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個準萬億城市的下一步，“抱大腿”還是“當大腿”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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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2019年統計公報顯示，“上游圈”城市競爭正趨於白熱化，“萬億俱樂部”城市數量達到17個。與此同時，“準萬億俱樂部”城市數量從去年的1個急速擴容至7個。全國範圍內經濟強市的密度大大增加。

上週，濟南公佈2020年重點任務——承諾今年GDP邁過萬億門檻。與濟南一同“候場”的，還有泉州、東莞、合肥、福州、南通以及西安（以9000億為限計算）。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馮奎曾説，GDP超過萬億，意味着城市的區域帶動力和輻射力大大增強。

新晉城市的崛起，對現有城市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對於上海、深圳等城市來説，南通、東莞的加入將進一步提升都市圈的發展能級，增強其經濟的輻射能力；但同時，青島、南京等城市則可能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01

強援

南通+上海，東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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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城市羣時代，城市的發展不能再靠單打獨鬥。要參與更大範圍的城市競爭，取決於城市如何有效通過合作配置資源。

去年，長三角、大灣區兩大國際戰略均有新的動作。與此呼應的是，南通和東莞兩座城市脱穎而出，進入“副一線城市”的候選名單。

兩市的發展有諸多相似之處。回顧過去十年的GDP變化，在2015年後，兩座城市的增長曲線幾乎重合，而在合作格局上，其與周遭的上海、深圳兩座一線城市相伴而生，分別探索出了各自的合作路徑。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陳波曾指出，討論城市合作，不僅要看中心城市的能級，更重要的是合作另一方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接人口、產業輻射。

南通與上海儘管距離相近，但因一江之隔，使合作遠不如經濟基礎更好的蘇州等城市。據同濟大學副教授鈕心毅測算，1.45萬的上海跨城通勤者中，從蘇州方向到上海的佔85%。而南通的僅佔約3%。

南通是否需要上海？答案是肯定的。數據顯示，南通30%的高層次人才、40%的創投風投機構從上海引進，50%以上的企業與上海合作，60%的進出貨物通過上海口岸。

反過來，《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在長三角內部，上海人口前五大來源地中，第一、第二和第五分別是鹽城、南通和泰州，與蘇北協同發展的需求十分明顯。

去年，南通建設“上海第三機場”的消息傳出，讓南通提出許久的上海“北大門”形象更為清晰。今年，蘇州、無錫等城市紛紛尋求與南通加強合作。

在不少專家看來，南通的發展，不僅有望為資源天花板愈加明顯的上海紓困，更重要的是實現資源的“傳導”，連接上海與江蘇中北部、北部地區的發展。

如果説在蘇州、無錫等城市面前，南通的作用是上海連接更廣闊區域的“跳板”，那麼，東莞則是深圳實現創新發展的“左膀右臂”。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指出，深圳的經濟發展“有看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東莞就在隔壁”。在他看來，與其他製造業城市相比，東莞製造業的多元化和連接度十分突出，“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體現在數據上，東莞與深圳有着頗高的產業匹配度。自2008年深圳企業大規模外遷以來，深圳製造業產值增長速度連續7年降低，在2014年甚至出現了零增長。

深圳第二產業的GDP佔比也在2011年後連續5年下降，低於第三產業佔比。作為產業的承接方，東莞外貿依存度（進出口貿易總額/GDP）從1995年433.8%的歷史最高峯下降至2018年的162%。

02

上位

濟南+青島，福州+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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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海、深圳這樣經濟體量已超過2萬億的城市來説，對周邊城市的輻射效應已經十分明顯。但對於剛破萬億的青島和尚在萬億門檻的泉州，面臨濟南、福州的近距離追趕，競爭的意味更為明顯。對於其所在的山東、福建省，則可能是“二選一”的困境。

從兩組城市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在強省會策略下，經濟大市的地位或將不保。

以青島和濟南為例。GDP走勢顯示，去年青島經歷GDP“擠水”，全國城市排名從12跌至16位，而濟南在“吞併”萊蕪後GDP大幅上升，躋身“準萬億俱樂部”的行列，兩市GDP差距在多年拉大後急速收窄。 

由於沿海經濟先發優勢，青島各項經濟指標均常年領先濟南。即便在體現區域輻射能力的指標上，濟南也未能展現出省會城市的角色。

近年來，情況正在發生逆轉——以本外幣存款餘額為例，經過多年“纏鬥”，2015年開始，濟南與青島逐漸拉開差距。

資源配置能力增強的背後是城市吸引力的增強。企業層面，在不久前發佈的《山東專利創新企業百強（2019）報告》中，濟南以26家首次反超青島的21家，位列榜首；人才層面，根據本土求職平台齊魯人才網發佈的數據，2019年四個季度濟南人才吸引指數均高於青島。

這與山東省發展重點的調整不無關係。

城叔發現，在兩市公佈的2020年重點任務中，濟南提到深入實施《濟南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三年行動計劃》，進一步向該定位邁進；而青島卻沒有關於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表述。

與2019年之前濟南與青島申報國家中心城市均得到山東省支持不同，青島逐漸失聲，而濟南則一路“高歌猛進”，直至今年初發布上述行動計劃。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福州、泉州二市身上。

2018年，福州GDP在多年落後的情況下追平泉州，關於其能否先一步邁入萬億俱樂部的猜想一時不絕於耳。儘管今年兩市經濟格局又回到過去情形，但在諸多方面，福州相較於濟南，有更明顯的強省會基礎。

與濟南、青島相反，在“三駕馬車”上，泉州均落後於福州。泉州的優勢幾乎集中在工業領域——以2018年為例，泉州工業總產值達1.8萬億，而福州僅9745億，前者為後者的近兩倍。

十年來，泉州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僅從59.9%下降至58.9%，與此相比，福州已從47.4%下調近7個百分點至40.8%。

儘管工業撐住了泉州經濟增長，卻難以維持其對福州的優勢，原因在於其增加的差距正被其他領域的落後抹平。比如，在消費上，福州對泉州的優勢也開啓了逐年上升的步伐。

二者的變化也顯示出經濟大市與省會城市的一種發展方向——泉州向工業經濟的方向“一騎絕塵”，而福州則專心修煉服務業內功，兩者通過分工，避免同質化競爭。而由於服務業的高附加值，福州或將實現對泉州的反超。

03

合作

合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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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重塑不僅限於省內。作為安徽、陝西首次進入準萬億城市的代表，合肥、西安的崛起，或能改變整個區域的發展格局。

近段時間，官方佈局了一系列動作，均意在加快跨市、跨省合作：

先是中央提出，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羣率先實現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而後，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江蘇實施方案中提出，加強南京都市圈與合肥都市圈協同發展，打造東中部區域協調發展典範。

換言之，推動合肥與南京合作，將是具有引領示範效應的一步棋。

但直到去年，競爭仍然是兩市的“關鍵詞”。去年5月，蚌埠同時向合肥、安徽兩個都市圈發出“入羣”的意願，並在一個月後與南京對接相關事宜。

這無疑將觸動合肥敏感的神經——在此之前，同屬安徽的馬鞍山、滁州、蕪湖、宣城均已被劃入南京都市圈範疇。3個月後，蚌埠整體加入合肥都市圈的決定迅速得以通過。

從GDP走勢來看，合肥與南京GDP之比已經從原來的50%迅速縮減到接近70%，在區域內相對影響力得到大幅提升。

但在輻射能力上，合肥仍然遠不如南京——2017年，長三角地區流入南京人口占比前兩位是馬鞍山和亳州，分別佔比15.87%與10.23%，來自安慶的人口以7.30%的佔比排名第五；而合肥流入人口第一大來源地是合肥郊縣，第二大來源地安慶佔比僅7.82%。

如今，即將跨越萬億門檻的合肥，是否有足夠的底氣與南京“同台共舞”？

在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看來，兩座城市在科創發展上有着相似的定位，能夠為合作增加籌碼。

從數據上看，率先落户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合肥基礎科研略勝一籌，其擁有4個國家實驗室，規劃8個大科學裝置，均高於南京；

而在成果轉化上，卻落後一步——2018年，南京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到3126家，一年內淨增1282家；而合肥則僅為2110家，淨增僅444家。

“合肥在量子科技、智能語音等領域的科技成果，主要是在長三角中心城市進行轉化，其中也有一部分在南京。”陳耀説，“其目標是實現就地轉化，但產業支撐、市場培育等卻不夠匹配。”

他也指出，在城市羣的視野下，同屬於兩個城市羣的蕪湖、馬鞍山、滁州等市，能夠作為兩市合作的“緩衝帶”，承接雙方的產業轉移，拉近兩座城市的距離。

而相對獨立的西安，面對的將是整個西部合作的多重利好。西部陸海新通道已將其納入合作版圖之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落定，還將為包括西安在內的西部地區合作帶來新的可能。

城市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慢進亦退。無論是攻擂方還是守擂方，都要在變局中孕育新機。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