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凱恩斯與美國大蕭條_風聞
高老庄朱刚烈-“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2020-04-22 10:22
文章來源丨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梁捷 ,出處《梁捷西方經濟思想史講稿》
凱恩斯(1883—1946)是一代天才。
20世紀有了凱恩斯之後,才有了能與之前斯密、李嘉圖、馬歇爾相提並論的大師級的經濟學家。
凱恩斯在經濟學歷史中的影響力可謂空前絕後,我們今天經常會説,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兩大分支之一。但這種説法不見得準確。
凱恩斯推動了經濟學的轉型,用一種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新方法來解決當時英國乃至世界經濟所遭遇的問題,後人將其發展成宏觀經濟學。
凱恩斯一生的生活堪稱多姿多彩,既是經濟學家,也是半個政治家,此外還積極參與文化活動,是英國的一代名人。
凱恩斯從來不想做書齋裏的學問,也不在意是否開創了新的經濟學。他所關注的是,如何用一套管用的方法切實解決英國以及美國的經濟衰退問題。
凱恩斯本人所有的思想都與他的經歷如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大蕭條等密不可分。真正研究凱恩斯思想,一定要將他置於當時的環境來觀察。而凱恩斯主義,則和凱恩斯本人幾乎沒有關係。
梁捷:凱恩斯與美國大蕭條
凱恩斯
現在經常有人會提起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及哈耶克,將他們與凱恩斯相互比照。
他們與凱恩斯確實是同輩人,只不過前者接受的是歐陸傳統的經濟學教育,基本觀點看似與凱恩斯截然對立。奧地利學派堅決反對政府幹預,而凱恩斯對缺乏干預的經濟體憂心忡忡。前幾年有一本思想史專著被翻譯進來,特意取名為《凱恩斯大戰哈耶克》,將他們兩人置於經濟光譜的左右兩端反覆加以比較。
事實上,凱恩斯與奧地利學派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不同國家的立場和不同的方法論。一旦回到具體政策建議,兩者之間的共識總是超過分歧。
現在回顧米塞斯在維也納期間做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研究,可以看到他遠非原教旨主義者,常常根據實際情況支持政府幹預。凱恩斯亦是如此。在寫作《貨幣改革略論》《貨幣論(上、下)》以及一系列小冊子的時候,他經常會收到哈耶克學究氣十足的商榷信件。
凱恩斯承認,自己在很多具體概念的使用上不夠明確,故而引來哈耶克的詰問。可是凱恩斯根本不看重什麼體系完備、概念精準,他只在乎這些理論是否準確描述和分析了現實狀況。
哈耶克則對英國經濟本身興趣不大,只是喜歡抽象的理論問題。凱恩斯經常無奈地表示,哈耶克實在找錯了論爭對象。
1920年代,美國人民普遍相信繁榮昌盛能夠長期維持下去,紛紛陷於一種“幻想、漫無邊際的企盼和樂觀態度”的心態,即所謂的“舊時光”。也許有人讀過著名小説《了不起的蓋茨比》,其中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社會文化。
《了不起的蓋茨比》 封面
當時美國證券價格總是在漲,縱使少有回落,也能在幾個月內恢復水平,這是一個長達十年的大牛市。人們覺得,即使從銀行裏高利率地把錢貸出來,投入股市,也能輕鬆獲得20%以上的回報。
1929年以後,股市突然像瘋了一樣,不斷創下新高。即使有經驗的經濟學家和投資者也紛紛迷失方向。列弗莫爾堪稱華爾街最偉大的投資者,多年來以堅定的做空者姿態拆穿一個個偽劣股票的真面目,市面上流行的《股票作手回憶錄》就是描述他的經歷。他在連續多年做空以後,終於忍不住在1929年轉向做多。當時凱恩斯也轉而做多。他們都認為牛市裏永遠應該追漲殺跌。
10月29日,史稱黑色星期二,股市大崩盤,成為華爾街歷史上永遠的噩夢。此後股市一路下跌,稍有反彈又向下而去,在幾年裏跌得面目全非。列弗莫爾破產自殺,凱恩斯也蝕盡本錢。美國股市大崩盤,市值普遍跌去八成以上,GDP縮水一半,由此導致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陷入大蕭條有數年之久。
在此之前,美國的失業人口從未超過10%。可在1931年,失業人口達到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的失業人口都沒有低於過15%。當時甚至很多家庭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狀況。社會學家埃爾德寫過一本書叫《大蕭條的孩子們》,跟蹤研究經歷過大蕭條的孩子。
《大蕭條的孩子們》封面
研究表明,大蕭條不但影響了一代人的身體健康,也影響了一代人的心理。後來的弗裏德曼、加爾佈雷斯、託賓等人都是大蕭條一代,他們對於宏觀經濟的看法都與他們童年的大蕭條有着潛在的聯繫。
歐洲各國很快受到美國大蕭條的波及,工業產值下降,失業猛增,紛紛放棄金本位制度。很多年以後大家才知道,這是20世紀最嚴重的一次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形勢空前嚴峻。許多大牌經濟學家的聲譽都在這場危機中受到了損害。
例如,美國的貨幣理論大師費雪在股市崩盤之前就購買了大量的股票。見到股市下跌,費雪仍然樂觀地相信股市很快就會恢復,因為他對胡佛總統有信心。
費雪常年在耶魯任教,論敵主要來自哈佛,他的哈佛論敵也沒有對這次危機的規模與持續時間做出準確判斷。幾年過去,總將“一切正常”掛在嘴邊的費雪教授,日益成為美國人民最喜歡嘲諷的對象。雖然他的貨幣理論在歷史上極為成功,但他在實踐上是失敗的。
又如,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與哈耶克,生活都過得很艱苦。米塞斯多年來一直在維也納商會工作,1934年移居日內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一步移民美國。
米塞斯與哈耶克
而哈耶克在這段時間裏,正好接受了羅賓遜教授的邀請,前往英國任教。他們總體主張減少政府幹預,任由經濟自我修復,這次同樣如此。
可幾年過去,美國大蕭條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反而進一步拖累了世界各國經濟,米塞斯與哈耶克的經濟學説也因此開始顯得尷尬。
凱恩斯的狀況比他們好不了多少。就在紐約股市暴跌之前,凱恩斯還在用槓桿做多美國的期貨。危機到來,凱恩斯的身價立即大幅縮水,自身的財務狀況變得緊張,不得不出售自己之前收藏的藝術品。
雖然投機失敗,但凱恩斯的貨幣思想倒是慢慢開始產生影響。凱恩斯為了寫作一本貨幣理論的專著,已經準備多年。藉着這次危機的機會,凱恩斯終於出版了《貨幣論》。
凱恩斯在《貨幣論》裏挑明瞭自己的觀點:“驅使企業前進的發動機並非節儉,而是利潤。”《貨幣論》在學術市場上是成功的,贏得不少讚譽。凱恩斯自己卻將其視為一次失敗的嘗試。因為它太複雜了,包含許多細節,看似縝密卻不夠有特色。這樣的一本書,很難引起大眾讀者的興趣。
《貨幣論》書影
凱恩斯猜對了讀者的口味,於是不再有興趣加工彌補這本書的缺陷,而是決定與之劃清界限,重新創造一套最能反映個人思想主旨的概念性工具,那就是後來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
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已經拋出大量我們熟悉的觀點:
“人多以為世上積累起來的財富,是出於各個人的節制行為。他甘願放棄從消費中獲得的眼前享受而為將來更大的享受着想,這種行為叫作節約。但是要知道,單是節制行為,就其本身來説,是不足以建立城市、開闢田園的。建設和改進這個世界上的事物的是企業。如果企業在進行着,是活躍的,不管節約方面的情況如何,財富都會積累起來;如果企業處於睡眠狀態,不管你在節約上如何努力,財富都將趨於萎縮。”
凱恩斯的政策建議並沒有怎麼變過,但在寫作《貨幣論》時,他支持這些觀點的理由與後來的《通論》並不一樣,這是需要注意的。
為了從研究貨幣轉向研究失業,凱恩斯前後花了5年。自1932年始,凱恩斯開始在課堂上講授有關失業的“新理論”,逐漸把自己的最新手稿拿出來交由學生討論。
1933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面發表文章,認為“當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的調控雙雙不起作用的情況下,由政府進行直接投資以刺激經濟便成為必要。這種情況有可能會出現,其實它不久前就曾出現過”。有一些參加過凱恩斯討論班的學生表示,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從那個階段就已經開始了。
隨後,1934年凱恩斯訪美,得以和羅斯福以及羅斯福手下各級官員會談。他向羅斯福保證,只要把用於刺激經濟的聯邦支出從每月3億增加到4億,美國經濟就會迅速復甦。羅斯福雖然抱怨凱恩斯“説話像個數學家”,但對他的建議十分讚賞,很快就落實到了政策行動中。
美國也成為後來推行凱恩斯主義最有力的地區,對“凱恩斯主義”的興起極為關鍵。凱恩斯還有一次表示:“要把世界從大蕭條裏拯救出來,除了戰爭之外別無他途。”不料一語成讖。德國和意大利都早早地決定使用強力的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最終的代價則需以戰爭的形式來償付。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就爆發了。我們不應簡單地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任何一個維度來歸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但經濟原因是不可迴避的,經濟原因也是德國納粹得以上台的重要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已經出版《通論》、名噪天下的凱恩斯重操舊業,為英國政府服務。1940年,他出任財政部顧問,參與戰時各項財政金融問題的決策。在凱恩斯的強烈倡議下,英國政府終於開始編制國民收入統計,使國家經濟政策擬訂有了必要的工具。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學者如劉大中、巫寶三等也都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着手編制中國的宏觀統計數據,也都是受到了凱恩斯的影響。
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凱恩斯就率英國政府代表團出席美國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併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後來的世界銀行)的英國理事。但是凱恩斯的建議再一次被忽視,會議決定建立以美元盯住黃金、其他國家貨幣盯住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佈雷頓森林體系。
在1946年3月召開的這兩個組織的第一次會議上,凱恩斯當選為世界銀行第一任總裁。返回英國不久,因心臟病突發於1946年4月21日在薩塞克斯的家中逝世。
基於金本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12月起生效,到1971年被廢除,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至今仍然存在,並且發揮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