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 索賠潮來, 重建“中國抗疫”核心敍事刻不容緩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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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燕菁 |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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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一些西方媒體將其視為中國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而當中國逐漸控制疫情、歐美爆發疫情之時，許多西方政客和媒體又向中國提出追責和索賠。這些都導致中國在疫情“敍事之爭”中處於不利地位。本文認為，從對中國製度的進攻到對西方制度的防禦，西方的新冠疫情敍事，試圖通過誘發全球對中國的追責來達到國內政治卸責的效果。作者指出，敍事爭奪絕非是臆想的戰場，經驗豐富的西方國家比我們更早意識到敍事主導權極端重要，今年3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就刊文指出：“如果中國人的敍事獲得接納，那麼此次新冠疫情的地緣政治影響將長期存在……不但‘中國在持續崛起、西方在無情衰落’的説法將獲得更多信眾，而且西方內部也將出現一些人——他們會越來越積極大膽地支持中國的體制並反對西方的民主制度。”作者認為，只有敍事才能對抗敍事，構建中國版的抗疫敍事已迫在眉睫。為此，我們應當強調：新冠病毒爆發是人類與一種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武漢的犧牲是為全人類而犧牲，武漢保衞戰為其他國家和區域贏得了時間。

本文轉自“學習俱樂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儘快建立中國抗疫的核心敍事

隨着新冠病毒在全球開始蔓延，西方對中國應對新冠病毒的解讀也從最初的制度嘲諷，迅速變異為對中國政府惡意隱瞞的指責。從一開始“美國和意大利等國隨即切斷了與中國之間所有的空中航線，這使人們產生了一種中國人已淪為不可觸碰的世界賤民的印象”（英國《金融時報》），發展到特朗普公然將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西方對新冠病毒危機的主流敍事正在發生突變。西方隨着自身開始深陷危機，其新冠危機敍事開始從對中國製度的進攻，轉變為對自身制度的防禦——通過誘發全球對中國的追責，達到國內的政治卸責。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對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產生了意想不到巨大沖擊的情況下，為了儘量消解中國和西方抗疫效果對比帶來的制度衝擊，將這場“天災”定位為“人禍”就成為西方敍事的必須選擇。美海軍部長在給羅斯福號航母深陷新冠病毒威脅的艦員們的訓詞中，毫不掩飾地説：“他（指艦長Brett E . Crozier）的郵件中最讓我困擾的一件事是，他説我們沒有處於戰爭狀態。嚴格來説，我們並沒有處於戰爭狀態。但是讓我告訴你們，我們現在面臨這個問題的唯一原因是一個叫作中國的政權對這個病毒的情況進行隱瞞。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聲譽，他們把世界置於危險之中”。

為了消除危機對西方核心制度的巨大威脅，西方敍事從一開始就將新冠病毒的全球擴散解讀為“邪惡制度導致人道災難”。沿着這一敍事的主線，武漢就被解讀為“切爾諾貝利”，中國就是“切爾諾貝利事件中的蘇聯”。一旦這一敍事被災害中的各國民眾接受，不僅中國對全球抗疫的物質支援會被解讀為中國對其早期隱瞞行為的“贖罪”，甚至疫情過後還可能像對待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那樣，對中國進行孤立、清算甚至索賠。其後果將會使疫後中國的國際利益受到長遠而巨大的損害，中國迄今在全球抗疫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威望將蕩然無存。山雨欲來，構建中國自己的敍事已迫在眉睫！

由於缺少像西方那樣成熟的核心敍事，中國面對國際輿論壓力，只能依靠外交部門戰術層面的被動應對。特別是在新冠病毒大爆發後，中國國內的輿論一開始就被引向問責政府這一方向，地方政府早期試圖對各種信息的控制（也是西方國家現在做的）、武漢醫生的犧牲以及自媒體廣泛傳播武漢人民遭遇的苦難（很多也都是事實），都在西方的敍事邏輯下被解讀為“對民眾知情權的打壓”。各種真假信息（比如各種陰謀論），有意無意地淪為西方敍事的註腳（比如西方國家以罕見的速度出版某日記）。

任何事實都是敍事的素材。在不同的敍事裏，同樣的素材會被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讀。建立被廣泛接受的敍事，遠比依靠管控堵漏式闢謠，更能夠呈現層出不窮的事實。只有敍事才能對抗敍事。構建中國的新冠敍事已經刻不容緩。在我看來，中國版的敍事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關鍵點：

敍事1：新冠病毒爆發是人類和一種未知病毒的遭遇戰。

新冠危機就是一場戰爭——是一場全人類抗擊共同敵人的戰爭。將“病毒”而不是“他國”定義為戰爭的對手，應當是中國敍事和西方敍事的分水嶺。西方敍事中最核心的論述，也是其最低劣的一環，就是將新冠危機解讀為“國家責任”，一旦我們開始在“誰應負責”這一話題上與西方國家“互毆”，我們也就掉入西方敍事的陷阱——病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如果接受“人類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病毒”這一敍事，武漢就不再是西方敍事裏的病毒之源，而是在驚濤駭浪中第一個發現船艙漏水的“水手”，它不僅不應該受到指責，反而是人類命運之舟上的“英雄”！在新的敍事裏，武漢面對的是一場和未知敵人的“遭遇戰”，只有這樣才能為地方政府一開始的隱瞞和延誤提供合理解釋，才能坦然承認和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才能消弭西方敍事中對中國“政府有意隱瞞事實”的虛假陳述。在正確的敍事裏，武漢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面對“閉卷”考試的城市，他在初期犯下的錯，是任何面對“盲試”的城市都難以避免的。在這樣的敍事下，對武漢政府初期的決策失誤和武漢人民承受的巨大痛苦根本無須掩飾，李醫生的悲情、方方的日記都可以放到這一特定敍事裏成為武漢“偉大的圍城史詩”中一部分。

敍事2：武漢是英國當年抗擊鼠疫的埃姆村。

在我們的敍事裏。武漢應當是英國當年為抗擊霍亂而自我犧牲的“埃姆村”而不是“切爾諾貝利”。“埃姆村”和“切爾諾貝利”在西方現有的話語體系中具有特定的象徵含義。將武漢比作“埃姆村”就是要擊破西方將武漢封城描述為“人民自由被剝奪”的敍事。武漢封城之所以成功，是建立在全體人民自覺、自願集體犧牲之上的。武漢就是超級的“埃姆村”，選擇封城是自由的人民自願付出的崇高犧牲，是人性的光輝！從全中國源源湧入武漢的逆行者和海量物資，國家不計任何經濟代價的生死救援，不是權力體制的強暴，而是全國人民絕不會放棄為他們殊死抵抗的武漢人民的集體意志。中國各省與武漢這種生死與共的關係，應當是今天全球抗疫中各國生死與共的光輝樣板。

敍事3：武漢的犧牲是為全人類而犧牲。

中國敍事要強調在世界其它地方還以為新冠只是流感的時候，武漢是第一個發現病毒並果斷“開槍”的那一個人。武漢與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是全人類與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武漢的確損失慘重，錯誤連連，但它沒有成為二戰中投降的巴黎，沒有成為崩潰的敦刻爾克。在經歷了短暫的震驚和慌亂之後，武漢在第一時間抄起最簡陋的武器就地構築防線，隨之而來的就是驚天動地的殊死抵抗。是武漢靠自己的犧牲為世界抗住了最毒的那顆“子彈”！在正確的敍事裏，武漢的犧牲不是什麼權力體制導致的惡果，它代表了全人類在危難關頭崇高的勇敢和高貴的不屈。它如同當年的斯大林格勒，在至暗時刻給人類帶來希望，它是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展開的抗疫事業的偉大標杆。正是由於武漢的犧牲，使中國和東亞迅速走出疫情，進而成為今天支持全球抗疫僅存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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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4：武漢保衞戰為其他地區贏得了時間。

在中國的敍事裏，要特別強調武漢的殊死抵抗暴露了新冠病毒的主要特徵——正是因為武漢率先向世界公佈、預警這一空前狡猾的“敵人”，從而使其他地方的抗疫成為“開卷考試”。東亞國家在抗疫中的優異表現不是西方敍事中民主制度對集·權制度的結果，它和湖北之外的其他中國省份（含港澳台）能取得更優異的表現一樣，都是建立在武漢所做出的巨大犧牲之上的。世界各國在共同災情前的不同表現，取決於誰充分利用了武漢贏得的寶貴經驗和時間。武漢不僅不應像西方敍事那樣被問責、被追究；相反，武漢應當被感激、被傳頌。“我覺得全世界真的欠了武漢人民的情，我想讓武漢人民知道，世界知道你們所做的貢獻”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布魯斯·艾爾沃德的這句話應該被全世界聽見。

敍事完成後，剩下就是傳播學工具的選擇：

（1）真誠向武漢致敬。這次清明節向新冠疫情中的犧牲者默哀是一個非常好的肢體語言，它向世界表明武漢為國家做出的犧牲不會被忘記。建議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專門向偉大的武漢封城者致敬，並在“遭遇戰”的語境內中檢討危機中出現的各種不足。要對犧牲者和一線醫生、基層公務員、施工者、志願者予以實質性表彰（獎章、獎金），要獎勵、補償所有封城期間滯留在武漢的人民，要免除武漢封城期間的國税，要優先安排來自湖北的農民工……**我們對待武漢的行動，實際上就是告訴世界應當怎樣對待中國——如果我們不能善待武漢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會善待中國；如果我們歧視湖北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不歧視中國。**我們要有意識將地將中國各省與武漢的關係，投射到世界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向世界示範中國敍事的真實場景。

（2）發揮好自媒體的作用。面對西方媒體（包括國內一些自媒體）對武漢故事的惡意解讀，中國缺少RT、半島這樣有影響力的國際喉舌，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恥辱。但中國有強大自媒體，我們可以在中國自媒體社區首先建立主流敍事。一旦有了被普遍接受的敍事，這一敍事就會自動剪裁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各種故事就會通過民間渠道（留學生、華人、外企，抖音、推特……），滲透到海外社區（特別是英語社區）。通過證據和事實，讓讀者自己生成不同於西方的主流敍事，並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傳播。同時，所有的國家行為都要同這一敍事相一致，要把每一筆對外援助都納入這一敍事描述的情境之中，要讓對武漢抗疫的醜化成為“反猶”一樣的政治不正確，冒犯武漢人民尊嚴的實體不應得到任何援助。一旦中國危機敍事能進入西方網絡，它就會像追殺病毒的抗體一樣，在其民間社區傳播、變異，重新剪裁事實，並最終壓倒西方設定的危機敍事。

（3）建立傳播信任。信息傳播的前提就是真實。中國是當事人，是第一線，本來擁有最多的真實，但由於缺少自己的敍事，在西方大眾傳播中反而不受信任。為了抵消西方敍事剪裁過的故事，不得不通過網絡上管控來堵漏。而大規模管控的結果導致原本真實的信息也變得不可信。一旦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敍事，被動的管控就不再重要，事實的保真就成為我們話語權爭奪的工具——誰能最先獲得最原真的事實，誰的敍事就越容易被傳播和接受。傳播學的規則是通過敍事剪裁真相，而不是通過權力剪裁真相。真相永遠是擁有更強大敍事能力一方的工具，一旦擁有強大的敍事，你就不會懼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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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本身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影響上。但從大歷史看，幾個月也好，幾年也好，新冠危機終會過去。即使像大蕭條、世界大戰這樣的危機，本質上也都是“一過性”的，疫後經濟定會出現V形反彈，反倒是對危機的敍事，會對疫後世界格局產生更持久的影響。這就像學校的考試，本身並不會對考生產生實質的改變，但考試結果所導致的新排序，會重塑同學間的相互關係，其影響一直會持續到下一次考試。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全球對抗瘟疫視作一場戰爭，戰後的利益格局不會按照國家犧牲大小排序，而是會按照主流敍事給出的分數排序。

敍事爭奪絕非是一個臆想的戰場，經驗豐富的西方國家比我們更早意識到敍事主導權極端重要的意義。3月16日吉迪恩·拉赫曼在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上一篇文章寫道：

“如果中國人的敍事獲得了接納，那麼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地緣政治影響將會長期存在，甚至在疫苗研發成功後也很難消退。屆時，不但‘中國在持續崛起、西方在無情衰落’的説法將獲得更多信眾，而且在西方內部也將出現一些人——他們會越來越積極大膽地支持中國的威權體制並反對西方的民主制度。”

好的敍事，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壞的敍事，可以把一手好牌打成爛局。戰敗國之所以“戰敗”，最終是被戰勝國通過其戰爭敍事而定義的。我們切不可天真地以為歷史屬於擁有真相的一方。在敍事面前，真相併不重要。歷史向來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在這個意義上，對敍事主導權的爭奪，才是這場危機中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衞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啓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轉自“學習俱樂部”，原題為“儘快建立中國抗疫的核心敍事**”，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佈****。**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