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幾個知識分子悄悄幹了一件大事_風聞

1920年3月，（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四人合影

100年前的1920年春，身在北京大學的李大釗，和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見面。帶着李大釗的“介紹信”，維經斯基又奔赴上海，去見“北李南陳”的“南陳”——陳獨秀。

歷史從一百年前延伸出來的多條岔路，融合為一句耳熟能詳的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作為從新文化運動中出來的知識分子，這一代人為何轉向馬克思主義？又如何理解、實踐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究竟對中國有什麼樣的意義？

追溯這些緣由，絕非僅僅為了“回憶”。 

1

選擇馬克思主義

1911年，辛亥革命引發各省獨立，宣統皇帝退位。不僅入關267年的滿清一朝宣告結束，秦始皇於西安創造的帝制，也在2132年後成為“歷史往事”。

中華民國成立後，十多年的時間裏，兩個中央政府南北對立：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重心。兩個政府控制的地域都十分有限。內戰沿着鐵路線展開，軍閥以派系區分。

西藏和外蒙古脱離了中國的掌握，外國炮艦頻繁在內河航行。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裏的外國租界操縱——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需要自然得不到重視。

中國出口商品以農產品為主，進口商品則針對的是新興市民階級的興趣和購買力。但是這批人的數量實在太小，也不足以改變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經濟態勢。

舊的體制所剩無幾，而新的體制尚未產生，只有擁有私人軍事力量的軍閥維持着表面和短期的“團結”，於是，“實力政治”大行其道，陰謀和政變成了家常便飯。

軍閥割據令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尊嚴和信任，也造成了此後十多年裏人們普遍的困頓和失望——錢玄同在北京浙江會館裏找到魯迅，想讓他給《新青年》投稿時，後者正在臨摹古碑文。

錢玄同

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是一代激進知識分子用來抵制政治文化領域倒退勢力的陣地。特別是袁世凱任職總統期間，倒退勢力捲土重來。“新青年”靠一系列的“防守反擊”，以及“民主科學”的口號，真正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反抗青年。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勝利。不僅《新青年》將歷史的目標與西方的民主科學等同看待，瞭解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提案的中國人，無不翹首盼望協約國勝利能改變近代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的現實。

然而，《凡爾賽和約》是一記重擊，民主國家並未給中國任何的同情和公平——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提出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並收回山東權益，均被否決。

陳獨秀過去曾把協約國的目標與公正的理想劃等號，此時也受到強烈的刺激。因在反對《凡爾賽和約》的五四遊行中起到領導作用，他被判處五個月監禁。

陳獨秀（右）與蔡元培合影

在“凡爾賽出賣”之後，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及發生在兩年前的“十月革命”，開始與民族主義一起，激盪在中國啓蒙者的心中。列寧肯定民族主義在“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發揮作用的説法，啓發了李大釗。

雖然當時關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資料並不算多，但李大釗最先領會到了中國的可能——落後國家完全可以依靠社會主義革命，在腐朽的現代西方國家之外另闢蹊徑，從而置身於歷史先鋒的地位。

李大釗在1919年5月4日的《每週評論》社論中寫道，“既然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展得不充分，中國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國、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更為容易。”陳獨秀也贊同這種“蛙跳”理論，既然俄國成功跳過資本主義階段，中國為什麼不行？

1920年年初，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精神領袖“南陳北李”，在宣傳馬克思的理論同時，也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瞭解到“列寧主義組織路線”的政黨模式：把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意志的根本體現；按照軍事化的意義，組織起一批“職業革命者”。

1919年，在李大釗的介紹下，鄧中夏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左二為鄧中夏，左四為張中府，右三為李大釗，右二位黃日葵

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在幾乎兩代人的時間裏，梁啓超與陳獨秀、李大釗，他們都將中國的復興視為“向西方學習”的最佳結果。他們過去無不採取了“雙重標準”：西方國家侵略中國是可恨的，然而其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可取的；或者將中國受到的欺侮歸咎於自身的孱弱。

而馬克思主義終於解決了兩代人的“精神分裂”——宣稱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侵略戰爭的根源。自此，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的西方改革模式才在中國恢復了一些1919年之前的那種精英吸引力。 

2

思想與行動的準備

1919年年底，陳獨秀針對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的道德敗壞，發起猛烈的攻擊：“西洋的遊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新青年》《每週評論》和《晨報》，大量刊登工人、農民的信息，引起人們對無產階級及嚴重社會問題的注意。

帝國主義者、軍閥和腐敗的官僚，必須要由革命來解決。正如李大釗所説：僅僅“開幾個公民大會”是無法將掌權者從其所在的位置上趕走的。

李大釗（前排中坐）與憲法公言社同人的合影

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做的準備，一是思想上的，一是行動上的。

《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新青年》和《晨報副刊》均有介紹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説》譯成中文；《資本論》有被大量刪節的中譯本。

除此之外，具有中文版本的，還有《僱傭勞動與資本》《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發展》。

十月革命之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共產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都有中譯本。列寧在1919年12月俄共（布）八大所作的《關於黨的綱領》中的“民族自決”與“過渡時期的經濟”中文文本，在《新青年》第八卷第3、4號上刊登。

後來，由於不再滿足僅僅翻譯俄國的理論和消息，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也會向莫斯科派駐特約記者，其中包括瞿秋白，動機是“尋求……改造中國的真理”。留學生也常常帶來第一手資料，正是經由留法的蔡和森的來信，毛澤東才將早期對克魯泡特金的信服，轉變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服。

1921年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部分會員的合影。前排左二範鴻劼，左五何孟雄，左六黃日葵，後排左六鄧中夏

1920年夏天起，多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漸具雛形。從地理上看，李大釗執教的北京大學，網羅了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張太雷等人，並於1921年1月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包含了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陳望道、茅盾、周佛海等17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有毛澤東、何叔衡等；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有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有王盡美、鄧恩銘等；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三位都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廣東人，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

在境外，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周佛海、施存統，都是先在上海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然後去日本的。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由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張申府組織，成員有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

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左起）：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與趙光宸的合影

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是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東進計劃”之一。

五四運動之後，俄共（布）西伯利亞區負責人向俄共（布）中央建議成立“東方局”，以便和東方各國的革命力量聯繫，幫助這些國家建立共產黨。李大釗在1920年1月與俄共（布）取得了聯繫。3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成立。之所以在海參崴設點，是因為從莫斯科到海參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在戰爭中遭到破壞，一趟車至少要花二三十天，海參崴與中國直接聯繫更加方便。

同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向中國派遣代表團，列寧對其下達三項任務：

一、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

二、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

三、物色一些中國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分子到俄國遊歷。

1923年4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任弼時、羅亦農（左二）同國內赴蘇的劉仁靜，張國燾

代表團的負責人維經斯基，性格較為温和，給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27歲的維經斯基充滿了青年的熱情，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運動之間的最初橋樑。

六七個月的時間裏，維經斯基往返於北京、上海、廣州，回國前表示，“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建立的雛形組織能夠迅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3

一大的召開

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召開。這是一次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會議，蘇俄擊敗了入侵者，結束了4年內戰，共產國際已經不再是一句口號，而如列寧所説，是“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有52個國家，103個組織的605位代表，5000人蔘加了開幕式。

記者瞿秋白這樣描繪大會的景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大廳裏響起嘹亮的《國際歌》，瞿秋白首次將其譯成中文後，在1923年經蕭三轉譯，“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從此傳遍中國大地。

列寧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講話

出席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為張太雷和楊明齋。此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人也輪流列席參會。7月12日的閉幕式上，張太雷作大會發言，他説：“在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此刻，共產國際執行代表馬林，已經在去往中國的途中。荷蘭人馬林並非俄共（布）黨員，他從1920年8月起直接受命於列寧，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相比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馬林的職務更高。

李達時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馬林和尼可洛夫（尼柯爾斯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他們建議我們應該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七月一日開幕……”

法國由於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已經來不及，未收到邀請信。1921年7月下旬，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週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柯爾斯基共15人，圍坐在上海望志路一〇六、一〇八號李漢俊家的長方餐桌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召開。

中共一大會址

大會的議題是：制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選舉中央機構。陳獨秀給大會寫了來信，信中有四點意見：黨員的發展與教育；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運用；黨的紀律；羣眾路線。具有雄辯家口才的馬林致辭長達三四個小時，他強調“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的時候，會場上的氣氛變得微妙起來。

後面的會議中，圍繞中國共產黨是否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是學習歐洲和俄國的共產黨，支持孫中山革命運動，待革命成功再加入議會競選，還是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原則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共產黨員能否在國民政府中做官等問題，代表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有人總結，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章程規定黨的任務是組織和教育勞動羣眾，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並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儘管章程沒有闡明民主集中的原則，黨也將有計劃地建立一個系統的、純潔的、秘密的從小組到中央的組織，以便領導工人、農民和士兵羣眾來完成革命任務。

黨章認定黨必須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存在的黨派，包括國民黨，採取敵視與不合作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要向共產國際逐月遞交報告，並與其保持密切聯繫。中國共產黨中央由三人組成：書記陳獨秀，組織主任張國燾，宣傳主任李達。

對於陳獨秀、李大釗，以及參加或未能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社會主義代表一個美好的新天地，那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的社會，每個人都能盡其所能地發展自己。瞿秋白在1920年8月赴莫斯科前，與《新社會》雜誌的同事們告別，他説，希望促成的是一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差別、沒有戰爭危險的民主新社會。

瞿秋白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比國民黨改組早了3年），可以説第一次創造了20世紀中國的現代政黨制度，並以一種嚴密的組織、紀律，有計劃的軍事行動和獨立的實踐，去實現那個“民主新社會”的最初願望，也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風雨和波折。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在2019年4月就“五四運動一百年”接受《南風窗》採訪時，曾特別指出，“自覺地要把文化運動、思想運動和政治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一個現代政治的發明”。中國共產黨由新文化運動推動結合，又整合了大眾運動，從此，文化運動、大眾運動和政黨政治三者構成的互動，成為20世紀中國現代政黨政治的基礎。

今天回溯100年前的“建黨歷史”，絕非僅僅為了“回憶”。

21世紀意味着一個新的政治時期。特別是在一個黑天鵝事件頻發、世界風雲變幻的新時期，政黨需要結合什麼樣的文化運動，如何更新“新政治”的能力，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政治”，是我們今天需要迫切討論和思考的問題；100年前“建黨前”的嘗試和探索，是這些問題的起點，也包含了通向答案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