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新冠病毒疫情揭示21世紀生化戰爭敵情和中國國家生物安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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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新冠病毒全國疫病抗擊運動，如果從國防戰略和軍事的角度而言，是中國國家生物安全體系、以及中國反擊生物戰爭能力的嚴峻考驗。儘管中國還沒有制定完善中國國家生物安全體系。但疫情的突然來臨已經事實上啓動了相關的國家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直接管理國家生物安全，從而確保國家生物安全進入國家核心領導階層的日常管理日程，對於確保已經是國家安全內容一部分的國家生物安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因為中國最高領導層直接管理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工作，中國才展現出強大的國家對應危機能力，在全球第一個從疫病危機中走出，即將進入恢復國家正常秩序，全面加速經濟增長的國家發展新階段。

一、新冠病毒疫情警示21世紀生物戰爭巨大風險

1949年建國後中國有多次進行全國動員來應付包括戰爭與和平時期自然災害的行動；一、抗美援朝，二、援越抗美，三、文革期間全國備戰蘇聯入侵，四、對越戰爭，五、1998全國抗洪，六、2003年抗擊非典。七、2008年汶川大地震，八、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上述這些對應戰爭、自然災害與疫病的全國動員，都對當時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不同規模的影響；從總體上看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衝擊規模和幅度，僅次於建國初期的抗美援朝運動，而高於文革期間的援越抗美和對蘇備戰，更遠遠高於以往任何一次自然災害對中國整體的衝擊。因此習近平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定義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對我們來説，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中國社會總動員，被中國政府、媒體和公眾稱呼為對抗新冠肺炎病毒的戰爭。現階段中國的國家總體動員程度；包括中國最高領導習近平全力以赴的領導指揮，中國軍隊深度參與、中國醫療體系的全體動員、中國涉及到近億人口區域直接進入防疫全面隔離臨戰狀態，中國各級政府日常工作以防疫為中心，中國公眾整體進入居家隔離防疫狀態，以及中國經濟在疫情週期中的調整、組織和適應，都與一場真正戰爭衝擊毫無二致。本質上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除了病毒的來源不被認為源於敵對國家的生物攻擊，因此不是真正的生化戰爭外，在所有其它領域都與一場生物戰爭的場景極度相似；中國遭遇了來自大自然的病毒猛烈攻擊；這是人類與病毒的世界大戰級別的戰爭！

21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先後經歷至少六次大規模的病毒疫情衝擊；包括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9年美國H1N1病毒性流感、2012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羣（MERS）、2013年至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15年至2016年的寨卡病毒。而此次在中國和全球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則是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殺死數千萬人的全球性病毒感冒之後，百年後又一次全球性的病毒疫病大流行。而這場全球性病毒疫病的潛在感染範圍、傷亡、損失以及對各國總體危害程度，由於我們還僅僅位於疫病全球大流行潛在的開端，因此完全無法評估。但毫無疑問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疫病全球流行的規模，將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性病毒流感之外的任何一次全球性自然疫病。

迄今為止各國官方認知和政治立場都把歷年大規模病毒性疫病的全球流行，歸因於大自然各種病毒宿主動物體內病毒與人類接觸後發生變異，進入人體後形成傳染性大規模流行疫病，尚未有任何官方的流行病調查把上述疫病歸責於特定國家的生物武器攻擊。但從本質而言，上述疫病除來源於人類與自然的接觸之外，同樣有可能來源於人類科技實驗過程中的失誤，以及帶有特定意圖的人為病毒攻擊。而生物戰爭攻擊和恐怖主義生物攻擊，都屬於人為攻擊的範圍。因此上述疫病的流行除來源於大自然的疫病之外，同樣有可能來源於後兩種人為的可能。

2018年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美國發布了《國家生物防禦戰略》作為指導美國在未來生物安全的國家戰略，美國國家生物防禦戰略文件明確指明美國需要積極防控生物威脅，而生物威脅來源於自然、意外和蓄意生物攻擊。因此美國明確認為生物安全威懾有三個來源；首先是自然的生物威脅，指的是自然界病毒和各種病原體通過進入人類後演變成大規模傳染性疫病。而意外則是指各種生物科研機構在進行涉及各種病原生物的科研過程中，由於非蓄意的事故而導致致病性病原體入侵公眾。而蓄意生物攻擊則是敵對的國家、組織、恐怖主義分子以及目標不明確的個人，刻意將有害的生物作為武器，攻擊特定國家和社會目標。

因此任何起因不明的大規模感染性疫病流行過程中，在無法正式確定病因來源之時，上述三種假設的疫病起因都必須被統一考慮，並逐步而通過排除法和追蹤病因的流行性疫病醫學調查來確定病因。因此任何一場起因未得到正式官方權威機構調查確認的大規模突發性感染性疫病，都不應該被預先排除人為惡意生物襲擊的可能性。而對這種人為攻擊原因的排除，需要由負責國家國防安全和生物安全的部門，在科學和醫學調查之外，進行獨立的事故和生物攻擊可能性調查。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性疫病已經被世界衞生組織確認為全球性疫病，並認為起因是自然界新冠病毒發生變異後入侵人類，但無論中國還是其它國家的科學界和醫學界，都還沒有找到新冠病毒疫病入侵的最明確路徑以及病毒入侵人類之前的宿主，因此對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的起因調查，還將進行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始終無法確定原因。

因此對於2020年病毒性新冠病毒肺炎疫病的大流行，現階段任何人都沒有權利立即否認存在生物攻擊的可能，但也不能無證據指控某國、某組織或某人發動了相關生物攻擊；一切將取決於流行病學的調查工作。相關調查包括尋找疫病源頭、病毒動物宿主、0號病人、病毒變異痕跡，病毒傳播路徑等等。只有上述調查才能最終確定病毒入侵的路徑和根源，因此澄清疫病流行是否與生物攻擊相關。因此儘管目前的總體判斷是新冠肺炎病毒來源於大自然的病毒變異入侵，而不是來源於特定國家和特定組織的實驗室，但現階段不能立即徹底否認存在外來生物攻擊的可能性，一切都必須以具有權威性的國家相關機構科學調查為依據。

進入21世紀後各種人類前所未聞的病毒引發的疾病，已經成為人類安全最嚴重的威脅之一；在全球享有極高聲譽目前從事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茨，在對二十一世紀的展望中認為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某種未知病毒引發的大規模全球性疫病，此次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病的全球流行，已經印證了比爾蓋茨的預言。而中國則是世界大國中唯一連續遭遇生物安全重大災難性事件的國家；相繼發生的2003年非典病毒、2018-2019年間非洲豬瘟病毒，2020年新冠病毒在中國引發的疫病，都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影響。這一切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中國重新高度重視國家的生物安全，包括重新評估各種生物戰爭風險，把包括生物戰爭在內的國家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總體戰略規劃。

二、新冠肺炎疫情與潛在生物戰爭高度相似

生物武器( biological weapon) ,是指生物戰劑及其裝載釋放裝置的總稱，一般由生物戰劑、彈體、施放裝置、推進裝置、定時裝置和爆破裝置等組成。生物戰劑是指自然存在的各種對人類有害微生物被用於戰爭目的，這些微生物包括病毒，立克次體，細菌，真菌，螺旋體或毒素，使用生物戰劑武器一方試圖通過使用生物武器在敵方目標人羣中引起大規模疾病和死亡，從而實現自己的戰爭目的。

有明確記載的戰爭中使用生化武器的先例；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先後大規模研發化學和病毒細菌武器，並大規模投入戰場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美國是全世界在生物武器領域投資最多，發展出各種新型生物武器，目前仍在以各種名義從事高度危險的新一代生物武器研發的唯一國家。21世紀人類在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領域的巨大科技進展，為最新一代建立在基因工程基礎上的生物武器發展提供了全新路徑。而美國現階段正在使用最新的基因工程科技，發展新一代生物戰爭武器；俄羅斯已經正式向美國交涉，要求美國澄清它違背國家條約義務非法暗中發展的生物武器計劃。美國秘密發展新一代生物武器領域的行為，導致國際社會始終對美國保持高度的警惕；國際社會始終存在關於近幾十年全球流行的惡性病毒性疫病，包括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狀病毒最終都要溯源到美國生物武器秘密實驗室的傳聞。

人類社會歷史上曾大規模流行的各種傳染病病原，由於在特定的空間和時間內形成巨大破壞，因此同時又是生物戰爭的最佳戰劑。當前生物武器的分類方法有多種。根據生物學特性各種生物武器曾分為細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戰劑四類。細菌性戰劑包括炭疽芽孢桿菌、鼠疫耶爾森菌、土拉弗朗西斯菌、布氏桿菌、貝氏柯克斯體等，病毒性戰劑包括天花病毒、東方馬腦炎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黃熱病毒等，真茵生物戰劑包括球孢子菌、莢膜組織胞漿菌等，毒素戰劑包括肉毒毒素、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腸毒素B等。儘管很多種病原微生物和毒素都可以引起人類疾病或中毒，但僅有極少數可作為生物戰劑用於生物武器。

傳染病學把傳染病原分為四個危害等級。第一級危害羣微生物：與人類成人健康和疾病無關；第二級危害羣微生物：在人類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嚴重的，而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的方法；第三級危害羣微生物：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可能有預防和治療的方法；第四級危害羣微生物：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無預防和治療的方法，如炭疽桿菌、霍亂弧菌、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這些歷史上對人類危害最大的病毒因此成為第一代生物武器的核心戰劑。

一種來源於大自然的病毒或其它病原體要成為有效的生物武器，需要符合下述條件：一、可以方便地大量生產；二、在可施放量範圍內可以造成人死亡或失能；三、傳染性強(毒素除外)；四、產生合適大小粒子的氣溶膠；五、易於播撒；六、易於生產、儲存、武器化和施放後穩定、保持毒性；七、能夠有效攻擊敵方而已方掌握有效的防護手段。而近年來先後在兩次重大疫病過程中襲擊中國社會的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以及冠狀病毒家族的其它致命性疫病病毒如中東呼吸症病毒，都具有成為新一代生物戰劑的可能。而另一種引發埃博拉疫病的病毒，一旦被用作生物武器，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武器，更是人類某些人徹底道德淪落的表現。目前任何在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都是違反戰爭法的國際罪行，將遭受國際社會和受害國的最嚴厲追責。

生物武器作為一種戰爭工具，具有對易感人羣的致死和失能作用，在動物和人體內繁殖造成的傷害有持續性。相比具有同等殺傷規模能力的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生物武器成本最低。生物武器同時具有突然性和隱蔽性；相關生物武器造成的傳染病或中毒、與自然發生的流行病很難區分。實時檢測生物戰劑十分困難；許多戰劑在施放後要經過一定的潛伏期後才開始對人羣進行攻擊，屆時已經造成全面混亂，因此收集證據困難。生物武器殺傷效果針對生命而不是物質，因此不破壞環境建築和城市基礎設施。生物武器對公眾有巨大的心理影響，可對敵人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導致抵抗和戰鬥意志崩潰。

國際社會曾把包括病毒細菌和有害微生物運用於軍事領域的戰爭定義為細菌戰；而隨着20世紀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生物和醫學的進步帶來對抗細菌感染的抗生素髮明後，人類已經能夠有效的對抗細菌和細菌戰帶來的危害。因此目前傳統生物戰的核心武器已經從傳統病菌和毒素，轉變為抗生素無效的病毒武器，而病毒從本意上並不是細菌。因此目前人們用生物戰爭概念來取代原有的細菌戰概念。生物戰爭是指在軍事領域直接使用以細菌、病毒、毒素，以及各種對人類和相關動物羣體有害的微生物，通過收集、培養、改造和武器化投放，而用於攻擊對手的生物作戰過程。

生物武器具有廣泛性、長週期、潛伏性、攻擊區域廣闊的特點；生物武器的攻擊目標通常是城市工商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城市、國防科技研發生產基地、重要軍事設施、城市人口密集區等戰略性目標，而不是需要被瞬時毀傷的戰場戰術目標。因此生物武器被視為是戰略武器，而不是戰場、戰術和戰鬥武器。由於生物武器攻擊範圍比任何現有的武器系統都更寬泛，而潛在的殺傷力和持續力則更強，因此生物武器被認為比化學武器更危險，是與核武器平級的大規模殺傷戰略武器。

隨着人類各種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科技的不斷進展，一旦相關的科技被直接運用於生物武器發展，未來的生物武器甚至有可能超越核武器而成為人類掌握的最危險、能夠直接危害人類總體生存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危險的是由於生物武器相關的科技知識不斷通過正常的大學教育，以及醫學和基因藥物市場化而不斷擴散，因此最新的基因生物武器科技，完全可以擺脱國家和軍隊等級官僚體系的控制，而被少數個人、組織和機構非法控制和運用。因此建立在不斷擴散和發展的基因科技基礎之上的生物武器，將成為比核武器擴散風險更高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與生物戰爭平行出現的最新概念是國家生物安全；國家生物安全是指國家和平時期對應各種生物入侵而帶來的風險。而在所有生物安全風險中，在和平週期中發生概率最大的風險，是存在於大自然野生動物宿主、遵循自然變異法則的病毒入侵人體後，通過快速變異形成具有高度致命性和傳染性的人際傳播感染病毒，從而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重大疫情。因此在國家生物安全戰略中，潛在國家生物安全風險被認為來源於自然、事故和惡意攻擊。因此國家生物安全的概念要比生物戰爭更廣闊；生物安全包括和平與戰爭兩個週期中；一、源自自然病毒細菌微生物入侵帶來的疫病；二、人類科學進步過程中帶來的意外事故和附帶性損傷；三、惡意生物攻擊，包括國家力量進行生物戰爭軍事行動，運用生物攻擊手段的恐怖主義和犯罪行為。

而在應對包括生物武器攻擊在內的國家生物安全風險時，一個國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國防體系必須由4道警戒線組成。第一道防線是國家生物風險偵察預警系統；一旦生物入侵攻擊的風險出現，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確定相關生物攻擊的種類、來源、性質和趨勢。第二道防線是國家的預警動員系統；一旦確定生物攻擊和生物安全緊急狀態發生，國家預警系統必須能夠立即反應，並通過預先的法定程序，迅速動員相關體系和區域，最後是全國都進入生物安全緊急狀態。第三道防線是公共衞生防疫和醫療系統；人類傳統對抗病毒的核心方法是隔離病人，醫療救治病人，依賴人的免疫能力進行自我恢復。第四道防線是科技研發；針對特定的生物攻擊和自然感染病原體，通過微生物、病毒、免疫、基因工程科技，針對相關病原體進行的各種藥物和疫苗研發。

在2020年對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時，中國已經明確無誤地將對抗此次病毒性疫情作為國家生物安全行動的一部分。而中國對抗非典和新冠病毒疫病的實踐證明，在相關藥物和疫苗無法立即獲得的背景下，通過社會性的全體隔離切斷感染路徑，是對病毒入侵感染的最佳模式。2020年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疫病的成功，以及中國即將展開的對全球其它疫情蔓延國家提供防疫模式、物資和後續藥物、疫苗的行動，將為21世紀人類提供全新的社會組織、發展路徑和守望相助的全新和平大國形象，而某個大國全力發展生物武器的醜惡面目也將在對比中徹底暴露無遺；與該大國生物武器計劃相關特定疫病的醜聞一旦爆發，將徹底顛覆該大國的最後殘存國際信譽。

三、病毒性疫病和生化戰爭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風險

禁止在戰爭中使用各種有毒武器是古老的國際慣例之一；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附件和第二宣言及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對此均有明確規定。而在20世紀曆次戰爭中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不斷發展、並在戰場上多次使用，引起世界各國的嚴重關切，成為裁軍談判的重要議題。1969年英國提出關於禁止生物作戰方法的公約草案；1971年9月28日美、英、蘇等12國向聯大提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公約由序言和15條正文組成；序言重申締約國堅持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關於在戰爭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原則和目標。公約規定： 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不發展、生產、儲存和取得其類型和數量超出預防、保護和其他和平用途範圍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製劑或毒素，以及為敵對目的或在武裝衝突中使用此類製劑或毒素而設計的武器、設備或運載工具。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於1971年9月28日由美國、英國、蘇聯等12個國家向第26屆聯大聯合提出的，經聯大通過決議，決定推薦此公約。1972年4月10日分別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簽署。1975年3月26日公約生效。各國在自願的基礎上遵守該公約。1984年9月20日，中國決定加入此公約。1984年11月15日，中國分別向英、美、蘇政府交存加入書，公約同日對中國生效。至2019年共有182個國家簽署了該公約；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全球所有具有生物武器發展潛力的國家，目前都是本公約的締約國。生物武器已經被國際法明確無誤地定義為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儘管生物武器被國際法和各國國內法都明確禁止，但現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存在着嚴重的法律缺陷，既公約的執行缺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核查機制。而反對通過禁止生物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建立對違反公約行為進行核查，從而使秘密從事生物武器研發成為可能的，就是目前擁有最發達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技術，同時具有龐大秘密生物武器研發計劃的美國。美國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核查體系，一方面代表着美國擁有不願讓國際社會核查的各種隱秘生物武器發展計劃，另一方面是美國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試圖保持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絕對優勢。在上述雙重動機主導下美國以一國的反對斷送了國際禁止生物武器的核查體系；而在美國這一國家政策的動機中，隱藏美國龐大生物武器發展計劃是最首要目的。

事實上現階段美國擁有最龐大的生物武器相關發展計劃，這些計劃與條約的內容直接衝突；目前美國正在其軍隊各種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的研發中心內執行各種生物武器、尤其是最新的基因編輯病毒相關的生物武器科研項目。這些項目一旦被揭示將對美國的全球道德形象造成致命的毀滅。而一旦這些項目研發過程中出現各種事故，其風險不可預測，而一旦美國開始使用這些生物武器，將對人類造成不可挽回的毀滅性重創！

與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正在成為最危險、最有能力毀滅人類、並在未來大國競爭對抗中被通過各種方式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發展前景和對人類的威脅正在超越其餘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逐步超越核武器。這是因為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是建立在20世紀傳統原子核物理以及工業化學基礎上，其基礎科學和關鍵技術已經進入了成熟階段、不再有各種顛覆性的科學技術創新出現，因此核武器和化學武器也進入只能局部持續完善的階段，卻不再有飛躍性突破發展。但建立在全新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工程基礎上的生物科技，正在全面突飛猛進，尤其是人類基因圖譜排序、基因功能識別和基因編輯相關的基因工程技術進步，已經把生物科技推向人類科學技術的最前沿。

因此在21世紀，基因生物科技已經與半導體、信息計算通信科技一道，共同成為21世紀最具顛覆性力量的核心科技領域；而建立在如此迅猛發展的生物科技基礎上的生物戰爭潛力、因此極具突破性。生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將成為有潛力超越核武器和化學武器，具有更大危險性的大國戰爭工具。與已經難以持續擴散的核武器不一樣，生物武器自身的特點，包括其前沿性、隱蔽性、擴散性和低成本，將使這種具有摧毀特定種族和國家並摧毀人類整體能力的武器，在特定的轉折點上開始快速擴散。因此生物武器從擴散能力和被非法使用的概率上，要遠比核武器更危險。

目前在世界上任何具有大學教育標準能力的國家，與生物武器相關的基礎知識、包括現代生物學、分子生物學、遺傳生物學、基因生物學和基因工程等知識，都是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大學普通課程。而各種生物實驗室，包括最高生物安全等級、能直接從事最危險的病毒研究工作的P3和P4級生物實驗室，已經遍佈全球。因此目前掌握相關生物技術、有能力進行生物武器概念設計和研發的個人、組織和國家，要比同一時間中有能力研發核武器的相應組織和國家，高出幾個數量級。相對於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發展，生物武器研發的技術要求更簡單；相關設備和相關原料試劑的商業化程度高、易於獲得、隱蔽性強、難以提前預防和預警。在當今世界一般國家、一般學術機構、正常工業公司和政治組織都無法輕易製造核武器；而類似的行為主體卻完全有能力從事基因病毒生物武器的研發、生產和投送。因此現階段如果缺乏全球性最嚴格的生物武器核查措施，一旦生物武器的獲取和使用突破某個界限，全面控制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就變得不再可能。

四、新冠病毒疫情揭示中國國家生物安全隱患及體系重組的必要性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對中國的襲擊，導致中國政府各級部門高度重視國家生物安全；為此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緊張日程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特地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儘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在2019年中一度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一審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中，生物安全包括八個方面內容：一、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二、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三、實驗室生物安全；四、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安全；五、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六、應對微生物耐藥；七、防範生物恐怖襲擊；八、防禦生物武器威脅。而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公佈的資料，中國國家安全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國家深改委會議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今後生物安全將成為我國國家安全體系中排名高度靠前的管理內容。

美國在2018年已經率先在全球大國中公佈了《美國國家生物安全戰略》；美國國家生物安全體系具有指揮鏈條清晰、規範完整、各種技術先進的優點。美國國家生物安全防禦體系由美國總統直接領導，美國聯邦所有相關部門，包括美國國防部、衞生和職業健康部門、疾病控制預防機構全部都通過聯邦法律、行政命令、行動方案和演習納入相關體系。儘管美國已經有了相關的制度體系，但美國在歷年對抗大型自然災害和疫病領域的記錄，包括美國已經陷入困境的全國醫療體系，都使美國無法真正有效抗擊大型自然災害和疫病。此次中美兩國都同時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而中國疫病的危機從範圍和被波及的人數都遠超美國，但中國已經率先控制住疫情，給全球所有區域和國家做出表率。

與美國有各種先進的醫療科技、醫藥和疫苗研發跨國公司、全球領先的基因工程公司、完整的法律法規，國家各級生物安全和疫病預警反應機制相比；中國最大的絕對優勢則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能力，中央軍委主席對中國國防的動員和指揮能力，中國各級政府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的掌控能力，以及中國醫療體系的專業化和人道主義職業道德體系，以及中國公眾對黨和政府的高度信賴。這一切在2020年對抗新冠肺炎病毒疫病的舉國戰役中全面彙集，形成了舉世無雙的大國內在力量爆發。在面對大規模自然疫情和外來生物恐怖襲擊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人類還沒有掌握相關的疫苗和特效藥物之前，社會管制和區域性隔離就成為斷絕疫情傳播的最強有力手段，而這一切的實現都需要政府具有強大的管理能力和動員能力，以及全社會的信任和信心，而這一切都是中國的最大優勢。

因此中國是用政府對社會的最有效管控能力，實現了符合對抗傳染性疫病規律的區域預防隔離；而這種全球獨一無二的社會秩序管理能力，先後在非典和當下的新冠病毒疫病管控過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在未來中國的國家生物安全以及對抗生物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已經通過非典疫情和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最嚴峻考驗的舉國動員機制，在對抗國家生物安全嚴重危害，包括潛在的新病毒入侵和生物武器攻擊過程中，還將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國家大力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醫療科技、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產業，也將在疫苗和藥物研發領域獲得突破。屆時中國將成為21世紀全球最具對抗未來全球未知危險疫病流行能力的國家，而對抗疫病的國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將使中國同樣有能力擊敗任何試圖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爭的罪惡企圖，並最終在中國主導下在全球徹底終結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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