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貼錢送石油，大蕭條要來了嗎？_風聞

今天，這則新聞估計把不少人給看傻了：

紐約原油期貨5月合約20日暴跌300%，收於每桶負37.63美元。

不少網友驚詫：這個東西原來還能是負的來着嗎？意思我買一桶你還要倒貼我錢唄？

其實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倒貼，你現在提個桶去沙特買油人家也不會真的倒貼給你錢和石油，因為這是石油期貨。

這其實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半個世界都停工了，石油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很多工廠不開工了，石油的消耗大大減少，世界各國的戰略儲備基本也塞滿了，所以快到期了，石油買家也不去提貨，因為提了也賣不出去，運輸和儲存都要錢。

為了讓買家願意接貨，價格就一降再降，最終跌破成負的了。

負油價，只是意味着將油運送到煉油廠或儲存的成本已經超過了石油本身的價值，5月份的油挖出來放都沒地方放了，不是真的有人要給你錢然後還給你塞石油。

如果疫情還這樣發展下去，往後石油只能被迫停產，解僱工人了。這聽起來有點超現實，不過其實類似的情況歷史上曾經發生過。

在上世紀30年代，那場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大蕭條”中，就出現了這種荒誕事：

一個美國畜牧場主，買了些子彈屠宰了他的全部牲畜，拿到市場上買，結果得來的錢還沒有他買子彈花的錢多。

而更被人熟知的，應該是“倒牛奶”，石油要更難辦一點，因為石油還不能倒，倒了也不會自己分解，處理原油污染還要錢：

而這一幕，在如今的美國也出現了：

美國奶農們每天倒掉的牛奶高達1400萬升，按20人民幣一升來算，一天就得倒掉近3億元！

90年前那場令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不願提起的夢魘，這次真的會捲土重來嗎？至少現在看起來已經有點內味了：

根據美國勞工部最新數據，全國近期失業總人數達到約2200萬；短短四周內，美國經濟就抹去了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過去11年中幾乎所有的就業增長。

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先後發出了警報：

“大蕭條”又要來了！

讓許多人感到擔憂的是，全球面臨一場新的大蕭條的威脅，中國能“風景這邊獨好”嗎？

難，需要看操作。

全球化背景下，外貿依存性較強的中國，幾乎不可能不受到影響；而我們前兩個月為全力抗擊疫情實行的封閉狀態，已經讓我們在經濟上付出了代價。

前兩天，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一系列一季度經濟數據，一下子恐怕驚到了不少人：

GDP同比下降6.8%，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8.4%，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下降3.9%，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

這個狀況，我們實在是太不熟悉了。

哪怕是非典肆虐的2003年二季度，當季度的經濟增速明顯小於其他季度數值，但也高達9.1%。

以GDP來説，這是1976年以來，中國首次出現GDP負增長，44年來頭一遭，大家又雙叒叕見證歷史了**。**

今年開年才4個月，大家都沒幹啥，光顧着見證歷史了。

而且大家不用擔心，見證歷史的日子遠遠不止今天，以後還有的是，搞不好甚至會讓大家永生難忘。

中國想在這一場全球性的經濟蕭條中“獨善其身”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和國家受到的一定全是負面影響。

危機之中潛伏着機遇，絕不是一句空話，操作得好，危機也會變成我們的機會。

面對我們並不習慣的“減緩”乃至“下降”或更大的困難，宏觀政策和微觀個人角度應該抱什麼樣的態度？

歷史早就給過我們答案。

1

1932年，胡佛在大選中慘敗給了羅斯福，在離任前，他給即將走馬上任的羅斯福提出了這樣的“忠告”：

“我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我們無能為力了。”

胡佛並不是個脆弱的人，他會説絕望，是因為當時的情況看來確實是毫無希望。

威廉·曼徹斯特在其著作《光榮與夢想》有關大蕭條的部分是如此描述：

“長期在大街上晃盪的人也學會了一些生存的竅門。例如，用5美分買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費熱水，在熱水裏混入放在櫃枱上的番茄醬，就做成了番茄湯。

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襯衫下塞滿報紙，以抵禦寒冷。

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職業介紹所外排很長時間的隊，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雙腿。

鞋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問題，紙板可以用來補鞋裏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腳後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腳。

紐約大街流行着這樣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

悲傷，飢餓，絕望，憤怒，幾乎感染了每一個人。

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美國足足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接近人口總數的28％。

數以千計的人跳樓自殺，即便如費雪這樣的大經濟學家也不能倖免於難——他在數天中損失數百萬美元，頃刻間傾家蕩產，從此負債累累，在貧困潦倒中與世長辭。

美國鋼鐵公司的股價從262美元高台跳水到21美元；通用汽車公司從92美元，縮水至7美元……

5000萬人失業，不計其數的人流離失所，美國10萬家企業在三年內破產。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奄奄一息，全球工業生產下降37.2％，直接倒退至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有一些關於小孩子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

學校的老師勸小女孩回家吃點東西，小女孩的回答是：“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

一位叫莉蓮的社會工作者説：“為了讓孩子們吃飯，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

羅斯福雖然開始實施新政了，但關鍵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即便到羅斯福第二個任期的1938年還高達16.5%。

這個感覺讓美國人對制度感到絕望。

因為此前的幾乎整個20年代，美國都處在空前的“繁榮”之中，各種新鮮的金融產品營造的“超前消費”環境，使美國人民的生活改善日新月異。

那時候的收音機數量從1922年的6萬台增長到了1928年的750萬台。到了1929年，美國實現了2300萬的汽車保有量，每五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擁有汽車。

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微觀個人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已成為一種“慣性”。

這種從山巔跌落谷底的感覺，徹底擊碎了美國人對資本主義的信心。

尤其是當他們看到，除了自己之外有人過得好的時候，這種強烈對比讓人不得不開始自我懷疑。

因為這場全球的危機中，有一個地方非但沒有垂死掙扎，反而逆勢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那就是蘇聯。

列寧和他的追隨者們畢生信奉的是共產主義，聲稱要砸爛舊世界，那自然是資本家們的敵人。

另一方面，沙皇全家被秘密處決讓依舊以王室統治為主的老歐洲心驚膽戰。

沙皇尼古拉二世1911年全家合影

由於西方世界的敵對和封鎖，蘇聯人在建國前幾年工業產量不僅沒增長，反而急速滑落。農業則相比1913年的產量降低了整整三分之一。

但是，大蕭條為蘇聯帶來了機會。

1928年，是大蕭條的開始，而蘇聯正好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搞工業化建設。

設備要更新，工程要建設，充滿着對資本和技術的渴求。

恰好，資本主義社會是產能過剩，工廠開不了工，機器放在廠子裏吃灰，隨時面臨倒閉。

沒辦法，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開始向蘇聯賣機器。

以前是蘇聯怎麼説他們都不給，現在是他們反過來要求着蘇聯買機器。

以前蘇聯想要貸點錢難如登天，現在美國資本紛紛投資蘇聯，要不然錢沒地方去。

1929年，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下專設了外國諮詢中央局，它專門負責領導外國技術力量的引進和利用。

到年底，蘇聯同外國簽了70多項技術援助和諮詢協議。1931年初，蘇聯接受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項，投資總值達8300萬盧布。

蘇聯有一家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它就是在美國近80家工廠的幫助下建成的，前後有700多個美國專家參與了這個過程，廠子裏的機器也都是美國和德國賣過來的。

這家工廠1929年破土動工，十個月後就建成投產。

很快，一輛又一輛拖拉機從這裏誕生。作為當時蘇聯最大的拖拉機廠，這個廠每年生產的拖拉機佔全國產量的一半以上。

大蕭條期間，蘇聯派了1千多人進入美國，把美國技術轉移到蘇聯。僅1932年，在蘇聯各部門工作的外國專家就有2萬人。

蘇聯在紐約的蘇美貿易公司，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多份申請要求移民蘇聯。

圖：蘇美貿易公司針對大蕭條做的宣傳畫

在資本主義世界要死要活的時候，蘇聯反而逆勢上漲，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

二戰開始之後，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更是成了戰場英雄，從這裏駛出了無數T-34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保衞戰期間，德軍一度佔領了80%的地盤，拖拉機廠的工人們甚至一邊反擊敵人，一邊在彈片橫飛的車間裏堅持生產。

坦克造好之後，根本沒時間進行調試和檢修，就直接從生產線上開下來，坦克兵開着就上前線。

最危急的時候，甚至連工人都要進坦克上陣殺敵。

但因為有着足夠強大的工業實力，蘇聯最後還是戰勝了法西斯。

想象一下，如果你身處當時的世界，看到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象，你會怎麼想？

那個感覺和我們現在看到全球疫情下半場，美國英國防疫的諸多醜態是一樣的——西方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他們的制度上的問題正在瘋狂暴露。

那時候的人也是這樣的，在強烈的現實對比面前，在這樣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前，全世界都掀起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浪潮，資本主義的精英們也和他們眉來眼去。

原來，共產主義被很多人當成空想的，不切實際的東西，但在那個時候，全世界都在扛着紅旗的路上高歌猛進。

美國上層社會的精英們意識到，如果資本主義再不自我改革，等待他們的就只有被共產黨徹底顛覆政權一條路了。

2

美國內部失業的人太多了，已經燃起了共產主義的星星之火，火藥桶隨時都會炸。

底特律的救濟事業停頓了，失業的人已經開始了一定程度的暴亂；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10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

大街上的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了，説不準哪天唱着歌就對着政府開槍了。

有一位42歲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激進分子，帶着失業者聯盟的羣眾就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

要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工農共和國？你這不是謀反是什麼？！

實際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後，左翼思潮就已經在西方世界開始萌芽了。

今天的西方國家的工人，看到列寧站到台上，對勞工拋出手去大聲疾呼：“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同志們……”時，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但在當時，產業工人被資本家瘋狂剝削，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勞資關係相當緊張。

演講中列寧的手，已經拋出了俄國國界，感染了全世界無數的勞苦大眾。

就在美國，自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美國人佔了工作人口的約百分之二十。

1919年，美國共產黨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説：“共產主義不是打算要‘奪取’資產階級議會的國家，而是要征服並且摧毀它。”

這種情況下，羅斯福提出“新政”，想挽救當時危在旦夕的資本主義，再不做點什麼，美國“赤化”只是時間問題。

在就職演説的時候，羅斯福就有一段總結起來是這麼幾點：

大蕭條的製造者是唯利是圖的貨幣交易者，大蕭條的根源是資本的貨幣利潤；

資本的利潤動機高於高貴的社會價值從而引發了危機；

重建美國的出路是讓利潤動機符合更加高貴的社會價值。

再看看“新政”的具體舉措。

1、均貧富。

大幅度提高税收，增加公共開支，支持工會力量，規定最低工資， 推動勞工立法，推行社保基金體制，建立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為年老、失業和有病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2、大搞基建。

工人不是失業嗎？我就借錢給工人工作，羅斯福成立了一系列負責基礎設施建設的機構，先後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億美元，計劃僱傭1400萬失業者中的500萬人進行公共工程建設。

著名的“總統山”（拉什莫爾山），1927年就開工了，但經濟危機的到來使得這個項目很快遭遇了財政瓶頸，眼看要爛尾了。

正是在羅斯福新政給予的補貼下，這個工程才得以繼續推進，並在1941年最終完成，工人們也不至於失業。

在社會主義國家看來，這些舉措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看來，羅斯福就是個叛徒。

國會議員直接指責“新政”是“社會主義，它是否是共產主義尚待觀察”。

“你這套東西，是從《共產黨宣言》第十八頁逐字逐句抄下來的！”

羅斯福當然知道這是“動搖國本”，但他更清楚如果不敢走出這一步，資本主義的末日就不遠了。

因為不止美國底層，美國精英階層也在越來越共產化。

小説家約翰·多斯·帕索斯甚至覺得，社會主義還“不夠味”，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要更激進一點，直接上共產主義吧！

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作為資本主義的一州之長，竟然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説：

“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衞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

羅斯福參考社會主義，給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做“改良”，結果選情一片大好。

美國一家報社的記者説，鋼琴老師沒工作，政府就貸款數百萬美元，僱這些鋼琴老師去給飯都吃不上的孩子們上鋼琴課。

普通工人沒工作，政府就花錢僱了7000個人，去編一份10個人就能編的《美國旅遊手冊》。

事實證明，老百姓才不管你這套是不是和共產黨是雷同卷要判零分，能讓他們有工作，吃飽穿暖就行，哪怕這工作看上去有點沒事找事。

羅斯福雖然沒有把資本主義的固有問題解決，但是他的改革成功幫美國把命拖了下去。

在全世界都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候，世界就被迫進入了比爛模式，誰爛得比對手慢一點，誰就能笑到最後。

事實上，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主動去改革，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上世紀20年代的繁榮時代，恐怕沒有美國人會認為國家和自己還需要作出什麼改變，國家、政府層面的自由市場信仰，個人層面的熱衷炒股、超前消費，一切看起來都是那樣“正確”。

1928年胡佛進行總統競選時，還驕傲地宣稱：

“感謝上帝！今天，我們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最終戰勝貧困！”

如果沒有“大蕭條”，也許美國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

哪怕到了今天，由於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橫行，對當年羅斯福新政實際的經濟貢獻爭議越來越多，但有一點卻是資本主義世界怎麼也會認可的：

羅斯福當年的政策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主動的“赤化”避免了被大蕭條中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徹底顛覆制度的危險。

危機中，往往能夠發現那些在順風順水時發現不了、甚至還深以為然的問題。

到了今天，全世界同樣又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機，而我們看到的是，這次西方國家的精英們，再也沒有了當年的意識和膽識，他們不斷甩鍋、推卸責任、拒不承認自己的問題。

媒體去採訪“歷史終結論”的福山，福山哪怕在如此血淋淋的現實面前，也不肯承認制度和疫情治理之間是有聯繫的。

基辛格發了一篇《新冠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字裏行間都在擔心美國丟掉世界領袖的地位，但特朗普政府顯然對反思這一點置若罔聞，還在不斷透支美國的國家信用。

在拒絕承認問題，拒絕改變自己的那一刻起，西方世界已經病入膏肓了。

他們寧願看着自己的民眾因為病毒感染數十萬上百萬，死亡數萬人，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哪怕一點點問題，更別説去改變它，去扭轉某些畸形的制度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病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荒唐事，正活生生地發生在我們眼前。

而中國想要和他們不同，想要在危機中抓住機遇，從上層的精英到下層的民眾，都要能夠意識到我們目前存在的問題，並積極地去改變它。

3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曾經引發了中國對之前一些“主流理念”的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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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的經濟領域有着這麼幾樣“金科玉律”：

產業結構上，第三產業（服務業）比重越大越好；

西方金融體系十分牢靠，外匯儲備越多越好；

以加工業為核心的外貿生產比較優勢大，來錢快，應進一步加強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更有大量的新自由主義者對市場作用進行過度鼓吹，並力推讓中國的市場經濟更加“自由”。

看上去，這些確實是中國經濟此前取得高速發展的助推器。但到了危機真正降臨時，才能發現，這些“平時”的好東西竟有如此大的“副作用”。

比如説產業結構的問題。

在次貸危機前的數年間，美國一直推崇所謂的新經濟概念，鼓吹世界產業結構正從工業型轉為服務型經濟，從而美國的經濟發展逐漸忽略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在金融危機前認識到實體經濟壓縮造成的空心化危害的人並不多，一味追求“效益”的思路下，全球普遍陷入服務業（尤其是虛擬金融業）至上的熱潮中，中國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相信不少人都記得，當年的中學教科書上產業結構餅狀圖，第三產業越大越發達還是標準答案。

但是，在次貸危機後，維護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的聲音開始崛起，如果各位回顧一下，就會發現**“工業黨”概念的真正建立和成為“顯學”，也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

無論是社會思潮還是政策層面，當年那場危機，都成為了中國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這也才有了後來的中國製造業反超美國成為第一工業大國，至今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仍是我們的最大底氣。

無論對國家、政府還是個人，重大的危機也都是自我調整、革新的機會。

金融危機後，很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所帶來的風險，認為應把原來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一馬當先，調整為出口、消費、投資三駕馬車並駕齊驅地拉動經濟增長。

但是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轉型還沒有完成，就遇到了危機。

內需的拉動仍不充足，外貿的轉型還很不充足，無論是去年的貿易戰中還是今年的疫情影響期間，外貿加工業仍是受衝擊最嚴重的那個。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內憂外患，更是深化改革不得不做的關鍵時期。

中國一開始由於疫情，封閉造成了消費不足，產品、服務生產被壓縮了；

到了現在，國外的疫情發展，又使得以外貿為基礎的大批生產企業面臨危機乃至倒掉的風險。

這與大蕭條的情況十分相似（雖然成因不同），當時生產力的提升和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得短時間內形成了“生產過剩”。

比如美國，從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只上升了2%，而工廠中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了55%；

當大蕭條襲來，大量工人失業，就更無力消費這些產品，反過來促成大量生產企業歇業或破產。

但是，這些需求並不是真的消失了。

作為“世界工廠”，工業、以及工業化的新農業、新型服務業的產出能力，能夠使得即便在生產萎縮的處境下，通過合理的調控調配，始終具有恢復和擴大生產的能力，從危機中恢復的過程中掌握先機，就看我們怎麼操作了。

新基建、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都已經上路，控制房價，持續扶貧一直都在做。

還有一帶一路的投資，拉攏歐洲可以撬動的國家，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美國在疫情中已經一頭撞死的南牆，我們不要再碰了，永遠要記得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分配到老百姓身上，解決好內部問題，才可以笑到最後。

微觀到個人的角度，如果不能維繫工作—工資—消費的流動，對個人來説同樣是致命的威脅。

個人無法跟時代硬剛，我們都要做好過長時間苦日子的心理準備，但儘量地防範風險是可以做到的：

保障自己的工作，避免高風險的跳槽；儘可能不要去冒險動用高槓杆，把投資的手收一收，保護個人的現金流；如果一定要投資，可以瞄一瞄當前我國還較為薄弱的領域的公司，因為那很可能是危機中和危機後國家的重點發展方向，以後出現漲勢是必然的。

還是那句話，2020年我們見證歷史的時刻，絕不只有今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徐徐拉開帷幕。

不要害怕危機，也不要畏懼改變，歷史已經證明，在危機中，如果想不退反進，唯有一招——自己比危機跑得更快。

正如羅斯福所言：

“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