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_風聞
大牧_43077-2020-04-21 12:44
張維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作者:這就是中國
本文轉載自:觀視頻工作室(ID:guanvideo)
“這次新冠疫情的爆發,很像是一場世界大戰,幾乎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涉及的各種問題都濃縮在一起。中國應對挑戰的理念和舉措,將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未來演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走向成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直至完全的勝利。”
當下世界正處在變局中,而在世界多地爆發蔓延的新冠疫情,無疑會讓整個世界格局發生更加深刻而又複雜的變化。4月13日,在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5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數字“一帶一路”中心的副主任李波教授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展開討論。
新冠疫情在歐美大爆發,民眾對政府應不力強烈不滿,其中一個原因呢,是坦率地講,中國抗疫模式比較成功,創造了一種模式,一種巨大的存在感。而為什麼中國可以做到,我們西方國家做不到呢?這使西方的反華勢力十分惱火,於是就使用他們慣用的造謠誣衊的手段。最近他們在説中國數據造假,其實背後是西方今天的窘境,我們這麼優越的民主制度,我們這麼發達的國家都控制不了疫情,你們“專制”國家、落後國家,怎麼可能控制住呢?
最離譜的是,據報道,有英國官員是這樣説的,説中國疫情的真實數據應該是中國通報的40倍。這就是我老講的,今天看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許多報道,最好當笑話來看,我們可以隨時編出許多笑話集,大家不要太在意,讓他們繼續留在黑暗中犯傻吧。最後後悔的一定是西方自己,而不是中國。
現在是網絡世界,專業信息的渠道溝通非常暢通,我看西方專業人士總體上對這次抗疫過程中對中國的評價,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的。那麼在社交媒體上,質疑西方主流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聲音也非常之多。我就看到一個網民的調侃,説如果中國的數據是假的,那麻煩了,中國採取這麼嚴格的防控措施,數據還是假的,那西方國家採取如此鬆懈的措施,西方國家只能完蛋了。反過來也一樣,如果中國數據都是真的,那也麻煩了,因為西方現在採取這麼多模仿中國的做法、措施,但落實的過程、落實的程度遠遠不如中國那麼嚴格,那麼西方國傢什麼時候才可能達到疫情拐點呢?
所以這次新冠疫情的爆發,很像是一場世界大戰,它的敵人不是某一個國家,而是病毒。與前兩次世界大戰相比,這次大戰發展的速度很快,或者説更快,影響的國家和人口都更多、更廣,它已經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爆發。它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不亞於前兩次世界大戰,它造成的生命損失,現在還難以準確地判斷,因為疫情在中國以外的地區開始多點爆發。我們希望通過國際抗疫阻擊戰,能夠把人類的生命財產損失降到最低的程度,雖然這是很不容易的。

這場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幾乎可以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涉及的各種問題都濃縮在一起。那麼我想在這裏呢,用兩期節目和大家探討其中的四個問題,或者叫“四重挑戰”。
第一個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地位變化帶來的挑戰,第二是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第三個是文明衝突帶來的挑戰,第四個是制度競爭帶來的挑戰。現在我們先談前兩個問題,是我個人的思考,一家之言,算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來思考這些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問題。
那麼和歷史上類似的挑戰相比,今天的這些挑戰顯得更為嚴峻。因為歷史上這四種挑戰中任何一種單獨就可能引發戰爭,或者引發過戰爭,但今天這四重挑戰是疊合在一起的,互相滲透的,所以情況更為複雜。當然,今天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崛起,這改變了世界上很多東西。中國應對這些挑戰理念和舉措,我想將深刻地影響世界格局的未來的演變,有可能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走向成熟。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地位變化”帶來的挑戰。那麼大家知道,就是對這個話題着墨最多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借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提出過這麼一個結論,説當年雅典城邦崛起,引起了斯巴達城邦的恐懼,結果是戰爭。他通過16個案例論證,認為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存有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其中12次爆發了、導致了戰爭。
他本人反覆強調他這樣論述的目的是為了提醒中美雙方努力避免軍事衝突,但他説出版社採用標題黨的方法起了書名,叫《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我曾與他當面交流過,我説,你這16個案例所涉及的國家幾乎都是篤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遊戲的國家。這種情況拿來比喻中國這樣一個相信合作共贏,不相信零和遊戲的國家,沒有説服力。但他還是堅持,説多數美國人現在還難以接受我這樣一種解釋。

我一直認為,對美國也好,對西方也好,該講的道理一定要講,而且要講得直白,講得清楚。中國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歷史感的文明型國家,只要比較中西方的歷史發展,你就可以發現兩者有一個重大的差別。歷史上的歐洲,它的歐洲大國都是軍事帝國,武力征服其他國家是他們信仰的一部分。歐洲的崛起一直伴隨着殖民戰爭和其他戰爭,只是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才開始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但是即使這樣,它還沒有放棄對外使用武力手段欺負弱小國家。
中國沒有西方這種軍國主義的傳統。鄭和十五世紀上半葉下西洋的時候,他主力艦的排水量百倍於80來年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聖瑪利亞號,但中國沒有對其他國家殖民。這種崇尚和平的傳統和基因一以貫之。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1890年前後,美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他就發動了美西戰爭,佔領了菲律賓和古巴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國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中國今天的軍事實力,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收復所有被鄰國佔領的南海島礁,但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主張通過談判來解決分歧。
作為一個崇尚和為貴的文明,中國人是從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國防,就會任人宰割,所以才開始了追求民族復興和強大國防的目標,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國人對自己的國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國家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中國保持着強大的止戰能力,保持對美國説No的權利。
我一直説,美國人是最承認實力的,我們該展示實力的時候,一定要展示實力。美國英語中有一個慣用的表述方法,或者慣用語,很能反映美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If I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我無法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這次中國和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兩個國家綜合實力和治理能力的同台競爭,中國是遭遇戰,倉促應戰後很快穩定下來,一手爛牌打成一手好牌。相比之下,美國以逸待勞,坐失良機,打得荒腔走板,一躍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截止4月9日9點半左右,美國累計的確診人數是430376例,死亡人數高達14739例,死亡人數是中國的4倍多,全面領先世界,特朗普總統是這樣説,如果最終能夠把死亡人數控制在10萬內,就説明我們幹得不錯,真讓人毛骨悚然哪!

就這樣的作戰水平,美國政客還要甩鍋中國,連艾莉森教授都看不下去了,他不久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寫道:美國政客把矛頭對準中國,這是逃避現實,“他們試圖逃避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責任”。他認為,不管中美結構性的衝突如何,在戰勝冠狀病毒這方面,美國面臨的緊迫挑戰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己未能調動起與這種威脅相匹配的反應能力。他主張中美雙方呢,應該合作應對這場疫情。他説,中美都應該認識到,彼此都需要對方來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因此,夥伴關係,即使有限的夥伴關係,在戰略上也是必要的。
那麼一方面呢,我同意艾莉森教授的這個觀點,就中美應該合作抗疫,但細看一下,他這句話還是有點問題的。他這樣説的,“彼此都需要對方來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今天的事實是,中國幾乎是憑自己的一己之力,遏制住了病毒傳播,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偏執狂是一直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的。現在美國自己成了疫情震中,這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巨大變化,這種情況今後估計將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發生,這本身也是百年未有大變局的一部分。
不久前,美國93位前高官,包括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三位前美國駐華大使,發表了一篇聲明,呼籲中美合作抗疫,聲明中這樣説,中國生產醫療設備的能力,中國醫務工作者的經驗以及疫苗研發方面,我們可以進行跨國的合作。她認為雙方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進行合作”。“美中兩國如果不展開某種程度的合作,任何抗擊新冠病毒的努力——無論是在國內拯救美國人的生命,還是在國外抗擊這種疫情,都不會取得成功。”與美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這樣的偏執狂相比,這個聲明中包含了更多的理性,我覺得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她也看到了中美雙方抗疫能力,實際上是不對稱的,她看到了中美兩個大國應該合作應對這場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
但這封聲明還是延續了美國人的傲慢與偏見,竟然提出:“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的問題上還是有不少方面需要負責:最初的隱瞞,持續缺乏透明度,沒能全面與美國和國際醫學機構充分合作,公然發起宣傳運動,將危機的責任轉移到美國等。”那麼這樣的指控是中國人斷然不能接受的。在這種認知基礎上是無法進行合作的。
美國要做的首先是深刻反思自己的制度危機,糾正自己防控過程中各種嚴重失誤和漏洞,否則中國人怎麼幫你也是沒有用的。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在美國危機的時候落井下石,我們對美國人民蒙受的苦難感同身受,我們也會對美國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義幫助,這是任何國家都應該做的,但兩個國家之間大規模的合作,需要有良好的氛圍,需要把對方看作朋友,而不是敵人,需要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如果到今天還是盛氣凌人,惹是生非,不斷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那誰買你的賬?我們將給予堅定的反擊。
艾利森教授在談“修昔底德陷阱”的時候多次強調,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是難以調和的。其實,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長於“調結構”,中國是“調結構”的專家。在這方面,我們要做的是進一步全面增強中國的綜合實力,包括軟硬實力,同時讓美國清晰地知道,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下面我再談談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我們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英國人瓦特1776年發明蒸汽機為標誌開始的,但在這之前呢,英國已經通過戰爭擊敗了它的主要對手西班牙,成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後來英國又打敗法國,從法國人手中獲得了今天的加拿大等大片領土。那麼換言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後,英國已經通過戰爭手段,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包括商品、勞力、資本、原材料市場在內的統一的國際市場。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從19世界下半葉開始,以發電機、內燃機為標誌,資本主義隨之就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先是英國,然後是法國,然後是德國,還有一些其他歐洲國家,很快把整個非洲瓜分完畢。總之,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本身都伴隨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血與火、擴張和殺戮。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在這個節目曾經説過這麼一個觀點,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我們艱苦奮鬥、篳路藍縷,為中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包括政治制度的基礎,包括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獨立的國防體系,獨立的科技體系的建設,還包括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醫療等等社會事業,為中國崛起創造了基礎條件。然後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幾乎是以每十來年完成一場工業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趕過來。
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來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可以説完成了以紡織業為主的這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十來年,我們大致完成了以電力、內燃機、石化工業和中高端基礎設施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然後呢,與西方几乎同步地進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起初是追趕,然後是逆襲,現在已經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今天世界正處在從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折期,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生活和運作的方式。應該説,中國已經進入這場新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而這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實現的,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蹟。

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同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方陣的中國和美國,是否會發生衝突和戰爭?坦率地説,局部衝突不能完全排除,但中美兩個大國都是核大國,他們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概率是很小的。此外呢,中美兩國有許多深度的利益交融,我相信中美兩個國家最終會找出一條合作共贏的道路,但這需要經過鬥爭。
現在美國對中國華為公司的圍剿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把5G“控制權”的競爭看作是新的“軍備競賽”,認為誰控制了5G,誰就能在經濟、軍事和情報上領先他人。所以過去這一兩年裏,美國一直在全力阻止其歐洲盟國和其它國家使用華為設備,但未能奏效,現在美國又想採用更為極端的措施來阻止華為的成功,但他們的舉措將激起中國人民更大的義憤,最終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也是率先走出疫情的最大經濟體,中國有能力應對美國反華勢力的挑戰,在新工業革命中,美國想孤立中國,我估計更可能的後果是它最終將孤立它自己。

除了中美因素之外,新工業革命本身也帶來許多挑戰,人工智能、生命科學、量子計算、無人化等等日新月異,跨界融合、質變突破,在造福民生的同時,也潛藏了很多問題,包括失業問題、安全問題、倫理問題等各種風險。人類社會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面臨顛覆性的衝擊。隨着人工智能技術加速發展,致命性的自主武器系統的研發也在加速推進,是否會被恐怖分子利用等等,都是我們的擔心。基因編輯技術也有被濫用而失控的危險。此外,利用深度學習算法的這種“深度偽造”技術也在衝擊各國及全球的信用體系。這些都是人類社會面臨的新的挑戰。
我們在這次疫情防控中,5G、AI算法,還有中國整體信息化的水平,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展示了中國擁抱新工業革命的巨大的成果。這些成果的背後是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一些理念,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與西方把許多高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都政治化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國“以人民為中心”這種理念,使新工業革命獲得了世界最大最廣最深的應用市場,使人民具有巨大的獲得感,使企業獲得無限的商機。
二是我們與時俱進的文化基因,我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千年古訓。我們以信息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信息文明,而不是以傳統工業文明眼光來看待信息文明。我們認為信息文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我們要順勢而為,趨利避害,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三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讓新工業革命和高新技術為整個人類服務,而不是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以這次戰疫為例,世衞組織專家高度肯定中國科學家及時與各國分享病毒基因測序等大量信息和知識,認為這是國際社會團結一致抗疫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理念的意義,中國人做事情講“道”,講“正道”,講“大道至簡”,“道”這個字中文中3000多年前就有了,這是中國人的偉大的智慧,“道”是一個更高的、更綜合的概念,它的載體是理念,它是管“術”的,它可以把不同的“術”串在一起,打出完美的組合拳。
在這之前我們就談到,一場疫情“世界大戰”襲來,那個表面看來挺高大上的《世界衞生安全指數2019》成了國際笑話,它排名最高的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仗打回原形,而中國卻脱穎而出。這樣的指標只會數“術”,而且帶有偏見,不懂中國人講的“道”。在這次戰疫中,我們的“道”就是“人民的生命高於一切”,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整個戰疫,讓西方很多人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想學都學不會。
這使我想到大家經常問我的問題,中國是不是要取代美國,什麼時候可以取代美國,現在時機是不是已經成熟了,其實這樣的問題本身是挺西方邏輯的,西方還喜歡用一個標誌性的戰爭或者事件來鎖定大國交替的時間。比方説,西方很多學者把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看作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分水嶺事件。英國當時還想繼續打埃及,美國要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影響力,説英國你必須停火,12小時內你就必須停火,後來英國只能停火。

那麼我個人認為中國崛起的邏輯是獨特的,中國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或者叫中國模式,它更可能帶來的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大勢,一種“代差”,或者叫“降維”。這就很像我們過去拍照,我們用膠捲,那個時候大家討論的是,是柯達公司的產品,還是富士公司的產品,他們之間競爭誰將勝出?但最後改變一切的是數字技術的出現,讓過去的這種競爭變得不再有多少意義。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它這個崛起的世界意義可能就在於此。
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