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抗政經觀| 國家資本主義，還是市場社會主義？_風聞

導讀

“近年來，不少人習慣於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形容中國經濟。其實，斯大林主義、無政府主義、托洛斯基派、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等，都曾經給國家資本主義下過定義。”這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陳抗於4月19日發表在《聯合早報》上的文章觀點。

陳抗1982年自廈門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得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職於世界銀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研究小組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目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主要學術研究方向包括：公共選擇，中國經濟改革，宏觀經濟，政府的經濟作用等。曾任新加坡經濟學會副會長，東亞經濟學會理事。現在是《歐洲政治經濟學雜誌》編委、《經濟學季刊》學術委員會委員。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陳 抗

除了中國，挪威、新加坡、普京下的俄羅斯、金融危機時的美國，也都曾被人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籤。只關注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的特點、忽視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根本差別，這個被濫用的概念，除了經常被左派用來攻擊中國的經濟改革之外，並沒有什麼實際用處。

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時，適逢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Janos Kornai）出版了《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此書當年風靡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短缺是這些國家的常態。蘇聯和東歐的商店貨架都空空如也，有東西賣的時候外面就大排長隊；在中國，購買消費品需要憑定量配給的票據，不但有糧票、布票、油票，還有肉票、魚票、火柴票，生活用品很少不需要限量供應的。

《短缺經濟學》對計劃經濟製造短缺的制度原因進行深刻的分析，抓住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就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

匈牙利是最早進行市場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早在1968年就開始實行名為“新經濟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對於匈牙利的經驗，中國的改革領導人有着很濃厚的興趣。1983年，匈牙利經濟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向社科院和國家體改委介紹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

1985年，科爾奈教授等10名外國經濟學家受邀參加了著名的“巴山輪會議”，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意見。這次會議的影響很大，中共十三大提出以“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據説依照的就是巴山輪會議形成的共識。

隨着蘇聯解體、東歐轉型，中國和越南相繼推行市場化改革，短缺經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不復存在。時過境遷，如今已經沒有多少人對短缺經濟留有印象，人們自然要忘卻科爾奈和他的《短缺經濟學》。然而，科爾奈卻是不應該被忘卻的，他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深刻分析，至今還有指導意義。

脱胎於中央計劃經濟，中國特色（表述替換）的政治制度，與改革前相比變化不大，與匈牙利實行市場社會主義時的情況，反而更加貼近。而且，中共在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上，也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深入分析市場社會主義的運行機制，對於展望中國經濟的前景，會比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標籤，更切合實際而且也更有幫助。

經歷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到今天依然沒有完全擺脱計劃經濟的影響，而且還因為在改革初期學習匈牙利經驗、被深深地打下市場社會主義的烙印。雖然市場化改革比起80年代的匈牙利走得更遠，在投資飢渴症（investment hunger）、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模擬資本市場（simulated capital market）三個方面，仍然保留了匈牙利“新經濟模式”時期的重要特徵。

01 投資飢渴症

匈牙利實行市場社會主義後，雖然廢除了指令性計劃指標，但是為了形成中央管理與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政府還是對企業頻繁地干預，使企業管理者形成“一隻眼睛看市場、一隻眼睛看上級”的雙重依賴。

與市場相比較，上級對自己的影響更大。因此，企業和機構仍然有很強的投資擴張衝動，管理者企圖通過投資擴張，使企業或者機構變得更龐大、更加重要。這種投資擴張，目的不是盈利，而是為了使管理者自己在官僚的金字塔中更容易向上升遷。科爾奈把這種內在的擴張衝動稱為是“投資飢渴症”。

中國經濟今天也保持政府和市場對企業的雙重影響。國有企業雖然要面對市場，可是上級主管對自己的影響更大，在企業經營環境、個人報酬和升遷等方面，仍然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投資決策難免要受上級的影響、有時還要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投資飢渴症”已經從國有企業轉移到地方政府。隨着“保增長”成為績效考評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變成了完成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任務的主要途徑。除了配合中央的產業政策和發展地方的基礎設施，各種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也紛紛上馬。

02 預算軟約束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企業即使有擴張的衝動，其投資活動也要受到利潤、風險、預算和資本市場的約束。

在市場社會主義中，匈牙利的國有企業仍然可以通過行政關係和政治影響力，獲得投資項目的批准和相應的資金配套，它們的投資飢渴和擴張衝動，因此得到滿足、不受企業自身的預算約束。科爾奈把這種現象稱為預算軟約束。

同投資飢渴症一樣，中國的預算軟約束也從國有企業轉移到了地方政府。在90年代中期，中國還曾經試圖通過清理國有銀行的呆壞債，來劃清財政與金融的界限、加強政府的財政紀律。可是，1997年到2002年之間的通貨緊縮，迫使政府不得不把保增長放到了首位。

在“保八”的旗號下，從大力發展土地財政，到利用政府融資平台，再到各種變相的政府負債，地方政府為了滿足投資飢渴症，無所不用其極，它們的投資也和匈牙利的國有企業一樣，不受財政預算約束的限制。中央曾經三令五申限制地方政府舉債，但中央領導人也知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創造經濟增長，就必須提高地方政府投資。

沒有資金的保證，地方政府“保增長”就是一句空話。近年來中央雖然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強對政府債務的控制，但是地方政府“既不以GDP論英雄，也不能不要GDP。”因此，預算軟約束得以維持至今，政府債務仍舊在不斷積累擴大。

03 模擬資本市場

匈牙利版的市場社會主義保持國家對經濟“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的控制，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對資金的控制和分配也包含其中。不過，政府也試圖引進一些資本市場的運作。

科爾奈把這些活動稱為是“模擬資本市場”，並且指出：“那些從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飛到匈牙利住了幾個星期的西方人，可能會被這裏模擬市場的魔力所傾倒……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這裏的銀行、股份制公司，或者股票市場都是贗品。這裏正在進行的其實是一種大富翁遊戲，不過玩遊戲的人不是小孩而是政府官員，他們用於冒險的不是遊戲紙幣，而是真正的國家資金。”

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要比匈牙利更深入，市場中非國家資金的比例也更高，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模擬資本市場”的實質。根據2018年一篇“誰控制中國的金融系統”的報告，財政部、國資委、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是各類銀行、大券商、信託公司、大基金公司、保險公司的主要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政府不僅對絕大部分金融機構控股，而且掌握其高管的任免權。

雖然交叉擁股的情況比較複雜，但很多交易不是從盈利的角度出發，依然沒有擺脱模擬資本市場的實質。例如，國有銀行貸款主動向國有企業傾斜，非國有企業貸款困難、成本高。金融機構的不少決策屬於非市場決策，有時候賺錢的生意偏不做或不能做，有時候虧錢的生意偏要做而且堅決做。另外，違約時有沒有人“兜底”，也是個很大的不確定性，對手方風險難以評估，金融產品就無法合理定價。

市場社會主義這三個特徵，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如果真正允許資本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紀律就不允許財政對金融的透支，地方政府舉債的能力就要大受限制、無法維持預算軟約束，投資飢渴症就會得到有效遏制。

那麼，市場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主動放棄對金融資源的控制、允許資本市場真正掌握資源的分配權呢？科爾奈認為不會，理由有四條。

首先，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國家政治權力的基礎，國家治理必須依靠它們。沒有金融資源作保障，國家執行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第二，共產黨的改革者半顆心掛在市場上，因為市場有活力、能夠提高企業效率；另外大半顆心掛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上。社會主義注重平等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政府不能什麼都讓市場説了算，有責任和義務對資本市場加以干預。

第三，公有制的產權結構也決定了預算軟約束的頑固性。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資產都由官僚控制，而靠官僚自己對自己嚴厲執行財政紀律是非常困難的。

第四，上級政府的干預和控制，為下級管理人員開脱自己的失誤提供理由，使預算約束硬不起來。

鄧小平説：“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在實踐中，市場社會主義卻面臨兩大挑戰。

第一，社會主義可以有多少市場，實際上是由政府決定的，而政府又是由成千上萬的官僚組成的。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偏好，在各個行業、各個地區決定政府幹預的深度、廣度和頻度。政治風向稍有變化，官僚的偏好就會跟着變，市場的功能和活力就大不一樣。

第二，作為用來搞活經濟的工具，市場可能也會衝擊社會主義的底線。早期在貧困和短缺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對於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擴大市場的作用都很支持。隨着經濟發展、財富增長，收入不平等也迅速擴大、社會矛盾加劇。這時，政府就會面臨壓力，必須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無論是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誨，還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關於改革引發革命的教訓，領導人都無法忽視。

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的重心，已經從發展市場經濟，逐漸轉移到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上。

科爾奈當年就警告，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機制，其實是相互排斥的，市場化改革很有可能會停滯不前。近年來為什麼要更多地容忍左派的呼聲？為什麼要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對體制外的勢力為什麼要嚴加管控？資本市場的改革為什麼雷聲大雨點小？科爾奈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洞見，能夠啓發我們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注：文章首刊於《聯合早報》4月19日，道亦有道傳媒平台經作者授權全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