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新冠大流行將加速歷史進程而不是重塑歷史_風聞

圖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作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

原載：Foreign Affairs網站2020年4月7日，轉自微信公眾號“世界在變”；

翻譯: 川Sir；編輯：鄭文明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全面性的大危機，因此很自然地認為這將是現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自新冠病毒——COVID-19出現以來的幾個月裏，分析人士對該病毒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方式產生了分歧。但大多數人認為，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界將同以往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有人預測，這場病毒大流行將帶來一個由中國領導的新的世界秩序；也有人認為，這將引發中國崩潰。有人説它將結束全球化；也有人希望它將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還有一些人認為，這將加劇民族主義，破壞自由貿易，並導致各國或上述所有國家的政權更迭。

但病毒大流行之後的世界未必與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COVID-19與其説改變了世界歷史的基本方向，不如説加速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這一病毒大流行及其應對措施揭示並加強了當今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徵。因此，這場危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轉折點，而是將成為過去幾十年以來世界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小站點。

現在預測危機何時結束還為時過早。無論是在6個月、12個月還是18個月內，時間的長短將取決於三方面：一是人們遵守社交距離準則和衞生習慣倡議的程度；二是快速、準確和負擔得起的檢測、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可用性；三是向個人和企業提供的經濟救濟的程度。

誠然，可以預見的是在這場危機中所劫後餘生的世界樣貌——美國領導地位下降，國際合作搖搖欲墜，大國競爭。在COVID-19出現之前，國際環境就已顯現這些的特徵，這場病毒大流行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而在此之後的世界裏，這些特徵只會更加顯著。

後美國世界

當前危機的特徵之一是美國明顯缺乏領導能力。美國沒有與全世界團結，從而共同努力對抗病毒及其引發的經濟影響。美國也沒有號召全世界其他國家效仿美國，從而在國內解決這一問題。其他國家正在盡最大努力照顧自己，或求助於已過感染高峯的國家，例如中國。

但是，如果這場危機之後的世界將是一個美國所占主導地位日漸式微的世界（幾乎無法想象今天有人在寫一個“單極時刻”），那麼這種趨勢幾乎算不上什麼新鮮事。至少近十年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所説的“其他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的結果，儘管美國的絕對經濟和軍事實力持續增長，但這種崛起導致了美國相對優勢的下降。但更重要的是，這是美國國家意志動搖的結果，而不是美國國家能力下降的結果。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監督了從阿富汗和中東撤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則主要利用經濟實力對抗敵人。但他基本上結束了美國在敍利亞的存在，並試圖在阿富汗也這樣做，也許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對聯盟或維持美國在解決重大跨國問題方面的傳統領導作用並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

這一變化很大一部分是基於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訊號，其承諾是若美國減少在國外的行動，而把精力集中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將會更加強大和繁榮。該觀點隱含着這樣一種假設，即美國在世界上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浪費的、不必要的，而且與國內福祉無關。對許多美國人來説，這次病毒大流行可能會強化這一觀點，儘管事實上，它應該強調國內福祉如何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他們（許多美國人）會説，美國必須集中精力糾正自己，將資源用於內需而非外需——要黃油、不要大炮。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因為這個國家能夠同時負擔得起兩種選擇，人們對此爭論不絕於耳。

與美國的政策選擇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榜樣力量。早在COVID-19摧毀地球之前，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經急劇下降。由於持續的政治僵局、槍支暴力、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管理不善、鴉片類精神藥物濫用等等，美國所代表的東西對許多人越來越缺乏吸引力。聯邦政府對這一病毒大流行反應緩慢，缺乏連貫性，而且常常是無效的，這將強化人們已經普遍認同的觀點，即美國已經迷失了方向。

無政府社會

病毒大流行始於一個國家，然後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這是全球性的挑戰。這也進一步證明全球化是一種現實，而不是一種選擇。這一次病毒大流行肆虐了全世界各個國家，無論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也無論貧窮的還是落後的，更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而唯獨缺少的是任何有意義的全球響應跡象。（牛頓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顯然已經不起作用了。）世界衞生組織本應處於應對當前威脅的核心地位，但它的作用實際上很有限，這也充分説明了全球治理的窘境。

但是，儘管病毒大流行使這一現實變得尤為明顯，但其潛在的趨勢早就出現了：任何國家，無論多麼強大，都無法獨自成功應對的全球性挑戰，即便是世界組織往往在面對這些挑戰時也會力不從心。誠然，全球問題同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之間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種病毒大流行爆發的規模。可悲但不可迴避的現實是，儘管“國際社會”一詞似乎已經存在，但它大多是雄心勃勃的，適用於當前世界地緣政治的一些方面。這不會很快改變。

對這一病毒大流行進行響應主要是在國家級層面或甚至是地區級層面，而非國際級層面。一旦危機過去，重點將轉向國家復甦。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看到人們對應對氣候變化有多大熱情，特別是如果人們仍然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遙遠的問題、並擱置起來，轉而選擇去解決短期的問題。這必然是錯誤的。

造成這種悲觀情緒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之間的合作是應對大多數全球性挑戰所必要的，然而美中關係多年來一直在惡化。這次病毒大流行加劇了兩國之間的摩擦。在華盛頓，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對此負責，這歸咎於中國政府數週來的掩蓋和不作為，包括未能及時鎖定疫情爆發的武漢市，以及允許數千名感染者離開而進一步傳播病毒。中國現在則試圖把自己描繪成成功應對這一病毒大流行的典範，並以此為契機擴大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這隻會深化美國的敵意。與此同時，當前危機也絕無可能改變中國對美國的看法——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一個歷史反常現象，也不會減少中國對美國在貿易、人權和台灣等一系列政策上的不滿。

在病毒大流行之前，中美兩個經濟體“脱鈎”的觀點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這一觀點產生的原因在於美國擔憂自身對許多基本商品過於依賴潛在對手，並且對中國的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過於敏感。這次病毒大流行將會加快“脱鈎”，一定程度上是源於對中國的擔憂。人們將重新關注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以及刺激國內製造業的需求。全球貿易將部分恢復，但更多將由政府管理而非由市場進行調節。

這一病毒大流行還將加劇發達國家對接收大量移民和難民的抵制，而這個趨勢至少在過去五年裏就已顯現了。其部分原因是出於對輸入傳染病風險的擔憂，還有部分原因是高失業率將使社會對接納外來人口持謹慎態度。即使流離失所者和難民人數已經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且將繼續大幅增加，因為其所在國經濟已無法再支撐這麼多人口，這種反對情緒仍將繼續增強。

其結果既造成廣泛的人類痛苦，又給負擔不起這些痛苦的國家帶來更大的負擔。幾十年來，弱勢國家一直是一個重大的全球問題，但這次病毒大流行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造成更多弱勢國家和失敗國家。債務問題日益嚴重必將加劇這一狀況：界許多地區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債務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在醫療費用和救助失業人口方面的開支將導致債務猛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面臨無法滿足大規模要求的問題，而發達國家是否願意在滿足國內需求的情況下提供其幫助還有待觀察。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及整個非洲都有可能發生影響全球復甦的餘震。

COVID-19在歐洲的傳播也凸顯了歐洲一體化失去了動力。歐洲各國在應對這次病毒大流行及其經濟影響中則往往各自為戰。但早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歐洲一體化進程就已經失去了動力，英國脱歐尤為明顯。“後病毒大流行”世界（post-pandemic

world）的主要問題是，隨着歐洲各國質疑在國境內做好防控能否減緩病毒的傳播，那將必須在布魯塞爾（譯者注：歐盟總部）和各國首都之間做出的選擇。

這種病毒大流行可能會加劇過去15年來明顯的民主衰退。人們將呼籲政府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無論是限制人口流動還是提供經濟援助。公民自由將被許多人視為戰爭的犧牲品，這是危機中所無法提供的奢侈品。與此同時，一旦疫情終結，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國家構成的威脅依然存在。事實上，其威脅很可能因其他國家集中關注病毒大流行而得以持續增加。

一個更加失序的世界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名為《失序時代》的書，描述了一個大國競爭加劇、核擴散、弱勢國家、難民潮激增、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同時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日漸式微的全球景象。病毒大流行將改變的不是“失序”這個事實，而是其程度。

理想的情況是，這場危機將使各國重新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國際秩序，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為將近3/4個世紀所帶來的促進和平、繁榮和民主。這樣的秩序將包括在監測傳染病的爆發並處理其後果方面加強合作、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願景、為網絡空間制定規則、援助移民、應對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問題。

但這場全球災難過後，幾乎沒可能看到歷史重演。當今世界根本不利於被塑造。無論是國家還是非國家行為體，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分散。多數情況下難以達成共識。新技術和新挑戰的進展已經超越了能夠與之抗衡的集體能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享有像美國在1945年那樣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於阿富汗和伊拉克兩次曠日持久的戰爭和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美國目前也無力承擔國際領導的角色。即使像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這樣的外交政策“傳統主義者”在11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國會和公眾的抵制也將阻止美國以高昂的代價全面迴歸國際角色。任何一個國家，即便是中國，都沒有意願和有能力來填補美國離開後的權力真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共產主義威脅的需要，促使美國公眾支持其國家在全世界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曾説過一句名言：美國政府必須讓論據“比事實更清楚”，才能讓美國人民和國會接受遏制蘇聯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利用“中國威脅論”同樣可以在今天激起公眾的支持，但基於對抗中國的外交政策則很難應對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戰。與此同時，也很難呼籲美國人民把解決國際問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可以參照先例不是二戰後的時期，而是一戰後的時期——一個美國參與度下降且國際格局激盪的時代。剩下的就是人盡皆知的歷史了（The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