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説“文人誤國”——從《□□日記》説起_風聞

（發於公眾號“夜語春秋”）

己亥年末到庚子年初，大事卻也是發生了幾件的，一件便是新冠病毒以武漢為中心所爆發的時疫，一件便是方方作家以武漢為樣本所撰寫的日記，其中據説有些不甚確實地謠言，但方方作家都及時一一做出了“極左”的批覆，雖然國人依舊有些忿忿，但並不足慮，倒是洋人的開心是確實的，這邊寫着，那邊便譯着，寫完了，也譯完了，雖然不確定能賣出去許多，但多少也能讓同為時疫所困的“上大人洋先生”帶去一些快慰，教他們看着文字想象中國的悽慘，併為了自己的自由而越發欣喜，至於那些僑居或定居海外的國人，雖然可能會因為她的文字而橫遭不少災厄，可左右算算，還是洋大人們重要些，於是便扭過臉去，一門心思爭起了左右，不再管了。

可見文人大抵也是有劣根性的，文人的劣根性，大抵便是不教其他人罵人，自己卻以罵人為榮，可罵又不肯好好罵，只肯拐彎抹角地嘟囔，卻以自己罵人可以罵的隱蔽為自豪，仿若只要張嘴罵上幾聲，這世道和日腳就會變得更好，若沒有變好，那必然是做事的人沒有聽我的罵，而這世間和日腳若是真的變好了，便是我罵的功勞，與那做事的人沒有半點干係，你若不讓他罵，他便説你是“餘孽”，聽不得旁的聲音，而你想讓他聽聽你想説的，他卻又捂起耳朵，不作聲了，再以“不自由”的名義將書送於洋大人處發刊，冠個“禁書”的名頭，再轉回來，勾教着你偷偷摸摸地看。

有句話説得好，“仗義每是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説得再進一點點，便是“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再俗些，便可以罵一句“洪洞縣裏沒好人”，但無論哪種説法，也無論有沒有好人，但文人卻總是能更壞一些的。

然而文人們卻總是不肯承認的，非但不肯承認，反要説説這些話的人未開民智，皆為愚民，自古以來，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自覺自己讀聖賢書行聖人道，言行豈是這等愚民所能詬病的，有那被文人説得心動的百姓，跟在後面拍掌鼓譟，愈發顯得他們行為高潔，彷彿他們生下來便是沒有錯，也不可能錯的，於是他們便也不吝惜口中的美詞，間或賞給身後那些百姓幾個，愈發讓他們拍掌鼓譟得厲害，覺得自己也當如此，卻又不配如此，於是便只能在其後鼓譟，愈發地覺得自己是愚的，而文人們愈發對了。

只是這文人雖然是文字在先，可後面總還墜着一個人字，大凡是人，便總是要吃飯的，而吃飯，卻總是要營生的，而營生，卻總是能做的人愈少愈好的，因此在本朝以前，雖則文人口口聲聲説要開啓民智，然則識文斷字的終究還是那些人物，今天你和我寫一封“親愛的”，明日我和你在雨裏“去接你”，間或有幾個高高在上指點江山的，可讓他們去指點百姓識文斷字，當真開啓民智時，卻又不見了蹤影，仿若他們便是百姓，他們知曉了，便是百姓知曉了，雖然已經沒了老爺，可他們卻還要想着繼續做百姓心裏的老爺，若非有寥寥幾個當真願意開啓民智的做幌子，便是全以詐欺之名告訴入獄，也是不冤的。

可見文人之間都是些有意無意的騙子的，只是騙得久了，便連自己也信了，加之有些人見着文人中有寥寥地好人，便以為文人全是好人，時日久了，文人自己也覺得文人都是好人，而百姓卻愈發愚了。到了新朝鼎立的時候，便是連高小這等連文憑都算不上的學生去勞動，都是可以當作國家級新聞來播送的。

他們本以為，新朝也與前朝一樣，縱然前朝亡了，可他們依舊還是在民之上的，然而新朝卻並不以吹鼓手為意，竟然讓他們去和鄉下泥腿子一般勞動，這便不止是斯文掃地了，而是大大的有辱斯文，原本按着聖人的説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羣鄉下泥腿子，學那麼多知識能做甚呢，只消聽我的便好。然而新朝確是當真開了民智的，前朝時，大抵一名農民是斷然沒有機會同胡適在同一張報紙上辯駁的，而如今大抵只要是個人且不認同方方的，只要肯發聲，卻也都可以與方方去微博上辯駁個清白，全然不顧方方女士已然年過花甲，這樣一來，方方女士的工作量必然是大了不少，於是便也只能一一做出“極左”的回覆，如此看來，新朝也着實可惡了些，而方方女士憎恨新朝卻也不是甚麼值得稀奇的事情了。

畢竟，日腳總是要往好處過的，時代的灰塵便是再沉重，卻也總是要去打掃的，只是打掃下來的那些灰塵，卻只能於絕望中發出一陣陣哀嚎，眼睜睜看着自己被倒入灰桶，氣運好些的，尚能肥田，若是氣運差些，便只能落入臭溝，與塘泥為伴了。至於塘泥是左還是右，又有誰會關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