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確實有很多“陽光”話語，但與作者的立場聯繫起來，背後的政治就出來了_風聞

【本文為系列文章，共四篇，此篇為第一篇】

《方方日記》已成過去時，但有關《方方日記》的論戰文章仍在自媒體充斥的網絡空間中鋪天蓋地。不論是方方的支持者還是方方的批評者，其中都不乏持極化思維者，於是兩方陣營之間罵戰不斷。極化思維之所以產生，概因其背離了實事求是。事實是複雜且多面向的，方方內容龐雜的日記同樣如此。抓住其日記的部分內容而斷章取義、過度闡釋，都不利於我們對《方方日記》做出客觀評價和全面盤點，但卻有利於為論戰煽風點火。而僅看到日記表面，若不將日記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而深入分析作者的敍述策略和用意，讀者也極容易被方方所釋放的“善意”所矇蔽，在“獨立思考”的口號下停止思考。

當然，日記體的零散瑣碎不成體系、以網絡為媒介的碎片化淺閲讀模式，以及論戰狀態影響下讀者的心浮氣躁，本身就構成了讓論戰之火持續燃燒的環境。論戰下的《方方日記》非好即壞，方方非善即惡；論戰下的讀者急於站隊，急於為《方方日記》貼標籤，做出臉譜化的定位；論戰下的評論者，則紛紛從《方方日記》的零散文段中各取所需，尋找攻擊敵方陣營的武器彈藥，甚至藉此大量販賣自己的私貨。在批評對方“雙標”“扣帽子”和“以偏概全”之時，極化思維往往讓他們自己也犯下同樣的錯誤。

方方在最後一篇日記裏引用《聖經》裏的話説：“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方方在她的日記裏究竟所打何仗，所守何道？在通讀《方方日記》文本、全面梳理其邏輯脈絡的基礎上，本文試圖跳出立場先入的論戰模式，以系統開示方方的日記內容為優先，對有關《方方日記》的紛繁複雜的輿論進行較全面的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日記所提出的問題、哪些是日記本身存在的問題、哪些是輿論製造的假問題，以求明晰《方方日記》中存在的真正問題及其根源。

一、“傷痕”之外可有“陽光”？

日記中的情感政治

（一）《方方日記》中的“陽光”

方方的不少批評者將《方方日記》定性為“傷痕文學”，他們指責《方方日記》中滿是“傷痕”，“沒有任何鼓勵武漢人民的語言，渲染悲觀論調”“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進而認為方方“戴着墨鏡看世界，當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靈黑暗的人永遠看不到陽光，也體會不到陽光的温暖，只看得到惡”。

然而，這樣的判斷事實上言過其實。

首先，《方方日記》中不乏極力突出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治癒可能性高、以緩解讀者心理恐慌的內容。比如：

這個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發病之初得到治療，很快就可以控制。（2月2日）

冠性肺病傳染力強，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療，死亡率並不高。（2月4日）

感染人數可能十萬，但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發病。儘管被感染，但並不發病，以後就會自己慢慢地好。已向醫生確認。（2月4日）

人民醫院呼吸科大夫的視頻：扛不過去、發展成重症的，多是有基礎病的老年人；年輕人如果中招，個人體質好，打針吃藥喝水休息，做到這些，是很容易扛過去的。（2月6日）

局面真的是在好轉。雖然沒有人們期待得那麼快，可是好轉不就是希望嗎？除了湖北，其他省的疫情基本過了拐點。而湖北正在朝拐點邁進。今天方艙醫院已有多人出院。痊癒者的臉上都露着笑容，這不是裝出來的笑容，而是發自身心的笑容。（2月11日）

在那段時間，衞健委專家組開始集中發表新冠病毒無藥可救的意見，在民眾看來，這意味着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條。衞健委專家組2月5日發表的“無症狀傳染者理論”、2月6日發表的“糞口傳播理論”和2月9日發表的“氣溶膠傳播理論”，一次次推高民眾的恐慌等級。相比於專家組這些在當時尚待證實的言論，方方的日記則是一以貫之地強調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可治癒性。為了加強對“可治癒性”的強調效果，方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引述了一條“瑞德西韋或有療效”的新聞：

網上盛傳，美國吉利得研究的新藥瑞德西韋在金銀潭醫院啓動試驗，傳説效果很好。儘管後來，有人闢謠，説是並沒有結果。再等三天，或許我們的期待就會證實。（2月6日）

從方方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她毫不避諱該條新聞已被闢謠，不過她仍希望讀者能與她一同對該藥的試驗結果充滿期待。不管後來試驗結果如何，這樣的文字畢竟給讀者帶來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慌和絕望。

同樣，在3月17日的日記中，方方原文引述了一份在其高中同學微信羣中流傳的“解封時間表”。她在引述之後也特別説明，同學在轉了這個帖子之後留言“轉發的，不知真假”。但相比於信息的真實性，信息對人心的鼓舞、對人們期待的喚起，也許是方方更加看重的：

不管真也不真，都很鼓舞人心。顯然，生活將陸續恢復正常。（3月17日）

昨天同學轉發後幾個人自己也琢磨了一下覺得多半不實，因為時間太具體了。但作為期待，我決定還是記錄下來。這就是大家的期待。理想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3月18日）

其次，在努力減輕讀者對新冠肺炎本身的恐慌的基礎上，《方方日記》對市民的居家隔離行為作出號召。具體而言：

一是號召市民相信和服從政府、配合政府指令，與政府形成合力。比如：

服從政府指令，聽從安排。（1月23日）

現在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瘟疫。我一定會和政府和所有武漢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會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我絕對與政府保持一致，絕對配合政府的每一項行動，並且努力幫助政府説服不理解的人們，幫助政府安撫焦慮的人們。（2月8日）

我們還在繼續堅持，依然聽從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當時許多民眾對於政府在疫情前期反應遲緩、貽誤時機的表現充滿怨氣。而方方則提出將“配合政府防疫”與“對政府的追責訴求”分開看待：

事已至此，我們暫時放下憤怒和抱怨。武漢人目前只有團結一心，相互鼓勵，相互幫助，相互安慰，共度難關。雖要追責，但是現在，我們先全力以赴，熬過難關。（1月29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誤，無論如何，我們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們還是要給予他們信任。不然，這種時候，你能信誰？你能靠誰？疫情是大敵，全民同仇敵愾，沒人再敢馬虎，只要決策者不再出昏招。（2月4日）

抗疫過程，跟日常生活一樣，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不是蠢人，也不盡然都是蠢事。（2月6日）

在防疫大局之下，方方這樣的表述策略，無疑起到的是團結和拉攏民眾的作用，而非將民眾推到政府的對立面。

二是號召市民不要因恐慌而自亂陣腳，也不要傳遞恐慌。比如：

保持理性，不要恐慌自亂。（1月23日）

不要隨意轉發易引起恐慌的信息。（1月23日）

我們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呆在家裏，不要恐慌。不要自亂陣腳，哪怕有點發燒或咳嗽，一定要冷靜處事。（2月6日）

同時，方方還針對具體引起市民恐慌的原因，對市民做出號召。比如，針對“搶購”問題，方方寫道：

運輸發達，全國支援，不必搶購，這點可絕對相信政府。（1月23日）

聽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搶購，説是擔心超市關門，斷了吃喝。市府似乎就此發了一個聲明，即保證超市不關門。全國人民都在支持武漢，中國的生活物品也不緊缺，保證武漢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應該不難。（2月4日）

針對害怕前往醫院接受治療的民眾，日記中説：

相信在醫院治療，比在家中隔離效果好得多。（1月28日）

針對害怕社區上門查體温會使自己遭到感染的民眾，方方説：

據我瞭解只是針對疑似者上門測體温，其他人電話自報給社區即可。不必人人自危。（2月6日）

三是號召市民居家隔離，嚴格自律。比如：

出門戴口罩，勤洗手，吃好飯，小病靜養（1月23日）

不添亂就算是幫忙（1月23日）

自己關自己的禁閉，讓自己在家裏像日常一樣生活（1月23日）

保護好自己，就是幫忙（1月29日）

我們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從指揮，完全配合。咬緊牙關，關門閉户。（2月11日）

在此基礎上，方方還對市民的居家生活方式和心理調節方式提出建議。比如：

哪怕大哭出聲，甚至不再關注疫情，都可以。看看電視電影，看看那些以前被罵過的娛樂致死節目，讓自己挺過這一關。大概，這就是我們的貢獻了。（2月11日）

更多呼救的叫罵的視頻，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時候。而那些遠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頭來，向希望處看。看看他們便會明白：時至今日，我們絕不能恐慌或是崩潰，否則他們所有的努力，都將白費。（2月11日）

在這篇2月11日的日記中，方方直白地號召民眾“向希望處看”，具體而言是“向更多面對艱難卻仍在努力的人看”“向掙扎着生活卻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看”和“向無數疲憊不堪卻依然堅守崗位的人看”。這三類人，分別是指“火雷兩山醫院的建設者們”“窮困潦倒卻將平生所有積蓄拿出捐贈的貧窮老人”以及“所有冒着感染危險的醫護人員”和“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着各種服務的志願者們”。這樣的號召，一方面表達了對一線工作者和愛心人士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將居家隔離的意義與他們的努力付出建立起關聯。接連而來的排比句式，更加深着號召對讀者的感染力。

四是號召市民一定要振作起來、堅持下去。比如：

我們唯一的事，只能把這一切都扛下來。儘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屬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扛，又能怎樣？我們除了振作起來，還能怎樣？我們沒辦法幫助病人，我們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臨的一切。在有餘力能幫人的時候，就幫着他人一起扛。無論如何，再扛他一週。（2月2日）

小哥居住的小區前兩天在最具危險的小區中排名第一。小哥説：“讓我們一齊繼續堅守，希望二月底能夠徹底好轉。”（2月12日）

再次，《方方日記》從來毫不吝惜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讚美。在1月24日的日記中，方方寫道：“感謝這些勞動人民！他們的從容以及辛苦，讓我安心了許多。”在2月8日，日記更是突出對環衞工人、外賣小哥和警察這三類羣體的讚揚，評價道：“最默默無聞的人是他們，但他們一直在鎮定我們整個城市的心。”看到日記中對這些從容面孔的平凡記述，以及方方對自己內心感受的反思，緊張不安、心懷恐懼的讀者也許心裏也會跟着踏實下來，《方方日記》中的這些內容似乎可以間接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

通觀全篇《方方日記》，方方對以下社會羣體表達過感激和讚揚，“從容”和“辛苦”是貫穿以下所有社會羣體的共通特徵：

（1）店主。1月24日的日記，記錄了在大部分店鋪和藥店都關門時依然營業的夫妻店鋪，説他們過年不休，“讓人感覺踏實”。

（2）賣菜者。1月30日的日記，表達了方方對為了生活而仍然從容賣菜的勞動人民的欽佩，説自己有時跟他們對上幾句話，“心裏就有莫名的踏實”。

（3）文聯的同事。1月28日的日記記載，在疫情之中同事們仍在討論稿件的發表事宜，還在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方方認為，憑着這樣的精神，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4）青年志願者。方方在2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青年志願者改變了她對年輕人越來越功利的成見，認為不必杞人憂天，因為每個時代都有與它相匹配的人。方方還表達了對每天拍視頻封城日記的年輕人的敬意，並坦言在某個寒冷而憂傷夜晚，是年輕人拍的視頻鼓勵了她。在2月4日的日記中，藉由對一些孤寡老人處境艱難的擔憂，方方表達了對社區和志願者前去幫助的信心。2月19日的日記則誇讚了志願者這種組織方式，指出年輕人在參與社會服務時，不僅可以奉獻一己之力，還可洞察社會、理解人生、增長見識和能力。3月2日，方方更是點名表揚了3位志願者：幫助並組織接送金銀潭區域醫護人員上下班的汪勇，為六百多居民買藥而遭舉報的吳悠，和專程從四川趕來為武漢醫院的醫護人員做盒飯的劉鮮。

（5）社區工作者。一方面，方方不止一次讚揚社區服務細緻到位、態度良好。如2月4日的日記記載她出去倒垃圾時，發現家門上貼了“已經消毒”的紙條和通知，2月8日的日記記載昨日接到社區詢問自己是否發燒、家中人數的電話，3月8日的日記記載小區工作人員經常幫居民去超市買東西。這些細節在日記中，都是方方做出“社區工作細緻入微”這一判斷的依據。

另一方面，方方也並不是不知道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在3月8日的日記中，她直言社區工作者相當辛苦，幾乎就是什麼活都得乾的勤雜工。她特別提到在沒有電梯的老舊小區中工作的社區工作者，不僅要幫老人購物搬東西，還要教他們用手機。如果遇到沒有手機的老人，還要用自己的手機幫忙。方方畢竟已在武漢生活了幾十年，她深知百姓什麼樣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橫着脖子跟你犟起來，也是要人命。”因此她寫道，社區工作者要做好服務實在是很難的事。大量的武漢人“能撐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繼續撐下去，相當程度上，也是靠了無數下沉幹部和社區人員的辛勞”。

（6）環衞工人。1月24日的日記，方方首次提到“在冷風冷雨中一絲不苟掃街”的環衞工人。1月30日，日記再次提到這羣身影：“幾乎所有空空蕩蕩的馬路上，都有一個環衞工人在風雨中一絲不苟地掃地。”在場景描述之後，方方還加入了內心活動：“看到他們，你會為自己的緊張不安感到慚愧，驀然間你就會鎮定下來。”2月8日，方方對他們的誇讚更是直白：“他們真是了不起。儘管人少，路面沒那麼髒，只是一些樹葉。他們也恪盡職守，認真打掃，以保證整個城市的衞生。從疫情開始到現在，他們一直以從容的姿態留在我們眼裏。”

（7）外賣小哥。日記中對這一羣體的提及頗為簡略，只在2月8日的日記中描述他們“仍然騎着小車，奔波在各條路上”。

（8）警察。一方面，日記關注了這一羣體在冷天中的堅守。比如2月8日的日記描述，天氣雖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個路口，醫院門口也有一些，方方評價他們“站在外面，實不容易”。另一方面，日記關注到一線警察兼做多重業務的繁雜和辛苦，特別是疫情期間在工作過程中直擊死亡的悲苦。比如2月8日的日記寫道：“基層警察是相當辛苦的，他們往往直面各種人等，執行他們所必須執行的任務。我聽説，在有人病得無法下樓時，也是警察前去幫忙揹人。有一個人剛背到樓下就死了，警察也哭。”2月29日在詢問警察朋友，得知他們一直在第一線，一天也沒休息後，方方敍述警察的工作：“既要保障基本生活運輸，又不能讓人流車流泛濫，還得認真甄別。好多民警開車幫運病人。進出城通道24小時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車輛通行，又要外防輸出。在醫院、隔離點、社區這些地方，要維護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醫患糾紛之類等等。”並且提到他們“因為接觸多，風險相對大”。

（9）外地捐贈者。方方收到雲南作家張曼菱發的視頻，反映的是張曼菱當年下鄉的盈江縣給湖北捐贈了近百噸土豆和大米。日記在2月12日記述了這件事，並評價説：“艱難時日，善良人還是很多。”

（10）捐贈親人遺體的遺屬。2月28日的日記在介紹了劉良團隊的新發現之後，談到了新冠肺炎患者家屬捐贈親人遺體一事，並認為“沒有他們的無私貢獻，也就不會有劉良團隊對新冠肺炎認知的突破”。

（11）基層幹部。2月14日的日記評價基層幹部“不敢懈怠”，並解釋在同學羣裏看到的關於基層幹部“不上崗，就下崗”的處境，即“你不好好參與抗疫工作，你就立即下崗”，並用“武昌區的兩個官員，今天就已被撤”的事例進行佐證。這篇日記還反映了隔離中的兒時鄰居對基層幹部的感受：“這幾天總算見到了説話語氣好的人。先前都是吼來吼去的。”在表現基層幹部工作作風轉變的同時，日記説鄰居也能理解基層幹部之前工作中的為什麼“吼”：“因為人太少，找他們的人太多，都急瘋了。”也就是説，方方的日記內容裏不存在對基層幹部的抱怨和指責，而更多是持同情理解的態度。

（12）團購老闆。這一羣體在日記中也是被方方一筆帶過，僅在3月4日以“大疫時期沒日沒夜在外奔波，拿命掙錢”的形象出現。方方評價他們“不容易”。

（13）醫護工作者。日記中對於這一羣體的記述通常籠罩着悲愴幽暗的色彩，但也並不是沒有一束“陽光”。比如3月17日，日記關注了即將離開武漢的援漢醫療隊。日記記述了武漢各界人士以最高禮儀歡送他們的場景，字裏行間滿溢感恩之情，畢竟“是他們救了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人”。這篇日記肯定和讚賞襄陽市對於“今後區域內所有A級景區和25家星級酒店向他們終身免費”的決定，雖然她補充説“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因為她覺得即使全湖北所有景區都對這四萬多人免費開放，也並不過分。這篇日記還記述了四川醫療隊醫務人員趙英明的丈夫在妻子平安回家後需要兑現“包一年家務”這一承諾的小插曲，並以玩笑的口吻寫道不知網友是否真要通過直播監督這個丈夫做一年家務。這樣的小插曲體現了丈夫對妻子的愛、家與國的緊密相連，以及網友對醫生家庭的關注。而在“戰時責任”和“家庭責任”、“戰時生活”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中產生的這個輕鬆幽默的小插曲，可以快慰人心。

另外，醫療事業對國際政治的超越，也被方方所讚揚。比如3月22日的日記中，方方讚美醫護工作者的“大愛仁心”，並記述了一個本來政治立場上“有點反美”的醫生朋友也願與美國同行攜手抗疫的事例。日記中寫道：“中美政客互懟，醫生聯手，超越政治偏見、國別意識，這是對人類的愛。喜歡這些醫生的職業精神和心理狀態。”如果拋開作者意識深處的政治立場和讀者對作者的政治預設，單從日記內容本身來看，不可否認這種對於人類之愛的歌頌是積極向上的。

然而問題就在於，理解日記內容不能單看表面，還需要將日記內容與作者意識深處的政治立場聯繫起來把握。一旦聯繫起來進行系統思考，日記中“陽光”背後的政治就立刻顯明出來。

（二）“陽光”背後的政治

以上對於《方方日記》中“陽光”的展示，大概不會引起多少爭議，也確實揭示出類似“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這樣一棍子打死的評價，對於方方來説是不公正的。但是“陽光”畢竟不是孤立的，我們需要將這些“陽光”放回《方方日記》的話語生態系統中進行定位。於是我們便會發現：雖然《方方日記》認為“用任何美好的詞彙來誇讚武漢人在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獻都不為過”（2月29日），毫不吝惜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讚美，但這些“陽光”般的話語卻並不單純，其背後若隱若現的政治意涵容易引起爭議。

第一，在方方的思維結構中，“陽光”般的“大善”與“大惡”處於對抗關係中。2月15日的日記將之表述為：“在大惡張揚的同時，大善被激發得更多。”換句話説，淋漓盡致地記錄大善，是以大惡張揚為背景的。大善被激發得“更多”，當然是一種滿懷希望的積極話語，但張揚的大惡與激發的大善處於對立和衝突之中，希望正來源於“更多”大善在對抗中戰勝大惡的可能。這一邏輯成立的前提，是“大惡”的清晰界定和真實存在。後文將會對《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內容進行梳理，這裏暫且不展開討論。

第二，在方方的敍述策略中，“陽光”般的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構成反襯關係。日記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極盡讚揚之辭，所達成的效果便是反襯政府工作能力之低、能力之限。2月19日的日記在讚揚了志願者這種組織方式之後，方方直陳：“沒有他們有力的幫助，僅靠機械的政府機關，可能更糟。”而3月2日的日記則將倉促封城後的武漢比作百孔千縫且連底都沒有的大水桶，政府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全副精力忙兜底”而“桶邊百孔千縫無力顧及”，而無數“主動接盤”的志願者則“見孔便堵，見縫即填”。

這裏涉及到民間社會組織與政府行政科層組織的關係問題。如果僅就民間社會組織的優勢而言，方方的表述也並沒有問題。一些學者在疫情中也注意到了民間社會組織在應急機制中的重要性，進而提出要把社會體系建設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推進，加速推進治理思維由傳統的層級式行政管理向現代的開放協作式治理模式轉變，讓民間社會組織與行政體系產生“協同共治”的良性互動，而不是被強大的行政體系所吸納。但承認民間社會組織的優勢，並不意味着對政府行政科層組織的否定。方方是否對政府機關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以至於前文提到的方方對民眾服從和相信政府的號召也是惺惺作態、不情不願的無奈之辭？這一問題成為雙方陣營論戰的焦點之一。

第三，在方方的政治圖式中，“陽光”般的國際主義立場與母國中心主義立場處於有着高下優劣之別的等級序列關係中，而這種所謂的國際主義立場又在不經意間帶有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嫌疑。如在3月24日的日記中，與醫生“對人類的愛”形成對比的是“中美政客互懟”。方方直言她更喜歡醫生職業精神背後那種國際主義的“人類愛”，而僅用“政客互懟”四個字來概括中美為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所展開的攻防。在方方的話語中，相比於“人類愛”，“政客互懟”相形見絀。崇尚國際主義精神本也無可厚非，不過在國民國家林立的當代國際政治格局之下，國際主義精神極易被拉回到母國中心主義的框架內加以揣測、解讀，結果原本尋求遠離母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國際主義立場，卻又落向了他國中心主義立場。

具體而言，方方在3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武漢疫情緊張時，在美華人掃空貨架口罩捐贈回國，而當美國疫情暴發時，美國醫生遭遇口罩和防護物資的缺乏，因此有華人朋友説心理覺得對不起他們。方方對這一觀點的轉述，表達了她對該觀點的肯定態度。分析該觀點，“在美華人掃貨回國”對於華人而言可以理解為基於母國中心主義立場，對於美國而言則可以理解為基於國際主義立場。如果方方站在國際主義立場，對此行為不應該有所否定。但“對美國醫生缺乏醫用物資”抱以歉意的觀點，則是站在他國中心主義立場上，不顧時局的變遷，否定此前的國際主義立場和母國中心主義立場。而方方對此觀點持肯定態度，則表明她並不是堅定而純粹的國際主義者。相反，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她，倒成為他國用以攻擊和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維護他國的母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工具。

由於方方在日記的表述中出現立場的遊移，輿論就不同的日記片段，圍繞方方究竟是“愛國者”、“國際主義者”還是“叛國者”的問題爭論不休。但從整體上綜合來看，方方的立場確有背離國家和民族利益之嫌。

二、“沉悶”之外的追問與投射：

日記中的武漢人日常生活

（一）羣像描摹

方方個人的生活狀態，當然不能代表全體武漢人的生活狀態。不過，《方方日記》還是試圖觀照更多類型的武漢家庭，將他們的生活狀態記錄在案，並藉此發表自己的看法。

《方方日記》中有大量對“被關在家裏的人”的羣像描摹。這樣一羣被禁足在家的武漢人，煩躁感、談心的時間、吵架的機會都會多起來（1月28日）。他們會忘記今天星期幾，已經在家堅持了多少天（2月2日），也會在每天晚上看着遠處亮着的大樓而莫名心安，感覺這個城市還未完全死掉（1月31日）。他們會發現手機因反覆接收重複陳舊的信息而容量不夠用（2月12日），也會在無法外出活動的情況下，選擇在家裏運動，甚至從廚房到房間跑三公里（2月12日）。只要沒有被感染，他們基本就會心裏踏實（1月29日）；而只要家裏沒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穩（2月2日），他們中大部分人的日子也許都是在團購、追劇和睡覺的往復循環中一天天度過（3月4日）。方方想告訴讀者的是，武漢並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煉獄，而是個安靜的美麗的磅礴大氣的城市（2月2日）。

對於這樣一羣禁足在家的武漢人而言，生活物資基本不缺（2月2日）。由於人們全力關注生活，哪裏都呈現出生機（2月18日）。他們會討論解封后去哪家店大吃一頓（2月18日），會抱怨做飯麻煩，做完飯還要收拾廚房（3月15日）。為了買菜，他們組成團購超市套餐的隊伍，買賣雙方細緻約定交菜時間和地點（2月18日）。而為了防止交叉感染，甚至有居民改用吊桶提菜的辦法把桶一直拉到六樓（2月28日）。生活物資的充足供應和與生活需求的對接背後，是社區工作者的辛苦，和相比於疫情之前武漢人的艱難。雖然買菜羣和電商在不斷靈活調整配菜方案，但畢竟團購需要搶，搶不到的人就會發慌（2月21日），禁足如此之久，需要很強的意志力才能承受（2月29日）。武漢人這樣的生活處境，讓方方感到心酸（2月28日）。

與生活物資相比，方方更擔憂的是封城之下武漢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最容易出現心理問題的是小孩，他們整日被關在家裏會相當難受（1月28日）。特別對於那些因瘟疫而成為遺孤或遺腹子的孩子來説，他們雖然吃喝不成問題，但內心有傷口。他們缺少依靠，也將缺少無微不至的愛。他們中甚至已經有人開始表現出害怕穿防護服、戴口罩的人的行為，需要儘早接受心理干預（1月29日）。

“沉悶”是方方描述武漢人精神和心理狀態時常用的關鍵詞。圍繞“沉悶”，方方在日記中有如下表達：

悶是有一點，但只要活着，悶是能忍住的。（2月4日）

抗疫工作走上正軌，呼救的病人少了，武漢人變得沉悶起來。（2月12日）

武漢人有點沉悶，一向活躍的同事不想講話，家裏小羣少人做聲。（2月29日）

沉悶依然是我這幾天對武漢人的印象。（3月2日）

今天的武漢人依然顯得很沉悶。（3月3日）

空氣中充斥着沉悶，無處不傷感。特別討厭接電話，完全沒有跟人講話的慾望。只是以一種最簡單的方式活着，什麼都不想説。（3月6日）

不想出去，只想待在家裏。（3月11日）

相比於有病患的家庭、家中有人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家庭，絕大部分的武漢家庭都處於無人生病、全員禁足在家的狀態。“沉悶”更多是對他們精神和心理狀態的概括。方方在日記中提到過一個理論，即“四十天閉户，人們的心理承受力會到極限”（3月2日）。不論這一理論是否有科學依據，長期禁足對於大多數人的心理承受力都會構成挑戰，因此他們會想方設法出門走動，但又不具有遠行的慾望。用“沉悶”二字來概括這種狀態，應該是準確的。

不過“沉悶”二字引來一些輿論的批判，在筆者看來這些批判都不太能站得住腳。比如有人評論説“舉國上下都在自我隔離，在室內待久了誰不悶？但非常時期，所有人都該理解並承受”，這樣的評論並沒有否定“沉悶”的存在，方方也只是描述人們承受“沉悶”的狀態，並不存在對“沉悶”本身的抱怨情緒。

有人評論説“‘悶’有什麼大不了，跟生死相比算得了什麼？”，同樣首先承認了“沉悶”的存在，只不過對方方過多提到“沉悶”而心懷不滿，認為“沉悶”與生死相比不值一提。然而對於無災無病的家庭而言，其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與生死的抗爭，而是來自對未來確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缺失，引起“沉悶”的問題就顯得比生死問題更加重要，因此片面認為“沉悶”與生死相比不值一提是欠妥的。

還有人評論説“是否應該多些沒有停歇的一線工作者”，因為一線工作者都是“犧牲更多的人”。根據筆者在“《方方日記》中的‘陽光’”這一部分的梳理，方方對一線工作者的描寫並不算少。況且從人數上來看，禁足在家的武漢市民佔大多數，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也特別重要，記述他們的“沉悶”與記述一線工作者的辛苦也並不矛盾。

（二）特殊羣體記述

除了上述對“被關在家裏的人”的羣像描摹，《方方日記》還關注到一些特殊家庭和特殊羣體的生活。在對特殊家庭的記述方面，1月28日的日記關注到一家三代、家中還有病人的家庭，家中的年輕成員需要一邊操心工作，一邊隔天出門買青菜。2月13日的日記關注到夫妻分開各管各家老人的家庭，其中妻子兼管孩子、丈夫奔波採買，夫妻在兩家之間往返很辛苦，但與病人和死者家庭相比，他們不但活着而且還能相互照顧，因此倍感幸運。2月20日的日記則關注到疫情之下空巢老人的生活處境。平日裏他們需要由保姆、鐘點工和兒女照料，但疫情期間他們的生活不得不靠自理，而做家務、買菜做飯、洗衣打掃、收拾整理的工作並不簡單，若他們拼盡全力仍無法應對，就只能靠社區儘可能地派人予以幫助。

在對特殊羣體的記述方面，1月29日，方方在日記中提及她的女兒。這是一位從未下過廚、平日或回家蹭飯或吃外賣，在疫情期間還需要靠母親提供保護的年輕女性。方方勸阻她去小區超市買盒飯，因機動車即將禁行還特意為她送去保證十天生活的物資。筆者認為方方女兒的事例也能代表一部分在優渥的都市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獨生子女的生活狀態，因此也將其歸入“對特殊羣體的記述”。疫情將迫使這一羣體學習如何下廚，“也算是意外收穫”。2月25日的日記關注到福利院、養老院中的老人，將他們定位為弱勢羣體中的弱勢，認為他們在疫情中的狀況不容樂觀。2月27日的日記則分別關注了滯留在外的武漢人被外地歧視的處境，以及滯留武漢的外地人“沒錢住店，沒店可住，沒飯可吃，住火車站，撿垃圾”的生活境況。2月28日，方方把目光投向社區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羣體，不僅描述他們所面對的“上面什麼事都壓下來，下面什麼事都找他們，相當難纏的大有人在”的艱難工作處境，更提到他們當中在防疫初期成為疑似感染者的不在少數，因為他們需要同各種人打交道，不知誰會是感染者，而那時他們自身的防護設備又極為有限。

方方的日記對各類特殊家庭和特殊羣體生活處境的廣泛涉獵，與前述對於“被關在家裏的人”的羣像描摹合在一起，也算是對封城之下武漢人生活處境的較為全面的還原。其中提到一些羣體的艱難處境，也許還能喚起讀者和社會對他們的關注，總之並不至於引起爭議。

（三）精神關切

基於對封城之下武漢人精神和心理狀態的擔憂，《方方日記》在這方面的內容並未止步於對“沉悶”狀態的描述。為了安撫武漢人的情緒，方方藉由日記反對關於央視取消元宵節晚會的建議，認為大家關在家裏特別需要一些喜慶東西慰藉自己（2月7日）。她還通過日記安撫因搶不到團購菜而恐慌的居民説：“放心吧，不會讓人沒有吃的東西，中國還沒有到這一步。”（2月21日）此外，她還多次鼓勵武漢人要充滿信心，堅持下去。從日記的時間上看，類似的鼓勵分散出現在防疫過程的各個階段，表明方方對提振武漢人精神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

我們還是要堅持把自己關夠14天。（1月28日）

我們還能堅持，我們對政府有信心。（2月13日）

我們不急不躁，繼續等待拐點的到來。（2月15日）

時至今日，大家好像開始適應了關門閉户的生活，活力四射的孩子都承擔下來。生命的耐受力，了不起！（2月18日）

儘管局勢好轉，也不可放鬆警惕，以免前功盡棄。（2月20日）

閒人心理壓力大，忙人身體壓力大，大家都在咬緊牙關，共同扛着武漢。（2月29日）

還需保持警惕，但心理已放鬆，相信生活很快會回到以前的節奏。（3月19日）

梳理至此，《方方日記》中有關封城之下武漢人日常生活的上述內容，基本都是沒有引起實質性爭議的內容。爭議往往發生在方方對“何以至此”這一問題的不斷追問上，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方方特別習慣於通過反思和追問，將有關疫情的各種話題都引向對政府的追責和批判。

（四）追問與投射

以下筆者將繼續梳理《方方日記》有關武漢人日常生活的內容裏，有哪些話題在追問中發生了指向追責和批判政府的投射。

首先，是關於對“沉悶”的追問。前面已經提到，用“沉悶”來概括大部分禁足居家的武漢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基本是準確的。那麼這些家庭既然不至於直面生死問題，“沉悶”從何而來？方方引述醫生朋友的説法，對此進行了解釋，認為“沉悶”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在哀傷和抑鬱的前提下，對未來沒有確定感，內心極大地缺乏安全感，沒有方向感。接下來進一步追問，這種對於確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喪失心理由何產生？原來是因為許多人因封城停產而經濟來源無着，對於何時能夠出門復工也毫無確定的心理預期（3月3日）。與封城防疫相比，社會修復必將更加複雜，註定將經歷更加漫長的過程。在這樣的處境之下，尋找並抓住讓自己感到踏實的東西就顯得尤為重要。方方在日記中對於“沉悶”的追問和分析，到這裏為止都不存在什麼問題。然而，“尋找並抓住讓自己踏實的東西”這一判斷恰恰成為方方將“追問”轉化為“追責”的邏輯起點，其轉化套路便是武斷地代表全武漢人將這個能夠“讓自己踏實的東西”限定為“想要一個説法”，即政府必須給出一個疫情何以發展至此的説法。不過一個對無法出門復工焦躁不安、經濟來源無着的市民，更關心的是生活接下來怎麼辦，如何解決生計問題，因為對於政府初期疫情應對不力的追責，並不能直接解決擺在他面前的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換句話説，“想要一個説法”無法成為“讓自己踏實的東西”。方方如此的主觀臆斷和邏輯跳躍，自然引發輿論場上的巨大爭議。

其次，是關於民間團購方式的反思。民間社會在疫情期間形成的自發組織，確實表現出的機動靈活、直接回應居民需求的特點，是政府科層制的行政組織模式的重要補充。若是站在提出政策建議的角度，則應當是討論如何讓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團體形成協作共治的局面，在避免讓民間社會團體被政府組織吸收和“官僚科層化”的同時，也不可能讓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化”。而在方方的日記中，對民間團購方式優勢的誇讚也並不存在問題。方方的問題出在，將一個具體事物的特徵抽象化標籤化，然後將其作為否定批判另一具體事物的工具。在這樣的邏輯下，這兩個事物立刻具有了善惡優劣高下差等。比如在對民間團購方式的反思中，在方方看來“民間能人實在強大”（2月17日），“實事求是”（2月17日）簡直成為民間組織的代名詞，而一切行政機關就被方方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打成“實事求是”的對立面，“死板僵化”（2月17日）成為對於一切行政機關的標籤。進一步説，若不是行政機關各部門的“死板僵化”，導致它們“層層拖延、個個誤事”，“疫情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步”（2月17日）。方方這樣的反思邏輯，一方面將民間組織的優勢和能力抬高到政府行政部門之上，將民間組織與政府行政部門的關係簡化為“實事求是”與“死板僵化”的價值對立，另一方面將政府行政部門一棍子打死，讓人感覺政府行政部門罪大惡極，即使被民間組織取代也無不可，進而將話題引向對行政部門的“問責”甚至“問罪”。這種以“問責”甚至“問罪”為目的，將原本構成複雜的民間組織和政府行政體系臉譜化、標籤化的做法，本身就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引發爭議實屬必然。

複次，是有關弱勢羣體處境的追問。從黨和政府的執政目標和我國的政權性質來看，弱勢羣體絕對不是被排斥和拋棄的對象。但由於新冠肺炎這樣的新發傳染病疫情突如其來，醫療資源嚴重短缺，政府平戰轉換的應急響應體系不健全，社會力量準備不充分，弱勢羣體極易成為國家治理在面對危機考驗時所付出的代價。圍繞有關疫情期間弱勢羣體處境的追問，強調抗疫大局為重的“國家主義思維”與強調生命平等尊嚴為重的“個體主義思維”在輿論場上展開激烈對抗。方方的日記遵循後者的思維進路，這種思維在論戰中表現出一種傾向，即表面上追求平等博愛，實際上卻是以少數特殊羣體的利益綁架大多數羣體的利益、用局部意義定義整體意義。比如在2月25日的日記中，方方由對福利院、養老院老人生活處境的討論，上升到對於“什麼是檢驗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尺度”的議論。方方認為檢驗一個國家是否文明，不是看“樓房高度，汽車速度，武器軍隊，科技先進度，藝術成就，開會豪華，焰火燦爛，遊客消費力”，換言之，她否定了工業、服務業、國防、科技發展水平對於國家文明的意義，將表徵國家綜合實力的各項指標幾乎全部從她眼中的“文明尺度”中刪除淨盡。她眼中的尺度只有一條，那就是政府“對弱勢人羣的態度”。在她的思維裏，政府的政策執行不存在調整中的動態平衡，只有某個時間點上靜止的執行狀態，而這一執行狀態足夠被她放大用來定性和評價整個政府的決策。受到客觀條件制約而出現的暫時無力顧及，在方方眼中就是政府帶有主觀企圖的“忽略”和“忘記”，就是政府的作惡和犯罪。

再次，是有關羣眾訴求反饋機制的追問。在2月27日的日記中，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艱難的生活處境，自然被方方定性為政府“抓大事忽略小事，顧多數忘記少數”的證據。然而方方的反思不止於此，更談到“臨時生活困難救助諮詢電話”這一羣眾訴求反饋機制，其追問邏輯也遷移到對該反饋機制是否運行有效的討論上。日記中，方方表示不知該電話是否管事，但她向讀者袒露了她的私人經驗：“我知道很多官方的諮詢電話，只是做給人看的。遇到的只是踢球運動員，最終你非但得不到任何幫助，還浪費了電話費。”根據她的私人經驗，讀者多半會感覺該電話多半是不管事的。由此，方方的追問進一步延伸到對於政府作假、推諉現象的批判上：“官場很多人，一輩子沒學會什麼，但做假動作從來是高手，他們會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來對付你。而且他們推諉的水平也非常高端。”而政府的作假和推諉，為疫情演變成災難做了鋪墊，於是順利成章地與方方對政府的追責欲求形成接應。平心而論，方方的私人經驗中所描述的相互推諉和弄虛作假的形式主義行為，確實是當下政府科層體制內部存在的問題。但用對該問題的陳述，向前承接對“臨時生活困難救助諮詢電話”的討論，向後延伸到對疫情演變成災難的解釋，卻有失妥當。對於前者，方方的借題發揮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對於“臨時生活困難救助諮詢電話”的不公正評價，因為對於外地流浪者是否撥打過這個電話、這個電話是否“只是做給人看的”，方方並沒有進行確認，卻極易引導讀者將外地人流浪的原因歸結為政府的弄虛作假和相互推諉。識破方方“借題發揮演繹私人經驗以樹立批判標靶”的讀者，自然會對方方的論述邏輯展開質疑。對於後者，則直接與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內容直接相關，筆者將在後文詳述。

最後，是關於如何對武漢人進行心理關懷的追問。方方印象中的武漢人有着這樣的特點：灑脱，爽快，喜歡沒理由大笑；説話噼裏啪啦，讓外省人以為是吵架；充滿煙火氣、江湖義氣、沒來頭的自信；熱誠、愛耍酷（2月11日）。而疫情之下正在受難、與死神較量的武漢人的心理狀態則與這種印象形成鮮明反差。在日記對這一部分內容的敍述中，方方更像是一個旁觀者，她表達着她愛莫能助的焦躁心情（2月20日），甚至在網上小心問候都害怕沒有迴音（2月11日）。在無可奈何之中，她只有祈禱“大災大難後，中國會有一個清平的世界”，卻突然把話語拔高為“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命苦，我們民族為何總是災難深重？”（2月20日）這種讓人猝不及防的設問句，“命苦”一下子成為全體中國人的特徵，波及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似乎也被描述為一種日常狀態，革命建國、改革發展對於中國人的意義似乎被這一句設問一筆勾銷，這種對歷史事實有失公允的情緒宣泄自然引發輿論的反駁。

除了祈禱，方方還尋求對被感染的病人、新冠去世者家屬（1月30日），以及對未確診的疑似病人、因疫情而喪失救治機會的非新冠病人去世者（3月13日）的心理關懷，並號召政府對他們進行特別安撫，因為他們“遭遇更慘、傷痛更深，甚至終身不能平復”（1月30日）。在日記中方方寫道，喪親家庭失去親人往往毫無預期，親人生病無牀前盡孝，去世後無遺體告別，創傷怎麼修復都有疤痕，應激障礙患病率高，或有創傷性再體驗症狀，重演事發時負面感受，或麻木迴避，或過度敏感（3月7日）。讀者看到這樣的描述，都能感同身受，也無人懷疑對他們進行心理關懷的必要性。1月28日的日記提到希望有學過心理學的人可以有辦法安撫一下武漢人，2月12日的日記提到恐怕需要大批心理諮詢師前來武漢，分社區進行心理療治，方方的這些提議和倡導倒也不存在太大問題。

（五）心理療治的限度與追責的謬誤

但方方認為心理諮詢師的心理療治終究是存在限度的，大量論戰也從方方接下來的論述邏輯開始。

首先方方認為，心理諮詢師的心理療治之所以存在限度，是因為武漢人心裏有個結，這個結就是李文亮事件和中心醫院的大量傷亡，而且這個結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越系越緊、越變越複雜，繼而武漢人心頭的創面和深度也會越發擴大加深。方方還引述心理諮詢專家的説法，指出隨着危險的解除，真正的創傷就會浮出水面，因此解開這個結刻不容緩。至於如何解開這個結，方方指了條明路：“你要給李文亮一個説法，給中心醫院一個説法，你也要給我們大家一個説法。”（3月3日）於是，關於如何進行心理關懷的話題被引向對政府的追責，追責在方方對武漢人的代言中似乎成為一種集體意志，並且成為心理關懷的前提條件，其間還牽涉輿論中一直存在的有關李文亮“吹哨”行為的定性之爭。

其次，心理療治的限度還在於喪親之人如何面對死者。疫情過後幾千人家在巨大的集體性創痛中如何同時辦喪事？殯儀館如何發放幾千人的骨灰？喪親家屬如何度過清明節？會不會情緒崩潰？（3月7日，3月13日）死者的骨灰事宜、喪事的操辦方式和喪親家屬的心理狀態引起了方方的關注，這也確實是一個需要重視的話題。畢竟在傳統文化中，喪葬儀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療愈。從後來政府的處理方式來看，網上雲掃墓等服務和4月4日的全國哀悼活動，很大程度上也回應了民眾的需求。但方方覺得這還不夠，因為她認為“染疫而死”與正常死亡屬於不同性質的死亡，“染疫”無異於“他殺”。順此邏輯，“他殺”便是“人禍”，因此死者及其家屬“於心不甘”（2月20日），“首先要有個説法，沒説法坎難過”（3月7日）。於是，關於如何面對死者的話題也被引向對政府的追責，追責成為死者及其家屬的集體意志，同時被方方定性為療治他們集體性創痛的前提條件。

第三，方方向有着心理創傷的武漢人呼籲“自我療傷”。武漢有多少人有着心理創傷？方方説，“武漢幾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創傷”，“人人都有一種莫名的壓力”，這裏的“人人”包括“關在家二十多天的健康人羣”“曾頂着冷雨滿街奔波過的病人”“目送親人裝入運屍袋被車拖走的家屬”“看着一個個病人死去無力拯救的醫護人員”，其中所形成的創傷“可能會在相當長時間裏形成困擾”，而壓力則是“外地人很難體會”的（2月12日，2月29日）。方方盡力將話題的對象擴及武漢人這個羣體的全部。那麼，這些人如何自我療傷？方方否定了“喊喊口號”的作用，而極力賦予“發泄、大哭、痛訴”以正面意義：

罵人或罵事是疏導心理的好方式。（2月13日）

傾訴和發泄是心理疏導的很好方式。（3月2日）

喪親之痛，需要傾訴和哭泣，這是疏導心理的最好方式。（3月13日）

其中，3月2日的日記對“正能量”進行了反思，認為一根名為“正能量”的大棒不時掛在發泄者頭上。3月13日的日記，更提出可以建立類似“哭牆”的“哭網”，讓家人掛上親人照片，點上蠟燭哭一場。有關日記中“負能量、正能量”的內容及其論爭，筆者將在後文詳述。這裏僅指出，方方提出建立“哭網”也並沒有什麼問題，後來網上開通的雲祭掃其實也發揮了類似的功能。方方的有待商榷之處在於，她認為“整個武漢人都需要一場大哭”，並且把“哭網”的意義定位為“哭親人、哭朋友、哭自己”（3月13日）。顯然不是每個武漢人都經歷喪親之痛，但每個武漢人的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確實都受到了疫情的深刻影響。如果説“哭親人、哭朋友”還容易理解，那麼“哭自己”則大有深意。“哭自己”是為何而哭？方方雖沒有直白表述，但稍加揣摩便可做兩種推測，一種是每個人都要對這場疫情的發展負責，另一種則是，為生活在由無惡不作的政府治理的國度或城市中的自己感到悲哀。根據方方慣用的將話題推向對政府追責的套路，大概不少人會將“哭自己”的涵義理解為後者。

如此一來，不論是進行心理關懷，是悼念死者，還是自我療傷，方方在日記中都極力將“關心民眾精神和心理狀態的邏輯”切換為“替所有民眾追責政府作惡的邏輯”。贊成者肯定其敢於追問，窮本溯源；批判者批評其以己度人，別有用心。但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看，追責並不必然成為心理關懷、悼念死者和自我療傷的前提條件。方方並沒有深入瞭解更多當事人的所思所想，因此日記中展示的上述邏輯，更多是方方試圖以一己之意志和心理欲求綁架武漢所有人的意志和心理欲求，自然招來猛烈的輿論反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