別大注意。接下來短短几天內就開始了鋪天蓋地的抗疫行動。心一直揪着，覺得無力跟羞愧。我離這麼遠，除了遠程的輔助性幫點，什麼也做不了。眼睜睜看着武漢被推倒全球的風眼裏。

感覺像童年特別親特重要一個人，後來許多年沒有聯繫了，突然一下通過別人知道他現在得了很重的病，情況極其糟糕。於是自己彆扭的站在那裏。這麼久沒見了好像不夠格去關心，但心裏頭特別痛，特着急。

後來我覺得，痛沒有夠格不夠格。痛就是痛。走再遠，這也是生你的地方。這是你故鄉。你是武漢人，九頭鳥。

▲武漢九鳳山公園的九頭鳥雕像。

在國外十年，除了去過中國或有生意往來，大部分外國朋友是不知道武漢的。一開始我跟他們説長江知道吧，武漢就是中國那隻“公雞”中間的江城。有時候我也會説，武昌起義知道吧。他們一聽，似懂非懂就開始點頭。

有時候我也跟他們講九頭鳥。我説我們那裏的人被叫做有九個頭的鳥，特兇。他們問為什麼，我説大概是太熱和愛吃辣吧。我脾氣也不好，我這輩子也離不開辣椒。

常説在紐約生活的人多少要有些野生氣。性格里野氣的成分大概就來自早年的九頭鳥。

我小時候長特黑，跟猴兒似的。因為父母在家裏不怎麼説武漢話，我一直到初中武漢話都很爛。大概剛初中吧，懵懵懂懂喜歡上院子裏同校的男生，搞得我武漢話一下子溜耍起來，因為這個男生只説武漢話。

那時候不像現在小孩兒那麼精，我一根筋到覺得喜歡人家那就一塊兒打球。因為一起打球不但開心，還能在一起相處。我的腦路是打球的時間越多，相處的時間就越多。相處的時間越多，該男生見到別的女生時間就越少。

於是幾個月下來我的武漢話跟球技突飛猛進，卻也成功的把人家處成哥們兒了。

看着他喜歡的姑娘嬌羞的拿着水站在場邊，還拖我傳話的時候，我才不知道原來算法不對。

我在三十八度的高温下突然頓悟。媽的。思念不是天天見着，思念是天天見不着。

那個時候就這麼個雌雄同體的狀態。在學校跟誰關係都好，因為女生把我當男的，男生把我當哥們，其樂融融。

不過，我挺感激他練出我一口武漢話。武漢話跟四川話，長沙話都類似。狠起來的時候特潑，柔起來的時候也很能酥到骨子裏。這種語言表達也生成本土的一套人際情感和浪漫。我想説方言的人會有同感。直到現在，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遇到武漢人都忍不住扯幾句武漢話。説武漢的人就是覺得親，覺得茫茫人海里，你們有對一座城市的共同記憶。

隨便一兩句，聽到的是江邊，橋下，三四十度的高温，還有漢陽，球場，外婆的家。

雖然初中後就離開武漢，人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至少追男生這種事打死再沒幹過，但九頭鳥依然以不同形態在我日後的生活裏衝鋒陷陣。

此時此刻若應要苦中作樂，現在全世界倒是沒人不知道武漢，也不再有人會問我武漢是哪了。

以前説我是武漢人，對方反應一般是“哈？where？”

現在一説我是武漢人，對方能小跳一米“哈？when？”

我有點失落，以後再也不需要説長江和九頭鳥的故事了。

病毒毀了我故鄉的詩意。

全球緊扣的時代，一場疫情能粗暴地把這兩個打不着邊的城市搞成風眼。

每天早上州長庫默在電視上報道，傳播真實的數據跟難以抑制的領袖荷爾蒙。比起粗劣的演説跟一口一個“Chinese virus”（中國病毒）煽動國家主義的特朗普，州長倒更有總統相。這會確實需要這麼個人與大眾溝通。不過中國和歐洲接二連三爆發，紐約還弄成這樣，早幹嘛去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 4 月 14 號在白宮宣佈停止撥款給世衞組織。圖片來源：路透社

我會這麼想，然後關掉電視。

在我的生活裏，武漢跟紐約形成了兩條相互牽引的線。武漢由網絡信息形成一個與我每天息息相關的賽博世界，紐約則是承載我實體活動的現實世界。這種牽引卻讓腳下的現實世界產生了一種擠壓的荒謬感。

國內疫情每天更新病情消息跟死亡數的時候，紐約還處於歌舞昇平的開年大轉速裏，沒有人會覺得這是會登陸北美的事情。出於直覺我去採購了一些口罩和手套。當時和我一起的美國朋友還覺得我特誇張。我説也分給他們一些，他們立馬大笑，“不需要啦。口罩又沒用。這病我覺得最多兩三週就過去了。趕緊吃飯去吧，你別再找口罩了。”我愣了下，心裏有點不爽，“遲早要來的”。

説完我就後悔了。那時候他們的感受肯定不同的。沒有家人置於其中，也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中國的病情，又怎麼要求人家跟我一樣牽腸掛肚居安思危呢。

可能美國人天然覺得事事能擺拍的心態，加上許多人都還關注在民主黨辯論上，中國的疫情就像是在新聞裏看某個國家有戰爭了，某個地方又着大火了，某個區域又動亂了。談起來的時候評論幾句，但從來不覺得會到自己頭上，需要有所準備。我到處買口罩的舉動就好像看到哪裏戰亂了，就要開始在家裏裝防彈玻璃一樣荒謬。

口罩到底還是用上了。

直到三月初疫情大爆發前，各個州都沒怎麼檢測，確診人數並沒有很多。即便意大利“淪陷”了，也沒有任何大型活動取消的跡象。當時正值軍械庫藝展覽會跟大大小小的藝展開幕。因為早早應了朋友的邀請，在去與不去間還是選擇了去。

▲紐約軍械庫藝術展覽會

挑了一個上午人少的時間去中城。過馬路的時候覺得奇幻，這樣全球樞紐的密度，除了新冠，又有多少病毒穿梭行徑呢？紐約簡直是病毒天堂，我們都是雲裏霧裏的囚徒。

那會兒忽然覺得生存竟成了全憑直覺的事。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是藝博會，搞藝術的直覺都比較好，裏面的人都直覺性的有了保持距離，不握手，不擁抱的共識。這讓一貫社交黏糊的藝術圈有了一種奇怪的新景象。人們洋溢的表情言語配上極度剋制的肢體，比旁邊陌生化的作品更陌生。

即便是這樣的陌生，這時代似乎保持距離比拉近距離更容易些。

那天臨走前大家一改往常，認真的説“保重”。

我太喜歡這個詞了。

周圍一切藝術包裹的絢麗都成了這個詞的佈景像俠客遠行前的惜別，特實在的一種人情味兒，西部世界裏不多的。

我們為什麼不早一點這麼説呢？

這之後確實有點相忘於江湖的意思。

3 月 10 號左右畫風忽然轉變。那一天開始幾乎全部都在接收各種活動取消的消息。紐約這座連軸轉的城市突然停了下來。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

我的實體空間又由城市全面轉戰到了家裏。也是到這個時候，武漢和紐約平行了，它們連同整個外部世界賽博化，和室內狹小的物理空間構成我此時的生活。

▲紐約曼哈頓，行人和工作人員戴起口罩。圖片來源：法新社

比起之前自己置身之外的羞愧，現在倒有種有難同當的感覺。細想有點幼稚，但這種本能的感受反而讓我在風眼裏沒有任何的恐慌和不適，反倒更加踏實。

年初我天天打電話給國內的家裏人囑咐他們不要出門，現在換他們天天囑咐我。

年初朋友以為我在武漢都來問候，現在他們又來問候一次，搞得我怪不好意思。

我開玩笑，“我這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上一次回武漢的時候心情比較複雜。在紐約做完展覽，人跟被掏空一樣，想回去看看，也想想接下來的事情。

和許多故事總結的一樣，家園註定變成一個遙遠的地方。這種遙遠不是地理上也不是歷史性的遙遠，而是記憶斷層帶來的模糊感。每一次的‘家’與‘回家’之間都疊加了太多的人事和改變。記憶模糊，現實又沒了比對，家變得陌生。

出國後父母搬去了深圳，都只是偶爾回武漢。以前的學校換了地方，喜歡的書店不知道是拆了還是搬了，商圈比比皆是，入駐的店鋪和國外流行的沒什麼區別。本土特色的東西‘高級化’了很多，吉慶街也都在洋樓裏了…

我笨拙的消化着這種陌生感。

一天下午，父親叫我去散步。當時也是冬天。我們走去漢陽江灘，踱步到橋下。父親習慣邊走邊講些東西，喜歡講蘇軾，末了也囑咐我一些話，我都聽着。像這樣和父親平靜地走着小時候是沒有的。這座橋在我小的時候也沒有。江面還是兒時記憶裏的樣子，沒什麼風，船明明在眼皮底下，不一會便消失在視野。當時的心境讓我忽然想起走在曼哈頓橋上的時光。走這橋的人不多，很安靜。橋上散步的習慣是去紐約後有的，它承載了我的成年與煩惱，矛盾與孤獨。這些畫面和現實重疊起來，讓身旁的父親顯得有一些緩慢。這些年我不在身邊的日子，他又經歷了什麼呢？他和母親喜歡深圳嗎？我們下一次在武漢這樣行走又會是何時呢。

▲漢陽江灘公園

這兩年我腦海裏回放最多的也是這個長鏡頭。有些五味雜陳，卻漸漸令我與自己和解。

我想沒有一塵不變的故鄉，沒有無瑕的回憶和完美的當下。生活的實體和記憶，本就是來來回回的。它們斷裂，連結，再斷裂，再連結；它們消亡，生成，不斷交織成網。而這張網就是這個離散時代裏，我們持續編織的家園記憶。它必然超越單一的地理和時間。

法國詩人愛多爾德·格列森特對‘根’的説法打動我，他用了“errantry”這個詞，根不是閉塞直線的，而是流動的，不斷生成新的關聯的狀態。

這種狀態年輕一代人更有體會。他們流動於不同地域，文化，有着多重的身份體驗，而對家鄉的情感則來自於記憶的留存與想象。現在的我越來越覺得，連結我們的不是對國的認識，而正是這種家園想象，它來自每個人內心深處。

隔離在家這些天，我常想起一個秘魯朋友的作品。去年在維也納做展覽的時候認識的。

他來自利馬，在維也納已待了好些年。他的一組雕塑作品令我難忘。比起抽象宏大的表述，抑或完全解構掉的後現代符號，他用外婆教他的文字“書寫”出家鄉和外婆殘碎的記憶。這樣一種書寫基於家族記憶，跳出了西方純理性主義的框架，迴歸自身的鏈接系統跟真實的情感表達。也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有了許多共鳴。

聊起來發現有不少在紐約的共同朋友，都來自利馬。我也聊起了武漢，我的外婆，江邊橋下的午後。窗外是維也納五區靜謐的街道。這樣一座有點落寞的老牌資本主義城市裏，年輕的生命編織着新的家園記憶。讓我對這個混沌的時代有了一些希望。

臨走前我跟他説希望這件作品能一直做下去。

這話也是對自己説的。

這幾天還真收到他的信息。很簡短。

“武漢還好嗎？在紐約還好嗎？”

我説好。

武漢和紐約都會好起來的。

“保重。”

“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