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為香港扼腕而惜——東方之珠淪落為顏色革命街頭戰場_風聞

[編者注：本文寫於2019年9月，全文約8600字，閲讀用時約20分鐘]

2019年夏天城市動亂之後，香港不再是所謂的東方之珠，而是已經成為“顏色革命”和城市暴亂的街頭戰場。而如果局勢繼續惡化，香港有可能出現真正的城市恐怖主義，屆時香港局勢將急劇惡化；而目前香港所擁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未來全面崩盤。而香港行政當局、香港政黨體系、香港中產階級、香港各種社會組織包括職業公會、商會、宗教、教育體系、香港公眾媒體、香港互聯網信息空間、香港立法體系、香港警察體系和香港司法體系等香港現有建制，在城市暴亂過程中的各種表現，已經事實上宣佈了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秩序、即“一國兩制”制度下保留給香港的基本制度已經出現全面失調，無法適應21世紀香港面臨的各種新趨勢和新現實。

一**、歷史上曾經引領中國現代化的東方之珠香港已經黯然失色**

香港和大陸之間表面上總是那麼喧鬧；無數的人流、物流和金錢洪流每天都在中港兩地之間以及香港和世界各地流動，曾經這是拉動中國進步和現代化的最閃亮的東方之珠。現代化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觀念和制度，器物和文化，以及最先感悟到現代性的人羣，從先現代化的區域向更廣大的區域擴散的過程。在中國至今尚未完成的整體現代化歷程中，上海和香港都先後起過這樣的現代化先導城市的作用，在現代化的觀念制度器物文化和人羣的流動過程中，這些位於現代化洪流中心的城市，會由於自己位於的開放和交換的中心而為自己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 

香港由19世紀的中國的邊陲小鎮而劃入大英帝國的疆土，在中國缺乏對外口岸和通道的年代，逐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要渠道向中國提供西方的器物和資金，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人為主體居民的最現代化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動盪不安的年代，香港很長時期內為中國提供了另外一種生存方式的可能，這塊中國法統之外的西方化殖民地中國城市，儘管與大陸廣袤的土地相比無比狹小，卻在特定的時期內由一些特定的人，從香港出發，撼動過中國。

時光流轉回1911年，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革命黨人決定相機在廣州起義，革命黨人在香港建立了前方基地，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是廣州起義機關秘密總部，起義前夜由於的消息泄露，廣州城內風聲鶴唳，形勢十分嚴峻，黃興臨時決定於4月27日發動起義。原計劃起義隊伍分四路發動進攻，第一路由黃興率領，進攻總督衙門。編入第一路起義隊伍的主要是由福建、四川、廣東花縣和海外華僑的革命志士組成的先鋒隊，共130餘人。許多人赴廣州之前在香港停留等待時機。黃花崗起義烈士林覺民在赴廣州參加起義前三天，在香港江濱樓挑燈寫下的絕筆書之《與妻書》，全書婉轉千餘字，讀之斷腸，催人淚下，即傾訴了對妻子真摯的愛，更抒發了他憂國憂民，為了中國的前途勇於奮鬥勇於犧牲的精神。林覺民的“與妻決別書”是香港開埠以來，在香港土地上寫下的最優美壯麗的文字，是中國歷史上最珍貴的文獻之一。正是由於有了孫中山黃興林覺民等人在香港的足跡和奮鬥，香港並沒有由於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而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缺位。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革命時期，香港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的中心區域。

香港迴歸祖國之際，當五星紅旗取代英國國旗升起在香港之際，無數中國人包括眾多香港人都為之落淚，我們曾經以為香港今後將前程似錦；因為香港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依託正在全面現代化的祖國龐大市場，具有全面優勢地理位置、國際貿易口岸、運輸、金融經濟、商業知識、法治傳統、與西方和全球高度一體化城市發展優勢的香港，將趁勢而騰飛更上層樓；從而成為中國和全球最閃亮的城市。 

但香港1997年迴歸後22年間始終被一系列問題所困；無論是從城市發展、經濟轉型升級、科技進步、本土民生、與祖國大陸的融合還是香港本地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迴歸後進步都十分有限，而在此期間唯一獲得高速成長的是香港壟斷資本和地產巨頭的財富集中程度。而隨着香港壟斷地產資本集團的發展而帶來的香港樓價的飛漲和經濟轉型的全面停滯，香港在大多數經濟領域已經喪失了競爭力遭遇了發展瓶頸；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經在科技、民生、可持續發展和總體經濟實力上超越香港，而與高度相似的澳門和新加坡相比，香港發展也已經全面落後。

而最令人擔心的是香港政治發展趨勢已經出現各種危險的跡象；而在對香港發展前景中最危險的趨勢是香港正在出現的分離主義趨勢；多年來一直受到鼓勵的香港本土意識已經走向負面價值，正是在香港本土意識基礎上才開始最極端的“港獨“意識形態。而“港獨“政治勢力進一步發展將必然導致香港都市恐怖主義；2019年夏天香港城市騷亂中已經初步顯示出香港極端勢力轉型為都市恐怖主義的趨勢。而一旦“港獨”政治趨勢在香港持續惡化，勢必將摧毀目前香港擁有的一切現有建制，包括“一國兩制”基本制度。

二、香港之亂——香港充斥着種種結構性的動亂機制、但中國有絕對實力控制香港局勢

現階段在香港各種反共、反中央、反港府和反現行社會秩序的勢力已經公開出現，最令人震驚的是香港社會各種最關鍵的各種主流建制，本身就是這些極端勢力的大本營和始作俑者。目前香港政體中的各種先天不足和缺陷；包括英國遺留下舊殖民體系各種問題、親西方意識形態和建制、香港司法系統與迴歸後香港新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香港政府在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以及其它管制上的失誤，香港建制派的各種先天不足，香港民主派和街頭政治的興起，外部敵對勢力扶持下發展起來的敵對中央政府的香港政治勢力，香港教育界對青少年進行新國情教育的失敗，從香港本土意識發展到激進“港獨”的意識形態，西方敵對勢力多年在香港形成的隱秘和公開勢力，以及在香港迴歸後逐步形成的對抗中央政府和港府的政治力量等，都是此次香港動亂的直接和間接動因。 

上述各種香港存在的負面結構性因素因反對送中條例事件而形成的完美風暴；2019年夏天由單一立法事項而引發大批香港民眾上街遊行，並迅速發展成青少年街頭暴亂和動亂。在近年中美國矛盾不斷升級、貿易戰爆發、美國全面圍堵中國的大背景下，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和美國與西方對抗最前沿陣地。此輪香港發生的各種暴力破壞和政治對抗規模和強度，已經超出了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一般民眾的預料，成為全球矚目的政治事件。而香港街頭暴動中表現出來的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與中國主流發展趨勢的背離和敵對心理，已經成為目前中國領土上出現的最不安定的因素，導致香港成為現階段唯一出現大規模社會動亂的中國城市，即使放眼全球香港的動亂規模和強度都是罕見的。

在美英和台灣外部“反中亂港”政治勢力、西方媒體以及美國眾多全球互聯網巨頭平台的直接和間接組織、資助、煽動、庇護和縱容下，“反送中”過程中香港激進勢力和暴力分子走向街頭和公共場所，肆意破壞公共秩序、毀壞公共設施、焚燒和毀壞中國國旗、國徽和各種主權象徵、暴力襲擊警察，毆打無辜路人和大陸公民、肆意進行各種打砸燒行動，已遠遠超出正常政治反對派遊行集會的範疇，踐踏了香港公共秩序、破壞了香港法治底線，挑戰“一國兩制”香港行政特區的政治底線，直接攻擊中國國家主權。這一切都已經是典型的“顏色革命“下的城市暴亂。

香港動亂過程中各種趨勢，包括民粹化、街頭化、暴力化、國際化、有組織犯罪化、恐怖主義、顏色革命都先後出現；各種惡劣的政治街頭對抗、包括對香港警察進行暴力攻擊已經成為家常便飯。而維護香港社會秩序過程中，香港警方受到香港現有建制的限制，包括香港司法系統和香港廉政公署等體制的制約，無力迅速有效平息香港動亂。而現階段香港警察系統是香港行政當局在香港本土維護有效管制的最直接手段，其它維護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其它有效機制，包括全民政治共識、政黨體系、立法制度、司法體系、公眾輿論、社會道德、教育體系等均不在香港政府的有效掌控之內，香港動亂因此已經超出了香港政府正常的管制能力範圍。

2019年夏天香港發生的城市暴亂已經引爆香港眾多隱患、成為不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並帶來嚴重的後果，扭曲了香港迴歸後22年間香港特行特別行政區原有發展趨勢。1997年香港迴歸時作為未來香港管制和發展基礎的一國兩制、基本法、司法獨立、港人治港、依靠香港現有的各種建制、包括原有的行政體系、立法體系、教育體系、以及依賴香港的大資本集團和各層工商階層、保持香港原有的西方利益格局等諸多政策，已經在2019年香港的全面動亂和街頭暴動的火光中黯然失色。

儘管香港動亂趨勢尚未得到全面控制，但香港目前的亂局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而能夠確保香港局勢不持續惡化，在特定的週期節點上得到絕對管制的終極因素，是中國對香港行使的中國國家主權，以及作為中國國家主權力量支柱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力量。中國國家主權在香港實施的方式除了目前主流“一國兩制”制度之外，同樣包括在香港宣佈戒嚴、軍事管制、終止現有法律實施，以及在香港部署中國武警、展開香港駐軍和派駐後續軍事力量等終極主權手段。

事實上任何正常憲政國家都有可能在特定的週期，出現社會大規模動亂和國家安全危機，面臨行使最高主權力量、恢復憲政秩序的軍事戒嚴和軍事管制關鍵時刻。任何社會基本秩序遭遇全面危機的主權國家，都會在危機最高點使用最高國家主權力量、包括大規模使用警察和治安力量、宣佈軍事戒嚴、派駐臨戰狀態的野戰部隊去控制城市暴亂和騷動。而任何擁有正常警察力量和常規軍事力量的國家。只要自己內部憲政體系不出現全面混亂，都有能力在軍事上平息城市暴亂；這是由國家常規軍事力量對都市暴亂力量壓倒性的優勢預先決定的。 

因此面對香港動亂，現階段香港秩序的維護和恢復首先由獲得中央支持的香港政府和香港警隊力量負責，而一旦出現香港政府無法有效管控的局勢後，中央政府和中國國家主權將會直接介入香港、平息香港出現的動亂局勢，因此香港動亂的前景始終可控。香港絕不會像全球眾多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和城市，陷入全面的內戰和混亂；強大、統一和完整的中國國家主權，絕對不會坐視香港陷入全面混亂。因此儘管香港的城市動亂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損害，但香港局勢始終可控的；強大的祖國和中央政府，將是香港前途與穩定的終極保障，這個保障始終有效！

三、香港動亂的深層因素——極端資本主義、無作為港府、地產霸權和超級地租窒息了香港發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2019年香港城市暴亂有着各種深刻的原因，現階段的香港社會、政治、公眾輿論、網絡信息空間以及香港法律體系，均為香港暴亂提供了合適的孵化温牀。目前香港暴亂已經發生；任何試圖繼續粉飾香港現狀的努力，都無法掩蓋香港已經事實上成為2019年全球最不穩定區域的事實。香港動亂的各種場景通過各種渠道向全球展現，破壞了香港全球商業、航運、空運、金融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城市形象，以及所謂香港自由社會、法治社會、國際化治安良好大都市的神話形象。

由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從一開始就是為保護香港的繁榮和香港人的利益而設計的，“一國兩制”深層的邏輯是尊重香港作為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在中國橋頭堡，以及香港作為中國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歷史功能，這兩種功能都對中國的現代化和進步產生過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一國兩制”的基本邏輯是中國將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路上前進，而香港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制度將與大陸的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逐步融合，從而實現香港迴歸和中國的持續進步與開放。

而香港迴歸22年後，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已經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中國已經強大到美國必須通過貿易戰和科技戰、來試圖阻礙和延緩中國全面超越美國的趨勢。而與此同時通過“一國兩制”保留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和在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已陷入了全面僵局和週期性的社會危機；2019年夏天在香港爆發的城市動亂最深刻的內因，是香港長期停滯的社會階層流動、財富分配、窒息性的青少年發展前景，以及最嚴重的城市超級地租和房地產泡沫，共同窒息了香港的發展和香港社會的信心和希望。

香港資本主義體系擁有數個全球最驕人的指標；首先在英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城市經濟自由標準下，香港歷來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也就是説香港是資本主義自由放任、不干涉、大資本和小政府的政治經濟邏輯最忠實的執行者。由於香港在漫長的歷史階段、包括1997迴歸後的22年中，始終堅持比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美更純粹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下香港擁有全球最高的壟斷資本和財富集中，與此同時香港還擁有全世界最高的表現社會財富分配和貧富差別程度的基尼指數，以及代表着城市土地資本化和城市居民生活痛苦程度的全球最高房價。香港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最大的特色是純粹性、壟斷性、寄生性和腐朽性；這一切都最完美的表現在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壟斷資本寡頭，以及香港全球第一的房地產泡沫現象中。

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和超級地租房地產巨頭霸權，一方面繼承了英國從中世紀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對土地要素的掠奪和資本化，即英國“圈地運動”過程中的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制度和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同樣繼承了前現代化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土地財富高度集中、以及相應的中國鄉村土豪劣紳傳統；即通過土地所有權制度掠奪整個社會的積累，導致“富者阡陌縱橫、貧者無立錐之地”，使農業鄉村中國始終無法走出土地私有制下的貧困、饑荒和動亂週期，始終無法完成商業化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而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在1997年香港迴歸後，最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巨頭壟斷化、家族化、土地資本化、低層居民貧困化、中產階級下游化、以及最具香港特色的城市空間資本化、超級地租和房地產泡沫化的種種現象，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持續加劇，最終導致目前香港政治、社會、經濟和民心都出現功能性的障礙和失調，最終出現報復性的城市暴亂。

因此香港經濟和社會中的深層困境不是1997年香港迴歸後造成的，而是英國殖民統治帶來、長期在香港實行的最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直接後果。香港的貧富差距懸殊、超級地租、房地產壟斷巨頭超級霸權，已經成為香港目前發展進程中最嚴重的歷史性和制度性障礙。多年來香港社會始終自詡的香港製度優勢、即源自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所謂“小政府”、自由放任、保護私有產權，不斷加劇和固化了香港社會的財富分配和貧富差距。而與香港僅一河之距的深圳和整個珠三角大灣區，在曾經全面落後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持續建設，正在發展全面超越香港的新型社會和經濟模式。曾經被認為在“一國兩制”制度下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優勢，已經被證明不復存在。

目前香港政府、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被指責必須為香港的困境負責，與此同時香港各社會階層、香港青少年、香港政府管理體系都有意和無意試圖無視香港本土化的深層矛盾，試圖把香港困境的原因向外投射。但實際上真正應該對香港困境負責的，是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無作為的政府、壟斷資本巨頭、地產霸權機構和超級地租制度。這些香港最核心的基本建制是香港困境的深層直接原因；多年來在香港最極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保護下，這些香港的統治者、管理者和壟斷者缺乏對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修正和改良的動力，年復一年的滿足於通過壟斷資本、超級地租和房地產泡沫的形式掠奪香港社會財富，並在香港資本主義積累出現問題後，立即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向其它資本主義區域轉移財富和資本。因此此次香港危機的深層原因，不是來源於“一國兩制”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大陸方面，而是直接起源於香港內在的制度性危機和功能性障礙。

 

四、危機孕育轉機——“一國兩制”前景和香港向何處去？

香港目前的困境是各種內部矛盾交織和不斷升級的後果；多年的制度性內部矛盾和民生困境、尤其是對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最具壓力的全球最惡劣大都市居住環境，已經在香港社會中催生了各種危機感、失敗感、憤怒感和青少年羣體中的暴戾之氣。而香港主流意識形態、壟斷資本、上流社會、官方機構和主流媒體，都共同拒絕反思和承擔香港嚴重社會問題的責任，相反試圖尋找外部各種原因來掩飾香港的制度性根本缺陷。而“一國兩制”制度的限制，又使中國中央政府無法把正在大陸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包括全面消除貧困、建設和諧社會、公平社會，包括限制和控制房地產泡沫的“住房不炒”等先進制度性措施，直接在香港推行，香港將長期深陷各種深層的制度性缺陷而無法自拔。 

2019年夏天城市動亂之後，香港不再是所謂的東方之珠，而是已經成為“顏色革命”和城市暴亂的街頭戰場。而如果局勢繼續惡化，香港有可能出現真正的城市恐怖主義，屆時香港局勢將急劇惡化；而目前香港所擁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未來全面崩盤。而香港行政當局、香港政黨體系、香港中產階級、香港各種社會組織包括職業公會、商會、宗教、教育體系、香港公眾媒體、香港互聯網信息空間、香港立法體系、香港警察體系和香港司法體系等香港現有建制，在城市暴亂過程中的各種表現，已經事實上宣佈了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秩序、即“一國兩制”制度下保留給香港的基本制度已經出現全面失調，無法適應21世紀香港面臨的各種新趨勢和新現實。

在香港管制已經出現混亂的當下，如果重新覆盤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執行過程中的失誤和缺陷，可以發現一系列的問題；包括沒有最嚴格地要求香港政府和立法機構遵守“一國兩制”的各項要求，完成香港基本法23條要求的單獨立法、建設中國國家主權需要在香港完成的基本政治和國家安全制度建設。“一國兩制”制度下中央政府過多地把香港的治權和基本制度保留在香港原有的政治、經濟、司法和教育體系之上，缺乏創新性的制度建設。香港迴歸後忽視了對香港公民教育和青少年公民教育，未能有效掌控香港的意識形態、公眾每題，以及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共平台空間。

香港迴歸過程中和迴歸後，中央政府始終未能有效引導在香港發展受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和直接影響的香港本土性主流政治力量，香港目前的局勢已經證明，香港目前的港府和建制派政治力量，均不足以有效管控香港。而香港的法治、包括香港的警隊、廉政公署和司法體系，均存在着嚴重的制度性缺陷，不足以完成有效管控香港，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法治使命。 

回顧“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和目前的困境；包括在香港已經出現全面城市動亂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始終堅定地將香港的治權按照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精神保留給香港本地，因此自從1997年迴歸後、中央政府始終嚴格遵守了“一國兩制”的精神，中國中央政府在嚴格遵循“一國兩制”制度上沒有任何瑕疵和缺陷。而上述中央對香港管控的失誤和缺陷的最直接原因，來源於香港迴歸過程中的“一國兩制”制度的理解和執行，其中“一國兩制”制度本身就是香港迴歸時期的力量對比、力量平衡和政治現實的直接後果，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因此不應把目前香港的困境歸因於“一國兩制”制度的本身，而是要在“一國兩制”制度執行和創新性發展中尋找失誤和缺陷。

通過中英兩國在1997年完成的香港迴歸，中國在香港恢復國家主權的行使，這是香港一切制度和政治的最大前提。“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一切制度的合法性都來源於中國國家主權的同意和授權，而不是來源於香港“一國兩制”下的立法和民選制度。由於主權制度的本質是國家對內的最高權和對外的平等權，因此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意味着中國有權決定香港一切制度、包括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以及在特殊情況下終止“一國兩制”的實施；這一切都是中國對香港主權的合法範疇。因此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國家主權可以嚴格執行“一國兩制”制度，也同樣可以改變原有授權、終止該制度執行。因此目前在香港，除了中國國家主權之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違抗中國主權意志，單方面修改香港現狀和發展趨勢，即使是西方推動下在香港民主運動和街頭政治，與中國國家主權相比均微不足道，不足以改變中國國家主權在香港行使的最高權威。

因此現階段在香港，只要中國保有對香港的主權，中國就有權利運用一切手段在特定的階段管制香港的亂局。而現階段中央政府沒有直接介入香港的管制，是中央政府堅守“一國兩制”制度，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民眾保持信任。而一旦香港局勢發生惡性變化，在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力量，以及香港多數沉默居民無法控制香港局勢之際，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運用中國國家最高主權、迅速介入香港扭轉香港城市動亂局勢。但在對香港的管控過程中，中央政府的介入必須是最高和最後程序，在此之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必須首先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制度的授權。獨立完成對香港城市秩序與安全的管控。

2019年香港因為罪犯引渡法律條例而引發的全面動亂，本質上來源於香港現階段各種困境而帶來的危機，而所有的危機核心都與香港迴歸後的政治發展路徑、即最核心的“一國兩制”制度存在的悖論相關。香港目前的亂局和困境已經表明；“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則即中國國家主權在香港遭受了挑釁和挑戰，而“一國兩制”制度中保留給香港資本主義現有經濟、司法和行政體系基本不變，即在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的模式，已經成為今日香港動亂和核心原因。因此“一國兩制”本身作為中國管理香港的核心制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一國兩制”中保留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這個制度在香港出了大問題，以至於出現足以顛覆社會現有秩序的大規模街頭暴動暴力現象。

在香港已經出現管制危機和社會動亂之際，任何之前香港的神話、對香港製度和現狀的幻想都已經破滅，從現在起必須對香港已經發生的動亂和危機重新進行深刻反思，為香港尋找新的政治共識和香港絕大多數人同意的新發展方向和新制度模式。目前香港已經面臨着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長期困擾中國的“向何處去”的問題；“香港向何處去”已經是從現在起香港必須全面反省和作出毅然決斷的最重要問題；沒有對香港現狀和未來的深刻反思和反省，香港就沒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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