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輿論“温差”與三國戰“疫”合作平台_風聞
陈言-自由撰稿人-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2020-04-26 17:49
如果把1月23日武漢“封城”看成是人類抗擊新冠病毒戰“疫”的起點,世界輿論對戰“疫”中的中國,在觀點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新冠病毒的肆虐集中在武漢時,輿論基本上能客觀地報道疫情,同情、理解甚至讚揚中國戰“疫”方式的報道較多。當新冠走進自己的世界,而且明顯地暴露出本國弱點時,“甩鍋”成了關注的重點,放大國與國之間的隔閡,不承認戰“疫”方式的多樣化,這些漸漸成為輿論中的主要部分,人類共同與病毒進行抗爭的主線在斑駁陸離的國際輿論場上,似乎要被遺忘。
中國社會組織在日本街頭向市民免費發放口罩
此時國際輿論應該存小異求大同,為獲取戰“疫”的最終勝利共同努力,為構築戰“疫”後的新合作平台做準備。
尺短寸長,各國戰“疫”有不同的打法
國家行政體制的不同,新冠病毒在本社會傳染時期的先後,讓各國在戰“疫”中選擇的戰術不盡一致,尺短寸長,國與國之間不應該將本國的方式規定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中國在發覺武漢的新冠病毒有蔓延之勢後,採取了“封城”的方式,這樣在抑制病毒流傳的同時,集中全國的醫治手段、醫務力量將病毒的傳播基本控制在武漢周邊,未造成國內多個地點同時發生重大疫情的情況。在武漢取得階段性“戰”果後,內防擴散外防輸入成為戰“疫”的主要內容。中國積極向世界提供戰“疫”信息,向各國提供力所能及的醫療支援。
4月16日,在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布方代表歡迎中國政府派遣的抗疫醫療專家組專家
韓國在2月中旬發生大邱等地的集體感染後,立即採取緊急手段,同樣採取了將病毒禁錮在大邱附近的做法。同時為了防止醫院內的感染,擴大對病人的篩查範圍,對希望做病毒檢測的人來者不拒,創造性地使用了讓來檢測的人在車內提取樣本的方式,幾乎沒有發生交叉感染問題。韓國開發的試劑,及時提供給了世界一些國家。
日本從武漢撤僑後,未發生因撤僑帶來大面積感染的情況;國外郵輪上的大量感染者在日本下船,同樣未因此而帶來日本民間人士的大面積感染。在儘可能維持經濟正常運營的基礎上,隨着確診人數的增加,首先宣佈在7城市進入緊急事態,之後再將該事態擴展到全日本。在宣佈緊急事態的同時,為經濟拮据的人提供補償,在維持社會穩定上走出了一條新路。
停靠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中日韓之外,美歐等國基本走“全民免疫法”之路。截止到4月24日,美國死亡5萬2061人,西班牙死亡2萬2524人,意大利死亡2萬5969人。如果拿這些數字和中國(4642人)、日本(331人)、韓國(240人)比,中韓日三國的民情能否容忍這麼大的死亡人數、這麼高的死亡率?如果反過來,中日韓的死亡人數過萬,而人口密度稀疏的美西意只有數百人,國際輿論能否容忍全民免疫法的相關結果?
南橘北枳,中日韓輿情中的温差
戰“疫”對象只有一個:新冠病毒,但時間各不相同,戰法迥異,中日韓在輿論上對其他國家的報道方式、涉及內容、總體結論也大不相同。
筆者不懂朝鮮文,未直接閲讀韓國報紙。看到了人文社科新方法在2月25日公佈的大數據結果: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指數為-1.639,日本-1.554,越南-1.420。大數據顯示世界上對華輿論最為負面的國家首先是韓國,其次是日本,再次為越南。
作為在日本讀新聞學、至今也用日文寫作文稿的筆者,對日本輿論算是有些瞭解。筆者深知在日本媒體如果寫中國相關的正面新聞,一定不能在標題上使用“中國”這個詞,最好是省略主語,一定要用的話,也只能用“某個國家”或者“某個鄰國”。如果是偏負面的新聞,儘管裏面中國不佔主要內容,也一定要突出中國要素。上述的大數據也表明,負面報道中國是日本媒體的主要特點。
對於武漢“封城”、集中力量抑制病毒在國內傳播上,日本媒體刊登了大量的否定中國成果的文章,不少報紙在3月下旬武漢解除封城的時候,因為日本並未出現緊急狀況,隔岸觀火,對中國的批評要大大多於對事實本身的報道。
進入4月以後,日本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中國企業、個人真誠地支援了日本。但我們在媒體上找不到2月、3月中國媒體那種對來自日本的支援的熱烈報道。到了4月24日,看到《朝日新聞》網站刊登了一篇文章:“原留學生報恩,捐贈3萬隻口罩”。看了題目,筆者便知道所謂的“原留學生”肯定是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打開文章一看,果真是在山口大學留學過的中國留學生,看到日本情況緊急後,捐贈3萬隻口罩給山口縣。這樣的內容,日本媒體是絕對不會使用“中國留學生報恩”標題的,因為這太過正面宣傳中國。但如果是中國以外的國家,比如是美國留學生,哪怕捐贈300只口罩,也一定會表明“美國留學生”。
中國對日本支援中國時的報道,與日本對中國支援日本的報道,“温差”有些過大。便是持比較自由主義報道原則的《朝日新聞》,也絕對不敢在新聞題目上將中國支援日本的真實情況標明清楚。媒體報道上的温差,是中國方面積極尋求、推進中日交好,日本強調日中有別(貶低中國)在輿論上的最為直接的反映。筆者還很少能看到日本媒體用“守望相助”的高度來談中日共同戰“疫”的文章
共策共力,中日韓戰“疫”的必然目標
不論日本(韓國)媒體是否願意談三國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現在每天數百名確診患者出現在了日本,而中國、韓國如果不算輸入患者的話,情況已經遠比日本好。對疫情的認識,日本也會有轉變的時候。強調在意識形態上與其他國家的對立,等於在同一個大草原上,用隔岸觀火的態度去看不遠處的火情,大火延燒到腳下只是個時間問題。共同抗擊新冠病毒,需要共策共力,中日韓必然要為共同的戰“疫”樹立起相同的目標來。
3月20日中日韓舉行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視頻會議
如果能發揮好三國各自的特點,東亞的戰“疫”平台必定能為世界各國提供一個公共服務渠道。
中國在口罩、防護鏡、防護服、呼吸機方面的製造能力,使用中西醫治療新冠肺炎的成功經驗,禁錮病毒的傳播,用壓倒泰山的陣勢集中力量醫治感染區疫情的做法,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中積累的大量醫學數據、治療經驗,是世界醫學中新的重大財富。
韓國到目前已經做了95萬例PCR檢測,讓檢測的人在車中或者進入帳篷中提取樣本的方式,已經受到了國際衞生組織(WHO)的首肯。
日本媒體對中國戰“疫”方法持批評態度,對韓國的檢測不屑一顧(見4月25日《朝日新聞》“日本不採用成為世界標準的韓國式新冠檢測的理由”),但日本不能拒絕中國支援的口罩,也不能總不給民眾提供PCR檢測機會。日本企業開發的新藥“法匹拉韋”雖然沒有上市,但作為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已經用在了臨牀。日本企業製造的CT機能夠用於新冠肺炎的檢查。日本另闢蹊徑,走的是一條不同於中韓的戰“疫”之路。
中日韓各自的戰“疫”戰術,豐富了世界對抗新冠病毒的方式方法,如果能夠克服輿論中的相互不信,組成東亞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的統一戰線,構築戰“疫”的共同平台,這對整個世界來説都是一個絕對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