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飛峯：王瓘藏高句驪故城刻石拓片考略_風聞

王瓘藏高句驪故城刻石拓片為國內少見的關於高句麗平壤城刻石的拓片（圖一），拓片見於仲威先生新作《紙上金石——小品善拓過眼錄》，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目前為止平壤城發現的類似刻石一共六件，統稱為高句麗（高句麗亦作高句驪）平壤城刻石。仲威先生釋文為：已酉年□月廿一日，自此下向東十二里物省小兄非須白頭□□矣。對照拓片和其他幾件高句麗平壤城刻石，這件拓片應為平壤城第二刻石拓片，完整銘文應為：己酉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東十二里物苟小兄俳須百頭作節矣。

其他五石銘文分別為，第一石銘文：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一里小兄相夫若侔利造作。第三石銘文：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下十二里內卩百頭上位使爾丈作節矣。第四石銘文：丙戌十二月中漢城下後卩小兄文達節自此西北行涉之。第五石銘文：卦婁蓋切小兄加羣自此東回上裏四尺治。第六石銘文：本城四十二年畢役。其中第一石、第三石和第六石原石已經亡佚，第二石殘片現藏於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第四石現藏於朝鮮中央歷史博物館，第五石仍砌於平壤城牆中。

一、拓片題記及相關人物

拓片右側和左側分別有題跋和觀款各一條，右側為王瓘題跋，共計五列，最右一列，字體稍大，隸書題寫：高句驪故城刻石。其餘四列字體較小，為楷書題寫，從右至左為：張君仰山得自三韓吳亦梅/轉以贈餘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王瓘補記藏之/篋中已三十年矣。以下有兩方篆書印，分別為“王瓘之印”（白文）和“孝玉”（朱文）。左側為魏戫楷書題寫的觀款一條，內容為：光緒丙午四月十五日日本速水一孔定海方若山陰魏戫觀。下有篆書印一枚，為“魏戫長壽”（白文），觀款右側有篆書印一枚“仰山審定”（朱文）。以上四枚印章均為方形。

拓片上右側題跋雖短，但説明了拓本的來源及王瓘得到拓本的機緣和時間。王瓘（1847~？年）字孝玉或孝禹，清末民初金石學家、書畫家。光緒時期以金石收藏、書法名動一時，官至江蘇道員。由於曾為端方幕僚，所見所聞、結交人物頗廣。張君仰山即張仰山，浙江人，因經營松竹齋南紙店而聞名京城，松竹齋即榮寶齋的前身，創建於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當時松竹齋的經營範圍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官折官卷用紙；二是文房用具；三是代理訂購書畫作品。吳亦梅即吳慶錫（1831~1879年），祖籍海州（今朝鮮黃海南道首府），生於漢城（今韓國首爾市），字元秬，初號鎮齋、又號亦梅、天竹齋，朝鮮時代著名金石學家，譯官，思想家，著有《三韓金石錄》《三韓訪碑錄》《天竹齋札錄》等。

根據王瓘的題跋，拓片最初是由張仰山從吳慶錫處得到，後來由張仰山轉贈給王瓘，王瓘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補記時，這張拓片已經在書篋中收藏30年，以此推測王瓘可能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從張仰山處得到這張拓片，時年王瓘26歲。

左側觀款由魏戫題寫，時間為光緒丙午，即1906年，應是魏戫等人觀看王瓘藏平壤城刻石拓片時題寫，人物包括日本的速水一孔、定海的方若以及山陰的魏戫。其中速水一孔（？~1941年），日本外務省人員，曾求學於日本明治時代著名詩人北條鷗所，1897年在日本駐杭州領事館任職，以後相繼任日本駐遼陽、奉天、間島領事館的副領事或代領事，1917年任日本駐遼陽領事館領事。1926年出版了《支那の硯に就て》。魏戫（1860~1927年），初名龍常，字紉芝，又字鐵珊，亦作鐵三，因善書《龍藏寺碑》，號龍藏居士，晚號匏公。光緒十一年（1885年）進士，候補知府。生於浙江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市），工書法，尤擅魏碑，又因魏氏尚武，人稱“精武書家”。

方若（1869~1955年），本名城，字楚卿，小名偈寶，又字藥雨，號劬園，晚號古幣富翁。浙江定海人，好收藏古泉、碑拓，尤以古泉為最，曾與杭州古泉藏家張叔馴，重慶古泉藏家羅伯昭鼎峙而立，時稱北方，南張，西蜀羅，著有《校碑隨筆》等。方氏早年曾因抨擊慈禧弊政，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遭通緝而出走日本，天津淪陷時期曾出任偽職。

金石學形成於北宋時期，金石拓片作為中國古代文人研習古物、陶冶情趣的一個特殊載體，在傳承古代文明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收藏金石拓片也成為古代文人的一種風雅，相互觀摩、饋贈各自收藏的金石拓片、題跋稽考成為這一活動的重要環節。王瓘藏高句驪故城刻石拓片上的兩則題記，一為王瓘自己觀摩時題寫的關於拓片流傳過程、得到機緣和時間的題跋，二是同好魏戫、方若等觀摩時題寫的觀款。

二、高句麗平壤城刻石的發現及其與平壤城的修建

平壤城刻石自發現以來，就成為中國、朝鮮半島及日本學者關注的對象，關於平壤城刻石發現過程、傳承及初步研究，吳慶錫《三韓金石錄》、劉喜海《海東金石苑》等均有記載。吳慶錫本人曾經收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吳慶錫之子吳世昌在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墨拓本和雙鈎本的題跋對於上述過程記述的比較詳細。鑑於這兩種題跋的重要性，我們將其抄錄如下。

高句麗故城刻字（墨拓本）題跋（圖二）：平壤志曰純廟己丑大漲九層城潰決出二志石/一石有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東十二里物苟小兄/徘須百頭腓節矣二十七字一石有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東下二里內中百頭上位使爾伐節/矣二十七字此石出於乙丑為神異雲金秋史正/喜嘗以拓本寄中國劉燕庭喜海曰小兄二字/為句驪古蹟無疑己丑當為長壽王時燕庭乃/載之於海東金石苑此其第一石也越二十六年乙卯/先府君獲之詳加審定以藏之暇或拓以贈人頃/歲不肖潦倒政海拋家遠遁者屢矣家人不戒/誤落斯石故第二行之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日字/但存半形可勝惜哉朝鮮金石總覽官輯之/時贈以拓本矣其書成乃載其年代曰平原王十一/年云云未知何所據也先府君所著三韓金石/錄首載此刻其略曰蓋句麗之都平壤自東川/王始其後或居或徙其修築城堞之見於史者/東川王以漢延熹十年丁卯築平壤城始都焉故/國原王以晉咸和九年甲午增築平壤城皆與己丑/無涉則此刻當在長壽王時特逸於史耳己丑/即長壽王三十六年當中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也其字畫因石之勢隨意橫斜/每到下段字漸大而起筆出波間具隸法於此亦/足以見六朝變隸之筆矣平壤志以俳為徘以/作為腓為伐皆誤九層城未知何處也/長壽王己丑後一千四百七十五年之閼逢困敦/葦滄居士識。

這件拓片及題跋上有印章五枚，其中橢圓形“長壽石軒”印（白文）位於拓片右下方，長方形“青城舊物”印（朱文）位於拓片的銘文裂縫間，蘋果形“蟬橘”印（朱文）位於題跋右側中間，方形“吳世昌所藏”印（白文）和方形“吳世昌手拓金石”印（朱文）位於題跋左側。而雙鈎本題跋上沒有鈐印。

高句麗故城刻字（雙鈎本）題跋：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向東十二里/物苟小兄俳須百頭作節矣/右廿七字石刻出於純祖廿九年/九疊城漲決處事載平壤志/先君子曾訪得此石於箕城烏灘/江漄按其辭而稽之蓋長壽王/三十六年築城時所刻也其字/畫因石之勢隨意橫斜/每至下段字漸大而起筆出/波間具隸法古意有餘其同/出一石亦有文曰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向東下二里內中百頭/上位使爾作節矣廿七字此石出於/純祖廿九年己丑為神異雲/粲花室

根據吳世昌的兩則題跋可知，1828年（戊子年，朝鮮純祖29年）由於江水大漲，九疊城（即平壤外城）城牆塌毀，發現兩塊“己丑”銘刻字城石（實際上根據拓片和相關記載，吳世昌題跋中所説第一石的“己丑”應為“己酉”），這件事在當時被視為“神異”。26年後的乙卯年（1855年）吳慶錫在平壤城訪的其中一石（平壤城刻石第二石）並將其收藏，閒暇之餘詳加考證並製作拓片送給同好。吳慶錫首先將其著錄在《三韓金石錄》中並考證己丑年為長壽王三十六年。不久吳家因家庭變故保存不善，第二行的“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期間吳慶錫好友金正喜曾經制作拓片贈送給清朝金石學家劉喜海，劉喜海將之著錄在《海東金石苑》中。金正喜認為刻石有“小兄”二字應為高句麗遺物，銘文中“己丑”年為長壽王時期。後來《朝鮮金石總覽》編輯時吳世昌曾經贈送拓片，書中認為刻石年代為高句麗平原王十一年（569年）。平壤城第二刻石後為吳慶錫之子吳世昌收藏，1965年10月25日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以10萬元（韓幣）購得，博物館編號為2475號，被指定為韓國寶物642號。

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劉喜海的《海東金石苑》卷一收錄兩件（即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和第二石），在這件拓片後，金正喜題跋：此刻出於丙戌，今六十四年，不可復覓。此己丑，當為長壽王后一千三百八十一年，金正喜書。此處丙戌年當為1766年，今六十四年即1829年，説明最晚在1829年這件刻石已經亡佚。目前關於第一石的發現地點還沒有準確的説法，因此我們認為需要進一步研究。

平壤城刻石第三石，應是與第二石一起發現的，地點應為平壤外城烏灘下，吳慶錫《三韓金石錄》引《平壤志》：純廟己丑，大漲，九疊城潰決，而出二志石。一石有己丑三月廿一日自此向東下二里內中百頭上位使爾伐節二十七字。發現時間應與第二石相同，即1829年。

平壤城刻石第四石（圖三），日本學者淺見倫太郎較早撰文介紹此石，即1913年在改修平壤牡丹台下道路時在城牆中發現，《朝鮮金石總覽》記為：大正二年平壤府鏡齊裏大同江邊城牆中發現，即今平壤內城東壁的玉流橋附近。這件刻石目前收藏在朝鮮中央歷史博物館，保存完好。

平壤城刻石第五石（圖四），根據朝鮮學者崔羲林介紹，此石1964年發現於平壤市中區南門洞的靜海門南側150米處（平壤內城南城牆），後來取出，1978年又砌入原來位置。目前仍在城牆中，保存完好，位於今朝鮮平壤人民大學習堂的後面。

平壤城刻石第六石，朝鮮時代學者尹遊在1830年編寫的《平壤續志》卷一《城池》“北城”條中記述：1714年監司閔鎮遠在修築北城時在舊城中發現了這件刻石，即舊城底有石刻，曰本城四十二年畢役。目前此石已經亡佚。

高句麗平壤城位於今朝鮮平壤市區錦繡山南側，是高句麗遷都平壤（427年）以後營建的平地型都城遺址，但是具體年代學者之間仍有一定差異。城址依大同江和普通江而建，呈不規則的三角形，周長約23千米，大體可以分為外城、中城、內城和北城四部分（圖五）。城牆主要採用石築和土石混築，土石混築城牆下發現基槽，目前共發16座城門，其中外城與中城、中城與內城之間的共用城牆上各有兩座城門。大型建築遺址多集中在內城的萬壽台一帶，1935年曾發現東北—西南走向長36、寬4米的大型建築址和門址，經考證認為是守護宮城北面的兵營址。

平壤城刻石的內容包括修建時間、負責人、修建距離、完工時間等，對於探索平壤城的修建過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小兄為高句麗官名，《北史》卷九十四《高麗傳》：“高句麗，其先出夫餘……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實際上，“兄”應該是高句麗王之宗族、五部中的貴族子弟能擔任的官職。丸都山城宮殿址曾發現多例刻有“小兄”銘文的筒瓦，推測當時“小兄”這樣的官員應該參與了高句麗丸都山城及宮殿建築的修建活動。第一石、第二石、第四石、第五石中分別出現了小兄相夫若侔利、物苟小兄俳須、漢城下後部小兄文達節、小兄加羣，小兄後面的相夫若侔利、俳須、文達節、加羣可以看做小兄的姓名。第四石的漢城下後部小兄，可能是居住在漢城地區來自高句麗後部（絕奴部）的小兄。第三石的上位使即上位使者，《新唐書》《通典》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唐朝時高句麗官員由吐捽、古鄒加（或大加）、上位使者，小兄等十七等官位構成，上述官員組成主要由五部貴族和非五部貴族構成，同時高句麗官僚體系進一步擴大了以太大兄、皂衣頭大兄、大兄、小兄為核心的兄系官位羣和大夫使者、大使者、拔位使者、上位使者、小使者為核心的使者系官位羣，其中上位使者屬於正六品，小兄屬於正七品。第二石、第三石均出現了百頭，由於文獻沒有百頭的相關記載，因此對於這一職位我們並不熟悉，但是可以認為第三石的內部百頭應是來自內部（即桂婁部）的百頭，從銘文中百頭的位置位於小兄之後（第二石）、上位使之前（第三石）的情況來看，百頭的職位可能介於小兄（正七品）和上位使者（正六品）之間。而小兄前的物苟、百頭前的俳須（第二石），小兄前的卦婁蓋切（第五石）我們目前還不清楚究竟是何含義。就其承擔的工程量而言，第一石的小兄承擔十一里、第二石的小兄和百頭承擔十二里、第三石的百頭和上位使者承擔十二里、第五石的小兄承擔一里四尺。高句麗一里=640.08米，1尺=35.56釐米，那麼第一石的十一里為7040.88米，第二石的十二里為7680.96米，第三石的十二里為7680.96米，第五石的一里四尺為641.5米。

因為第一石、第二石、第三石、第四石分別出現了己丑、己酉、己丑、丙戌的干支紀年，結合高句麗遷都平壤（427年）及修建平壤（552年）的文獻資料等，我們可以推測己丑、己酉、丙戌分別為569、589、566年。本城四十二年畢役應是指修建完成平壤城花了42年的時間，即平壤城的修建從552年開始，一直到593年結束，中間持續了42年。而566、569、589年均在這42年之內。

高句麗平壤城刻石一方面清楚了表明了修建城牆的時間、人物和工程量等信息，為我們復原平壤城的修建過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另一方面從銘文的內容可以看到“物勒工名”的印記，這些應是受到當時中原工官制度影響的結果。

三、清末中國和朝鮮金石學界的交流

王瓘收藏的高句驪故城刻石拓片來自朝鮮時代著名金石學家吳慶錫，吳慶錫不但與二弟吳慶潤、三弟吳慶林、四弟吳慶然皆為當時有名的書法家，而且海州吳氏為朝鮮歷史上著名的翻譯世家，加上吳慶錫的兒子吳世昌，海州吳氏九代先後十餘人為翻譯官。吳慶錫曾以譯官身份13次往來於北京與漢城之間，官至知中樞府事、崇政大夫（從一品）、崇祿大夫（從一品）等。正是因為其獨特的譯官身份，促使吳氏對於當時的東亞局勢非常關注，曾在中國購入當時的維新書籍，如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等帶回朝鮮，促進了朝鮮近代史上的開化。因此吳氏也被視為開化黨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與劉鴻基（劉大致）、樸珪壽一起被稱為朝鮮近代開化思想的鼻祖。吳氏癖好金石、醉心書畫，加之當時中國部分金石學家開始蒐集朝鮮半島碑刻拓片等因素，吳氏與張之洞、吳大澂、王懿榮、潘祖蔭等數十人交往密切，是故吳氏所做《墨梅圖》後有劉存仁、張之洞、許賡州、周壽昌、顧肇熙、吳大澂（圖六）等人題跋。

清代王昶所編《金石萃編》是較早收集國外金石文字的著作，當時只有朝鮮半島的《大唐平百濟》一碑。隨着清末中國與朝鮮金石學界的交往，出現了一大批熱衷於此的兩國學者，如朝鮮的金正喜、趙寅永、金山泉、李尚迪等，中國方面則以劉喜海、翁方綱父子等為代表，其中劉喜海編寫的《海東金石苑》、翁氏父子的《海東金石零記》等成為這一交往的結晶。

金正喜（1786～1856年），字元春，號秋史、阮堂、禮堂，朝鮮金石學家、書法家、詩人。生於忠清南道禮山郡一個貴族家庭。1809年隨其任冬至副使的父親金敬魯到北京，與清朝著名學者翁方綱、阮元等多有交往。官至成均館大司成、兵曹參判等職。他在金石學、書法、漢詩等方面均有較深的造詣，其書法蒼勁有力，被稱為“秋史體”。著有金石學著作《禮堂金石過眼錄》等。

劉喜海（1879～1852年），字吉甫，號燕庭，又作燕亭、硯庭，別號三巴子，室名嘉蔭簃、味經書屋、十七樹梅花山館、來鳳堂等，山東諸城（今山東省高密市）人，清代金石學家、古泉學家、藏書家，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劉氏一族為山東望族，其中劉墉為其祖上，劉氏秉承家學，醉迷金石，著有《海東金石苑》《三巴金石苑》等。朝鮮學者李尚迪為劉喜海的《海東金石苑》做序詩，盛讚劉氏，而劉喜海也深知此書的完成與朝鮮學者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因此感言：爰有云石趙君，竹林繼美；山泉金子，棠棣齊名。學富縹緗，誼敦縞紵，雅慕中華之教，欲觀上國之光。鴨水春寒，鳳城曉霽。郵程攬勝，歷盡萬二千峯；石墨凝香，攜來百三十卷。相逢傾蓋，文字結於奇緣；持贈探囊，金石投夫雅契。其中雲石趙君即趙寅永（1782～1850年），名寅永，字義卿，號雲石，祖籍豐壤（今韓國京畿道楊州市），豐壤趙氏政治勢力的核心人物之一，官至領議政（正一品），諡號“文肅”，有《雲石遺稿》等傳世。1815年，趙寅永隨其堂兄冬至副使趙鍾永出使中國，次年春趙氏與北京琉璃廠結識劉喜海，在劉氏編寫《海東金石苑》的過程，趙雲石曾將古碑拓本數十種贈給劉喜海、並將九十七通朝鮮碑刻的目錄抄送給劉喜海。劉氏也曾感嘆：雲石，博雅士也，贈餘墨本甚夥……非雲石，何能使餘蒐羅如是之廣也！竹林繼美即趙秉龜（1801～1845年），字景寶，號遊荷，趙寅永的侄子，豐壤趙氏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吏曹判書，諡號“文肅”，好金石，與劉喜海交往密切。山泉金子，即金山泉，因劉喜海的邀請，曾蒐集朝鮮金石拓片及朝鮮古書目錄等寄給劉喜海。棠棣齊名即金正喜，為金山泉胞兄，全力支持劉喜海的金石蒐集工作，曾將新羅真興王巡守碑拓片和平壤城刻石的第二石拓片等寄贈劉喜海，其中寄贈平壤城刻石第二石拓片的事情，吳世昌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的墨拓跋文中曾有提及。而《海東金石苑》中收錄年代最早的碑刻就是“高句麗故城石刻”。

本文所提及的王瓘藏高句驪故城刻石拓片可以看作是當時中國和朝鮮金石學術界交流的一個側面，王瓘除了收藏了這張來自吳慶錫的平壤城刻石拓片外，還藏有一件《新羅真興王定界殘碑》的拓片（筆者將另外討論）。通過相互交流，中國學者獲得了一批朝鮮半島早期的石刻資料，尤其是統一新羅時代的碑刻資料，對於研究唐朝與統一新羅的關係提供了新的佐證。朝鮮學者不但獲得了來自中國的金石拓片，而且得到維新著作如《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傳統經典如《皇清經解》等，對於他們瞭解中國古代社會、促進朝鮮社會的開化和進步提供了動力，更重要的是促進了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人文交流及朝鮮半島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