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説“文人誤國”——從《□□日記》説起_風聞
吕华阳-公众号“夜语春秋”作者2020-04-21 21:07
(發於公眾號“夜語春秋”)
己亥年末到庚子年初,大事卻也是發生了幾件的,一件便是新冠病毒以武漢為中心所爆發的時疫,一件便是方方作家以武漢為樣本所撰寫的日記,其中據説有些不甚確實地謠言,但方方作家都及時一一做出了“極左”的批覆,雖然國人依舊有些忿忿,但並不足慮,倒是洋人的開心是確實的,這邊寫着,那邊便譯着,寫完了,也譯完了,雖然不確定能賣出去許多,但多少也能讓同為時疫所困的“上大人洋先生”帶去一些快慰,教他們看着文字想象中國的悽慘,併為了自己的自由而越發欣喜,至於那些僑居或定居海外的國人,雖然可能會因為她的文字而橫遭不少災厄,可左右算算,還是洋大人們重要些,於是便扭過臉去,一門心思爭起了左右,不再管了。
可見文人大抵也是有劣根性的,文人的劣根性,大抵便是不教其他人罵人,自己卻以罵人為榮,可罵又不肯好好罵,只肯拐彎抹角地嘟囔,卻以自己罵人可以罵的隱蔽為自豪,仿若只要張嘴罵上幾聲,這世道和日腳就會變得更好,若沒有變好,那必然是做事的人沒有聽我的罵,而這世間和日腳若是真的變好了,便是我罵的功勞,與那做事的人沒有半點干係,你若不讓他罵,他便説你是“餘孽”,聽不得旁的聲音,而你想讓他聽聽你想説的,他卻又捂起耳朵,不作聲了,再以“不自由”的名義將書送於洋大人處發刊,冠個“禁書”的名頭,再轉回來,勾教着你偷偷摸摸地看。
有句話説得好,“仗義每是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説得再進一點點,便是“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再俗些,便可以罵一句“洪洞縣裏沒好人”,但無論哪種説法,也無論有沒有好人,但文人卻總是能更壞一些的。
然而文人們卻總是不肯承認的,非但不肯承認,反要説説這些話的人未開民智,皆為愚民,自古以來,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自覺自己讀聖賢書行聖人道,言行豈是這等愚民所能詬病的,有那被文人説得心動的百姓,跟在後面拍掌鼓譟,愈發顯得他們行為高潔,彷彿他們生下來便是沒有錯,也不可能錯的,於是他們便也不吝惜口中的美詞,間或賞給身後那些百姓幾個,愈發讓他們拍掌鼓譟得厲害,覺得自己也當如此,卻又不配如此,於是便只能在其後鼓譟,愈發地覺得自己是愚的,而文人們愈發對了。
只是這文人雖然是文字在先,可後面總還墜着一個人字,大凡是人,便總是要吃飯的,而吃飯,卻總是要營生的,而營生,卻總是能做的人愈少愈好的,因此在本朝以前,雖則文人口口聲聲説要開啓民智,然則識文斷字的終究還是那些人物,今天你和我寫一封“親愛的”,明日我和你在雨裏“去接你”,間或有幾個高高在上指點江山的,可讓他們去指點百姓識文斷字,當真開啓民智時,卻又不見了蹤影,仿若他們便是百姓,他們知曉了,便是百姓知曉了,雖然已經沒了老爺,可他們卻還要想着繼續做百姓心裏的老爺,若非有寥寥幾個當真願意開啓民智的做幌子,便是全以詐欺之名告訴入獄,也是不冤的。
可見文人之間都是些有意無意的騙子的,只是騙得久了,便連自己也信了,加之有些人見着文人中有寥寥地好人,便以為文人全是好人,時日久了,文人自己也覺得文人都是好人,而百姓卻愈發愚了。到了新朝鼎立的時候,便是連高小這等連文憑都算不上的學生去勞動,都是可以當作國家級新聞來播送的。
他們本以為,新朝也與前朝一樣,縱然前朝亡了,可他們依舊還是在民之上的,然而新朝卻並不以吹鼓手為意,竟然讓他們去和鄉下泥腿子一般勞動,這便不止是斯文掃地了,而是大大的有辱斯文,原本按着聖人的説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羣鄉下泥腿子,學那麼多知識能做甚呢,只消聽我的便好。然而新朝確是當真開了民智的,前朝時,大抵一名農民是斷然沒有機會同胡適在同一張報紙上辯駁的,而如今大抵只要是個人且不認同方方的,只要肯發聲,卻也都可以與方方去微博上辯駁個清白,全然不顧方方女士已然年過花甲,這樣一來,方方女士的工作量必然是大了不少,於是便也只能一一做出“極左”的回覆,如此看來,新朝也着實可惡了些,而方方女士憎恨新朝卻也不是甚麼值得稀奇的事情了。
畢竟,日腳總是要往好處過的,時代的灰塵便是再沉重,卻也總是要去打掃的,只是打掃下來的那些灰塵,卻只能於絕望中發出一陣陣哀嚎,眼睜睜看着自己被倒入灰桶,氣運好些的,尚能肥田,若是氣運差些,便只能落入臭溝,與塘泥為伴了。至於塘泥是左還是右,又有誰會關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