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不是蘇聯的喬治·華盛頓: 為什麼列寧主義能經久不衰？_風聞

來源：華中師範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  王曉青  編譯

1920年5月5日列寧在莫斯科的斯維爾德洛夫廣場（Sverdlov Square）向紅軍發表演講

【編者按】2020年4月22日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週年。在這具有重要歷史紀念意義的時刻，重温此文[該文章由文斯·科普蘭(Vince Copeland) 和大衞·佩雷斯(David Perez)以共同筆名“大衞·格雷”（David Grey）於1991年發表在《解放和馬克思主義》雜誌上，2020年4月20日再次被美國左翼網站轉載]，從一個比較視角認識列寧，向列寧致敬顯得更加有温度和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曾有人説：“列寧是‘蘇聯的喬治·華盛頓’”。本文告訴我們一個強有力的事實，雖華盛頓對於事物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其所處時代的限制，但不可否認從兩者的階級利益、革命目的以及對世界各國的態度來看，列寧的政治思想和格局遠不是華盛頓所能匹及。文章內容如下：

現在，很難找到任何支持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會為蘇維埃國家的創始人、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列寧説好話。但過去，每隔一段時間，有些記者可能會出於好意寫道，列寧是“蘇聯的喬治·華盛頓”。

把列寧與18世紀的革命家相比較，可能對後者來説稍顯不公，因為其受到自己所處的歷史時代的限制。然而，如果我們試着考慮一下兩人之間的相似和不同之處，可能會有助於看到列寧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所有偉大的領導人死後都會成為石膏聖人，但在美國國內，列寧的記憶一直被更多的泥巴而不是石膏包裹着，在某種程度上，後來的蘇聯也是如此。一個簡短的歷史提醒將糾正該錯誤認知，以達到我們的寫作目的。

華盛頓和列寧都被視為其各自共和國的國父，並且兩人都是第一任總統或國家元首。華盛頓是奴隸主，而列寧是歷史上最大、最成功的奴隸起義的領導人——如果我們把農奴般的農民和經常赤腳的工廠工人視為真正的奴隸的話。華盛頓是當時13個殖民地中五六位最富有的人之一，是當地人的掠奪者和騙子。而列寧是被壓迫民族的熱情捍衞者，也是俄國土地掠奪者的主要徵收者，並將土地交給了那些辛勤勞作的人。列寧出生在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年輕時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曾進過監獄，之後去了西伯利亞，後來又流亡到歐洲。在革命之前，他的所有成年生活都在組織、寫作和策劃罷工、示威以及各種反對沙皇、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度過。

1775年以前，華盛頓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一心想着如何變得更加富有，甚至在與英國的武裝衝突中也沒有忘記這一點。誠然，華盛頓是1776年革命的真正領袖，儘管他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的軍事將領身份，而不是他的政治領導能力。其在1754-1763年所謂的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中擔任過指揮官。並在革命後當選為第一位美國總統，這基本上是對他的兵役的認可，在較小程度上也是對他作為統治派別之間平衡者能力的認可，儘管他自己屬於革命的右翼派別。

**一、**革命戰士

列寧的領導雖然不是軍事上的，但卻是至關重要且獨一無二的。除了代表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之外，列寧是在比福吉谷和約克鎮（Valley Forge and Yorktown）更困難和更復雜的時刻指導其革命取得成功的人。但是，華盛頓代表的是商人資本家、北方地主和南方奴隸主的利益。列寧是一個鬥爭多年的政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該政黨的經驗包括參加了1905年的革命。但是，毫無疑問，該黨和列寧一樣，是自覺地尋求和準備革命的。就華盛頓而言，其像約翰·亞當斯、本傑明·富蘭克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及其他許多人一樣，革命是強加給他的。之所以説是強加的，是因為在當時他們對英國王室提出了某些在其看來並非革命性的要求，但皇室卻對此表示拒絕。而這些要求關係到他們已經享有的自由和繁榮，並涉及到殖民地本身的發展，於是他們開始了叛亂。由於英國一直持不妥協態度，叛亂變成了一場革命。

1776年7月4日主要領導人才宣佈獨立，而距離四面楚歌的農民在列剋星敦和康科德的戰役已經過去14個月了。這只是部分原因，因為一些北方領導人想要推遲投票，以便讓落後的南方奴隸主參與鬥爭。此外，這也是因為他們自己仍然希望與英國君主制度達成妥協。例如，紐約的代表們甚至等到7月4日之後的幾天才承認《宣言》。

**二、**革命的差異

但是，華盛頓和列寧之間最大的區別——對當代人來説也是最重要的區別——產生於這兩次革命的不同及革命發生的歷史時期之間的差異。

上任後，兩人面臨着截然不同的問題。列寧統治着一個1.5億人口的國家，在經歷了歷時三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疲憊不堪，而華盛頓卻在1788年，也就是革命七年後上台執政，國家基本處於和平狀態。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政府不得不將14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和數百萬人口割讓給德國。不久之後，一場血腥的內戰開始了。反革命運動受到英國和法國資助，一些軍隊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十幾個國家提供。那時的美國已經是一個擁有1億人口的國家，而且比蘇聯富裕得多，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外國勢力的入侵。

內戰和干涉戰爭持續了兩年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兩百萬人喪生，在內戰中至少有同樣數量的人喪生，工廠被清空，工人們都相繼前往戰爭一線保衞他們的新國家。其結果是，早已不堪重負的工業和交通幾乎完全陷入癱瘓。在一些地區，饑荒、疾病和飢餓肆虐。

列寧並沒有將關注的重點放在自由貿易和喬治三世的問題(儘管沙皇比英國國王更專制，更中世紀)。他討論的是失業、貧窮、無家可歸、戰爭與和平問題以及人類平等的真正問題，而不僅僅是一份文學宣言中的宣傳聲明。可以清晰地看出，列寧在近一個世紀前談到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同樣的問題。

即使人們不同意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即使這些問題實際上並不都是列寧自己滿意的答案，但他把這些問題提出並提高到全國和國際水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

誠然，如果沒有數百萬人的大規模起義和像他這樣的數千名革命者在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立三十年的時間裏的自我犧牲和長期鬥爭，以及在這之前的四分之三世紀裏，數千名其他革命者在民主和無政府主義的蔑視中的鬥爭，這一壯舉是不可能實現的。

**三、**資產階級國家

華盛頓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他幾乎不可能以國際主義者的身份領導這個資產階級奴隸制國家。他領導的體制的本質是民族主義，與包括革命國家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競爭是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在那個時候，華盛頓必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才能從一個殖民地或一羣殖民地中建立一個國家，並與否認它的“宗主國”宣示其國家地位。然而，他的侷限性也值得注意。

列寧所處的時代，在科學技術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國際主義已經成為現實的可能性。但話雖如此，承認列寧可以成為國際主義者，而華盛頓卻不能，這並不是説列寧的任務可以輕鬆完成。事實上，他不得不反對許多在他那個時代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但當他們的時代到來時卻無法達到這一標準的人。

1914年，即俄國革命三年前，列寧強烈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呼籲其國家的軍隊和其他交戰國也反對戰爭。他説：“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內戰！”起初，他幾乎是孤軍奮戰。但在之後的三到四年內俄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廣大民眾正是這樣做的。

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列寧憑藉其天才和普羅米修斯式的勇氣闡明瞭這一立場，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即使華盛頓比他更加左傾，不那麼支持奴隸制，他也不可能採取任何此類行動。

列寧於1917年末執政，是第一個領導國家走出戰爭的人。美國國內掀起了一陣批評浪潮，反對蘇聯為了擺脱這場“聖戰”而簽署“單獨和平協議”，並一再聲稱布爾什維克為“德國特務”。與此同時，列寧被指控為聽從柏林的命令，這可能是國際上第一次對布爾什維克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

當然，列寧退出戰爭並不是源於他的和平主義。這源於他和俄國人民的觀點，即這場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而是一場為了貿易、利潤和殖民地以及對其他國家產生經濟影響的戰爭。1776年的華盛頓戰爭比1914-1917年的俄國戰爭要公正得多，儘管它並沒有解放奴隸，也沒有讓土著人民的命運變得更容易。殖民地的鬥爭主要是反對大不列顛的帝國主義的統治。

但華盛頓在得到拉斐特領導的數千名法國軍隊的重要幫助後，對幫助拉斐特或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任何其他領導人並不是十分上心。很明顯他並不想把美國革命及其新的“民主”傳播到其他國家。當然，即使他想這樣做，他也沒有這樣做的物質條件--列寧也沒有。

然而，列寧擁有國際化的思想、意識形態、綱領、新傳統以及國際支持者和合作者。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建立了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第三國際)，其明確的目的是把他們的蘇維埃制度帶到任何可能的其他國家。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想要擴大他們為之奮鬥的制度，即使是以損害他們自己國家的直接進步為代價，而華盛頓和他的同僚(除了極少數例外，如托馬斯·潘恩)並沒有這樣的觀點。事實上，他們反對將其革命擴展到國外。

然而，列寧的立場截然相反。他説，“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願意放棄俄國革命，以換取一場成功的德國革命。”

這幾乎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在一個世紀前形成的概念。他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為德國工業的發展可以比落後的俄國更快地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將給歐洲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帶來更大的推動力。

但是，他之所以如此驚人地成為國際主義者，與其説是因為他無可爭議的才華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不如説是他生活在一個新世界中。這個新世界，儘管其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嚴重破壞，但卻是自華盛頓時代一個多世紀以來物質、社會和智力發展的頂峯。

多好的一個世紀啊!它帶來了工業和科學技術的革命，帶來了許多天才的文化和知識進步，同時也為數百萬人提供了良好的教育，這些人以前只是歷史舞台上的臨時演員或配角。它帶來了全新的科學，石油和電力的發現以及鐵路、汽車、飛機、電話、電報和物質產品的生產，其規模之大前所未聞。

也正是這個世紀帶來了卡爾·馬克思的誕生，他表明全人類都可以享受這些東西，並以現代社會主義結束其“史前時代”。

列寧像他那個時代的數百萬其他歐洲人一樣受到這個概念的激勵，但他更強烈、更有效地利用了它。

列寧是一個世界人物，不僅是因為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啓發了仍在發展中的亞洲、非洲、阿拉伯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而且還因為他的世界觀以及在使俄國革命成為可能的基礎上對世界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充分把握和認識。

作用於列寧及其革命的社會運動和歷史力量過去是，現在依舊是世界性力量，因此，對列寧思想和行動的任何考慮不應該把它排除在外。事實上，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些力量，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個人在這種情況下的真正角色，這位特殊領導者的真正作用，以及他與他所處時代的關係。

歷史不是時間的連續體，也不是時間的流動，而是人們創造的一系列事件。現在和未來是由不同於列寧的國家和他那一代的人所塑造的。但是列寧時代所面臨的同樣的問題還在不斷地出現，儘管現在的形式與當時有所不同。而列寧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如此重要，以至於非常需要我們的關注和效仿。

儘管生活起起落落，歷史潮起潮落，但如上所述，人類技術的巨大進步保證了社會向更先進水平的廣泛運動。但這只是一般情況。從本質上來説，這場運動只有通過社會動盪才能實現。而這場劇變只有在強大而有能力的領導下才能成功，特別是考慮到以前的進步和現代生活的複雜性。

與他的敵人和詆譭他的人的論點相反，列寧的領導主要不在於他的人格力量和“權力”的獲得，而在於使其革命者理解俄國和世界革命以及這場革命鬥爭的性質。儘管列寧擁有非同尋常的才能，對自己的目標比大多數人更加熱衷，但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因此，今天的革命者有可能通過一份手冊學到他在那個時代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以便在自己的時代實現其理想。

在這一點上，列寧與華盛頓明顯不同。1776年的領導人基本上是宗教的、神秘的，遠離羣眾(儘管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擺脱了“原教旨主義”)。總體而言，他們信奉歷史的“偉人論”。他們認為，領導人實際上創造了歷史，一般説來，人們在啓蒙時代(他們把啓蒙時代與資產階級崛起的時代混為一談)之前是無知的，他們認為像他們自己這樣的領導人是變革的動力，而不是階級為爭取各自的生存權和統治權而創造的條件和鬥爭。

毫無疑問，列寧和他的同志們都是領袖。但是，他們深刻地認識到，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華盛頓是一個貴族，甚至是專制的個人。

在討論列寧的鬥爭時，任何時候都要記住他領導的那種革命，以及他和其政黨開始的那種革命，就是推翻沙皇帝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爭取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的革命。無論這場持續的革命遭受了多大挫折，相對而言，它仍然是衝進了現在和未來的舞台。按照事物的本質，這樣做有時是獨具特色的，有時是慘敗的，有時會產生輝煌的勝利，有時會面臨突如其來的驚喜。

列寧是理解這些事情的大師。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實幹家做得如此出色的原因之一。

對列寧的研究，就像對馬克思的研究一樣，可以賜予我們這種理解的技能，而且，再稍加努力，就可以使我們在爭取人類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鬥爭中處於領導地位。

列寧聯合了兩個受壓迫的階級：貧農和工人，華盛頓以聯合不同的統治階級而聞名，至少在革命時期是這樣。他的部分動機是愛國主義，但他本人(通過投機)參與了北方的貨幣經濟和南方的奴隸經濟。例如，他對銀行業的興趣遠超於富有的波士頓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後者實際上討厭銀行。

現代帝國主義時期被壓迫國家的民族主義（所有列寧主義者都支持這種民族主義）與此相似，但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説，它常常以“民主”美國本身作為壓迫者，並傾向於團結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受本國資產階級矛盾心理的影響，被壓迫國家有一半被資本家等壓迫者所控制，所以逐步選擇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