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_風聞

我寫的不僅是大衣哥，

還有那些擺脱了物質貧窮後，

心依然窮的很多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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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衣哥朱之文家的門，被人給踹了。

這事兒吵吵鬧鬧好幾天了，我一直沒有動筆寫。因為，我的觀點，可能非常不討喜：

全網的人，都在替大衣哥説話，譴責借錢不還的人，恩將仇報的人，底層相害的人，欺負老實人的人，貪多不知足的人。

而我，看到大衣哥那委曲求全的笑容，還有大事化小的寬容，恨得只想鑽進屏幕裏，拽着他的大衣一陣猛搖：

惡人之所以敢一次次作惡，都是好人沒有底線的懦善慣的。

你成名後經歷的種種悲劇，説到底是你自己有很大問題。

你要是再不醒醒，他們還是會騎在你脖子上成妖成精。

大衣哥，你的禍，都是你自己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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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第一個問題**：委屈自己的假寬容**

成為農民歌手之前，山東菏澤農民朱之文，還不叫大衣哥。

他是郭村鎮朱樓村備受欺辱的窮孩子。

11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初中沒有畢業的朱之文，不得不輟學回家，和母親相依為命。

儘管，在學校時，他就因為嗓門洪大，歌聲嘹亮，而受到老師表揚，但輟學回到朱樓村後，“會唱歌”的本領，並不比“會種地”，更讓他受歡迎。

因為他有事沒事兒都愛吼兩嗓子，被村民們形容為“不務正業，鬼哭狼嚎”。甚至，出於鄉土中國愛排擠異類的慣性心理，村民們還送朱之文一個外號“三大嘴”。

這種持續的否定和偏見，直到朱之文結婚，都沒有改變。

朱之文生了孩子後，別的孩子嫌棄他娃是“三大嘴”的兒子，不願和他玩兒，還鄙夷地説：“快和你爸回家唱歌去吧！”

朱之文生病，家裏沒錢，也借不來錢，妻子把一頭烏髮剪掉，賣了140塊錢，才給他看了病。

一個窮人，一個愛唱歌的窮人，一個愛唱歌還一事無成的窮人，在農村並不受待見，也不被寬容。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成片，阡陌相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這是世外桃源的農村，不是現實中國的農村。

現實中國的農村，是嫌貧愛富，是排斥異類，是一個吐沫星子能壓死一個人，一個偏見能看扁人一輩子，直到老死都不願給人平反。

這一點，成名後的朱之文能不清楚嗎？

我想，他是清楚的。

但是，他認識到，和他能做到，是兩碼事。

一個自幼不被善待的窮孩子，因偶然的機緣突然大紅，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快速和身邊這羣人切割關係，遠遠地把他們甩在身後，而是委屈自己去討好他們。

因為，一個在羣體否定中長大的孩子，和一個在父母打罵中長大的孩子一樣，在超越原生土壤後，潛意識裏的傷痛會引領他去適應羣體，去爭取那遲到的肯定，彌補童年的匱乏。

這種“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假寬容，最終會讓一個窮孩子在分裂中，引向更大的剝削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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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第二個問題：以有用證明自己

16歲那年，朱之文和村裏人去北京打工。在繁華的首都，他接觸到了那個年代的先進電子產品——播放機，還有磁帶。

他愛唱歌，就跟着磁帶學，一遍遍模仿哼唱，日日堅持，從不停歇。

這樣的堅持，源自愛好。但這樣的執着裏，也有卑微的生命試圖以“有點不一樣用處”的獨特，證明自己的執拗。

功夫不負有心人。

愛唱歌的朱之文，先是被婚慶公司相中，到鄉村婚禮上獻唱。

本世紀初，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文娛也百花齊放。選秀節目在各大衞視異軍突起，草根明星也得以家喻户曉。

“婚禮上的歌唱家”朱之文，在眾人的慫恿下，先是參加了濟寧《我是大明星》的海選，後又參加了湖南衞視《快樂大本營》的錄製。

最後，他一路從山東來到北京，並以仿唱那首《滾滾長江東逝水》，而紅遍大江南北。

他山東大漢的樸實形象，別具一格的軍綠大衣，洪亮奔放的歌喉音韻，符合電視節目求新立異的流量標準，也暗合了台下觀眾親近底層的悲憫情懷。

一炮走紅後，朱之文成了大衣哥。

他參加這樣那樣的節目，頻頻在電視上露臉，受邀參加春晚，不僅成了朱樓村的明星，而且成了底層人的代言。

一直不被善待的“三大嘴”，就這樣成了鎂光燈下的大明星。

不適應的，不僅有大衣哥自己，還有那些昔日看不起他的鄉親。

他們開始和他套近乎，開始從那個嫌棄他的極端，走向這個巴結他的極端。

這種“看得起”的感覺，讓朱之文很受用。

有用，被重視，被尊重，是每個不曾被善待的窮孩子，揚眉吐氣後，最迷戀的幻覺。

這樣的幻覺，會讓他覺得，他強大了，他不一樣了，他把笑話他的人比下去了。

直到有天，他再次淪為笑話，才真正懂得：

他能耐了，有錢了，穿得光鮮了，名聲在外了，但思想認知上，依然是11歲那年，追着父親的靈車不停哭喊的少年。

而那些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同鄉，對他的態度，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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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第三個問題：把鄉情看得太重

判斷一個物質脱貧的窮孩子，精神有沒有脱貧的重要指標是：

他有沒有從小農思維，轉變為市場思維，有沒有從鄉土鄉俗，轉變為契約精神。

成為大衣哥後，朱之文並未完成這樣的轉變。

面對鄉親們毫無節制的哭窮，和坐享其成的求助，他來者不拒，幾萬幾萬地往外借錢，一年就借出去上百萬。

這些人也給他打了欠條，但很多人從未想過要還：“你這麼有錢，我不借白不借！”

更糟糕的是，有人借了5次不還，第6次來借時，朱之文拒絕了，對方竟然馬上和他翻臉，到處説他的壞話，還得到了很多鄉鄰的共情和聲援。

有鄰居來借錢，開口要20萬，朱之文不給，對方晚上就朝大衣哥家撂黑磚頭，砸碎他家玻璃，把他嚇得直冒冷汗。

這些醜陋的劣根性，怨“借出去的錢，都是招惹來的仇”嗎？怨“升米恩，鬥米仇”嗎？怨“人心不足蛇吞象”嗎？

怨。

但更怨朱之文自己。

誰的錢，都不是大風颳來的。

朱之文的錢，是他一趟趟趕場掙出來的，是他40年如一日練歌練出來的，是他自己的血汗和雙手賺回來的。

借不借，根本不必被道德綁架，完全可以憑心而行。

就算借了，有人不還，朱之文完全可以拿着借條到法院告他們！砸家裏的窗户？必須到派出所報案，不討個説法絕不罷休！

越是在底層，面對惡人，越必須用狠招，這是常識，也是生存之道。

如是強勢，錢要回來要不回來，並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是殺雞給猴看的決絕和強硬，會讓那些借錢不還的人，愛佔便宜的人，貪多不厭的人，得到教訓和震懾。

朱之文沒有這麼做。

好聽點説，他出名後，依然是個老實的好人，依然把鄉親看得很重。

難聽點説，他雖然是個名人，但骨子裏依然是個懦夫。他雖然登上中央電視台，但思維認知還是停留在100年前。

這個致命的問題，才是朱之文有錢後最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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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第四個問題：邊界意識不清晰

撒出100多萬的心血，惹了一肚子氣後，朱之文不再往外借錢。他知道，就是借出去再多的錢，也滿足不了身邊人的貪婪。

像出人頭地的很多窮孩子一樣，他開始給村裏修路，給村裏翻修幼兒園，給村委建活動中心，出資10萬解決村裏的灌溉問題。

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事例是：

國家開始全面治理農村垃圾後，村裏開始收垃圾處理費，朱樓村全村總共3萬元，每家每户都要出。

結果，朱之文一拍胸脯，自己一個人全包了：

大哥，你這是做好事嗎？你這是剝奪別人瞭解國家政策、履行公民責任的權利！

這一系列好心，果然給朱之文招惹來了大麻煩：

他自掏腰包，承擔起本該屬於國家和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村民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和政府是一夥兒的。

這種認知，讓很多人覺得，他做得太少了：

“路修的太短，房蓋得不大，變壓器又不是給我一家用，這些事兒就是他不幹，國家也會幹，我憑什麼承他的情？

他朱之文要想讓我們説他好，每家給我們一萬元，然後再給我們買輛小轎車！”

他替全村人付的垃圾處理費，也最終為難了村幹部：

第一年，他全付後，發現全村人沒有一個念他的好，第二年，他不付了，讓村幹部很作難，因為村民都不願繳，覺得還是該他出。

為什麼做了好事，朱之文還落個裏外不是人？

因為，他攬得太寬，管得太多，把別人的責任全部扛在自己肩上，他沉得受不了了，而那些根本就不識得善良的人，還覺得應該再在他後背上放塊磚。

出息的窮孩子，最忌邊界不清。

邊界意識不清，就容易聖母心氾濫。聖母心氾濫，就容易豢養小人。小人挑撥是非，就容易把好事變成壞事。壞事殃及了無辜，原本是好人的人，就成了好心辦壞事的壞人。

這是窮孩子最容易犯的錯，也是拎不清的人最重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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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第五個問題：一再底線後退

心理學上有個概念：

如何判斷一個人真正成年？

答案是：

看他是否學會了真的愛自己。

愛自己，就是愛自己的身體，接受自己的缺憾，能夠對自己負責，捍衞自己的權利，堅守自己的底線，而不是活在別人評判的套子裏，扭曲不得舒展。

這兩年，短視頻興起。沒有開通視頻號的朱之文，卻成了各個視頻平台上的紅人。因為，方圓十里的不少人，都以拍他為生。

這些人天天跟着他，拍他的吃喝拉撒，傳到網上博取流量，買了汽車買了房。

他家門口，天天被圍得水泄不通。畢竟，拍朱之文，比搬磚幹活容易多了，還能收穫上百萬、上千萬的粉絲和利潤。

朱之文要是不配合，就有人罵他，説他架子大，撕他家對聯，給他使絆子，甚至揚言要扒了他家祖墳：

看見沒有，朱之文成名多年，但村裏人對待他的模式，依然是他11歲喪父那年的樣子。

而51歲的朱之文，也算見過世面的名人，但他面對欺凌他的人，依然是11歲那年的無力。

就連這一次，吵翻全網的大門被踹事件，也是如此。

兩個陌生男人想進朱之文家裏直播，見朱家大門緊閉，倆人就在一羣人的慫恿下，準備踹開朱家大門。

商量完我跺三腳、你跺兩腳後，一個戴墨鏡的男子，衝上去把朱家大門踹開，然後還洋洋得意地説：“他（指朱之文）不敢把我怎麼樣！”

結果，朱之文從門裏走出來，帶着一臉苦笑，真沒把這羣人怎麼樣，反而和這羣人合起了影。

儘管，他隨後發文解釋，當地派出所已經處理了這件事，他沒有追究相關人的責任，但不代表他沒有底線。

但我對他特別失望：

底線不是説出來的，而是做出來後，立起來的。

我多麼希望，朱之文當時推開門，能扇踹門者一個耳光，怒罵道：

“你特麼這叫私闖民宅知道嗎？你們這幫人，憑什麼拍老子！老子不同意你們拍，你們非要拍，這就叫侵犯隱私權！老子可以告你們！”

他沒有。

或者説，那個曾在流量中央璀璨，但伴隨時代發展，逐漸失去光環的大衣哥，輾輾轉轉之後，骨子裏依然是個和事佬。

他一再退讓，一再隱忍，一再求和，或許有他身為名人的顧忌，但更有他腰包鼓起來後，精神始終沒有立起來的殘缺。

又或者，他真的強硬起來，他就不再是人們想象的那個大衣哥。

但是，他這樣卑微下去，只會以壞的示範效應，讓惡人更惡，讓好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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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的最後出路：擺脱心窮魔咒

之所以從這個的視角，來寫朱之文，是因為同為出身底層的人，我見過太多“朱之文”式的傷害。

朱之文幼年喪父，在他的成長中，父親這一象徵強權的形象，是殘缺而破碎的。

他受盡磨難和欺侮，最終擺脱了金錢的貧窮，但他始終沒有擺脱的，是窮孩子的底層思維。

他一再在討好委屈自己，一再用金錢證明自己，大包大攬，匱乏邊界，最終侵蝕的，是自己的尊嚴和底線。

這是一個窮孩子的自傷，一個苦命人的軟肋，也是一個底層人想要強大必須穿越的傷痛：

放棄外界的評價，尊重自我的感受；錢包鼓起來後，精神更要立起來；救急不救窮，幫善不幫惡；

覺得自己配，覺得自己珍貴，捍衞自己的邊界；不用愚善活成笑話，而讓善良裏帶點鋒芒；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再犯我，雷霆萬鈞；有菩薩心腸，更有金剛之怒。

希望不久的將來，再看到朱之文的新聞，不是又有人傷害了他，而是不管他唱不唱歌，有沒有人關注，都能做個無畏無懼的自己。

要知道，曾失去父親和保護的那個窮孩子，如今也是年過半百的父親。

而一個人，一個曾是窮孩子的男人，只有成為保護自己的男人，才能在保護家人中，成為孩子們追隨的教父。

**硬氣起來，**朱之文們！

我是娜姐。週三名人故事，願每個窮孩子都活成自己。

作者：劉娜，80後老女孩，心理諮詢師

本文授權轉載自：閒時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