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義：諾貝爾文學獎伴隨前蘇聯和美國冷戰時代（中）_風聞

​那麼前蘇聯其他四位獲獎者，為什麼受到蘇聯政府的堅決排斥和驅逐，這就必須説説蘇聯政治文化的歷史。

可以説，在東西方兩大陣營此消彼長的鬥爭史上，從一開始就伴隨着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爭奪。因此，蘇聯這個東方陣營最強大的國家，從成立之初，就已經非常注重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對西方文化的侵入防範非常嚴密。為了防止西方運用文化這個工具向社會主義進攻，斯大林採取了非常嚴密的防範手段和措施。歷史上，蘇共打造的意識形態防禦舉措，足以稱得上是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這個手段，一直維持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這種嚴密的防範辦法，是我們今天不可想象的。

首先，為了防止西方利用作家學者對蘇聯進行政治滲透，蘇聯對於持不同政見者，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多重壓力。比如，蘇聯作家協會可以將這樣的作家開除會員籍，作品可以遭到封殺。還可以運用開除公職、黨籍，被收回住房等社會福利的辦法，以此用來禁止這些人的種種反社會主義行為。使這些人不僅喪失政治上的權利，而且失去經濟上的來源，生計都受到嚴重威脅。第二，對這些人中影響極壞的，可以進行搜查逮捕。1964年，Р·麥德維傑夫的《政治日記》開始在西方定期發行，1965年他被克格勃逮捕。其實，這期間僅在維爾紐斯就有100多人因為私下出版物中發佈反政府言論被審訊。第三，被審判入獄。不少人因為發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作品被判刑。第四，被關進精神病院。第五，也是比較多的使用辦法，剝奪國籍驅逐出境。為了減輕在國內控制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力，從70年代開始，蘇聯當局更多的是傾向於將這樣的人趕出國門，禁止他們作品的傳播。1972年布羅茨基和西尼亞夫斯基流亡國外，1973年馬克西莫夫離開了蘇聯，1974年驅逐了索爾仁尼琴。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至於這種做法的得與失，我們暫不做評論，因為那時東西方正處於冷戰的關鍵歷史時期，雙方對對方都是嚴加防範的。

蘇聯的這些高壓辦法，當時運用於阻止美國意識形態的滲透，對防止敵人的文化滲透，應該説還是非常有效的。美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運用文化領域對蘇聯的進攻，雖然不擇手段，但是很難以得手。正是這個嚴密的防範，曾使蘇聯在與美國的意識形態較量中佔有先機。可以説在開始階段，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己都承認，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博弈，西方不是蘇聯的對手，那時也正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快速發展成長階段。社會主義各國對美國的防範保持了一致行動。

但是後來，特別斯大林去世以後，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當這種為了被動防範造成的固步自封使意識形態平衡被打破以後，蘇聯共產黨漸漸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產生了錯誤理解，加上忙着與中國開展了理論論戰，由此所帶來的問題便也就集中顯現出來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當局文化政策確實又出現比較大的失誤，直接導致的後果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持續高漲，這幾乎成了影響蘇聯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本來這時蘇聯共產黨應該反思自己的失誤，解決與西方鬥爭的策略和鬥爭藝術問題，糾正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但是，此時的蘇聯正在忙於否定斯大林，對原本堅持的基本方向和正確道路開始進行“修正”，使這種不同政見者運動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有機可乘，快速成為一種力量，直接影響了蘇聯國家政治安全。

這種局面，為美國文化入侵滲透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和時機，最終的結果使蘇聯主流政治文化讓位於以持不同政見者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亞文化，為蘇聯社會主義紅色政權的失敗結局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筆。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以後，一批被後來稱為蘇共和蘇聯掘墓人的青年一代持不同政見者的成長，直接威脅了蘇聯的國家安全。二十大以後這一代人執掌政權以後，對蘇聯歷史走向產生了巨大的決定性影響。成為真正意義上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掘墓人，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亡黨亡國。

至於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其陣營非常複雜，大概來説，包括這樣幾種類型的人。其一是直接崇拜西方文化，崇尚美國人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西化派，推崇西方價值觀，是認為外國月亮圓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其二是非常明確地利用文藝作品堅決反對十月革命，懷念沙皇時代俄羅斯貴族生活的一大批泛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激進分子。這批人不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斯大林，而且明顯對蘇聯當下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因為此時中蘇的理論論戰正在進行，一批原本有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對蘇共二十大以後背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滿，按照後來的話説，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等人搞修正主義不滿，不贊成蘇共20大以後採取的修正主義路線，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表示讚賞的一部分人。這部份人比較少，但也一樣被當作不同政見者。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選代表直接給中共領袖毛澤東主席寫信，表達對蘇共領導人背棄列寧斯大林的不滿。正是這樣多種元素的力量的組合，使整個社會出現持不同政見者的狂潮。但在這個狂潮中，更主要的力量也是根本的力量是西化派為主體，是一些對社會主義道路本身不滿的人。特別蘇共二十大以後，這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力量，對蘇聯執政黨和蘇聯政府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在文學陣營裏，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一個為數不小的力量。很奇怪，一些作家當時熱衷於參與政治談論和論爭，他們以自己的文學才華和影響，用文學手段表達對政黨的不滿，發泄褻瀆政府和老一輩領袖的言論，甚至出版與國家主流價值觀相違背的書籍，這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尋常現像。

而這時的西方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態勢已經基本形成。在二戰結束後，本來都是同盟國的蘇美各國，在對抗希特勒德國時曾進行並肩作戰，而這時，相互之間的共同利益已經逐漸減少，意識形態的分歧卻越來越明顯，而且在與日俱增。1946年，以丘吉爾的《和平砥柱》演説為標誌，拉開了東西方冷戰的序幕，實際上是冷戰的動員令。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發表《國情諮文》，明確提出將“冷戰”作為美國的基本國策。

所謂冷戰，與熱戰不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攻防，文化便是首當其衝的主要手段。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對利用文化領域進行冷戰，用最低的投資對蘇聯進行政治滲透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也是他們特別嫺熟的慣用手段，而恰恰在這樣一個時期，蘇聯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熱潮，對美國中央情報局來説，無疑是送上門的大禮和良機。他們認為這是極其重要的時機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凡是持不同政見者，都很快進入了美國中情局的視野。這其中，一些有影響的作家為數就不少。美國人認為，利用他們的作品做文章，作為與蘇聯進行冷戰的極其有效的和重要的手段。中情局的人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發現充分滿足這些作家的虛榮心，把掌握在西方人手裏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橄欖枝，伸向對獲獎充滿慾望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和鬥爭手段。因為每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不僅獲得文學聲譽，而且獲得一筆不菲的獎金，這足以讓一些人政治立場發生動搖。

在這四位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持不同政見者作家中，首先要説的是《日瓦格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因為比較起來，這部作品影響最大，也是美國中情局花的本錢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項目，當然收到的效果也最為明顯。

《日瓦戈醫生》這部書，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曾經風靡一時，被中國一些中青年作家作為文學模仿的經典和範本。今天活躍在文壇上的多個知名作家，都以熟讀《日瓦戈醫生》作為一種光榮和自豪。這件事本身，拋開文學本身的因素不説，單以中國改革思想極其活躍的大背景，這樣一部書被人為引進並被大肆吹捧，本身就有美國的政治背景和周密運作，因為利用一本書來滲透一個國家，從而讓一代人的價值觀發生動搖，他們已經在蘇聯獲得成功。其中《日瓦戈醫生》就是他們成功的政治工具之一。對美國人來説，他們企圖用他們在前蘇聯用過的同樣手段，在中國再度推廣和使用。那時的一批中國作家，都形成了一種時髦，在自己的作品裏極力模仿《日瓦戈醫生》那樣的思想和韻味，如果別人説自己作品具備《日瓦戈醫生》那樣的技巧和思想風格，是一種十分值得炫耀的有才華的表現。這種開始的簡單模仿，到最後的盲目崇拜，再到後來思想深處對作者表現的強烈政治思想認同，深深影響了今天中國的一批作家。這種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學課堂的教授，一部分知名作家，開口閉口就是《日瓦戈醫生》，這種盲目對文學時尚的追逐，對中國作家影響很大。

如今，這批作家的作品，按照今天老百姓所説，離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越來越遠，離西方價值觀西方文化越來越近。所以，什麼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等，雖然獎項設置不少，但真正深入中國老百姓人心的作品卻少之又少。因為在對西方文化觀的追捧中，慢慢地就丟失了靈魂，很多作家至今也沒有找回自己的靈魂。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獲得大獎的什麼作品，以及當下正在激烈爭論的日記什麼的。那些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對毛澤東等領袖們冷嘲熱諷的什麼解讀歷史的作品，那些嘲諷黨的革命史，甚至直接攻擊黨的重大政策，如土改、抗美援朝等，等等，成為一種新的時尚。我們不能不説，是以《日瓦戈醫生》為代表的一批同類作品，對改革年代的中國一代作家影響至深。今天，人們一提經典文學，依然能夠記得的還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老作品，比如“三紅一歌”（《紅日》《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還有《創業史》等。這些年一些被作家圈子吹到天上的那些時尚作品，不僅沒給老百姓留下什麼印象，而且遭到大眾的唾棄和反感，甚至被厭惡和憎恨。文藝創作成了一些作家圈的個人行為，離大眾和社會越來越遠。同樣，這種風氣也蔓延到影視文化和其他娛樂文化。由此思考，改革之初，那些盲目引進的西方欣賞的文藝作品，實際是美國及其西方有預謀的一種文化戰略。

《日瓦戈醫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

簡單點説，這就是蘇聯版的一部“傷痕文學”。作品反映的時間點是1917年的2月革命、10月革命，再到國內戰爭，以及國內戰爭結束後的那段歷史，作品寫了日瓦戈與妻子冬妮婭以及女護士拉拉之間的愛情故事。説穿了，這就是一個老版的三角戀愛的故事。本身情節並不複雜。但是，就是透過這麼一個三角愛情故事，作家卻用一個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偉大革命的歷史本質。在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為背景的蘇聯社會的歷史發展看不見了，十月革命給蘇聯人民以及給整個人類帶來的偉大進步看不見了，革命給蘇聯人民生活帶來的改變看不見了。讀者能看到的，只是這樣一場革命給蘇聯社會帶來的災難和破壞，給個人帶來的顛沛流離和心酸記憶。這部作品，文學手法比較高超，實際上是在運用文學方法，質疑十月革命這樣的偉大歷史事件的合理性。這自然與當時蘇聯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格格不入，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一部格調灰色的典型的思想消極的內容有嚴重問題的作品。

對這樣一部作品，即使在當時冷戰的背景下，蘇聯思想界文學界必然展開堅決的理所當然的批判。在當時情況下，蘇聯對這樣一部作品的批判，不僅是蘇共中央的決定，而且也是廣大蘇聯人民的底層百姓的一致要求，從捍衞十月革命和衞國戰爭成果角度觀察，這個批判都是正當的和必須的。儘管蘇共在理論上已經發生了問題，但國家的社會主義旗幟畢竟還沒有倒下。蘇共黨員中大批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還沒有變質，剛剛經歷過戰爭苦難的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是充滿發自內心的熱愛和嚮往的。人民不允許這種詆譭社會主義的充滿灰色基調的文藝作品在文化市場大行其道。

然而，蘇聯批判《日瓦戈醫生》的情報，很快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迅速捕捉到了。凡是蘇聯反對的，美國人必然認為自己可以利用。他們認為，這個對他們來説十分重要的消息，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完全可以運用《日瓦戈醫生》做文章。他們認為，蘇聯對作家及其《日瓦戈醫生》的批判，恰恰是美國人可以利用的大好機會。

1958年1月，當英國的情報機關將《日瓦格醫生》的手稿做成兩卷微縮膠捲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如獲至寶，欣喜若狂，這正是他們期待利用的蘇共的禁書，進行反蘇反共活動的急需書籍。於是，一個周密的計劃，由美國中情局開始實施。按照計劃，首先由中情局親自出馬，做盜版書出版，做便攜式印刷版，由二渠道發行商發行，甚至評論推廣商等多重角色，都由美國中情局的人員負責。計劃先讓這部書的俄文版在歐美市場流行造勢，而後想盡一切辦法，將這部盜版書推行到俄羅斯讀者中去。

一個佈局周密的計劃開始了實施，一部書作為武器，開始了對蘇聯的文化攻勢。很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操作的兩種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在荷蘭出版了。這部書硬皮精裝本在荷蘭本地印刷。紙皮本的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國中情局總部印刷。計劃由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批准實施，可見這對於美國來説多麼重要。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受命於總統的任務樂此不疲。今天，已經解密的美國情報局檔案這樣記載包括《日瓦戈醫生》一類圖書的行動目的：

【“為了對蘇聯進行文化進攻，凡是在蘇聯東歐被列入禁書的作家作品，都可以拿來作為我方宣傳之用，比如像《日瓦格醫生》，還有像其他人的小説、詩歌等等，凡是蘇聯禁止的反對的，都是可以列為我們進攻的文化武器。”】

美國人的目標和計劃非常明確，那就是進行文化滲透。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就開始籌劃怎麼把這樣在蘇聯讀不到的圖書向俄羅斯散發。

歷史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特別的機會。

1958年，世界第一屆國際圖書博覽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這是由43個國家參展的圖書博覽會，在布魯塞爾足有500英畝的土地。美蘇兩國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覽館，目的在於宣傳本國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這其中，更讓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興奮的是，比利時政府為了推銷生意，事先已經向蘇聯公民發放了16000份的簽證，這樣就有大批蘇聯人前來博覽會。為了實施這樣一個計劃，事先美國人還特別招聘了一批荷蘭特務送到了華盛頓培訓，負責參與送書的活動。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裝精美的《日瓦戈醫生》已經運到了布魯塞爾，對小説的分發，當然不能在美國展覽館進行，因為這很容易引起蘇聯克格勃的注意。

但是，很巧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盟友就在美國展館的旁邊，即梵蒂岡的“上帝之城”館，在梵蒂岡的這個館內，流亡的俄羅斯天主教徒，在這座館內拉起了簾子，借地方辦起了自己的一家小書館。於是一項十分縝密的活動就在這個簾子後邊開始了。來自俄羅斯的大批讀者，從這裏可以悄悄從經銷商手裏接到免費的藍布皮《日瓦格醫生》贈書。書拿到以後，蘇聯讀者立即扯掉書皮。於是在這座展覽館裏，藍布封皮幾乎鋪滿了地，因為這樣的書是不可能在回國時通過海關檢查的。就在現場去掉了封皮及對書進行現場解體以後，把書拆開為若干部分，然後悄悄塞進衣服口袋。這樣，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格醫生》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被帶到了蘇聯。在蘇聯讀者中開始了秘密流傳。越是政府列為禁令的圖書，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於是，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在蘇聯被廣泛傳閲。

然而，按照法規來説，這是一部真正的盜版書。當年，也就是1958年10月，當瑞典學院向世界宣佈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時，蘇聯以政府名義立即宣佈，這是真正的反蘇挑釁。迫於蘇聯的巨大壓力，帕斯捷爾納克不敢到瑞典去領獎，發表了感謝聲明後，又轉而拒絕接受頒獎。

此後，美國人的初步成功，似乎嚐到了利用小説進行政治滲透的諸多甜頭，於是多種多樣的袖珍版的《日瓦格醫生》在歐美各地出版流行，各種俄羅斯青年與外國青年聯歡聚會的機會，都可能成為美國情報局的特務們向他們兜售贈送《日瓦戈醫生》的時機。儘管克格勃的特工們時時都在盯着這類文化交流的往來，但《日瓦戈醫生》依然在蘇聯土地上悄然流行。往往你越是禁止，越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就像我們文革時期的一些黃色手抄本，當你作為政治事件去查去追的時候，恰恰為這種書的流行做了最好的鋪墊和廣告。

今天這部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説已經在俄羅斯公開出版。但是因為一部小説展開的東西方力量的角逐，卻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一段歷史。帕斯捷爾納克至死也沒有去領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是因為他不願意離開他自己的祖國。因為他當時面臨的，是在祖國和獎金面前必須做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