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輿論“温差”與三國戰“疫”合作平台_風聞

如果把1月23日武漢“封城”看成是人類抗擊新冠病毒戰“疫”的起點，世界輿論對戰“疫”中的中國，在觀點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新冠病毒的肆虐集中在武漢時，輿論基本上能客觀地報道疫情，同情、理解甚至讚揚中國戰“疫”方式的報道較多。當新冠走進自己的世界，而且明顯地暴露出本國弱點時，“甩鍋”成了關注的重點，放大國與國之間的隔閡，不承認戰“疫”方式的多樣化，這些漸漸成為輿論中的主要部分，人類共同與病毒進行抗爭的主線在斑駁陸離的國際輿論場上，似乎要被遺忘。

中國社會組織在日本街頭向市民免費發放口罩

此時國際輿論應該存小異求大同，為獲取戰“疫”的最終勝利共同努力，為構築戰“疫”後的新合作平台做準備。

尺短寸長，各國戰“疫”有不同的打法

國家行政體制的不同，新冠病毒在本社會傳染時期的先後，讓各國在戰“疫”中選擇的戰術不盡一致，尺短寸長，國與國之間不應該將本國的方式規定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中國在發覺武漢的新冠病毒有蔓延之勢後，採取了“封城”的方式，這樣在抑制病毒流傳的同時，集中全國的醫治手段、醫務力量將病毒的傳播基本控制在武漢周邊，未造成國內多個地點同時發生重大疫情的情況。在武漢取得階段性“戰”果後，內防擴散外防輸入成為戰“疫”的主要內容。中國積極向世界提供戰“疫”信息，向各國提供力所能及的醫療支援。

4月16日，在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布方代表歡迎中國政府派遣的抗疫醫療專家組專家

韓國在2月中旬發生大邱等地的集體感染後，立即採取緊急手段，同樣採取了將病毒禁錮在大邱附近的做法。同時為了防止醫院內的感染，擴大對病人的篩查範圍，對希望做病毒檢測的人來者不拒，創造性地使用了讓來檢測的人在車內提取樣本的方式，幾乎沒有發生交叉感染問題。韓國開發的試劑，及時提供給了世界一些國家。

日本從武漢撤僑後，未發生因撤僑帶來大面積感染的情況；國外郵輪上的大量感染者在日本下船，同樣未因此而帶來日本民間人士的大面積感染。在儘可能維持經濟正常運營的基礎上，隨着確診人數的增加，首先宣佈在7城市進入緊急事態，之後再將該事態擴展到全日本。在宣佈緊急事態的同時，為經濟拮据的人提供補償，在維持社會穩定上走出了一條新路。

停靠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中日韓之外，美歐等國基本走“全民免疫法”之路。截止到4月24日，美國死亡5萬2061人，西班牙死亡2萬2524人，意大利死亡2萬5969人。如果拿這些數字和中國（4642人）、日本（331人）、韓國（240人）比，中韓日三國的民情能否容忍這麼大的死亡人數、這麼高的死亡率？如果反過來，中日韓的死亡人數過萬，而人口密度稀疏的美西意只有數百人，國際輿論能否容忍全民免疫法的相關結果？

南橘北枳，中日韓輿情中的温差

戰“疫”對象只有一個：新冠病毒，但時間各不相同，戰法迥異，中日韓在輿論上對其他國家的報道方式、涉及內容、總體結論也大不相同。

筆者不懂朝鮮文，未直接閲讀韓國報紙。看到了人文社科新方法在2月25日公佈的大數據結果：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指數為-1.639，日本-1.554，越南-1.420。大數據顯示世界上對華輿論最為負面的國家首先是韓國，其次是日本，再次為越南。

作為在日本讀新聞學、至今也用日文寫作文稿的筆者，對日本輿論算是有些瞭解。筆者深知在日本媒體如果寫中國相關的正面新聞，一定不能在標題上使用“中國”這個詞，最好是省略主語，一定要用的話，也只能用“某個國家”或者“某個鄰國”。如果是偏負面的新聞，儘管裏面中國不佔主要內容，也一定要突出中國要素。上述的大數據也表明，負面報道中國是日本媒體的主要特點。

對於武漢“封城”、集中力量抑制病毒在國內傳播上，日本媒體刊登了大量的否定中國成果的文章，不少報紙在3月下旬武漢解除封城的時候，因為日本並未出現緊急狀況，隔岸觀火，對中國的批評要大大多於對事實本身的報道。

進入4月以後，日本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中國企業、個人真誠地支援了日本。但我們在媒體上找不到2月、3月中國媒體那種對來自日本的支援的熱烈報道。到了4月24日，看到《朝日新聞》網站刊登了一篇文章：“原留學生報恩，捐贈3萬隻口罩”。看了題目，筆者便知道所謂的“原留學生”肯定是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打開文章一看，果真是在山口大學留學過的中國留學生，看到日本情況緊急後，捐贈3萬隻口罩給山口縣。這樣的內容，日本媒體是絕對不會使用“中國留學生報恩”標題的，因為這太過正面宣傳中國。但如果是中國以外的國家，比如是美國留學生，哪怕捐贈300只口罩，也一定會表明“美國留學生”。

中國對日本支援中國時的報道，與日本對中國支援日本的報道，“温差”有些過大。便是持比較自由主義報道原則的《朝日新聞》，也絕對不敢在新聞題目上將中國支援日本的真實情況標明清楚。媒體報道上的温差，是中國方面積極尋求、推進中日交好，日本強調日中有別（貶低中國）在輿論上的最為直接的反映。筆者還很少能看到日本媒體用“守望相助”的高度來談中日共同戰“疫”的文章

共策共力，中日韓戰“疫”的必然目標

不論日本（韓國）媒體是否願意談三國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現在每天數百名確診患者出現在了日本，而中國、韓國如果不算輸入患者的話，情況已經遠比日本好。對疫情的認識，日本也會有轉變的時候。強調在意識形態上與其他國家的對立，等於在同一個大草原上，用隔岸觀火的態度去看不遠處的火情，大火延燒到腳下只是個時間問題。共同抗擊新冠病毒，需要共策共力，中日韓必然要為共同的戰“疫”樹立起相同的目標來。

3月20日中日韓舉行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視頻會議

如果能發揮好三國各自的特點，東亞的戰“疫”平台必定能為世界各國提供一個公共服務渠道。

中國在口罩、防護鏡、防護服、呼吸機方面的製造能力，使用中西醫治療新冠肺炎的成功經驗，禁錮病毒的傳播，用壓倒泰山的陣勢集中力量醫治感染區疫情的做法，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中積累的大量醫學數據、治療經驗，是世界醫學中新的重大財富。

韓國到目前已經做了95萬例PCR檢測，讓檢測的人在車中或者進入帳篷中提取樣本的方式，已經受到了國際衞生組織（WHO）的首肯。

日本媒體對中國戰“疫”方法持批評態度，對韓國的檢測不屑一顧（見4月25日《朝日新聞》“日本不採用成為世界標準的韓國式新冠檢測的理由”），但日本不能拒絕中國支援的口罩，也不能總不給民眾提供PCR檢測機會。日本企業開發的新藥“法匹拉韋”雖然沒有上市，但作為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已經用在了臨牀。日本企業製造的CT機能夠用於新冠肺炎的檢查。日本另闢蹊徑，走的是一條不同於中韓的戰“疫”之路。

中日韓各自的戰“疫”戰術，豐富了世界對抗新冠病毒的方式方法，如果能夠克服輿論中的相互不信，組成東亞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的統一戰線，構築戰“疫”的共同平台，這對整個世界來説都是一個絕對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