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學的起源:以烏克蘭客機擊落事件為例_風聞

2020年1月8日,烏克蘭國際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機被伊朗軍方錯誤擊落。事件相關方是伊朗、烏克蘭、加拿大和美國。機上有許多加拿大人，加拿大是乘客方代表之一。美國刺殺伊朗將軍，伊朗發起報復，其間出現客機墜毀事件，美國是必然的主角之一。

民航安全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高速進步,機械故障、天氣原因等常規摔機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意外”摔機佔比得以上升。911事件提供了一種大國模式，民航客機不能置於控制，將毫不猶豫的擊落。蘇聯擊落過偏航的韓國客機，911事件第一次將擊落模式清晰化。以色列戰鬥機“酷愛”以民航班機為掩護，伴隨進入他國實施攻擊行動，顯然避免以大國民航為掩護。伊朗存在着“非意圖”因素擊落客機的客觀條件。

伊朗發起打擊伊拉克美軍基地的彈道導彈突襲的軍事行動時間段內，烏克蘭飛機墜毀在德黑蘭，需要排除“意圖”驅使之可能。網絡第一時間鎖定在“人為因素”中，有事故飛機墜毀前的視頻，很快又有道爾防空導彈殘骸，就差指着鼻子説是導彈擊落客機了。網絡證據完全無法識別，僅僅提供一種可能性,與情報類似。美國擁有強有力的國家偵查能力，戰術部署在中東，完全有能力通過技術偵察獲知準確信息。技術偵察提供唯一性，唯一性不是確定性。偵察衞星拍攝一張照片，出現諸多“事實”，經過解釋才能成為“證據”。軍事最不缺的就是欺騙，照片並不能直接當成“事實”。美國直到最近才找到情報的合理運用模式，修改軍事學説，戰術行動增加情報支撐。

美國最硬的國家信用是美元，各國都判斷美國保有美元信譽。任何國家都沒有撕毀雙邊條約的負擔，大體都尊重條約，並不會輕易撕毀條約，信用是確實存在的制約因素。國家信用有其適用領域，國家關係領域視情而定。美國信用崩潰的常用舉例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拿着一瓶洗衣粉將薩達姆絞死了。提供了國家信用的失效模式，敵對國家無信用。每個國家對國家信用的判斷也不一樣，對於弱小國家來説，外交無小事；對於強國來説，外交無大事。強國對國際關係所需的信用並不在意，實力本身就是一種信用。信用定義就是信用模式的定義，在這個角度上，實力是最可靠的信用模式。信用的來源之一是實力，信用的運用針對領域，實力介入程度，就是“實力信用”的運用。

國家對他國信息同樣無法查證，擁有再多的手段去判斷，依然屬於“瞎猜”的範疇。俄羅斯也不知道鮑威爾的瓶子裏裝得究竟是啥，演義為洗衣粉。公眾只能中立判斷，凡國家信息，皆不判斷。美國媒體酷愛情報界信息或匿名消息，沒有上升到國家層面以前都可以無視。

實力信用有一個笑話，美國人象尊重憲法一般尊重中國，不敢越過北緯17度線。

我們不能與“非正常人類”正常交流，也不能與除了不講道理，一切道理都講的對手講道理。不講道理者“否認證據”，而不是“查驗證據”以後的疑議。比否認證據更糟糕的就是否認事實了，鮑威爾的瓶子連“事實”都談不上，就沒準備過講道理。

國家有其內部性，國家行為必然有其依據，才能在內部達成共識，進而產生行動。國家信息嚴格遵循因果律，實際上無需查證，國家是一個純粹理性。網絡信息模式沒有內部性，查證產生謠言與事實的兩極化判斷，因此網絡信息統統判定虛構，查驗以後方能使用。官方以外的信息固然可以視作謠言，而官方，沒信息。國家信息的發佈能力與國家實力直接關聯，沒有國家信息，就會被網絡“謠言”所淹沒。

美國媒體很快爆出客機被擊落的新聞，其後加拿大懷疑客機被擊落，上升到國家層面，伊朗必須首先排除“伊朗方面人為因素”導致摔機的可能性，其後才談得上業界標準的航空事故調查。美國正式表達懷疑傾向以後，伊朗就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媒體很快搞清楚原委，美國與加拿大分享了情報，加拿大也澄清為依據多渠道信息。

管理是被動的，戰略是主動的。管理依據的是事實、程序與預案而行動，戰略是主動響應，試圖改變態勢，製造於己有利的模式。管理是確定性的，戰略是不確定性。加拿大運用的是管理學模式，排除掉不確定性，才能進入到確定性的航空事故調查，否則調查結果將不可信。美伊雙方處於交戰邊緣，必然主動響應，運用起戰略學模式。基於知識，建立起模式；基於模式，建立起響應。戰略模式基於內部性的建立，有果就有因，因源於內部性，而不是外部性。尋求外部性的是形而上學，“實學”迴避，戰略學也不例外。

作為圍觀羣眾，通常運用經驗模式，靠譜，簡單，獨立。波音737MAX摔了，都沒當成一回事，又摔一架，天下大譁。外界質疑起MAX的安全性，是否是相同的技術原因導致連續摔機？馬航概率論又有了用武之地，若是MAX摔機概率萬分之一，視作連續事件，萬分之一中的萬分之一了。能否視作連續事件暫且不管，波音公司必須證明MAX的安全性，而不是套路言論的“不負責任”。馬航才是真正的冤枉，連着兩次摔機都是出於“意圖”，意圖目標不能定位於馬航，也就是這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任何航空公司，馬航碰巧趕上。伊朗出了摔機事故，圍觀羣眾條件反射的懷疑起原因不單純。越是混亂的地方，破事越多，打戰的地方，“反常”是正常的，“正常”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公眾並不會輕易發起懷疑，懷疑總是需要理由的。

技術角度提供了簡單性，飛機被擊落，總要有導彈發射才行,美國的技術偵查也是如此。外界信息足夠明確，道爾M1雙發擊落客機。道爾是野戰防空系統，要求獨立作戰，自行擊落客機擁有完全可能性。昂貴無比、機動靈活的道爾部署在德黑蘭只可能是補充性質的增強重點目標的防禦。正常來説，固定部署的要地防空導彈擊落客機的可能性最大，野戰防空要趕巧，正好部署在失事客機附近。就算是戰爭狀態，防空導彈的發射也需要事先獲取開火權限。導彈發射了，也不一定是摔機的直接原因，説不定正巧趕上飛機失事。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謹慎，只説客機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技術性限制可以是謹慎的部分原因。

加拿大認為擊落客機是意外。國家不會幹這事，軍隊屬於國家，也不會出現意圖。有好處才會出現國家意圖，沒好處就沒意圖。導彈是否發射都不用查詢，軍令系統上報。國家詢問軍方，如果否認，就讓軍方核實一下，數一數還有多少導彈也不費事。國家必須信任軍方，不可以輕易的啓動第三方調查，否則鬧內訌了。國家能幹的就是命令軍方一查、再查、再三的查，給出報告自證清白。國家也不可能多次命令軍方自查，也需要懷疑理由，通常聚焦在防空導彈部隊是否獲得開火權限上，沒有命令，“意外”不大會出現。倘若有命令，那就説不清了。

身為圍觀羣眾，只會關心身邊事。美國早早發佈了禁飛令，民航避開伊朗等熱點區域。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也停飛了，先是照常賣票，其後因“空防原因”停航。飛機失事並不會驚動國家作出反應，因為某種“意圖”摔機，國家必須關注，畢竟乘客可以是任何國籍，“意圖”摔機是世界公害。美國經常是“意圖”的目標，拖累了民航，“意圖”通常單純的針對飛機，而不是某個國家的飛機。國家依據規則運轉，不管我們是不是理解這些規則，這些規則都存在，進而出現國家行為。國家行為由確定性的規則所制約，與不確定性的臨機決斷共同構成。我們可以對國家行為產生部分的確定性判斷，而對事件具體進程毫無判斷能力。國家風險評估高到某種程度，直接發停航令。民航總局高度關注民航安全，航空公司因此傾向於迴避一切風險，願意為安全增加成本。停飛也需要繁瑣的審核程序，也不是説停就停的。經驗模式肯定不是這樣，國家日常性的風險通告多了去了，也沒見航空公司動不動的停飛。經驗模式提供理解性，各國航空公司既有選擇停飛的，也有接着飛的，美伊局勢嚇壞了乘客，遂停飛。停飛只説明伊朗確實存在飛行風險，實際原因最有可能是虧損停飛，南航大約是迴避戰爭風險。

伊朗外交部認為是西方的心理戰，承諾公開透明的調查，顯然處於尚不掌握具體情況的階段。

摔機調查有着一套高度成熟的封閉技術體系，拒絕技術以外的干擾。航空事故調查拒絕推測，擁有比較可靠的證據，才可以向公眾説明。

伊朗似乎瞬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實乃無信息可以發佈導致的錯覺。網絡尚在猜測是否出現摔機事件的時候，導彈擊落客機的説法已經出現。造謠也是需要時間的，有組織造謠還需要利益，經驗模式判定網絡信息提供了懷疑，值得關注。誰都沒有將網絡信息當一回事，烏克蘭最初認為可能是發動機故障墜毀，並未轉向“意圖”。源自情報的説法毫無説服力，不能查證即造謠，伊朗外交部稱為心理戰的依據大致於此。公眾質疑是施加壓力的方式，通常無助於調查。國家層面的摔機質疑是為事故調查排除非技術干擾，保證調查過程的透明、公開。英國的質疑尚可以認為是攪渾水的，加拿大的質疑只可以源於保證調查結果的可信。發起質疑也需要承擔責任的，毫無理由的指責必然損失國家信用。國家隨便展示敵意，將導致他國民眾產生敵意，實質上增強了他國的內部凝聚力。瞎質疑是國家認知能力的體現，有害無益。

摔機後的第一個新聞發佈會通常毫無乾貨，通報一下情況，安撫一下公眾情緒，表達一下負責任的態度就可以了。航空是一個專業領域，面向公眾的解釋是另一個專業領域，必須高度模式化，嚴格按專業要求操作。説服別人是天底下最難的事情之一，倘若需要説服，就和沒指望一個意思。

伊朗民航當局是“伊朗民航組織”，於10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否認導彈擊落。伊朗強調本國調查為主，出現兩種模式，一種是懷疑栽贓，必須自己為主的防賊模式；一種是掩蓋行徑，毀滅證據去了。事故調查都以事故發生國為主，並不在意掛個名頭，出現質疑，就需要全程控制了。有關聯的事情，確認關聯花費最少的時間；沒有關聯的事情，確認沒有關聯花費的時間就多了去了。伊朗民航組織基於“邏輯”的判斷，合理判斷應該是沒有證據表明導彈擊落客機。外界的懷疑轉向戰略學模式，戰略學不基於事實的判斷，不需要事實，也可以依據所掌握的真偽不辯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斷。所有判斷都需要基於事實，戰略學模式基於事實的關聯度。也就是説導彈擊落客機是無稽之談，現在成為尋求事實的無稽之談，總比拋棄事實的判斷強多了。公信力的損失，從來如此。戰略學視角中，經驗模式驗證了國家信息最可靠，直接判定網絡信息為謠言。媒體信息看其專業度，特別是驗證渠道，越清晰越可信。

擊落客機的責任主體是國家與軍方，沒有航管當局的事，外界質疑需要對等身份的回應。新聞發佈會以後，進入了僵局模式，西方國家必然懷疑伊朗為主的調查為了毀滅證據。對於圍觀羣眾來説，過上兩天還沒等來軍方或國家的否認聲明，要麼國家能力不足，就算是想盡早發佈信息，也要有確定信息才能發佈；要麼是國家與軍方出現裂痕。隨着時間的推移，軍方阻礙調查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數導彈也要數上幾天？國家行為不受輿論左右，模式不可接受，但是並不意味着國家不對輿論做出任何回應，於國家有利就必須回應了，消除國家聲譽的損害也是。

國家面對外界質疑有一個專業流程高效回應，先排除道爾導彈的就近部署，再排除德黑蘭的防空導彈意外發射就可以了。道爾導彈的部署是軍事秘密，但是道爾導彈不部署在特定地點，尤其是沒有部署在民用機場周邊，算不得機密。不能解釋道爾導彈的部署問題，外界必然在伊朗民航組織的聲明以後正式懷疑。數導彈可以簡化成數一數失事現場附近的道爾導彈，一個發射單元就那麼幾枚的事情。擴大一點，將射程以內的所有防空導彈數一遍，也不會有多少，導彈部署有密度限制。

11日，伊朗軍方承認意外擊落客機。摔機事件與意圖無關，美伊是否開戰是徹底的“國家意圖”碰撞了。

美國基於情報，1月3日發起了刺殺伊朗將軍的行動，批評聲四起，戰術價值幾乎為零。五角大樓也不願背黑鍋，媒體爆出刺殺方案是典型的離譜方案，用以掩護正常方案的順利通過。事件應對有一個完整的響應序列，理論上三種方案即可，兩種極端應對，與一種中間狀態方案，覆蓋全序列。刺殺從來不是大國模式，不會出現在優先響應的方案之中。提交“冷門”本身就是問題，顯示出五角大樓的傲慢與偏見。

古巴導彈危機中，五角大樓意圖發動核戰爭，肯尼迪毫不猶豫的否決了。這是一種系統性的風險，五角大樓人為增加決策難度，推高決策風險。君無戲言，國家事務出現荒唐選項本身就是視國事為兒戲，這種模式不被所有負責任的大國所接受，歷史而言，美國也是極少數，與尼祿一把火燒掉羅馬城有的一拼。

美國憲法規定美軍用於對外戰爭，憲法早已經神話，動不了，那麼美軍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戰爭了，無戰爭則無美軍。沒有人可以想到，一部老掉牙的憲法所確立的被動型管理學模式，可以轉變為主動響應的戰略學模式，深刻影響着當下的國際關係。五角大樓制定出的行動方案，天然站在主動響應的角度，不怕打仗，就怕沒仗打。

只有五角大樓目的落空，才會透過媒體拒絕黑鍋。合理推測是五角大樓願意與伊朗開戰，白宮否決。倘若戰爭以外的選項只有刺殺，那麼刺殺就是最合理的方案。模式角度判斷，白宮沒有興趣發動戰爭，否則直接開戰去，哪裏用得着伊朗報復一通，美國再升級局勢的模式。報復升級模式針對大國，伊朗這樣的中等國家拎着洗衣粉敲門都算是客氣了。越南戰爭展示了報復升級模式的危險性，美國海軍在北部灣與鯨魚激戰一夜，拉開戰爭的帷幕。報復升級需要內部、外部的共同制約，否則只是升級的藉口，戰爭由局勢推動，而非出自戰略判斷。五角大樓提交的行動選項必然要有其戰術價值，政治、戰略層面的選項由情報部門等給出，五角大樓只是方案執行者。戰略角度而言，刺殺方案並不算有多離譜，交給伊朗選擇是否開戰。任何一個正常國家，若非走投無路都不可能主動與美國開戰，對於美國而言，就是局勢可控。美國實際上選擇了温和方案，交給對手一定的主動權，以便求和，刺殺方案是強硬行動中的最不強硬的那一部分。

五角大樓迎合了公眾心理，作為“專業機構”，“愚弄”了“外行”的白宮，很有成就感。只是這次搞砸了，總統居然“聰明”起來，搞起了刺殺。荒唐選項模式必然導致層出不窮的亡國之象，最有可能是對外口徑，並非日常模式。戰略角度層層篩選，最終選擇刺殺方案，展示意圖與決心，隨後以“內訌”形式掩蓋真正的意圖。對於美伊關係沒有深入瞭解的外界來説，不知道“意圖與決心”是什麼。戰略講究透明，釋放明確信息，不讓對手誤判。國家行為的外部解釋與內部解釋是不同的，五角大樓“內訌”口徑只是給給公眾一個交代。

古巴導彈危機幾乎改寫了戰略學，確定了冷戰的爭端模式。核戰爭是最後選項，而不是現實選項。逐步升級的大規模核報復戰略就此產生，為核戰爭設置層層“障礙”；一旦開戰，也將盡量限制戰爭烈度。能力與能力的運用同等重要，兩者共同構成“意圖”。“實力即運用”模式導致透支國力發展軍事實力，具備軍事實力必然運用，彌補國力透支。羅斯福煞費苦心的搞起了雅爾塔體制，嘗試起大國共管模式，總好過有了爭端就開戰的現狀。肯尼迪增加了釘住能力的內部限制，一羣無能的將領，才會動不動嚷嚷着扔原子彈。朝鮮戰爭提供了大國爭端的局部戰爭模式，大國互相尊重，共同控制戰爭規模，從而限制在局部戰爭的範疇之內。發動戰爭要能獲取收益，遵守共同模式會讓雙方避免損失，且優於任何單方面行動，那就是必須遵守的最佳模式。肯尼迪不惜一戰策略基於戰略防禦，而非五角大樓基於戰略進攻的先發制人。戰略進攻方的蘇聯意圖在古巴部署導彈獲取戰略優勢，撤銷行動並無損失，只是因目標落空而判定失敗。

古巴導彈危機是人類最接近核戰爭的時刻，雙方產生危機管理模式，可以討價還價，失敗即不惜一戰的時候，討價還價就不可以失敗。此後美國與蘇聯就核武器的部署陷入到沒完沒了的討價還價之中，最終成果是更進一步的核裁軍。五角大樓的核戰爭能打就打模式早就被放棄了，僅僅在常規戰爭領域奉行能打就打模式，還要看對手是誰，大國也是打不得的。

實力、意圖與決心的三要素中，實力即運用模式蜕變為實力信用，實力直接產生的意圖之運用。出現爭端了，航母閒着也是閒着，溜達一圈，產生威懾。肯尼迪啓動了阿波羅登月計劃，毫無用處的太空必須爭奪，“意圖與決心”的自我證明代價高昂，也好過找一個可以證明自身的敵人開戰。國家實力的增長是核心，只是一夜之間也成長不出來，短期目標只能是“意圖與決心”。

大國共管模式原本毫無可行性，只是一個“願景”，實力信用建立起堅實基礎。誰都不可以去懷疑大國的意圖，更不要去考驗大國的決心。大國決心經不起任何考驗，強如蘇聯，都撞得滿頭包。只有小國決心飽經考驗，能不打就不打，打不過就投降，古往今來，從未改變。實力信用第一次讓國家行為成為整體性的概念，國家產生了自我限制。實力信用同時讓國家行為更復雜，複合性策略成為國家行為的日常。管理學模式徹底失效，國家行為是建構，國家陷入了“國家也不知道國家在幹什麼”的窘迫之中，只可以戰略學的主動響應。戰略學也因此轉變，從立足於整體性、長期性，轉變為隨時運用的臨機決斷。

美國正在撤出中東，伊拉克大使館被圍攻，導致局勢緊張。美國認為是伊朗支持的武裝派別展開的攻擊行動，需要針對伊朗展開反擊。交予伊朗部分的戰場選擇權是沒辦法的事情，伊朗若不“高抬貴手”，就要接着打。伊朗也沒辦法停手，若是撤銷支持派別的進攻行動，可謂不打自招。五角大樓可以據此判斷，需要較大規模的行動，才能讓伊朗中止進攻。白宮選擇低成本方案，刺殺行動屬於戰略施壓，直奔伊朗的強硬派而去。刺殺了伊朗將軍，五角大樓一夜之間增兵數千，對於刺殺效果不抱任何奢望。伊朗必須找出美軍可以接受的模式，既避免戰爭，又能儘量拖住美軍。

進攻方總是不斷升級衝突烈度，總是“蓄謀已久”的“突然”升級局勢，防禦方總是“立即”對等報復。伊朗拖拖拉拉的一天多才對蘇萊曼尼遇刺發表聲明。效率即實力，兵貴神速也。顯然遭遇內部分歧，任何選擇都將是“艱難”的。彈道導彈攻擊幾乎沒有戰果，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很快確認伊朗事先通報攻擊，美軍據此躲避的新聞。伊朗“不得不”報復，停留在“象徵性”層面。通常出現在大國之間的默契，象徵性報復一把，轉而在其他領域獲取收益。美軍肯定不吃這一套，接受象徵性報復就在抬舉伊朗。即便如此，美軍也失去了大規模報復的動力，報復選項非常多。報復也是要趁早，隨着時間流逝，戰爭選項逐漸遠去了。天下了之事，從來一拖了之。

敵對模式中的國家言論，對手既可以當真，也可以無視，因此，國家言論在相當程度上是“授人以柄”。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是“一報還一報”，最為強大的武器就是“嘴炮”。面對美國入侵的悲慘局面，伊拉克新聞部長薩哈夫展開了極其猛烈的“還擊”，然後向美軍投降。“嘴炮”模式即亡國模式，嘴炮愈強，國家愈弱。大國通常執行“懶得搭理”模式，無關緊要的問題總是復讀機一般重申原則，外交部日常的唯一新聞就是“沒有新聞”。製造新聞的外交部是不合格的。伊朗外交部很好的做到了專業平衡，伊朗民航組織缺乏經驗。彈道導彈報復行動中，新聞大多特意提及，被刺將軍所在的軍隊系統發起攻擊。軍事行動是國家行為，不是某支部隊可以代表的，喧賓奪主模式釋放了內部意見不一的可能性。反對派是可以“製造”的，尤其是自己製造，而不必CIA去費力。正如我們看到，美軍撤離中東理應受到各方歡迎，反而是美軍的敵人“強烈反對”。

對於伊朗毫無瞭解的圍觀羣眾來説，從無法查證的混亂信息中尋找出合理判斷顯得至關重要。可以判斷導彈擊落客機是需要澄清的疑問，而非無稽之談；伊朗存在內部分歧，尤其是軍方與國家之間。軍方的發言權隨着軍事壓力的增強而增強，國家必須賦予匹配的主動性，以應對突發軍事壓力，也就是維持現狀需要外部的配合。美軍與伊朗強硬派構成非合作共謀，互相挑釁確保存在，至於國家利益，誰在乎啊！這種模式極大的損害了美國利益，而非伊朗。美軍全球存在，最佳模式是退回到後冷戰初期的存在而不介入，而非當下的全球介入。伊朗需要美軍的深度介入，否則美國可以投入全部外交資源圍剿伊朗。從伊朗的成熟應對可以看出，對美鬥爭駕輕就熟，必須要有惹是生非的強硬派，增強戰略靈活性。數十年以來，美伊雙方沒完沒了的衝突大抵都是如此吧，鬥而不破也。與其説五角大樓拒背黑鍋，不如認為是通知伊朗軍方，總統幹得事，大家接着玩“戰爭遊戲”，不要掀桌子，瞎玩什麼上不了枱面的刺殺。

網絡信息依據“心想事成”運轉，媒體“唯恐天下不亂”，國家一言不發。在這樣險惡的信息環境中，圍觀羣眾久病成醫，養成戰略學判斷。戰爭畢竟是最後選項，而不是現實選項，兩國爭端需要通過戰爭來解決，通常意味着戰略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