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為什麼我們不拋棄老人?_風聞

李子暘 鉛筆經濟研究社 前天

《史記·匈奴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匈奴人）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司馬遷特意寫出匈奴人“貴壯賤老”，顯然是因為強烈的對比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漢朝這邊講究的是“以孝治天下”。漢朝的皇帝，諡號的全稱中都帶有一個“孝”字，完整的諡號是漢孝文帝、漢孝景帝、漢孝武帝等等。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都是簡稱。

一邊是以孝治天下，尊老敬老；一邊是貴壯賤老，厭老棄老。差別怎麼會這麼大呢？

其中原因不難理解。匈奴人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變動不定。這種生活方式對人的體力、適應力要求很高。老年人年老體衰，跟着走都費勁，沒多大用處。不但沒用處，還成為拖累。“貴壯賤老”從個體的角度看，很殘忍，但從整體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

中原王朝則屬是定居農耕的生活方式。穩定生活是常態，遷徙流動是特殊。在定居生活中，老年人體力不足的短板不太明顯。另一方面，雖然體力不如年輕人，但老年人的經驗、知識往往遠勝於年輕人，反而有寶貴的價值。這是農耕社會普遍尊老敬老的原因所在。

實際上，尊老敬老還有更內在、更深刻的作用和意義。對定居人羣來説，組織、協調、優化人際關係，特別重要。大家長期生活在一起，抬頭不見低頭見，各種利益關係複雜糾葛，難分彼此。如果人際關係處理不好，日子怎能過好？而老年人的存在，對維持家族、村社的和諧關係，特別重要。

賈母活着，雖然幹不了什麼活兒，還得找人伺候她，但大家就覺得主心骨還在，彼此之間有個面子，家族可以維持。她老人家一死，就有樹倒猢猻散之感，離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就不遠了。

遊牧人羣可沒這個需求。草原地區單位面積能養活的和牲畜數量和人數都不多。日子過不好，大家必須各自分頭去想辦法。日子過好了，羊羣繁衍多了，超出草場承受能力，還是得各自散開。總之不能長期生活在一起，必須分散居住，還走來走去，沒個準譜。這樣一來，當然就談不上什麼複雜的人際關係。那老年人還有什麼用？

當然，現實世界中，農耕社會也有不孝之子，遊牧民族也有天倫之樂。區別在倫理道德層面，而不可能是現實的整齊劃一。但倫理道德層面的區別，恰恰很重要，這是社會根本性質和生活方式不同的表現。

中國古人，早已意識到了這兩種社會根本性質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將其分別概括為“居國”和“行國”。兩種社會、兩種生活方式，對應着完全不同的兩套倫理道德。“以孝治天下”還是“貴壯賤老”只不過是眾多差別之一而已。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種“居”和“行”的差別，只存在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到了現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各種物資都“產能過剩”，人們也都紛紛“營養過剩”，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定居下來了，很少有人再“逐水草而居”了。“貴壯賤老”應該從此消失了吧。

可惜沒有。“貴壯賤老”的觀念，以另一種思維路徑頑強地存在於現代社會。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西方國家的應對中，讓中國人大吃一驚、無法接受的做法之一就是：公然宣佈和實施“貴壯賤老”。如果醫療資源緊張一定要選擇，那就放棄治療老年人，優先救治年輕人。一些“深明大義”的西方老年人，也主動提出“不用管我。我來掩護，你們先撤”。

當然，這不是説西方社會正在系統性地消滅老年人。現實沒那麼殘酷。重要的還是在觀念層面。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即使逃荒，也是要“扶老攜幼”一起走，甚至要優先照顧老幼婦孺。我不敢説中國人在現實中肯定沒有“貴壯賤老”的行為，但至少沒人敢公然號召和提倡這種做法。這次抗疫行動中，在早期，中國也曾經面臨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但從沒聽説過有人主張放棄救治老年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觀念上的差別？為什麼在富裕的當代西方社會，人們會在內心深處嫌棄老年人？甚至老年人自己也自認沒用。

前面説了，在定居的生活方式中，組織、維持和優化人際關係很重要，甚至至關重要。所以，傳統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身份”很重要。“你是誰”遠比“你做了什麼”更重要。

換句話説就是，個體在社會關係網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什麼，最重要。這其中隱含的要求是：個人要安分守己，各盡其責，做好你該做的事情，而不要老是想着挑戰秩序，改變命運。

中國傳統倫理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就要像皇帝的樣子，大臣要像大臣的樣子。父親做事就要像個父親，兒子就按照兒子的社會規範去生活。大家都要克己復禮，誰也不要亂來，這樣社會才能和諧有序。

起源於歐洲的“現代性”，正是要改變甚至推翻這套規矩。在現代性的觀念中，“你做了什麼”才重要。“你是誰”不重要。你的社會地位，比如出身和血統，不應該成為束縛個人努力的障礙。人們應該突破所有的社會桎梏，實現個人的徹底自由。

這種現代性，顯然可以大大激發每個人的活力和創造力。果然，短時間內，西方人創造出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富裕。

但甘蔗沒有兩頭甜的，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個體因為身份被限定在人際關係網中，這雖然會束縛人們的努力，但也能給人提供了穩定可靠的安全感。

俗話説，打斷骨頭連着筋，或者，血濃於水。意思是説血緣關係不會因為一些矛盾糾紛就被否定和顛覆。媽媽和女兒不管怎麼吵架，事後也能心無芥蒂和好如初。婆婆和兒媳婦如果大吵一架，再想恢復到從前，可就難了。

這就是因為母女的身份和彼此關係是不可改變的，而婆婆和兒媳則完全可能變成路人。不可改變的關係才能帶來安全感。

可改變的關係、不固定的身份，又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你要持續努力，持續證明自己，至死方休。想不被公司辭退，就要努力工作，並且一直努力工作。你是某公司的員工，這是個身份，但不是固定的身份。沒人能保證你一直是。

這就給個人帶來持續的焦慮感和緊張感。這正是“現代性”的負面效果之一。空前的繁榮和富裕，並非毫無代價，甚至可説代價高昂。

在這種持續的焦慮和緊張之中，“老之將至”是個永恆的噩夢。人老了，你雖然有一大堆身份：公司元老、資深員工、老幹部、老同志、老顧客、資深合夥人……但都沒用。你必須繼續證明自己對社會有用，只有這樣，你才在社會中有位置。而在新冠肺炎爆發這種危急關頭，甚至將直接決定你是活下去，還是被放棄而默默死去。

問題就在於，人老了，體力、智力、精力必然退化。“繼續證明”自己有用，談何容易。所以，在現代社會，“老人”是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稱呼。公交車上給老人讓座，有得罪人的風險。大家都希望自己最好永遠不老。年輕，或者裝年輕，才是現代社會中的生存之道。

而在傳統社會中，心理是相反的。在一個身份特別重要的社會里，儘快取得那個身份，才是明智之舉。獲得了那個身份，才能擁有相應的待遇和地位，可以盡享安全和被人尊重——“多年媳婦熬成婆”。

這個傳統社會可不是專指中國。全世界都是如此。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就寫到，一戰以前歐洲那個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古典社會中，人們都是極力“裝老”的。

在他們四十歲的時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氣派非凡”的男子。他們舉步緩慢，談吐斯文，談話時撫摸着自己保養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經灰白的鬍子。……一個“穩重”的男子要有意識地避免那些被認為是青年人不太得體的舉止和自負的神氣。

時過境遷。茨威格心目中的“昨日的世界”已經遠去。現在的人，不但不會裝老，還會極力避免逃避和抗拒變老。遊牧民族雖然被邊緣化了，但他們“貴壯賤老”在觀念，卻正在主宰世界。遊牧社會、“行國”的種種心理特質，藉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這些新概念重返人間。現在，我們都是匈奴人。

據説，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儘量徹底的個人自由。人際關係、人情往來都是有害的，至少是多餘的。一個純粹的人，既不需要家人，也不需要不可擺脱的朋友；既不需要結婚，更不需要生育後代，家庭是過時的、應該被儘快淘汰的舊社會殘餘。人們只應該根據興趣和愛好自由組合，當然也必須有權隨時説拜拜。所謂自由，就是要儘可能擺脱所有責任，毫無牽掛地享受快樂人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果不肯努力整合社會、協調和優化人際關係，社會的組織性和整體性，當然就會相應降低和削弱。這才是人類社會最大的倒退和衰落。

“居國”和“行國”的對立和鬥爭，並沒有從世界上消失。事實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對立，正是居、行兩種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之間的鬥爭在當代社會的延續。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纏鬥了兩三千年。未來，這種纏鬥將在全世界範圍內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