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大變局下中美關係的“變”與“不變”_風聞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07期

作者：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摘要】 中美關係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量。儘管美國為維護世界霸權地位，力圖通過經貿摩擦、結盟對抗以及推行西方價值等方式對中國進行遏制與打壓，但因中國積極融入現有國際秩序，加大市場開放力度，結伴不結盟，主張發展模式與理念的多樣化與多元化，使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冷戰思維只能在有限範圍內對中美關係與世界發展發生影響。可以預期，未來中美關係仍將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繼續向前推進與發展。

當今世界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關係是最大變量。很大程度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現為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發達國家國際地位的下降與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國際地位的上升，並引起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相應調整的過程。在這次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為深刻的社會變動中，難以想象的是美國會將世界第一的位置心平氣和地拱手相讓，可以預期的是中美兩國矛盾與競爭不可避免。美國總統特朗普入主白宮後主張“美國優先”，在政治、軍事、科技和經貿等各方面遏制中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使得中美關係的對抗性遽然提升，引發人們有關新冷戰格局的話題，“越來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戰已經開始”。 所謂新冷戰格局，即中美兩個國家經貿、政治與意識形態基本隔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政治體系、意識形態體系，相互對立、對抗以及相互攻訐。本文認為，這種情形發生的可能性極小。

關於世界範圍內形成兩個對立或平行市場的可能性中國是百年大變革的重要推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的GDP開始超過日本，2014年，達到日本的兩倍，1978年，中國GDP約為美國的2/30，到了2018年，則變為2/3。 有學者推測，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躍居世界各國首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3%。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的考慮，從國會山到白宮，從華爾街到硅谷，甚至普通民眾都會對中國的崛起和挑戰格外敏感。” 在這一背景下，目前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惡化到中美建交後最嚴重程度，但儘管如此，中美關係依舊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判斷“只到了冷戰的山腳”， 不可輕言未來兩國必有一戰，包括冷戰。新冷戰格局的形成須以中美經濟徹底脱鈎為前提，但本文的判斷是：在未來一個時期，中美在科技、經貿方面的矛盾與摩擦在所難免，局部脱鈎有可能，但徹底脱鈎不可能。理由很簡單，美國方面不完全想脱，中國方面完全不想脱，兩國經貿關係的緊密程度以及世界各國經濟共同發展的現實，客觀上決定了不可能脱。

目前美國主張與中國脱鈎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美國建制派和軍方或許想脱鈎，但華爾街不想。“華爾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國施壓，是希望中國更大程度地開放，讓他們賺錢。” 雖然製造業想通過減少購買中國製造的方式重獲新生，但農業依舊指望把更多的大豆、豬肉銷往中國。美國政府想在高科技領域中斷與中國的往來，但因此要承擔失去中國市場的後果是蘋果、英特爾、高通等企業難以接受的。

即使在高科技領域，美國也有所保留。美國的精英層很清楚，高科技趕超而非中低端競爭是中國超越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重要路徑。因此，美國政府努力爭取第一流高科技國家形成一個“反中聯盟”，如於2019年3月組成由美、英、加、澳、紐、德、法、日參加的“八眼聯盟”，以共同抵制華為5G技術，給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增加阻礙。但是，美國又想繼續享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提供的好處，從而繼續就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與中國談判，表現出不願意徹底與中國切割的立場。

投反對票的還有中美以外的其他國家，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就曾明確指出：“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非常明確地表示希望同時與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保持經貿關係，不接受以與一國脱鈎的代價來維持與另一國的經貿關係。因此，中國或美國若想把全面脱鈎強加於第三國，只會自我孤立於世界。” 中國方面則根本不想割斷與美國以及外部世界的聯繫，更加開放、更加國際化是中國面向未來的唯一正確選擇。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經濟高速發展與全球化密切聯繫，即使未來美國進一步加大遏制、打壓力度，也不可能再次把自己封閉起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俄羅斯時，更加明確地否定了所謂的“中美脱鈎論”。

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指出，美國能夠與蘇聯決裂並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蘇間的“利害關係微乎其微”。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相比，今日中美關係可謂天壤之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推進國際交往合作、加強與世界經濟體的聯繫實現了本國的高速發展，而隨着中國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繫不斷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賴。單就中美經貿關係而言，1978年，中美貿易總額僅為25億美元，2018年，達到6335億美元，增長了352倍。當前美國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中美經貿關係的緊密程度前所未有，也使兩國“脱鈎”的代價和成本極為巨大。

在這種情況下，深受資本逐利性制約的西方國家不僅不可能徹底斷絕與中國的交往，反而還會加強與中國的聯繫。歷史上，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西方國家不惜發動鴉片戰爭，實施炮艦政策，讓商品跟着刺刀走。而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中國仍將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消費市場。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已達4億人，單是中等收入羣體人數就已超過美國總人口數和歐盟總人口數。只要未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改變自身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國繼續實行開放政策，這些國家毅然決然中止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放棄全球最生機勃勃市場的情形斷然難以發生。2019年11月，德國總理默克爾明確表示，她希望在不引起美國不滿的情況下，保持德國與中國之間的有利可圖的貿易關係。歐盟權威智庫布魯格研究所所長貢特拉姆·沃爾夫、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皮薩尼·費裏也表示，與中國“脱鈎”絕對不符合歐盟的利益，歐洲不應該也不可能跟隨美國“孤立”中國。

中美兩國人口占全球的25%，經濟總量、製造業產值總量均佔世界的41%和47%，其中經濟總量美國佔世界的25%，中國佔16%。基辛格指出，冷戰時期的蘇聯並非世界經濟大國，且蘇聯和美國間基本不存在經貿往來。與此相對，當前的中美兩國都是經濟大國，“所以我們必然在全世界踩到對方的腳趾頭”。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能夠構建一個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封閉市場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發展中國家行列，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喪失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有所下降。1880年，西方國家工業製成品產量佔世界總量的90%，而在2010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60%，預計到2050年，這一比重將降至40%。與此相應，當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接近全球經濟總量的4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且這些數字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單獨建立一個封閉市場，不僅意味着失去全球貿易主導權，而且還面臨被邊緣化的可能。回顧歷史，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以及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貿往來匱乏。例如，由蘇聯組織建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與西方國家的貿易總額僅為西方國家間貿易總額的1/20。 但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都已形成緊密程度遠超以往的相互依賴關係。

史蒂文·奧爾特曼認為，以資本、信息和人員流動為衡量基準的全球化在2017年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而且新興經濟體的交易密度與發達經濟體相當。儘管發達經濟體仍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據優勢，但隨着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各方面聯繫的加強，“脱鈎”成本對世界經濟發展而言是難以承受的。組建一個僅包括發達國家的“超級自貿區”，或是與之相反，組建完全由發展中國家構成的經貿集團，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缺乏可行性。

在冷戰時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是美蘇兩大陣營缺乏經貿聯繫的重要原因。經互會成員國推行計劃經濟，導致價格機制等要素欠缺；成員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響，經貿規則也無法與西方集團有效對接，且兩大集團處於敵對狀態。但在當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普遍推行市場經濟、遵循國際經貿準則，也不存在與發達國家集團之間的敵對狀態。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秉持融入世界、遵守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並未在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外“另起爐灶”。與此同時，中國一直以國際規則堅定維護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一貫支持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所開展的各項工作，迄今已簽訂400多項多邊條約，加入了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

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後，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同樣遭到病毒嚴重襲擾，並引發經濟明顯衰退。面臨這場全球性危機，中美兩國理應加強合作，共同抗擊疫情，但部分美國政治精英卻試圖藉助疫情因素進一步促使中美“脱鈎”，試圖通過製造業迴歸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學術界也有人擔心，疫情在世界範圍得到控制後，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會出現斷崖式下滑。但中美共同抗擊新冠疫情，尤其是中國向美國援助大量對方所急需的醫療物資深刻表明，戰勝關乎各國人民安危的疫病，離不了兩國的團結合作和共同努力。正如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所説：“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實際上，抗擊疫情期間，中美經貿關係已出現緩和跡象。2月份，在以舉國之力抗擊疫情的同時，中方如期履行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的相關條款，降低對美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税的税率、解除對美禽類和禽類產品的進口限制。3月初，為滿足抗疫需要，美方則對多項進口中國的醫療相關產品進行了關税豁免。可以預期，新冠疫情會對中美貿易額的增長帶來負面影響，但導致兩國經貿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不大。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經濟體系何去何從，“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重要線索。“一帶一路”所包含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經濟合作架構。“一帶一路”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凡是認可、支持這一倡議的國家都可參與，且參與各方無論大小強弱，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以“一帶一路”為參考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能夠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關於兩大政治陣營和兩個世界體系形成的可能性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兩極並立”，各自領導着兩大國際“陣營”，在第三世界中也劃分了勢力範圍。可以説，這兩大集團在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直接對立，在“冷戰”這種獨特的敵對狀態下展開了激烈的軍備競賽。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不存在形成兩個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國家集團的可能性。

最近幾年，美國在政治方面排斥、打壓中國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2017年12月，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該報告表示“將應對其正在面臨的世界範圍內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的競爭”。美國不但在所謂台灣問題、新疆問題上刻意尋求與中國的對抗，在南海屢屢挑戰中國領土主權，而且還有意拉攏盟友與其共同尋求與中國對抗。但今日中國不是昔日的蘇聯，中國主張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儘量避免與美國發生對抗，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堅持“結伴不結盟”，從根本上避免了中美髮生嚴重對立與對抗的可能性，使形成兩大對立陣營的前提條件難以具備。

現代美國成功故事的關鍵支柱便是國際同盟體系的建立。目前美國在歐洲有北約，在東亞構築了美日、美韓、美菲、美澳、美泰等盟友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又力圖構築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聯盟”，目標主要針對中國。

為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多年來中國外交一直以“不干涉、不結盟、不當頭”為基本原則，主張構建平等、包容、和平的夥伴關係，摒棄對立對抗。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  2015年，習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時再次重申，要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往新路。就實踐層面而言，中國在當前已初步構建起全球夥伴關係網絡，與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夥伴關係。

在冷戰結束多年後的今天，美國依舊堅持奉行結盟政策，主要動機在於繼續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長期以來，美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一直高居全球首位，並以此確立了牢固的國際領導地位，形成了本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也未發生根本轉變。然而，隨着全球經濟、政治與科技力量出現的新變化，在價值理念、體制機制和秩序安排等方面，美國的主導地位和絕對優勢都有所削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防止中國對美國世界領導地位取而代之，美國不擇手段對中國加以遏制打壓，包括不怕與中國打一場甚至多場結果必然是雙輸的貿易戰，不惜暫時放棄使自身獲益頗大的國際體系，也包括在憑一己之力難以如願以償的情況下，藉助盟友的力量圍追堵截。

與美國的立場有所不同，中國的發展無意挑戰誰、取代誰，無意改變已有世界秩序，不謀求地區和全球主導地位。習近平主席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 與美國力圖建立唯我獨尊的國際關係格局不同，中國從未嘗試顛覆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而是通過不斷增加與美國的交流合作，力圖在中美兩國實現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共同推動世界發展。中國不相信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主導這個世界，認為中美兩國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國都是在戰爭中崛起的軍事大國。根據軍事大國自身的邏輯，二戰結束後兩國各自演變成軍事擴張集團。目前美國是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部分出於向世界炫耀武力的動機，冷戰結束後，美國先後發動或參與了海灣戰爭 （1991年） 、科索沃戰爭 （1999年） 、阿富汗戰爭（2001年） 、伊拉克戰爭 （2003年） 。但今日中國既不是世界第一軍事大國，也不是世界第二軍事大國。中國人崇尚“和為貴”，安全上以防衞為主，從來沒有與美國搞軍備競賽的意圖，從來沒有對外擴張，也從來沒有在海外建立任何軍事基地。

現有國際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進入新的調整期，但不存在被完全否定、徹底顛覆的可能性。相關預測顯示，到2030年，中國、美國和印度將排在全球經濟總量前三位，老牌發達國家和歐洲國家大多被擠出前5位。而在全球經濟總量排名前10的國家中，將出現4個發展中國家。 正在發生的這種變化帶來兩種不同反應，美國認為這是現有國際秩序有利於新興市場國家、不利於美國造成的，而新興市場國家則認為現有國際機構和機制在權力分配、規則制定等方面沒有充分反映自身的合理訴求。儘管如此，無論是美國及其代表的西方國家，還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至今依舊在現有國際秩序下行事，沒有否定，也不會推翻現有國際體系。此外，雙方也無力構建一個又一個以對方為敵的陣營，從而在世界範圍形成分裂的、對抗的新冷戰格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退羣”成癮，目前已經退出TPP、巴黎協定、伊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伊核協議與中導條約等十多個羣，還在揚言要退出WTO甚至聯合國。但這絕不意味着美國要在“美國優先”口號下回到門羅主義，也不意味着美國決意拋棄自己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戰後國際秩序，而是認為現有國際體系已經不太合美國人的胃口，致力於朝有利於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方向加以修正與改造。

與美國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國沒有選擇對立對抗，而是在不挑戰和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和平發展道路。從20世紀70年代初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歷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堅持走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與融入現有的國際秩序，尊重現行國際規則並行不悖甚至達到有機統一，為人類社會發展樹立了可供參考借鑑的重要榜樣。正如李光耀所言：“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 即便中國主張對既有國際體系進行改革，但這是改革而非革命，是一種對既有國際秩序的創新完善而非徹底顛覆。除了中國以外，當前正在崛起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也都是國際秩序的參與者、跟進者。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大都以經濟依賴與政治互信作為國際交往準則，高度重視對外關係，試圖更好地利用現有國際規則促進自身發展。例如，2012年8月，在經歷了漫長談判後，俄羅斯終於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印度和巴西也在力爭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各項工作。秦亞青等學者也指出，原有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合作能夠實現國際秩序的穩定健康發展。這也使新興大國並未試圖單獨挑戰或結盟對抗國際格局中以美國為代表的原有大國，而是通過維護並改善現有國際規則，建立與原有大國相互依賴的密切聯繫以實現合作共贏。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發展趨勢，是國際實力結構更為匹配、規則和利益分配更為均衡，最終形成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在一個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下，發展水平不同、社會制度各異的國家和地區都能在國際社會佔據一席之地，形成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體系，西方大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團結合作，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形成互利合作。中國、美國、世界，三者緊密關聯。國際秩序的良好發展，需要中國和美國加強戰略互信，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加強戰略溝通，構建互利共贏的新型雙邊關係。

兩種意識形態對抗發生的可能性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不可能再次發生冷戰時期那種兩種意識形態對峙、對抗的情況。冷戰時期，美蘇兩個大國都宣稱自己的意識形態具有世界範圍的普遍意義，並不遺餘力地在世界範圍加以推廣，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儘管今天美國在意識形態取向方面與冷戰時期相比，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今日的中國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存在本質區別。就美國的情況看，美國的“國教”基督教是典型的一元宗教，主張上帝為世間惟一的神。

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自誕生之日起，便相信自己是“山巔之城”，擁有指引世界發展的“天賦權力”。作為虔誠的基督徒，美國人主張一元論，普遍認為在上帝的指引下，美國擁有主導世界、改變別國發展路徑的義務和責任。在這一理念的支配下，美國人對本國制度高度自信，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是“人類所能創造的最完美的統治模式”和最高道德，美國是唯一具備領導世界資格的國家，美利堅民族有責任將自己的制度與價值推廣到世界各個角落，使美國的制度和發展模式成為所有國家的最終歸宿。與美國這種對世界發展的理想主義觀點和一元論認知相反，中國自古以來就堅持“和而不同”，並未強行在別國推廣自身的制度模式與價值追求，而是承認並尊重各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強調世界各國應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各國間應當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和平共處、互利共贏。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  按照美國的“唯一正確標準”，雖然這個世界上存在少數值得讚許的西方國家，但也存在許多國家需要美國的改造和拯救。自上個世紀成為世界唯一霸權後，美國更加認為自己有責任干涉別國內政。冷戰結束後，歷屆美國政府不顧其他國家或地區在歷史、文化以及發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巨大差異，強行干預別國內政，運用各種強力手段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理念。為同化或消除國際社會中“異己”的成分，美國對那些不願或不能向美國靠攏的國家，儘可能加以孤立和制裁，甚至不惜投擲炸彈、投放軍隊。前國務卿賴斯直言不諱，美國“要在世界範圍內支持民主、結束暴政、把世界所有國家都改造成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 

美國曾把經濟貿易作為演變中國、改造中國的手段，現今又當成遏制打壓中國的手段。美國自2018年開始對中國單方面挑起貿易糾紛，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部分美國政客和上層精英認為，美國在以往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以經貿手段“重塑”中國的戰略是失敗的，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等都發表過類似言論。換言之，美國與中國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非但沒能如美國所願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價值理念，反而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對手。與美國奉行霸權主義、力圖改變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國一貫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自主作出的符合本國實際的正確選擇。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稱霸、不擴張，不結盟、不與別國對抗，也反對將本國的發展道路和價值理念強加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力任意改變別國發展模式，一種制度的優越性與合理性受到時間、地點與人羣的深刻影響，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許是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正確選擇，但並非適用於全世界，所謂的“救世主”並不存在，各國也不能指望其他國家來決定本國命運。

雖然美國長期以來將改變世界、改變中國作為自身處理國際關係和美中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但中國從未有過改變美國的想法和行動。早在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中國的模式。”  習近平主席更加明確指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中國堅持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國際治理法治化，不進行對外擴張、不劃分勢力範圍、不搞國強必霸，也不強迫或誘導其他國家以滿足本國私利。

在當今世界，隨着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深入發展，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不再符合時代邏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日益成為各國人民共同呼聲。可以預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類的觀念與價值將更加多元與繁榮，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成為人類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民族將會團結成為命運攸關、利益相連、相互依存的集合體。近代以來，關於人類社會“走向何方”的問題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各種思想和論斷都打上了階級或民族等烙印，以至於眾説紛紜、相互對立、彼此攻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民族國家中心範式和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為人類社會發展明確了新方向、新目標，符合各國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擁有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世界各國正日益加深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越來越多的國家遵守國際規則、尊重國際機制，力圖在既有的國際秩序下推動世界格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國在多樣性的基礎上通過加強交往實現了利益共融，也為彼此提供了大量的發展機遇。世界各國在實現多層次、全方位互利共贏的同時，共同維護了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是一種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為世界各國劃定“一以貫之”的價值標準，也不是在全球範圍內打造一個統一行為體，更不是用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用一個制度替代另一個制度。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着世界各國能夠在國際交往中實現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利益共生，與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命運相聯、休慼與共的發展現實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