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大變局中的大國關係新趨勢_風聞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這些年來卻進行得很辛苦。中美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給世界經濟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疫情在全球蔓延，帶來巨大風險挑戰，這個時候最需要兩個大國之間的合作，但人們卻沒有感覺到兩國合作的氣氛，倒是聞到了濃濃的“硝煙味”。

無論是圍繞着貿易還是冠狀病毒，兩國間日益惡化的政治氣氛，已經使得本來可以發生的合作煙消雲散。新冠肺炎疫情考驗着美國的內政外交，在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國對中國的真實而深刻的憂慮，這種真實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時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是對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憂慮。誰都知道中美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但誰都沒有對這種高度依賴的後果有過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所説：“我確實認為我們要審視我們的供應鏈，我們 80% 的醫療物資供應來自中國。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還必須依賴中國，當他們威脅我們，説要把我們置身於新冠病毒的地獄，拒絕提供醫療物資給我們，美國就必須重新審視，思考我們能否在美國製造這些產品。”的確，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國資本主義高度異化。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美國的資本主義為了逐利，把大部分經濟活動遷往海外，包括與人民生命密切相關的醫療物資。當特朗普大談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最好的醫療衞生體制的時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簡單的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而正是這些能夠給人民帶來安全的物資，美國已經不再生產或者產能不足了。這個現實無論是美國的精英還是民眾都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今天的美國出現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國化”的論調。但很顯然，這並非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資本使得經濟利益完全同社會的需要脱離開來。經濟本來是社會的一部分，但經濟脱離社會時，危機便是必然的。

第二是對中國體制的憂慮。中美之爭説到底就是體制之爭。中國的“舉國體制”在抗疫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有效性，更加強化了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擔憂。就美國體制而言，如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説，美國這次抗疫不力並非美國體制之故，美國總統要負更大的責任。如果説美國精英對美國體制沒有有效的反思，對中國體制的恐懼感則是顯然的。中國媒體對中國體制的弘揚和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攻擊，不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兩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國越是高調宣揚，美國越是恐懼。

第三是對美國全球地位被中國取代的憂慮。疫情在美國快速擴散，美國自顧不暇。新冠肺炎疫情把特朗普的“美國中心論”推向一個極端，顯示出美國的自私性，單邊主義盛行。美國不僅單邊對中國斷航，也對歐洲盟友斷航。新冠病毒幾乎斷了美國世界領導力之臂。相反，中國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且對美國的歐洲盟友，甚至對美國提供援助。

美國擔心新冠肺炎疫情會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國地緣政治的影響力。還應當指出的是，儘管歐洲國家需要中國的援助，但各國對中國援助所能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中美兩國關係上，今天雙方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厚的社會基礎，即兩國內部日益滋生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自美國的各種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已經跌到了中美建交之後的最低點。中國儘管沒有類似的民調，但從互聯網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來看，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無前例的。

疫情無國界，應對疫情是全人類共同的任務。當前，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一系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緊迫地需要中美兩國深化合作，承擔更多責任，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共同抵抗這一跨國威脅。但隨着疫情在美國的繼續擴散，美國政治人物把責任推給中國，反華浪潮在美國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惡化的經濟危機、社會恐懼和美國內部治理危機，各種因素都有可能激化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如果是這樣，那將是全世界的災難。

面對整個世界的歷史性轉型，中國更要始終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中美兩國能否跳出大國競爭“零和博弈”的歷史怪圈，是“大變局”時代對兩國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