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留”在何處，“學”向何方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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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天的時間裏，“留學生”這個專有名詞在眾人心中逐漸妖魔化、顛狂化，我們急需對“留學生”這個羣體進行詳細地追根溯源和再定義。

這個農曆己亥年的春節過得並不平靜，一場突然而至的疫情打亂了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但在黨中央的積極部署和號召之下，我們終於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不過疫情期間的幾個插曲，卻讓我們注意到了一個平時不怎麼在意的羣體——“留學生”羣體。

似乎幾天的時間裏，“留學生”這個專有名詞便在眾人心中逐漸妖魔化、顛狂化，儘管我們都很清楚這幾個人只是留學生龐大隊伍裏幾個少有的“害羣之馬”，但這更表明我們急需對“留學生”這個羣體進行詳細地追根溯源和再定義。

01

中國有記載的官派留學生最早可追溯至清朝晚期，再具體點説，也就是洋務運動時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間，在容閎倡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清朝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學生赴美留學。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羣留學生出國時平均年齡只有12歲，也被稱為“中國留美幼童”。

在這批留學生當中，除了眾所周知的著名鐵路設計師詹天佑之外，還有包括後來的天津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學堂的校長唐國安……這批登記在案的留學生幼童在回國後幾乎都在各自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不過鮮有人知的是，與當代留學生不同，這批官派留美學生大多是家境清貧之輩，而且在回國後即遭到社會的譴責，當時的《申報》寫到：

“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譴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知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鉅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

另據統計，120名留美幼童當中，來自廣東的佔絕大多數（共82人，接近70%，而其中又有39名來自容閎的家鄉香山縣），其次為江、浙（分別為22人和8人，佔25%），只有零星數人來自安徽、福建與山東。追其原因，則是當時的社會上層或學者家庭對容閎的計劃並不熱心。

正如第二批幼童中的李恩富所説：“多數父母並不想送他們的孩子去如此遠而且是他們不知道的一塊土地，何況時間又是那麼長，他們以為，那兒的人都是些野蠻人。”

但儘管如此，作為第一批真正“開眼看世界”的人，他們中除了病故和設法留美不歸者外，最終有94名被清政府召回，這一批人據不完全統計——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其中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清華大學校長1人、北洋大學校長1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長1人、副部長1人，駐外大使1人，國務院總理1人；從事商業者7人；進入海軍者20人，其中14人為海軍將領。

興許很多人會產生其學識能否“配位”的疑問，但請允許我提醒大家，看待事情必須放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去考量，而非當下。毫無疑問的是，不論從見識閲歷亦或是科研能力方面，這批留學生在當時中國社會中絕對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

同時，從這些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無論是否自願，當時的“留學生”留學方向毫無例外全都是為洋務運動做知識儲備。換言之，他們“學”的大方向就是為了挽救當時的清政府。

02

“留學生”作為一個新的時代名詞，其功利價值在民國時期達到最大化——這一點可以從錢鍾書的《圍城》中窺得一二——民國初期大學猛增，師資缺少，只要留學畢業回國大多都能做大學教授或者走上仕途。俗話説“亂世”出英雄，民國的一些留學精英在“亂世”中博弈，自然容易變成豪傑。

錢鍾書

從1912年庚款留美開始，截止1945年，民國政府共核發庚款留美補助金408人次。而從留學所學專業來看，主要集中在理工農醫等方面，顯然是繼承了留學強國強軍的傳統。

這一時期的留學生質量參差不齊，但不乏真正的精英人才，如梁實秋、鄧稼先、胡適、茅以升等人，都是在這個時期內出國留學的，他們都為中國現代化的建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據統計，1911至1949年約有十萬留學生歸國，這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破除國民黨宣傳壁壘後，對外進行的積極宣傳。

以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為例，作為當時在美國唯一的全國性中國學生社團，“1947年後，其領導層和很多中堅分子多為左翼進步學生，有的就是共產黨員，如浦壽昌、陳一鳴、陳秀霞等……”他們利用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歷史悠久的學生網絡和活動形式，有效地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與其類似的還有留美科學工作者學會，它是以中共地下黨員為主體的社團組織，對科技方面的留學生影響非常大。它的宗旨是為聯絡中國科學工作者並致力科學建國工作，以及爭取更多的留學生回國，以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

據資料統計：“留美協會回國成員有182人，其中61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請不要妄加揣測“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含金量，想當然的認為這批人之所以獲得這個稱號只是因為“資歷”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該榮譽主要授予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的中國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負責組織院士的評選，每兩年增選一次，但候選人不限於中國科學院的成員。由中國科學院院士組成的中國科學院學部自1955年成立以來一直是國家科學技術方面最高諮詢機構。”

倘若我們單靠這段時間的史實進行合理推測的話，不難看出這樣一個邏輯關係——這批留學生懷揣着建設新中國的偉大夢想，因而在國外如飢似渴地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最終回國達成目標，並被授予“院士”的榮譽。

有時候，成功不單單是努力就夠的，同樣需要有正確的方向。

新中國成立後，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國家越來越瞭解到留學生的重要性，故而在1950年3月15日和22日，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相繼召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對留學生歸國後的工作、待遇、思想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1950年4月，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制訂了《爭取留學生回國原則》，規定：

1. 學習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有關財經建設技術方面者，如學業尚未告一段落，則一般地勸他們繼續堅持學習，並設法指導其學習方向，鼓勵他們學成後早日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工作。

2. 學業已成者，鼓勵他們迅速回國。已經和各機關、學校、企業部門洽定工作者，優先協助回國。

3. 學習文教政法及財經理論學科者，勸他們早日回國。

4. 政治上遭受帝國主義迫害者，勸其回國。

5. 經濟上困難無法繼續學業的，勸他們回國。

1957年，中國政府決定除高級人才之外，停止爭取一般華僑、留學生回國。

整個五十年代，約有2500名海外學子和專家學者陸續回到祖國。據統計，回國定居工作的專家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13人，佔全國學部委員的三分之一。

華羅庚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回國前夕，通過《寫給留美同學的公開信》向中國留學生做出倡議：“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

03

新中國成立後，嶄新的國際政治格局與新中國的對外關係決定了出國留學選派活動人數十分有限，且選派國家集中在蘇聯及東歐國家。

受新的政治局勢影響，1950年6月，新中國先期形成了“先少量派出留學生”的政策思路。同年2月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隨後中美關係惡化和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了1950年後派遣活動主要圍繞着蘇聯並逐步擴展到一些東歐國家，形成了“蘇潮”。

1956年，中蘇“同盟”關係從逆轉到破裂並走上劍拔弩張的不歸路，向蘇聯派遣留學生政策逐漸被壓縮。我國開始實施“少而不斷”政策，對留學生進行嚴格篩選，小批選派，直至1966年選派留學生活動全面停止。

隨着中國對外關係取得了重大突破，教育國際交流政策與活動在1972年得到初步恢復。1972-1978年期間，中國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共向49個國家派出1977名留學進修生，同期畢業後回國人員共計963人，90%以上被派往發達國家並學習所在國語言。

在此階段，派遣留學生大多選用小批選派方式，平均每年選派200人出國進修，直到1978年，選派人數才有了大幅度提升，從上一年的220人增加到860人。從1847年到1978年，我國派出留學生共計14萬人。

這段時間內的留學生歸國後，在中國各個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教育的發展。更多的民眾開始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樣也有更多的知識分子對“喝洋墨水”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正式實行後，中國政府制定並實施了新的、更大規模的派遣出國留學人員政策。6月23日，鄧小平在中南海進行的座談會上表示“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這一決策性意見為制定全方位擴大派遣留學生政策奠定了基礎。

從1978年開始的3年多時間裏，中國共派遣公費出國留學人員6800多人，從增長數量來看，由1978年一年的幾百人迅速增加到1981年的近3000人，增長幅度極大。“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出國留學事務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以及出國留學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時期。

但同時，一個新的“留學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

1978年以前，由於受到政治因素、經濟狀況和社會大背景的影響，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的中國公民十分罕見，自費出國留學也未被納入出國留學政策體系，隨着中國出入境政策的鬆動和中外交流逐漸社會化，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員不斷增加。1981年官方報告中顯示，一年內自費出國的人數已經多達三四千人。但隨後出於防止國家人才流失和穩定國內高校教學秩序的考慮，國家頒佈的《關於自費出國留學若干問題的決定》對自費出國留學人員做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收緊了自費出國留學政策。

1984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對自費留學，要堅決大膽放開”的要求，實行了兩年的自費出國留學緊縮政策開始放開。同年年底，國務院發佈了一項新的《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從新出台的規定中可以看出，除了對單位專業骨幹人員的自費出國留學行為保留了之前的舊條款之外，其他政策基本完全放開。這一項政策的實行，為我國接下來30年的自費留學活動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暫行規定》也明確規定了，留學生歸國後和國內同等學力學生享有相同的畢業、工作待遇。但這樣做的一切，其實都包含着國家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希望所有留學生都能夠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04

近幾年，特別是2010年之後，中國留學生人數激增。根據中國教育部2017年發佈的消息：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達到60.84萬人，其中自費出國人數54.13萬人，佔總人數的88.97%。出國留學人數同比2016年增長12%。

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這樣的數據在我看來再正常不過，但最近幾條關於留學生的消息卻讓我產生了新的困惑。

我詳細看了這兩名留學生在網上的言論，字裏行間充滿了留學的“驕傲感”以及“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大感，這完全顛覆了人們心目中留學生應有的形象。

眾多周知，國外的一些政客、一些激進的新聞媒體都在有意識地攻擊我們國家的防疫措施，甚至是任何有關我們的行為都會被他們誇大，甚至是曲解。這些少數的留學生，不知從哪裏得來的一些小道消息，就認為自己知道了很多的內幕。

在自我不斷膨脹以及部分媒體的無下限渲染之下，他們很容易在中國的防疫鬥爭中“挑出”出來很多的錯誤來。而且自己不知道錯，還要在網絡上發表出來，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是和他們的學生身份不符的表現。

目前事件仍未塵埃落定，幾名留學生沒有半分愧疚之情，筆者不禁想問——留學生，“留”在何處，“學”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