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3個月，為做家務吵了多少架？_風聞

有人調侃新冠病毒帶來的最大次生災害可能是兒童“失學”和家庭矛盾的激增。而家庭矛盾中的一個永恆主題就是家務矛盾。女性經常面臨的崩潰點是：為什麼丈夫無法看到自己在家務勞動上的付出；而男性的抱怨則常常是：我已經做了安排的家務，為什麼妻子還不滿意。這種性別認知上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對家務勞動的理解。事實上，家務勞動除了我們常常談論的體力勞動，還包括認知勞動這一維度。今天，嚴八就來和大家嘮嘮家務勞動那些事兒。

提到家務勞動(household labor)，人們往往會想到諸如做飯、打掃和購物等一系列體力勞動。而近年來，腦力工作和腦力負荷(mental load)等概念開始在大眾媒體中引起關注。雖然學者們對家庭內部的體力勞動及其性別分工做了大量研究，相關的社會學文獻並未系統地從認知層面理解家務勞動。有研究用“家務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一詞概括此類活動，但卻沒有給出明確定義或深究其本質，而是將這些所謂的“管理任務”與體力勞動相提並論。意識到這一問題，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Allison Daminger提出了**“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r)**，用來指代家務勞動的認知層面，並展開了相關研究。

一方面，已有的定性研究發現，在美國社會，男性和女性家務勞動的最大差距不在於做飯或子女照料，而在於管理活動。即使在共同分擔家務工作和育兒任務的夫妻中，女性也更有可能對結果負責、提醒伴侶完成任務、進行協調和監督工作等。

另一方面，學者開始用創新性的時間利用研究(time-use studies)來量化兩性在家務勞動上的差異。Lee和Waite發現，美國女性腦力家務勞動的時間比男性多：女性每週花費3.1小時，男性則花費2.3小時。Offer和Schneider 發現，總體來説，儘管母親們用於處理多重任務(multitask)的時間更多，但在1)所有多重任務處理中涉及腦力勞動的佔比和2)腦力勞動關注家庭事務的頻率這兩方面，並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與Offer和Schneider的研究略有不同，另一系列研究表明，不論實際的工作時長，女性往往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的時間更長，休閒時間更分散，或者承受更大的時間壓力。

1. 什麼是認知勞動

為了更系統地研究認知勞動及其性別差異，Daminger對居住在波士頓地區的35對中上層階級夫婦進行了共計70次訪談。她通過三種途徑招募參與者：1)郵件列表和波士頓地區父母們的Facebook羣組；2)自己的擴展網絡；3)受訪者的推薦。所有受訪者均已婚，年齡在25-50歲，至少持有學士學位，且與一個或多個5歲以下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Daminger分別對丈夫和妻子進行了單獨訪談，但儘量將其安排在同一天。她首先請受訪者記錄自己在過去24小時內所做的所有與家庭或孩子有關的決定，據此有針對性地進行提問。在訪談中，Daminger要求被調查者詳細地描述各項活動，並且提問了一系列不定期發生的事件，例如上一次建造房子，修理汽車或度假等。最後，她詢問了受訪者對家庭中理想的和實際的認知勞動分工的看法。

Daminger採用開放式編碼來分析資料，最終識別出了認知勞動的9個領域和4種類型，前者包括做飯、照顧孩子、後勤/日程安排(logistics/scheduling)、清潔/洗衣、財務、社交、購物/採購、家庭/汽車維護、旅遊/休閒，後者包括預測需求(anticipation)、確定備選方案(identification)、做出決策(decision-making)和監控進程(monitoring)。認知勞動被Daminger看作一系列的預測、識別、決策和監控活動，如圖1所示。

圖1 認知勞動的四個成分

其中，預測指注意到可能的需求、潛在的問題或機會，是未來導向的活動。例如，受訪者Desiree在懷孕時意識到女兒在出生後會需要幼兒照料。一旦需求被預測到，識別工作也就開始了，即為滿足需求找出多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以Desiree為例，她廣泛蒐集了多個日託中心的信息。接着便進入了第三階段：決策，從識別出的方案中做出選擇。例如，Desiree從眾多備選方案中，選擇了熟人推薦、價格合理的托兒中心。最後還需要監控，即確保所做的選擇得到良好實施以滿足需求。在Desiree的例子中，她會時不時確認日託中心是否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育兒服務。

2. 認知勞動的特點

Daminger注意到，認知勞動具有3個關鍵特點。其一，認知勞動對於勞動者以外的人來説常常是**不可見(invisible)**的，旁觀者注意到的往往是實質結果，而非促成它的腦力勞動。這一特點可能會產生配偶間的矛盾衝突。認知勞動者認為自身的努力沒有得到認可，而伴侶則難以理解他們為什麼總在抱怨自己太忙。

其二，即使是勞動者本人，也很有可能**意識不到(unacknowledged)**認知勞動，因為它植根於習慣和思維模式中，或是作為與其他工作並行的次要活動存在。

其三，認知勞動往往是分散或抽象的(diffuse or abstract)，這使得它帶來的貢獻難以被識別。認知勞動沒有明確的時間或空間界限，因此可能干擾到個人的有償工作或休閒時間，比如人們可能會在工作時或休閒時突然想起還有一件家務勞動尚未完成。

3. 認知勞動是性別化的

通過比較男性和女性的認知勞動，Daminger發現認知勞動是性別化的(gendered)。總體來説，女性的認知勞動負荷更大。在9個認知勞動領域中，有6個在大多數夫婦中是女性主導的，其中後勤/日程安排、照顧孩子、社交這3方面尤為如此。從認知勞動的4個組成部分來看，女性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更多。圖2展示了4個認知成分中性別分工的分佈。

圖2 各認知成分中性別分工的分佈模式

大部分預測和監測工作是由婦女主導的，而決策和識別方面的性別差異相對較少。在4個認知成分中，決策活動最便於參與者施加權力、產生影響，是與權力和影響力聯繫最緊密的環節。可見，男性並非完全放棄認知勞動，而是傾向於以最大化權力與勞動之比的方式參與其中。

Daminger的研究發現揭示了母親/妻子和父親/丈夫角色之間性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卻被忽視的來源：兩性在認知勞動的質與量上的差異，為未來的家庭勞動分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最後，來劃個重點：

1. 認知勞動是不同於體力勞動和情緒勞動的一種家務勞動。

2. 認知勞動主要包括預測需求、確定備選方案、做出決策和監控進程4個方面。

3. 認知勞動具有難以被看到、難以被意識到、分散抽象這3個特點。由此會產生2個後果：一方面，認知勞動可能成為夫妻間的重要衝突來源；另一方面，認知勞動可能影響到家庭領域外的行為和結果。

4. 認知勞動是性別化的。女性總體上從事更多認知勞動，尤其在預測需求和監控進程這2個方面，但兩性在決策方面的參與度大致相當。

【參考文獻】

[1] Allen & Hawkins, 1999.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1), pp.199-212.

[2] Craig & Brown, 2016. Feeling Rushed: Gendered Time Quality, Work Hours, Nonstandard Work Schedules, and Spousal Crossov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1), pp.225-42.

[3] Damingera, 2019.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4), pp.609-633.

[4] Lee & Waite, 2005. Husbands’ and Wives’ Time Spent on Housework: A Comparison of Measur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2), pp.328-36.

[5] Mattingly & Sayer, 2006. Under Pressu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 Time and Feeling Rush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1), pp.205-21.

[6] Offer & Schneider, 2011. Revisiting the Gender Gap in Time-Use Patterns: Multitasking and Well-Being among Mothers and Fathers in Dual Earner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6), pp.809-33.

[7] Sullivan & Gershuny, 2013. Domestic Outsourcing and Multitasking: How Much Do They Really Contribut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5), pp.1311-24.

本期作者

 張露尹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本科生

本期責編

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

張洋

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