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評《伏羅希洛夫射手》：復仇者的困境_風聞

01

復仇是文藝作品的永恆主題。

人們之所以喜歡復仇故事，大概正如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壓制，包括制度性的壓制。 

復仇，快意恩仇，可使人們因此產生的情緒得到宣泄，也迫使人們在慘烈的結局面前，正視存在的問題。 

02

中國人最熟悉的復仇故事，可能就是武松手刃潘金蓮，鬥殺西門慶，為哥哥武大郎報仇了。

有意思的是，武松在決定採取直接暴力實現正義之前，也嘗試採取合法手段為哥哥伸冤，但碰了縣太爺的軟釘子。 

只是縣太爺也沒有料到，他拒絕逮捕西門慶，本意是要保護西門慶，卻相當於簽署了西門慶的死刑執行令。 

武松的行動，客觀上宣佈了大宋的制度喪失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已經墮落成庇護罪犯的制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武松既沒有可能推翻趙宋皇帝的天下，也沒有可能設計一套新制度取而代之，所以他只能選擇向衙門歸案，直到最後被逼上梁山。 

03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是，在紅色經典中，《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也是復仇故事。

在早期版本的《白毛女》中，喜兒被少東家黃世仁強姦，她在逃往深山的途中還產下了一個嬰兒。 

但喜兒不是復仇的主角，她不僅沒有能力推翻地主階級對鄉村的統治，甚至也沒有能力以個人暴力向黃世仁復仇，她只能靠頑強地活着來控訴吃人的舊社會。 

**喜兒沉冤得雪，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八路軍來到了這裏，摧毀了原來的舊秩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鎮壓了惡霸地主黃世仁，喜兒被救出深山，獲得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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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白毛女》相比，《紅色娘子軍》則更進了一大步。

吳瓊花也受到南霸天的欺辱，比喜兒幸運的是，她沒有逃向深山老林，而是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參加了紅軍，這使她有機會成為復仇的主體。 

但吳瓊花一開始僅把個人復仇看成是參加革命的目的，所以在執行偵察任務時看到南霸天就忍不住開了槍。經過洪常青的教育，她才明白了“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道理。 

《紅色娘子軍》的結局是最理想的：椰林寨被解放，南霸天經過公審後被判處死刑。舊制度被摧毀了，吳瓊花也報了深仇大恨。

革命導師列寧有一句名言：

“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羣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象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秩序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

**這裏，“盛大節日”是第一個關鍵詞，**壓迫性的舊制度被推翻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黃世仁、南霸天威風掃地了，人民羣眾由此產生的解放感、自由感是無與倫比的！ 

**“新社會秩序”是第二個關鍵詞，**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個人復仇，而在於使千千萬萬的喜兒、吳瓊花可以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運，永遠不再被黃世仁、南霸天們欺壓、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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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理解《伏羅希洛夫射手》，還應該看看另外兩部電影，一部是1975年的法國電影《老槍》，另一部是2014年的俄羅斯電影《利維坦》。

**第一次看《老槍》，還是八十年代。**其中德軍士兵在古堡中用火焰噴射器將風情萬種的女主角克拉拉燒成一具焦黑屍體的鏡頭，使我一直對這種武器有心理陰影，沒想到前兩年，馮小剛又把這一鏡頭照搬到了《芳華》中。 

《老槍》的男主角西里安，是巴黎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過着優裕的中產階級生活，還在鄉下買了一座古堡供全家人度假。 他對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心滿意足，甚至納粹德國對法國的佔領都沒有使他放棄自己的工作。

儘管他討厭德國人，但還是選擇了與德國人合作。在他的醫院裏，既有秘密養傷的抵抗運動成員，也有受傷的德國軍官。 由於巴黎風聲日緊，於是西里安把愛妻克拉拉和女兒送到鄉下古堡暫避。但幾天之後，他前去探望，卻發現她們已經被逃進古堡的一小隊納粹黨衞軍殺害了。 

於是，這位中年發福、戴着近視眼鏡、愛吃醋的法國紳士，瞬間昇華成了一個復仇勇士。他找到了父親留下的一柄雙筒獵槍，憑藉自己熟悉古堡結構的優勢，將這一小隊德軍一一擊斃。 

不知道《伏羅希洛夫射手》的導演戈沃魯辛是否看過《老槍》，但這兩部電影的基本框架的確很相似。 

西里安之所以選擇個人復仇，是因為當時法國處於德軍佔領之下，他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渠道為妻女討公道。此外，這一小隊德軍本在撤退途中，已是驚弓之鳥，次日就要逃之夭夭，他必須立即動手。 

在整個復仇過程中，西里安雖然有機會使用繳獲的德軍衝鋒槍，但他一直堅持使用祖傳的“老槍”（除了最後用火焰噴射器為克拉拉報仇），表明他認為這一小隊德軍都是野獸，只配死在獵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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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伏羅希洛夫槍手》一樣，《利維坦》也觸碰到了俄羅斯的社會現實，只是令人感到更加沉重。

《利維坦》的故事發生在俄羅斯西北部巴倫支海沿岸的一座小港口城市，主人公科里亞和前妻的兒子，以及年輕貌美的妻子利裏婭在這裏過着平靜的生活。 科里亞有自己的小樓，落地窗外是美麗的海灣，小樓底層經營着汽車修理店。而當腐敗的市長以公用設施建設為名前來強行徵收房屋和土地時，悲劇的序幕拉開了。 

《利維坦》片長近三小時，冗長、沉悶，有一種令人窒息的壓抑感。

市長雖然是“民選”官員，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土沙皇”，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從警察局到法院，從媒體到黑手黨，他知道如何馴服不順從的人，為了阻嚇從莫斯科來的律師介入案件，他甚至搞了一次假槍斃。 

最後的結局是，律師驚恐萬狀地回了莫斯科，利裏婭莫名其妙地死在海灣，科里亞因殺人嫌疑被捕，兒子被收養，房屋被拆毀，土地被徵收。 這就是俄羅斯引進西式民主制度20多年後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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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了這麼遠，現在可以繼續談談《伏羅希洛夫射手》了。

顯然，在後冷戰時代的背景下，老戰士伊萬的復仇，不可能是喜兒、吳瓊花式的，只可能是武松、西里安式的。 

伊萬面臨的困境和武松非常相近，既不能依靠制度也不能推翻制度，於是就只能靠自己。 

也就是説，伊萬的復仇本身，構成了對制度的一種控訴——諾大一個國家，看上去有模有樣的“現代民主制度”，居然無法滿足一個曾經為國家出生入死的老兵對公平正義最低限度的訴求，這像話嗎？ 

因此，伊萬從窗口扣動扳機的那一刻，等於同時從政治上宣告了從蘇聯向俄羅斯“轉型”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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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也有類似的與體制內黑惡勢力作鬥爭的個人英雄主義電影，但主角矛頭所向，都是指向個人、團伙，而最終還是要依託體制解決問題。

所以，美國這一類的電影通常都是以主角在法庭或者國會聽證會上宣誓“我講的都是真話”而結束，其不言而喻的暗示在於，美國的司法程序會自動實現正義。

但在《伏羅希洛夫射手》中，伊萬完全是在制度規定的合法程序之外，用“外科手術”的方式尋求正義，他最終也沒有迴歸制度。 

當然伊萬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比如在《利維坦》中，男主角科里亞選擇依靠制度，他請律師、訴諸媒體，卻被制度吞噬，就像沉沒在沼澤地裏一樣，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其實，警察局長距離抓獲伊萬隻有一步之遙，他已經找到了伊萬藏槍的房間，並進行了嚴格搜查。但沒有料到的是，最早接受伊萬報警的警察柳什卡，非常同情伊萬和卡嘉的遭遇，他先於局長找到了這支狙擊步槍，並轉移到了別的地方，讓局長撲了空，也讓伊萬“逍遙法外”。 

警察柳什卡和伏羅希洛夫射手伊萬，他們共同保存一個驚天的秘密，並且共同擁有一支殺傷力巨大的武器，事實上已經成了體制外一個“革命性力量”。 難怪俄共支持者、老戰士會熱烈地擁抱這部電影，而俄羅斯的“公知”媒體卻無所不用其極地詆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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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柳什卡和伊萬是**“沒有革命目標的革命性力量”**，蘇聯雖然向他們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支持，包括榮譽感、英雄主義等，但他們不可能重建蘇聯，他們憎惡當下的一切，卻也不知道用什麼可以取代它。

 影片之所以會在《孤獨的手風琴》這樣憂傷的旋律中結束，也許正是因為看不到出路吧？ 

**這種苦悶不是伊萬獨有的，而是後冷戰時代人類共有的。**作為開闢了人類新紀元的十月革命的故鄉，俄羅斯還有能力給人類帶來驚喜嗎？ 

《伏羅希洛夫射手》與其説給出了答案，不如説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