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華：試論洛陽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咒語版本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0-04-24 17:54
內容摘要:1992—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唐代東都洛陽履道坊發掘了白居易宅院遺址,出土刻銘殘石多件,其中刻“大和九年”“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字樣的兩塊較大石塊,系同一六面體經幢的殘塊｡該經幢是唐代流行的陀羅尼經幢｡所刻經文應包括兩部,前部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後部為《大悲心陀羅尼經》,均為咒語｡本文擬就該幢所刻兩部咒語的版本進行探討｡根據陀羅尼經咒語的文字､注音和句讀,可推斷白居易宅院的陀羅尼經採用的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該勘定本是以地訶婆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為底本的｡唐代伽梵達摩翻譯的《大悲心陀羅尼經》,全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通行本八十四句,而白居易宅院的《大悲心陀羅尼經》採用的是七十八句的咒本,是比較早的版本｡
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53歲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屆滿後,被皇帝召為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開始了“吏隱”生活｡“老愛東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塵｡”於是他於同年秋在洛陽購買了宅院｡宅院位於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騎常侍楊憑宅”｡此後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829年),58歲的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回到洛陽履道坊的宅院,“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白居易晚年在洛陽生活期間,正好是文宗､武宗時期黨爭最為激烈的時期｡這時的唐王朝統治者內部矛盾重重,鬥爭異常尖鋭,牛李黨爭十分激烈,朝政愈加混亂｡白居易和牛僧儒､李宗閔的關係均十分密切,易被牽連,他害怕卷人黨爭的旋渦,故欲遠身避害,隱居洛陽則是其主動選擇｡陳寅恪先生對此有精闢的論述:“蓋樂天既以家世姻戚科舉氣類之關係,不能不隸屬牛黨｡而處於當日牛黨與李黨互相仇恨之際,欲求脱身於世網,自非取消極之態度不可也｡”
大和八年(834年),白居易在《序洛詩》中真實地記錄了晚年生活:“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週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它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大和五年(831年)秋初,60歲的白居易的獨生子阿崔不幸夭亡,對白居易而言,可説是巨大打擊,“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廕誰”｡禍不單行,同年七月二十二日,白居易最知心的友人元稹也病逝｡這一切給白居易精神上造成很大的打擊,坐禪齋戒成為他唯一的自遣方式｡
白居易在洛陽經常與佛寺高僧往來,“僧至多同宿”,並虔心鑽研經典,身體力行地禮佛參禪｡“從此始堪為弟子,竺幹師是古先生｡”他不但“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而且不斷施捨,“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大和六年(832年),白居易將為友人元稹撰寫墓誌銘所得“謝文之贄”六七十萬錢用於重修龍門香山寺｡八年後,舍俸錢三萬,畫西方世界一部和彌勒上生圖一幀,又出資為香山寺新修經藏堂,“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錄按校之”｡經增補,藏進“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在唐代宗大力推行下,超越了宗派,成為佛教最普遍通行的經典｡白居易對於流行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有深入的瞭解,“鑲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他還在《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中寫道:“陀羅尼門有《佛頂咒》功德,事具《尊勝經》……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眾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為記,附於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雲:‘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對於刻石建幢,他認為:“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1992—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對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察和發掘,發掘的遺蹟有宅院､庭園､水渠､作坊､道路等｡根據出土的遺蹟,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和白氏詩文,推斷此處就是白居易的宅院遺址｡“考古發掘基本搞清了白居易宅院的平面佈局,其北部為兩進式的宅院,南部為園林‘南園’｡”“南園”出土的殘石經幢彌足珍貴(圖一)｡經幢為六面體,六面均刻有楷書漢字,其中一至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的咒語;四至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的咒語及題記｡題記部分有“唐大和九年
經幢的發現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經幢中咒語的版本亦引起一些爭論｡温玉成認為,白居易所造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就是依據“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的譯本,由“東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本”;《大悲心陀羅尼》最流行的是伽梵達摩的譯本,白居易採用的譯本大體上與此本相同｡王振國認為,中晚唐時期,洛陽經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其咒多為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勘定本之咒屬地婆訶羅所譯《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之咒｡推測白居易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可能也是地婆訶羅的譯本｡他還認為,白居易幢所刻《大悲心陀羅尼》僅存77句,所以無法判明該本之所屬｡
2014年《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發掘報告》出版,全文刊發了經幢殘存的文字,並附有拼接的拓本,為經幢版本的研究提供了契機｡本文擬圍繞咒語的版本等有關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誠望各位方家指正見教｡
一
經幢出土於白居易“南園”的宋代文化層中｡青石質,殘存幢石兩塊,均為幢身,編號LT45②:18和LT45②:22｡其中LT45②:18雖遭破壞,但形制尚保存完整,幢身為六面體,其中第一､三､五面均寬16.5釐米,第二面寬15釐米,第四面寬16.7釐米,第六面寬15.5釐米｡每面殘存高度不一,第一面殘高24—29釐米,第二面殘高18.5—23釐米,第三面殘高17釐米,第四面殘高31釐米,第五､六面殘高均為28.5釐米｡幢身底端有一個圓榫,很顯然,這是幢身最下端的部分,其下接幢座｡LT45②:22殘塊較小,僅存第一､六面少量刻文,殘高8—12釐米,屬於幢身上端的一部分｡LT45②:22首行殘存三字,據原經文可知上面殘缺一字,結合位於下端的LT45②:18,可復原幢身高度90—100釐米,如果原刻有幢額與佛像裝飾,則高度可能在120釐米以上｡六面柱體的幢身只是經幢整體的中間部分｡它的上面應有幢頂,下面應有幢座,今已無存｡LT45②:18殘塊六面皆刻文｡報告中認為經幢“刻文由經名､經文和題記三部分組成,體楷,書體鐫美”｡關於經名,報告中並沒有指明其位置｡在LT45②:22第一面第一行保存有“頂尊勝”三字,據筆者推測,報告中所謂的“經名”可能就是指“頂尊勝”三字所代表的部分｡“頂尊勝”三字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殘存部分,應為經名｡同樣,LT45②:18第四面的《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前面也有單獨一行,刻文沒有保存,根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語部分前面一行刻經名可推知此行也是《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名的位置｡
幢名在題記中出現｡“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
報告中所謂的“經文”即咒語,就是梵文音譯部分｡清代學者葉昌熾認為,唐代經幢“單刻咒者,不過十分之一｡至唐末尚然”觀察該經幢,屬於“單刻咒者”｡其中第一至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咒語,第四至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語｡
報告中的題記就是LT45②:18和LT45②:22第六面的三行小字部分｡殘存的文字雲:“唐大和九年
題記中有“開國男白居易造此幢”,可明確兩點:①指明此幢由白居易建造,②當時白居易的封爵為“開國男”｡可惜經幢題記的“開國男”前面文字缺失｡《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中有:“太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的題記｡查閲史料可知,白居易在大和五年至大和九年(835年)九月被封為晉陽縣開國男,“(大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除太子少傅分司､封馮翊開國侯｡”所以造此幢時間最遲不晚於大和九年十月,很可能就在大和五年以後｡題記中“開國男”前可補“晉陽縣”｡
“蓋聞懷罪集福,莫急於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真言”,喪子逝友的白居易造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經幢,是“為亡故親人而修功德”｡講求功德是白居易晚年追求佛教的目的之一｡其在自述重修香山寺之目的時寫道:“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元稹)｡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劉淑芬曾指出,經幢具有超度親人或亡者的作用,也正適合白居易喪子逝友的處境｡經幢題記中所記“及見幢形聞幢名者不問胎卵濕化水陸幽明
綜上,白居易宅院的經幢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三部分組成,其幢名為“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經幢”｡經幢的第一至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由經名､咒語組成,咒語中有標註斷句和注音的側註文字｡其中第一面經名佔一行,咒語佔四行;第二､三面全部為咒語,均為五行｡經幢的第四至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大悲心陀羅尼經》由經名､咒語組成,咒語中僅有標註斷句的側註文字,沒有注音｡經名位於第四面,儘管文字無存,但自成一行的位置存在,咒語佔五行;第五面全部為咒語,佔六行;第六面咒語佔四行,題記佔三行｡
從報告所刊佈的資料來看,刊發的照片僅部分刻文清晰,拓本和釋讀的刻文相對照,發現多處不一致,容易造成誤解｡其一,兩塊經幢殘存石刻文各自釋讀,沒有拼接,不能形成整體｡其二,由於經幢六面所刻文字大小､數量不同,形成每面刻文的行數不同,釋讀刻文列數標誌不清楚｡其三,經幢刻文部分文字釋讀錯誤｡錯誤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側註文字釋讀錯誤,如“反”誤釋為“及”｡在梵音漢譯時,採用借字､旁加側注,“側注中有以反切,四聲注音者,也有｢二合｣､｢長聲｣､｢漫音｣､｢引｣､｢重｣這樣的字樣,以幫助讀者能更精確地掌握梵音”｡第二類是咒語斷句的數字釋讀錯誤,均在第三面,如斷句的“廿一”“廿二”應該為“卅一”“卅二”｡第三類是將咒語斷句的數字誤釋讀成咒語文字,如第五面咒語第三行“佛羅舍耶”後斷句的數字“卌”誤當成咒語,字號變大｡
咒語文字釋讀的錯誤嚴重影響了對咒語版本的判斷｡故而首先必須對原報告所釋讀經幢文字進行校正,以還原其原來面貌｡
為還經幢原來面貌,我們重新捶拓了新的拓本(圖二),在原報告錄文的基礎上重新識讀文字｡在儘可能忠實原來咒語書寫體例的情況下,筆者對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經幢文字進行重新整理,作為研究此咒語的基礎｡
二
經幢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三部分組成,每部分的文字大小均不相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名的字形最大,側注和斷句的字形最小｡《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語共15行文字,《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咒共16行文字｡題記部分共3行文字,與《大悲心陀羅尼經》咒語的第13—16行同在經幢的第六面｡
按經幢內容不同,本文將整個經幢的文字釋讀分三個部分｡以下按經幢文字的行文順序,將經幢上殘存的文字這錄如下,缺失的部分將以方框代替｡為區別文字的大小,不同部分設定不同的字號｡
(一)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以下序號代表每一行,咒語用小五號楷體,側注及斷句文字均用六號楷體:
(二) 《大悲心陀羅尼經》
以下序號代表每一行,咒語用五號楷體,側注及斷句文字均用小六號楷體:
(三) 題記
以下序號代表每一列,題記文字均用小五號楷體
三
“尊勝經幢兼刻他咒者,以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為最多”,且“時代愈晚,這種情形就更普遍”,其原因為“蓋聞懷罪集福,莫急於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真言”｡白居易大和九年所造經幢恰好證明這一點｡
《尊勝咒》即《佛頂尊勝陀羅尼》咒語,也稱真言(mantra),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重要內容｡對此部分的翻譯是造成唐代《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版本不同的關鍵,“此咒比多翻譯,傳誦者眾,然於聲韻字體未能盡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詳定”。
陀羅尼在翻譯過程中,各譯者斷句也不盡相同｡以《大正新修大藏經》中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為例,波利本斷為三十四句,杜行顗譯本斷為三十五句,地婆訶羅譯《佛頂最勝陀羅尼經》本為四十八句,其譯本《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為三十六句,義淨譯本五十三句｡在敦煌遺書中,佛陀波利譯本的陀羅尼經中以三十四句為最多,也有斷為三十五句的,如斯3368､5344;還有斷為三十六句的,如斯2728､583､2272等｡另外,由於陀羅尼需要人傳授,各師在傳授過程中或也做了改動｡加上誦持､傳習者不同,在流傳的過程中,加字､掉字､隨意更改的現象很普遍,這也是造成版本不同的原因｡
唐代八種譯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各家所譯“陀羅尼”咒語在文字､注音和句讀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一定的混亂｡“翻譯文字有異,遂使學者多疑不決｡”因此“盛唐始有‘定本’加以統一”｡温玉成認為,“定本”就是依據“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的譯本,由“東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本”｡關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文獻沒有明確記載,具體情況不清楚｡難能可貴的是,在龍門石窟所藏的“唐會昌四年(844年)孫信奴為李婆造幢”的經幢上發現“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該經幢“柱高96釐米,面幅寬10釐米,八面頂部線刻仰蓮座佛像各一軀,文字楷體……第4行次題:《佛頂尊勝陀羅尼》(下小字注)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第5行至第19行刻咒語,有注音,計分36句”(圖三)｡現將龍門石窟所藏經幢的“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經咒部分和白居易宅院的經幢經咒文字進行對比,結果見表一｡
經對比,發現此兩經僅有一處稍有不同,即白居易經幢第一面咒語第二行“多縛父何反下同婆娑”之後沒有側注“七”,而“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處有側注“七”｡其餘包括文字､注音及句讀都完全相同,可以斷定白居易經幢的陀羅尼經咒就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勘定本計314字,分三十六句,由此可知白居易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也是如此｡
“白居易宅院的陀羅尼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筆者同意温玉成的這個觀點｡但關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歸屬,温玉成認為是佛陀波利本,王振國認為是地訶婆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的譯本｡
唐代刻經建幢,打本散施,以方便佛典的流傳｡“由於寺院本來就是一個傳佈佛教的場所,樹立在寺院中的經幢也容易為信徒瞻仰囑目,而有傳播此經的功能;特別是有些置於寺院中經幢製作之目的原是為了讓人拓拓,廣為流傳者”｡東都福先寺為唐代東都名寺,《唐會要》卷四八中曾有“(東都)福先寺,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675年)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697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691年)改為福先寺”的記載｡武周時代,福先寺已有藏經浮圖的建立,武則天且為寺中浮圖撰寫過碑文｡中外高僧菩提流志､寶思維､地婆訶羅､善無畏､義淨､志辯､道丕等皆在此寺譯經或弘揚密教,闡發律學｡
目前在洛陽共發現四種不同名稱的東都福先寺幢本｡①“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見《八瓊室金石補正》載唐懿宗鹹通七年(866年)河南縣黃順儀為其女所造的尊勝陀羅尼經幢上,根據北圖編《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33冊)第63､64頁“黃順儀尊勝幢記”拓本,此幢經題“佛頂尊勝陀羅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圖四)｡②“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原洛陽存古閣所藏唐元和四年(809年)殘幢｡根據北圖編《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9冊)第45頁“大悲心陀羅尼經幢”拓本,此經幢在尊勝陀羅尼咒後刻有“
以孫信奴幢的經咒為底本,與洛陽發現的福先寺唐代不同時期的“勘定本”經幢的咒語比對,其在斷句､音譯用字､側注等方面均相同｡可以確定“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東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實則為同一底本,都與“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咒語完全相同｡為行文方便,現將諸版本名稱統一為“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
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時代史無稽考｡太原寺在天授二年(691年)改名福先寺,那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時代應該在天授二年以後｡同時,在唐元和四年就已經有“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的經幢出現,可以推定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形成的時間在691—809年｡此期間的大曆十一年(776年)唐代宗頒佈了一項詔令,命“天下僧尼令誦佛頂尊勝陀羅尼,限一月日誦令精熟｡仍仰每日誦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賀正使,具所誦遍數進來”｡此詔令使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超越了宗派,成為佛教最普遍通行的經典,將此經全面性地推廣及各地寺院,加速了尊勝經幢建造之風氣｡筆者推測,針對《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在全國各地廣為流行､傳抄｡錯訛以致混亂不堪的問題,作為唐代東都名寺的福先寺在此時推出玉石幢勘定本,“打本散施”,糾正當下《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傳抄中錯訛所導致的混亂不堪局面｡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並非奉詔的國家行為,而是寺院行為,故有“福先寺律儀首冠天下”之美譽｡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高宗時代傳入中國,終唐之世,此經共有八個譯本,以佛陀波利奉詔的譯本“比諸眾譯,此最弘布”｡佛陀波利本的經咒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中有三個版本,其中甲本與其後所附的宋本､明本“大異”,故不在討論的範圍｡宋本和明本均為三十四句,有側注,宋本306字,明本308字,顯然此兩個經咒沒有根本的差別,可能是同本｡將福先寺的勘定本與佛陀波利譯本[(大967)宋本､明本]對比,區別仍很明顯(表一),其在句讀､字數等方面與勘定本是不同的｡
將此勘定本與地婆訶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的譯本比對,吻合度相當高(表一)｡首先是均為三十六句的斷句,其次均有反切和長聲的側注,再次地婆訶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的譯本為310字,勘定本為314字,相差不大｡地婆訶羅,中印度人,宋《高僧傳》卷二《地婆訶羅傳》説他“洞明八藏,博曉五明”,可見其知識淵博,學通內外｡他於唐高宗儀鳳初(676年)來華｡儀鳳四年(679年)上表,請求翻譯帶來之梵經,獲朝廷許可後,即組織譯場｡《開元釋教錄》卷九載地,婆訶羅“以天皇儀鳳初至天后垂拱末,於兩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譯大乘顯識經等一十八部”｡現存的福先寺勘定本可能就是該寺存留的地婆訶羅譯本｡地婆訶羅的譯本先後有兩種,僅《最勝佛頂尊勝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譯本為三十六句｡儘管仍存在一些不同,但可以斷定,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訶婆羅的三十六句《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為底本的｡
四
《大悲咒》在唐代盛行一時,皆為音譯本,當時流傳的譯本非常多,有智通本､伽梵達摩本､善無畏本､不空本､金剛智本等,其中伽梵達摩本最為流行｡《大悲心陀羅尼經》,全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最早記載見於《開元釋教錄》:“沙門‘伽梵達摩’,唐雲‘尊法’,西印度人也,譯《千手千眼大悲心經》一卷｡然經題雲‘西天竺伽梵達摩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譯,但以傳法之士隨緣利見,出經流佈,更適餘方,既不記年號,故莫知近遠,‘升’親問梵僧,雲有梵本,既非謬妄,故載斯《錄》｡”西天竺的伽梵達摩在於闐翻譯了該經之後即回國了,而該經是從於闐地區通過傳抄傳到內地的,直至智升將其收錄進《開元錄》｡這種非官方組織的譯經,全部依靠民間傳抄流傳的過程,是其最大的特點｡
《大正新修大藏經》是目前在現代學術界頗受歡迎的佛經集錄,其中第20冊收錄《大悲咒》音譯本12種,各本文字､長短不一,最長的譯本如“NO1061”共有一百一十三句,最短的譯本如“NO1056”,僅有四十句｡編號N01060為伽梵達摩的譯本,僅有漢語音譯,共八十二句,正是我國佛教徒千年來一直使用的《大悲咒》音譯本｡我們現在常見和常用的伽梵達摩的八十四句本,正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經》的八十二句譯本為依據,將其中的第八十一句“唵悉殿都曼哆囉缽默耶”拆分為“悉殿都”“漫哆羅”“跋馱耶”三句,就成為八十四句本了｡至此,後世《大悲咒》的通行本的基本內容才得以完整呈現,但這個實際上已經是很晚的版本了｡
將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大悲咒》與《大正新修大藏經》中伽梵達摩的譯本進行對比(表二),可發現二者的斷句明顯不同｡與前者相比,後者出現多次加句的現象:①“娑婆訶”加句的出現｡二者第一至五十五句是基本對應,從第五十六句開始,後者分別在第五十六､六十三句出現了“娑婆訶”的加句,導致斷句不對應｡②後者最後兩句“唵悉殿都曼哆噴缽默耶”“娑婆訶”是前者所沒有的,屬於加句｡後者為八十二句,與前者相比,共出現四處加句,所以前者為七十八句本｡
七十八句的《大悲咒》,在敦煌的寫本中有保存｡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敦煌藏經的寫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中,七十八句《大悲咒》且咒語部分完整的僅3件,分別為S0231號､S1405號和S4512號(圖六1—3)｡將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大悲咒分別與敦煌寫本的S0231號､S1405號和S4512號進行對比(表二)｡其吻合特徵比較明顯,斷句均為七十八句,每一斷句均對應,進一步説明白居易的經幢為七十八句的《大悲咒》無疑｡敦煌各寫本也多是唐代的寫本,時間上大致與伽梵達摩譯經的730年前後相當｡在人為抄寫的情況下,即使是短時期內的同一類型的寫本間也會有很大的不同,而對於一篇咒文在長期地､不斷地傳抄､傳遞,並且還不是單一地傳承,而是向着四面八方各自繁衍式地傳承之後,這其中的錯綜複雜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最大的規律就是各寫本中“無(無)”字的變化｡早期的各寫本中全部都是“無”字的寫法,像敦煌卷子S4512,其書體與一些文字的寫法都表現出較早的時代特徵｡後來出現了“無”字與“無”字的混合書寫,像敦煌卷子S1405和S0231,再後來則全部都是“無”字的寫法,像《新修大正藏經》N01060,並且此時由七十八句增加到八十二句｡所以,這種文字的變化及字句增加的過程,亦是可以發現內在變化規律的｡按時代前後,七十八句的《大悲咒》可粗略分為“無”字本､“無､無”並用本和“無”字本三種｡
在弄清略本《大悲咒》的基本情況之後,我們回過頭來看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所刻《大悲咒》,該咒為七十八句,從目前來看是沒有問題了｡另外,在殘存的刻文中,從採用“無(無)”字的情況來看,此刻文中出現了“無”和“無”並用的情形｡其中第4､15行均採用“無”字,而第16行採用“無”字｡可推斷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上的《大悲咒》採用的是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白居易宅院經幢上用“無”字的地方,敦煌寫本此位置均採用“無”字,所以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版本晚期特徵明顯｡
與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比對,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上《大悲咒》的文字運用還表現出自身的一些特點｡①第四句中的“哆”,在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中均為“跢”字｡②第十六句側注“十六”前的“迦”字,在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中均為“伽”字｡③第二十三句“摩訶菩提薩□薩埵廿三”一句中有加字現象,“薩埵”兩字在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中沒有,顯然是抄寫中筆誤所導致｡④第四十句“佛囉舍耶卌”中的“耶”字,在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中均為“□”字｡⑤第五十一句“婆夜摩那”中的“婆”字,在敦煌寫本“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中均為“波”宇｡
可見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上的《大悲咒》相對於“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明顯有改字､加字的情況｡這種加字､改字現象正是“七十八句‘無’字本”的特徵｡所以説白居易宅院的經幢上的《大悲咒》屬於“七十八句‘無､無’並用本”的最晚的版本,也具備“七十八句‘無’字本”的特徵,處於由前者向後者過渡的階段｡
五
本文以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中經文的文字釋讀結果為研究基點,探討經幢經文咒語的內容構成和版本｡總體上,可歸納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刻寫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語部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經咒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婆訶羅的三十六句《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為底本的｡
第二,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經咒第二部分為七十八句的《大悲咒》,是伽梵達摩在於闐翻譯的較早版本,此種版本在敦煌的寫本中有保存,但在經幢上發現此種版本,在國內考古發掘中還是首次,應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第三,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是有關白居易居洛陽期間的重要實物資料,進一步證實考古發掘的遺蹟就是白居易晚年在履道坊生活的宅院遺蹟｡出土的經幢是白居易為“同發菩提共成佛道”而建造的,是研究晚年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以及生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諸多學者先賢探討白居易的思想變化,多限於文獻的互相考證｡而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則是真正反映白居易佛教信仰的實證｡但對這件經幢經咒內容的釋讀研究文章甚少｡本文對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經咒內容進行全面釋讀,判定其版本,也是希望能夠對白居易的政治取向､佛教信仰､晚年生活的研究有所幫助,並對了解佛教經典的流傳與版本情況有所裨益｡
附記:此文僅以筆者個人名義紀念西北大學94考古班畢業二十週年,歲月蹉跎,師恩難忘,感謝西大,感謝恩師,感謝考古｡
此文曾在《考古》2017年第6期發表,此次發表,增加了多幅圖版和附表,但文章的觀點並未發生變化｡經幢的拓本由郭忠運完成,本文寫作承蒙龍門石窟研究院王振國先生､路偉先生(94考古班同學)的指點幫助,趙超､段鵬琦兩位先生審閲了全稿,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