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義：諾貝爾文學獎伴隨前蘇聯和美國冷戰時代（上）_風聞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與國際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本身就是西方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制定的標準，與其説這是文學獎，倒不如更準確地説，這是按照西方標準制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獎。獲得這個獎的人，今天在我們看來，未必是一種什麼光榮，有可能就是因對祖國的背叛而獲取的西方賞賜，因此今天，人們對獲得諾貝爾獎，除了那些科學技術獎項之外，對和平獎、文學獎一類，早已不屑一顧，甚至獲獎者多為本國人民和價值觀的叛逆者。這一點，已經和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事實所證明。多種情況下，諾貝爾和平獎及文學獎，幾乎成了西方勢力對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政治進攻甚至瓦解對手的政治工具。

伴隨着一場史上罕見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的肆虐，東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也顯得空前激烈。

在國內思想文化界的輿論交鋒中，總有人談到前蘇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位作者。比如，有人曾經公開在文章中用教訓的口吻，批評對武漢日記作者不滿的人時，説你讀過索爾仁尼琴嗎？你知道有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叫索爾仁尼琴嗎？那口氣，你若是沒有讀過索爾仁尼琴的著作，你不知道有這個人，你連跟人談話的資格都不具備。因為你太淺薄，這顯然是在拿日記作者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相比。這確實有點太滑稽了。不論哪一個方面，這都不是一個級別一個檔次的比較。另外還有一種觀點，當寫日記的人面對整個社會排山倒海似的羣眾批評時，不是主動向大眾檢討自身的錯誤，而是公開挑戰説，我在美國出版一本日記，難道還能塌了天不成，還能給國家給社會造成多大危害？説對了，你不僅給國家造成危害，而且簡直是在禍害整個國家和社會。

輿論界，也同時常常聽到另一種不和諧的聲音，説那些寫日記的人，不就是寫點文章嗎？連這點自由都不行嗎？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不必把這個當回事。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還是為數不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原因，一些明顯有悖黨中央的政策和決策，明顯與抗疫大局完全不符，明顯對黨的領袖和黨的領導冷嘲熱諷的言論和文章便得以在市場暢通，有些不僅如此，而是明顯在與國際上敵對勢力密切配合的言論，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輿論場。應該説，這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是十分危險的，對於抗疫大局完全是破壞性的。

一些以文人學者作家名義寫的文章作品，到底能否影響國家政治安全？我想就成為熱點話題的前蘇聯四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作者談起，由此看文藝與國家政治之間是怎樣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先，我可以十分明確地表明我的政治態度，我認為，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不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裏，還是從毛澤東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代表的經典論述裏，或者近幾年來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裏，我們都可以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即文藝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來説，決非僅至於娛樂，它甚至直接關乎國家安危。這個觀點，也是我一貫堅持的基本立場。前鑑不遠，前蘇聯用亡黨亡國的教訓，已經給我們上了非常現實的一課。這並非危言聳聽。

那麼，我們就從前蘇聯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四位作家的歷史，來看這幾位作家對整個蘇聯意識形態包括最後蘇聯亡黨亡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影響，由此來談談文藝與政治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這是一段載於歷史史冊的文壇往事，但對於前蘇聯和前蘇聯人民，它卻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是根本不願談及的歷史傷痛。而且這段歷史，與文學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繫。

回顧和反思蘇聯文學史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像，在蘇聯十月革命前後，俄羅斯文學界曾產生一批燦若羣星般光耀世界的大人物，比如列夫·托爾斯泰、比如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比如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還有屠格涅夫、果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等，這些聞名世界的文學泰斗，不僅是整個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驕傲，也直接影響着蘇俄文學的發展和走向，甚至也影響着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特別主要影響着中國文學的發展。新中國的文學創作，主要受到蘇俄文學的巨大影響。近現代的文學成就，包括美歐文學在內的所有西方大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俄羅斯文學相比。俄羅斯文學稱雄世界，去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就文學本身來説，沒有哪個國家不承認俄羅斯這樣傑出的偉大成就。但是，最遲從諾貝爾文學獎開始頒發的1901年開始，有這樣巨大的文學成果，卻沒有聽説在世界獲得像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非常奇怪的現象。由此我們可以説，諾貝爾文學獎到底算不算真正的代表世界文學的最高成就的大獎，還真值得懷疑。

但是後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主體國家，卻連續出現了五位獲得由西方主導的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果説這五位作家的作品和文學成就，比起前邊提到的那些大師們，應該説還相距甚遠，比如高爾基、托爾斯泰、普希金等等，還有很大差距，有的人甚至一向還鮮為人知。但是卻是國際大獎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這五位獲獎者，正是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比如俄羅斯（蘇聯）獲得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蒲寧，他是193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此時他正在國外流放，屬於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1958年，曾經創作《日瓦格醫生》的作家帕斯捷克納克，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的獲獎，卻引起蘇聯領導人及其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因為他同樣也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在作品中抨擊了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他在人民的批判聲中，為了能夠繼續留在蘇聯，在蘇聯方面的強令要求下，不得不採取了放棄領獎的舉措，以得到繼續留在本國生活的權力。否則就只能流放他國。1970年，曾經創作《靜靜的頓河》的作家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早在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蒲寧獲獎以前，肖洛霍夫在世界已經赫赫有名了。他的名氣遠遠早於蒲寧和其他一些同代作家之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又受到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尊敬的大作家。一直到去世，這位作家在蘇聯都享受很高的待遇和威望，備受人民喜愛。他還得到過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最高獎。第四位獲獎者便是後來以創作《古拉格羣島》聞名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是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但是從他被宣佈獲獎，直到1974年12月10日，四年以後，他才最後站在了瑞典皇家學院的領獎台上發表受獎演説，為什麼？因為這又是一個典型的蘇聯社會持不同政見者。那4年，他一直在顛沛流離的流亡中生活，最後在美國定居了，直到晚年葉利欽當了總統以後，受到葉利欽的特許才回到了俄羅斯。但是他後來對自己辱罵祖國的行為曾經表示深深懺悔。1987年，加入美國籍的詩人布羅茨基為蘇聯（俄羅斯）贏得第五個諾貝爾文學獎。他同索爾仁尼琴一樣，又是一個作為持不同政見者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作家。早在1964年，他曾經以“寄生蟲罪”被蘇聯法庭判處5年徒刑，後加入了美國國籍。

這樣，在前蘇聯（也是整個蘇聯文學史上）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除了肖洛霍夫以外，有四位都是在蘇聯政治歷史上是持不同政見者。這四位都曾經流亡他國。因為這樣的原因，這四位獲獎者，除了索爾仁尼琴以外，連他們的名字都少有人知道，更無論説這些人的作品了。至於這幾個人獲獎的原因，當然是除了文學造詣本身之外，一個更主要的也是非常關鍵的原因，那便是他們的創作在價值觀上與西方價值觀一拍即合，符合了西方意識形態的需要，符合了西方對蘇聯進行政治和文化滲透的需要。這一點，不僅已經被後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也已經被中國人民看個清楚。因為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與國際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本身就是西方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制定的標準，與其説這是文學獎，倒不如更準確地説，這是按照西方標準制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獎。獲得這個獎的人，今天在我們看來，未必是一種什麼光榮，有可能就是因對祖國的背叛而獲取的西方賞賜，因此今天，人們對獲得諾貝爾獎，除了那些科學技術獎項之外，對和平獎、文學獎一類，早已不屑一顧，甚至獲獎者多為本國人民和價值觀的叛逆者。這一點，已經和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事實所證明。多種情況下，諾貝爾和平獎及文學獎，幾乎成了西方勢力對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政治進攻甚至瓦解對手的政治工具。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是西方標準，被蘇共黨中央和蘇聯人民高度認可的肖洛霍夫為什麼能夠獲獎呢？這有一個歷史的因素。在當時來説，這也同樣是一種政治需要。就在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已經獲得了代表蘇聯文學的最高成就獎，另外他的影響已經在東西方陣營已經很大，早已聲名遠播。一是因為他的《靜靜的頓河》在世界文學史上聲譽太高，諾貝爾獎不頒給這個影響世界的文學大師，已經無法對世界輿論做出交代。二是作為頒獎者也想以此表明其評獎的客觀公正，即使心理很不情願，也總要做個樣子。還有，因為這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非常強大，不論國家數量和人口，正處於上升階段，西方不可小視。作為一個國際大獎，也需要考慮真正的文學影響。但是，誰都明白，按照一般邏輯，瑞典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是很不情願把這樣一個大獎頒給蘇聯共產黨崇尚的作家的。因此，基於這個情況，社會主義的蘇聯對肖洛霍夫獲得這樣一個大獎，也採取了認同和樂於接受的態度。否者，可能自己就主動疏離了國際評獎。

全世界都知道，此時肖洛霍夫小説《靜靜的頓河》影響太大，已經被全世界公認為是一部具有史詩性質和世界意義的鉅作，不評獎也會直接影響這個獎項在世界的聲譽。至於這部小説本身，它講述了十月革命和內戰期間俄國哥薩克人的故事。作品通常被譽為是一部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但是，這部書在評獎過程也面臨過諸多爭議，比如持“陰謀論者”有這樣的提議，稱肖洛霍夫非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為什麼？因為他的其它作品並沒有表現出這樣高超的文學技巧和寫作才華。但是，評獎委員會最終還是尊重事實，不能把猜測作為依據，還是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肖洛霍夫。因為他在這部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傑出的藝術力量，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生活現實。確實感染了整個當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