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日雲：民粹主義還是保守主義 —論西方知識界解釋特朗普現象的誤區（上）_風聞

來源：《探索與爭鳴》2020年01期

作者：叢日雲，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因原文太長，發佈字數有限制，只能分兩部分發布。）

編者按

本文從“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民粹主義與多元文化的關係等多個角度解構“民粹主義”一詞。作者認為，特朗普作為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轉型過程中的保守派，不能被當作“民粹主義”的靶子。這與當前西方學界乃至國內聚焦的“右翼民粹主義”有強烈的分歧。此文不由得引人深思，到底誰更符合民粹主義的定義？

近幾十年來，西方知識界主流大幅度左轉，具有了明顯的民粹傾向。基於這種立場，他們將特朗普現象解釋為右翼民粹主義。他們修正了傳統的民粹主義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當代美國的民粹主義基於激進進步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價值觀念，其錨定的社會基礎是經濟上的底層、以國家福利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種弱勢和邊緣羣體，他們大多屬於特朗普的反對者。特朗普攻擊精英，但並不反對而是維護精英主導的社會秩序；他並不一般地反對多元主義，而是反對走向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對他的排外和種族主義的批評，是基於後現代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主義立場的偏見。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顯具有新保守主義特徵，只是其個性特徵和行為方式帶有某種民粹色彩，但僅據此不足以判定其屬於民粹主義者。特朗普現象屬於由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轉變時期的保守主義，是抵制美國社會激進的後現代主義和走向民粹化趨勢的力量。

西方知識界的主流一直不認同甚至敵視特朗普，對他的負面評價相當普遍，也相當激烈。而對特朗普現象的學術定性，除被邊緣化的少量保守主義學者外，主流學者和媒體人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將其視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主義概念被改造成了一個筐，對特朗普的各種負面標籤都被裝進這個筐裏。顯然，特朗普及其追隨者與 19 世紀以來公認的民粹主義主流有明顯的不同。按學界以往對民粹主義的理解，特朗普與之雖有某種相似或交叉之處，但實質上差異甚大，甚至完全對立。於是，大多數學者將特朗普及其追隨者與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興起的歐洲右翼勢力一起，稱為“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 或 new-populism）。所謂“新”，就新在他們是“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而右翼的主要標誌有兩個 ：一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一是威權主義。所以，特朗普牌號的民粹主義又往往被加上“民族主義”“威權主義”等修飾詞，成為“民粹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傳統的民粹 —威權主義”（traditional populist-authoritarian）。有人索性把排外和威權兩者結合起來，視之為“排外的威權民粹主義”（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排外的民粹主義威權運動”（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還有人直接稱其為“白人民粹主義”（white populism）。

當代研究民粹主義的著名學者繆勒（Jan-Werner Müller）正確地指出了民粹主義概念完全被濫用的亂象 ：“幾乎所有的東西 ：左派和右派、民主和反民主、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都被稱為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既被視為民主之友，也被視為民主之敵。”然而如我們後面就要指出的，繆勒本人並沒有澄清這個概念混亂，而是將混亂進行到底。民粹主義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學術界在對民粹主義的研究中，大體形成了關於民粹主義基本內涵的共識，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這方面並沒有原則性的分歧。但是，當西方學者將特朗普現象納入民粹主義範疇的時候，就不得不一方面對特朗普的思想進行曲解，另一方面對民粹主義內涵進行修改。他們所做的，實際上是削足適履，為特朗普量身定做了民粹主義概念。這可以説是西方知識界對特朗普的“獵巫”行動的一部分。

西方知識界的左轉與“旋轉門效應”

本來，民粹主義一般是反映和表達下層平民願望和要求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所以它的主流具有鮮明的左翼進步主義色彩。歷史上公認的三大民粹主義運動——19 世紀中期俄國民粹主義運動、19 世紀晚期美國人民黨運動和 20 世紀中期以來拉美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主流，都是代表下層平民大眾的左翼運動。大體上，他們或者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或者與社會主義有某種關聯。如果再向前追溯民粹主義的前身，古代希臘城邦民主衰落時期由無原則地取悦於平民大眾的煽動家（demagogue）操縱的暴民政治、古羅馬共和國晚期追隨政治強人的平民派（Populares）和無產者（proletarius）的行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無套褲漢運動，共同構成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即左翼底層民眾運動的傳統，其極端的形式即暴民政治。

但是，自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起，西方學者開始把右翼思潮和社會運動歸類為民粹主義，其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強調民粹主義的右翼特徵，鑑於其與歷史上典型的民粹主義大不相同，於是，他們將其稱為“新民粹主義”。有人甚至乾脆認為所謂民粹主義就是右翼民粹主義，不存在左翼民粹主義。比如繆勒就明確表示 ：不應當將美國的桑德斯、英國的科爾賓、希臘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能”（Podemos）與特朗普、法拉奇和埃爾多安歸為一類，統統視為民粹主義。在他看來，只有後者才是民粹主義。

繆勒的認識在西方學界具有代表性。即使一些學者承認存在左翼民粹主義，但其關注的重點也在他們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當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有所抬頭時，他們如遇到洪水猛獸般恐慌，毫不掩飾其敵意，共謀遏制之策。在這種場合，人們看到的不是學者客觀中立的研究，而是如美國民主黨等左翼政黨的軍師謀士。當學者們談到民粹主義興起的現象時，往往只列舉各國右翼勢力的興起，而激進左翼的興起，如法國的梅朗雄、希臘的左翼聯盟、西班牙的“我們能”、英國的科爾賓、美國的桑德斯一派和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真正威脅西方文明前途的左翼民粹主義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警覺，甚至會得到同情的理解和寬容。

這樣，在西方學界對民粹主義的研究中，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座標大幅度偏移甚至翻轉的現象，右翼民粹主義成了民粹主義研究的焦點。其原因在於，數十年來，具體來説，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西方知識界持續地大幅度地左轉，與激進左翼民粹主義的價值立場相當接近，而與右翼保守派的價值立場漸行漸遠，直至水火不容。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普遍與激進左翼產生共鳴。從這種立場看上去，右翼保守派就是一種極端現象，被視為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有人直接站在左翼民粹主義立場上批評右翼民粹主義，結果就是民粹主義者批評對立一方是民粹主義。這就是旋轉門效應 ：大幅度左轉的知識界將民粹主義帽子戴到右翼保守派的頭上，為此，他們不得不修改民粹主義的內涵，也就是為特朗普量身定做民粹主義的標籤。著名政治學家達爾蒙德沒有把左翼民粹主義排除在民粹主義之外，但他特意區分了“好的民粹主義”（good populism）和“壞的民粹主義”（bad populism），這個“壞的民粹主義”標籤是專門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義則得到豁免。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校正評判民粹主義的座標，才能準確把握特朗普現象的實質。

校準民粹主義的座標

民粹主義問題上的旋轉門效應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實際上，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降，西方社會在整體上迅速左轉，擁抱後現代主義價值觀，已經具有明顯的民粹化傾向。有關內容筆者在《精英民主、大眾民主和民粹化民主》一文中有詳盡的闡述，該文確定了判斷民粹主義的基本標準，本文是該文基本觀點在特朗普現象上的運用。這裏不再贅述相關內容，但需要對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的幾個要點做一個交代。

當代西方社會由後現代主義價值觀驅動的民粹化的具體表現在於 ：（1）平等日益泛化，無止境地追求更多更大的平等，走向激進的平等主義。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權利平等、機會均等，走向結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2）個體主義不斷突破各種限制，個人權利不斷泛化，突破邊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從而走向放縱的個體主義。（3）民主由大眾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追求大眾無節制的平等參與，由公民權利的平等走向政治影響力的平等、權力的平等分享，特別是不同身份羣體按其人數比例平等分享權力。（4）由政治多元主義、文化多元主義推進到多元文化主義。由對多元文化的承認、寬容和尊重走向追求無限的多元化，直至將一些少數羣體、弱勢羣體或邊緣羣體的文化罩上道德光環，設置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確”，賦予其特權。為追求多元化而不惜損害國家與社會的整合、民族認同，犧牲作為社會根基的主流文化傳統、國家主權和利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樣，就形成了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即 ：（1）越平等越好 ；（2）越自由越好 ；（3）越民主越好 ；（4）越多元越好。誠然，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義這些現代價值，都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但它們都有特定的內涵，也都有其界限。將其內涵做泛化的解釋，不承認其界限，在西方國家的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義都已達到相當發達的水平的基礎上，還不顧條件和後果，以激進的方式無止境地推動其突破適當的界限，這就走向了民粹主義。

那麼，在當代西方，什麼才是民粹主義的要求呢？（1）仍然要求或推動社會更多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義甚至弱勢者的特權，從而使社會失去活力和競爭力，並嚴重傷害經典的自由和人權 ；（2）要求和推動更多的自由，特別在個人生活和個性表現領域，鼓勵突破傳統禁忌、習慣和信仰，損害人類文明社會基礎的個人生活的放縱 ；（3）要求和推動更多的民主，不在乎犧牲民主的質量和效率 ；（4）要求、推動激進的社會多元化，特別是種族或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貶低和損害傳統的主流文化，無原則地推崇各少數族羣、弱勢羣體和邊緣羣體的文化，甚至將其神聖化。

一般説來，提出這些民粹主義要求的屬於激進左派或進步主義者，同時，它們也屬於後現代主義者。政治文化專家英格爾哈特教授區分了傳統的、經典的經濟議題上的左派和按物質主義 /後物質主義標準區分的文化議題上的左派。文化議題上的左派其實是後現代主義者或“後物質主義者”，這些人一般是特朗普一派的對立一方

這些激進左派、進步主義者、後現代主義（後物質主義）者批評特朗普依據的標準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做一個歸納 ：（激進的）平等主義（或平均主義）；放縱的個人主義（個人生活方式上對自由選擇的訴求和寬容、“個人選擇的自由”）；民粹式的激進民主主義 ；（準）無政府主義（對秩序、國家和權威的解構）；（非 / 反宗教的）世俗主義（針對本土主流宗教）；無限制的多元文化主義（本土文化的虛無主義）；理想化的世界主義（全球意識或全球主義，反民族主義）；烏托邦式的和平主義 ；（原教旨式的）激進生態主義。

在激進左派那裏，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義等，都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含義，也就是説，都被激進左派進行了改造。而對全球化、和平、環保這些當代進步趨勢，在他們那裏都採取了脱離現實的激進態度。這樣，當他們批評特朗普反對這些價值的時候，許多人仍然望文生義，不求甚解，以為特朗普反對的是這些價值的傳統含義或這些進步趨勢本身。只有認清這些左派已經有多“左”，才能真正理解他們批評的含義，也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將特朗普歸類為民粹主義。

在當代西方，民粹主義是大眾民主走向衰敗的綜合症。西方民主在走向民粹化，這是社會的大趨勢。西方知識界的主流是這個趨勢的順應者、推動者。相應地，民粹主義已經成了西方主流民主理論、各界精英的共識或無意識。其突出表現就是，他們批判民主的種種弊端，其結論往往是要更多的平等、更廣泛深入參與的民主。繆勒正確地指出 ：“當今民主的最大危險是民粹主義，它是一種墮落的民主形式，許諾實現民主的最高形式（即讓人民來統治）。”不過，一般説來，這種對民主的理想化追求主要是左派的行為，右派不但不熱心於擴大民主，反而由於其自由優先的

立場而對擴大民主持懷疑的態度。可奇怪的是，繆勒在這裏指的卻不是激進左翼，而是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

其實，按民粹主義概念的本來含義，也就是思想史上的傳統定義，左派具有天然的民粹主義傾向，其意識形態內置了民粹主義的基因。激進左派往往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而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如果存在的話，它們與民粹主義也只有部分的相似性或有限的交叉，屬於非典型性民粹主義。如果不能把握民粹主義的實質特徵，以這種有限的相似性來判定民粹主義，就會導致民粹主義內涵的無限擴大，以至於分不清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甚至將納粹主義也歸為民粹主義的一個類型。不過，將特朗普現象歸為民粹主義還不完全是出於這種概念混亂，這種做法大多出於左翼民粹主義立場的偏見。知識精英在不自覺地向左大幅度偏移，擁抱後現代主義文化，但仍然自以為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在他們心目中，特朗普屬於非常另類的政客、局外人，令他們非常反感，而他的支持者則是一羣無教養、粗野、充滿偏見和易受煽動的下層民眾，與他們這些精英在氣質上格格不入，甚至連傳統右派或建制派的精英也難以接受他們，於是，便很方便地將其歸類為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的價值偏好及其所錨定的民眾

有的學者完全不承認民粹主義具有穩定的、普遍的價值偏好，比如保羅·塔格特就明確提出，民粹主義是“陣發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機旗號的變色龍”，“缺乏能為之獻身的價值”，“缺乏普遍性的核心價值”。否定一個重要的政治思潮具有相對穩定的價值偏好，這違背基本常識。作為與其他政治思潮並立的一種政治思潮，必然有其固有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説，必然有其特殊的價值偏好。它不但有不同的價值選擇和組合，也有特定的價值排序（核心價值或優先價值與其他價值的主次輕重），由此構成一種思潮可辨識的特徵。民粹主義亦不例外。

有學者試圖窄化對民粹主義的理解，稱其為一種“薄的意識形態”（thin ideology）或“薄中心的意識形態”（thin-centered ideology），意為它不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社會各方面基本問題的價值體系，而是在有限的領域表達了自己獨特的價值立場。其理論的核心是反精英主義和反多元主義。如果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之類的厚的意識形態（thick ideology）相比，這種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薄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不可能是價值空心化，也不可能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

學者們常談到，民粹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徵是訴諸人民或人民崇拜。但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表述。民粹主義當然崇拜人民，這也是其名稱的由來。然而，自古典時代起，人民概念就有兩種基本內涵 ：一是指公民或國民的共同體，包括貴族與平民、精英與大眾 ；一是指共同體中的下層，即平民或普通大眾，或其中的某一部分。民粹主義之“民”指的是後者。所以，“平民主義”這一譯名才更準確地表達了這一概念的內涵。我們必須記住這一概念的構詞基礎，即“平民”，不能離開這一概念的原本含義隨意解釋。當民粹主義者高揚人民的時候，它與健康的民主主義的區別在於，它所説的人民特指與精英對立的平民，或人民的下層，或人民下層中的某一特定的弱勢羣體。不同時代和場合，平民有不同所指，但他們總是社會下層或弱勢羣體。所以，民粹主義不是一般的人民崇拜，而是平民崇拜，是將人民中的下層或弱勢羣體作為人民的代表或精華，並將

其作為道德典範、道德判準。這樣，它就將弱勢羣體推向了具有道德優勢的高位。

這樣一種立場決定了，民粹主義不是價值空心化，而是激進或極端的左傾，在當代美國社會，它的基本價值立場就是擁抱激進社會主義、激進的左翼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和左翼平權主義。特朗普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屬於保守主義，從他所維護的政治法律制度到推行的內外政策，從堅守的思想信仰到提倡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保守主義的基本理念。在美國，正是保守主義，無論是經濟保守主義、政治保守主義還是基督教保守主義，都是民粹主義的對立面或天敵，是對抗民粹主義的主要堡壘。

具體來説，當代美國的民粹主義價值觀錨定的是哪類民眾呢？或為哪類羣體所擁抱呢？在這個問題上，學界也存在着糊塗認識。傳統上，人們將藍領工人、農民等勞動者視為社會底層，認為他們最容易成為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歷史上大多數民粹主義也的確如此。但在當代美國社會，我們需要對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做一些調整。

如果按經濟收入的標準，特朗普的選民基礎或他為之表達訴求的羣體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羣。共和黨初選時，特朗普的選民年收入的中位線為 7.2 萬美元，高過美國平均水平，高於希拉里、桑德斯、克魯茲的選民。按經濟地位、所受教育水平來衡量，支持特朗普的民眾在社會的中層和中下層相對較多。大多數經濟狀況最差（年收入不足 5 萬美元）的人羣在大選中投票給了希拉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西方福利國家政策下，出現了大量的不勞動者、依賴福利為生者。這些人大多也將票投給了希拉里。不工作、只享受福利的人，大多屬於社會的寄生者階層，沒有為社會盡到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他們的政治參與帶來的影響往往是將民主拉向民粹的方向，構成民主制度的敗壞性因素。

當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已經成了許諾福利的競賽。而特朗普並不允諾福利，他允諾工作。他表達的是那些需要工作的人而不是依賴福利的人的訴求。當他執政兩年以後，女性、拉丁裔、黑人的失業率不斷下降，達到數十年來的最低。而勞動者的平均工資也得到明顯提高。對此，特朗普一再表達對此成績的喜悦和自豪。不工作而依賴國家福利的人和需要工作從而為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的人，哪種人更容易成為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呢？

除此之外，對民粹主義社會基礎和價值訴求的分析，還要考慮文化維度。這也是當代社會的新現象。傳統上，人們主要依據單一的經濟標準來區分社會階層。如前所述，按這個標準，美國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收入最低的和依賴國家福利為生的人。但在今天，確定民粹主義的民眾基礎還需要引進新的標準，即文化標準或價值觀標準。具體説來，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標準衡量的文化上的各類弱勢羣體並需要受到特別關照者，亦即“政治正確”所保護的文化羣體，成為民粹主義社會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西方發達工業社會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開始了價值觀的重大轉變，即由物質主義價值觀（materialism）轉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這是從生存價值觀（Survival values）到自我表現價值觀（Self-expression values）轉變的一部分。前者賦予經濟和人身安全價值以最高優先地位，後者將與人的解放、自我表現、生活質量等非物質層面的需求賦予最高優先級。在價值排序上，後物質主義者更強調個人的解放、自我表現、個人價值的實現、個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自由選擇、以精神品質為核心的生活質量、和諧的人際關係、優美的環境、更多的參與、更大的寬容（性別、種族、宗教、性取向、生活方式等），等等。相應地，他們降低了物質收入與需要、社會秩序與安全、家庭、宗教、國家與國防的價值。他們關注的政治議題包括 ：環境、種族、移民、少數宗教和文化羣體的權利、婦女權利和地位、性別角色與性道德（LGBTQ、離婚、婚外性行為等）、個人選擇自由和個人生活方式（墮胎、單親家庭、撫養孩子、宗教態度）、公眾參與（權力的分配，公共領域、企業和 NGO 的參與）、和平、全球化等。

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它引發了西方社會整體上的文化變遷，即由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伴隨文化的變遷，西方社會出現了以價值觀為座標的新的社會分化，出現了新的政治議題、新政黨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即出現了“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向價

值觀政治的轉變”。與此同時，傳統的階級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按經濟地位投票，而按其價值觀投票。

這樣，當我們分析西方社會的政治分化時，就出現了兩條軸線 ：一條是水平方向的，亦即傳統的按經濟狀況劃分的軸線 ；另一條是垂直方向的，亦即按新的價值觀的歸屬劃分的軸線。傳統政治的焦點是經濟問題，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物質財富的分配等。現在又增加了一個維度，即以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為基礎的社會劃分。

按照這個新的維度，就出現了新的屬於後現代社會“新政治”中的弱勢羣體，他們是當代美國民粹主義價值觀錨定的文化上的弱勢羣體，是傳統社會的各種邊緣羣體，是自 20 世紀 60 年代民權運動以來走到歷史前台，提出各種文化要求的羣體。

當然，並非這些羣體的個體在整體上都屬於弱勢羣體，而是這些羣體分別在特定的政治議題上屬於需要特殊保護的弱勢羣體。他們是在新政治下提出新的變革要求、改變自身地位要求的那些人。比如在性別議題上的女性，在性取向議題上的 LGBTQ，在宗教議題上的少數宗教信眾，在移民議題上的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政治上屬於精英階層，在經濟上屬於中上層人士，在社會各界屬於成功人士，但他們在文化上可能屬於弱勢羣體或少數和邊緣羣體的一員。於是，在“新政治”中，他們仍然以文化上的弱勢羣體的身份出現。當然，這些人並非都是民粹主義者，但很容易傾向於民粹主義。而無原則地取悦於這些人，超出合理的限度，甚至將這些人的要求作為道德判斷標準，就具有了民粹主義特徵。

在這個文化變遷中仍然持物質主義（或現代主義）價值觀的人，在向後物質主義轉變中受到衝擊的羣體，往往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傳統上一直支持民主黨的大批藍領工人轉向支持特朗普，與特朗普表達的觀念更多屬於物質主義或現代主義有關。他們拒絕前述“越……越好”的四項原則，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是傳統價值和秩序的捍衞者。這個傳統是基督教傳統，是古典自由主義傳統。

在這些新的政治議程或文化衝突中，白人、男人、基督徒、藍領屬於既得利益者，是社會的主流，也是文化霸權主義者。在“新政治”下，他們是被新社會運動控訴的對象。女權運動攻擊他們（男人）的男權主義，LGBT 攻擊他們（主流或常規性取向）性歧視，少數族裔攻擊他們（白人）種族歧視，外來移民攻擊他們（本土居民）排外，少數或外來非主流宗教攻擊他們（基督徒）宗教歧視，環保主義者把他們（製造業和農業生產者）的工作視為危害環境的破壞活動，和平主義者視他們（愛國者）為好戰分子……

面對數十年洶湧而來的後現代的新潮流，他們處於被審判的道德劣勢地位。他們發現，他們的性別和性取向成為他們犯錯的根源，他們的膚色成了原罪的標記，他們的職業受到打壓和歧視，他們傳統的信仰必須保持謙卑，他們堅守的價值觀具有了負面形象，他們必須貶損自己的文化、讚賞別人的文化，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也備受指責，他們傳統的語言習慣必須改變，他們的祖先罪惡累累並被要求為其祖先贖罪……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各種外來者理直氣壯地“插隊”在他們前面，他們淪落為“本土異鄉人”，處境越來越艱難。

人們對這些人可以有各種價值判斷。你可以讚賞後現代的潮流，認為對這些人的審判與清算還不夠，但卻不能把他們説成是民粹主義者。他們不是民粹主義所錨定的人羣，不是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他們是被動守成的一方，是保守主義者，而主動進攻的一方是與他們對立的文化造反派，這些造反派才是民粹主義所錨定的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弱勢羣體。

民粹主義如何反精英、反建制

反精英、反建制，這幾乎是民粹主義最具標誌性的特徵，民粹主義本來就是作為精英主義或精英政治的反義詞或對立面出現的。由於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是社會底層，當他們動員起來的時候，產生對精英和由精英所主導的秩序的仇恨是很自然的，而他們的動員方式與秩序追求也天然具有破壞現存秩序的傾向。如果底層民眾是在健康的民主制度的組織和結構的框架之內動員起來，民粹主義的衝動往往表現為陣發性的有限溢出效應，對精英和體製造成的衝擊是有限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組織和結構框架，或這種組織和結構已經不能整合下層民眾，民粹主義會形成能量巨大的社會運動，沖垮精英的統治和他們所主導的秩序。這意味着，民粹主義主要表現為底層社會運動，它本身即與定型的組織、體制和結構相沖突，具有非結構化、不定型的特點。民粹主義者即使獲得政權，也往往以波浪式的運動方式執政，難以長期穩定地按固定的體制軌道運行。

特朗普來自體制之外，沒有受到過體制的規訓。他以政治素人的身份競選總統，並在競選中恣意抨擊建制派精英（包括本黨的建制派精英）的腐敗、無能甚至出賣國家，猛烈攻擊華盛頓，提出“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的口號。與此同時，他也受到精英階層的普遍抵制。這似乎坐實了他屬於民粹主義者的身份。無疑，特朗普的這些表現，都容易讓人將他與民粹主義聯繫到一起，這種聯繫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僅憑這點就認定特朗普是民粹主義者是不夠的。就如繆勒所指出的，“如果將抨擊當下的精英就視為民粹主義的全部，那麼，在美國，事實上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是民粹主義者。畢竟，所有人都‘反對華盛頓’”。的確，在美國的競選活動中，候選人抨擊精英，反對華盛頓，幾乎是規定動作。尤其是在野的候選人，普遍以此表達不滿，動員民眾。

儘管如此，反精英畢竟是民粹主義的突出特徵之一。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在於，民粹主義是在什麼意義上反精英的？特朗普的反精英與其是否有一致性？對民粹主義者來説，他們並非一般地反精英，而是反對“精英－大眾”的社會結構與秩序，也就是精英處於優越的主導地位，享有引領大眾、控制大眾的特權的制度安排。所謂建制派精英，就是執行制度賦予他們引領和控制大眾的使命的人物。不澄清這一點，就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民粹主義運動是精英發動和領導的，但卻打起了反精英的旗幟。他們反對哪些精英是有選擇的，但反對“精英－大眾”的結構秩序卻是普遍的。加入民粹主義運動的精英也是反對這種結構秩序的。

特朗普抨擊當下的精英，特別是建制派精英，但他並不反對“精英－大眾”的結構秩序。相反，作為保守主義者或右翼勢力的代表，他的執政重視權威與秩序，維護具有明顯抑制民粹衝動內涵的美國憲法的權威，維護傳統的代表制和憲政民主的價值，所以，他是“精英－大眾”秩序的維護者。而特朗普的反對者中的激進左派才是這一秩序的顛覆者。他們熱衷於推動社會經濟秩序的扁平化 ；企圖超越政治權利的平等，追求每個公民政治影響力的平等 ；推動身份政治和按不同身份所佔人數比例分享權力 ；積極擴大下層民眾的政治參與，特別是直接參與 ；強化媒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等。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西方發達社會的民主越來越大眾化、平民化，精英日益被邊緣化。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隨着向後物質主義文化的演變，傳統的“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型政治參與已經轉變為“挑戰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政治參與。精英成為追隨者、民意的木偶。這種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趨勢與民粹主義的興起是相互激盪、水漲船高的。

特朗普一派人反對的是當下的精英，或與其形成了對立關係，但他們維護精英與民眾之間大體平衡的社會秩序、權力結構和制度安排，並不主張排斥精英的大眾民主，更不熱衷於推動下層民眾的政治參與。在大眾與精英的平衡博弈中，他們更傾向於精英一邊。這使他們成為一支遏制民主走向極端（民粹化）的力量。

制定美國憲法的那批先賢對底層大眾的直接參與及對政治的支配懷着恐懼，所以，他們制定的憲法設置了層層障礙，來實現精英對大眾的制約與平衡。不過，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這些制衡設施大多已被衝破，大眾民主時代早已來臨。在這種情況下，是維護憲法最後僅存的一些制約

機制，還是將其進一步拆除，這成為美國兩派勢力鬥爭的一個焦點。我們都知道，左派是後者，保守派是前者。哪一派更容易走向民粹主義，是非常清楚的。

看起來各界精英大多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這成為特朗普作為民粹主義者的重要證據。在美 國，精英們在政治上分為左右兩派，每一派都會受到另一派精英的反對，這是正常現象，但像特朗普這樣遭到左右精英階層的普遍敵視，應該如何解釋呢？誠然，美國的精英集團大多屬於左派，但為什麼許多右翼建制派精英也反對他呢？仔細研究就會發現，特朗普一派被左右派精英聯手阻擊的主要因素，是超出於傳統左右之分的價值觀念的對立，即特朗普一派基本上持現代主義或物質主義價值觀，而精英集團則比較多地持後現代或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這實質上並非一般的精英與大眾的對立關係，而是恰巧當前的精英大多已經接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後現代主義者 ；而特朗普的追隨者，特別是藍領階層，大多是物質主義者，屬於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最少的羣體。於是兩者形成了對立關係。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最集中地體現在美國社會近些年形成的“政治正確”原則之中，而精英們最反感特朗普的恰是他不斷挑戰“政治正確”的言行。

不看到這個現實，就無法解釋當代西方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在向後現代社會過渡時期出現的新情況是，精英與最下層結盟，後現代與前現代合流。如前所述，精英與兩種意義上的下層或弱勢羣體合流。由於精英較民眾有更明顯的後物質主義傾向，因而更多地同情經濟意義上的底層（低收者和依賴福利為生者）和文化意義上的弱勢羣體（包括各種邊緣羣體）。並且，他們中的一些人本身即屬於文化意義上的弱勢羣體。民粹派從來都由精英領導，不過，19 世紀的民粹派是少量受特定意識形態（主要是左派或社會主義）驅動的左派精英與底層民眾的結合，但像今天這樣，精英階層的大部分與社會底層合流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

保守派的精英大多也拒絕特朗普，甚至出現“never Trump”運動，這似乎是一個重要的證據，證明特朗普是與精英對立的民粹主義者。但是，這些建制派的精英由於其政治經濟地位、教育水平，以及長期在體制內生活，已經不同程度地受到後現代觀念的薰陶，被後現代潮流所裹挾，也就是説，程度不同地“自由化”了，屬於自由化的保守派。他們雖然號稱保守派，但已經不能承擔起抵制美國日益左傾民粹化的使命。保守主義者所保守的價值，是隨時代變遷而不斷改變的，它所抵制的文化變革，也隨時代變化而有不同的內容。特朗普屬於西方由現代向後現代過渡時期的保守主義。他保守的是現代主義的價值，懷疑和拒絕以激進的方式向後現代的突進，於是與“自由化”了的保守派精英發生了衝突。

在特朗普執政後，經濟上的保守派（維護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和政治上的保守派（支持小政府、維護基本人權與自由）精英發現特朗普以堅決的態度和大膽的手段，實現了他們多年沒有實現的計劃（如大規模減税、大規模減少政府監管），而文化上的保守派（尊重歐洲裔白人基督教傳統、抵制多元文化主義）精英也發現特朗普是他們的同路人。所以，在特朗普執政後，保守派精英緩解和改善了與特朗普的關係。特別是經過 2018 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已經成為特朗普的黨，特朗普也接過了保守派的大旗。反對特朗普的保守派精英或者被邊緣化，或者站在了特朗普的旗下。

所以，特朗普雖然向草根階層尋求支持，表達了他們的呼聲，但他領導的並不是在“精英－大眾”結構中的底層反抗精英、試圖打碎這個結構的民粹主義運動。他抨擊體制內的精英（建制派），但並未破壞使精英佔據優勢地位的政治結構。如前所述，在當代美國社會，精英的主流與底層民眾是盟友，精英階層本身已成為推動美國走向民粹化的重要力量。而特朗普領導的運動不是底層對精英的反抗，而是中層或中低層民眾在底層和精英的夾擊中突圍。

民粹主義與多元主義

反對多元主義成為當代“新（或右翼）民粹主義”的通用標籤，也是特朗普備受詬病的一點。應該指出，這是一個新標籤，在民粹主義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反對多元主義很少像今天這樣，被視為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徵。多元主義概念具有多層次的內涵，籠統地説反對或支持多元主義很容易產生誤解。我們需要清楚，特朗普反對的是什麼類型的多元主義。

大體來説，人們在使用多元主義概念時，分別指三種思想體系。第一種可稱為政治多元主義（Pluralism）。即由分權制衡、聯邦制和地方自治、多黨制、媒體獨立、政教分離、公民社會和利益集團等形成的制度架構和法律秩序。第二種一般表述為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認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在憲法共識的基礎上，尊重各少數族羣、宗教、弱勢羣體或邊緣羣體的特殊文化，同時它又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認各種文化相互批評與競爭的權利。第三種是由文化多元主義發展出來的一種極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種多元文化主義將重心轉向對文化多元性價值的強調，認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為此，它貶抑主流文化，欣賞、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數族羣、宗教以及社會弱勢和邊緣羣體的文化。

特朗普及其追隨者並不反對前兩種多元主義，相反，作為保守主義者，他們是這兩種多元主義的積極維護者。因為這兩者在西方歷史悠久，根基深厚，是自由與民主的自然衍生物，屬於基督教文明傳統的一部分。他們反對的是最近幾十年才在西方流行的第三種多元主義，即多元文化主義。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流行，也是一種後現代現象。大致説來，我們可以將文化多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界限看作特朗普一派與其反對者的界限。在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看來，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流行是基督教文明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行為，它是美國文明的敗壞性因素，使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嚴重侵蝕和削弱，從而帶來文明的危機和衰落。特朗普一派人出於對美國傳統文化的珍重和對美國文明的自信，反對和抵制這種類型的多元主義。

特朗普的批評者以多元文化主義冒充多元主義，混淆了特朗普對不同類型的多元主義的態度。無論對多元文化主義做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評價，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是保守主義，而不是民粹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對頭，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矛頭也恰恰指向文化保守主義

者。其實，民粹主義者關心文化上的弱勢羣體的權利，其社會基礎是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精英和各種文化上的弱勢羣體和邊緣羣體，這些人更容易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擁躉。反過來説，多元文化主義者才容易成為民粹主義者，兩者的社會基礎大體上是重合的。

關於特朗普反對多元主義，還有一種説法比較有影響，涉及民粹主義對人民的理解。這方面，繆勒的理論比較有代表性。繆勒認為，民粹主義反對多元主義，主要表現是將人民視為道德化的、同質的共同體，同時壟斷對人民的代表權，唯有他們代表“真正的人民”，不擁護他們的，就不

是真正的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這是識別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繆勒之所以將右翼而非左翼視為民粹主義的典型，其理由在於，只有右翼才宣稱自己是“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認社會的政治多元性，並在此基礎上試圖重塑社會民主。繆勒排除了西方學界對民粹主義本質特徵的種種表述，但他這樣來概括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徵也難以成立。

首先，壟斷對人民的代表權的説法比較含混。如果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壟斷對人民的代表權，將其他政治競爭者非法化，那就是假民主或威權主義，而非民粹主義。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政治競爭的各方競爭人民的代表權，作為一種政治宣示，則是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常態。繆勒正確地看

到了“所有人都反華盛頓”，但卻有意忽略了“所有人都聲稱代表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競爭，可以説爭的就是人民的代表權。幾乎每一個競爭國家權力的政治黨派（至少是主流黨派）都聲稱自己代表了人民，對方則不是。這個做法怎麼就成了識別民粹主義的標籤呢？

其次，所謂將人民道德化、同質化，否定人民內部的多元結構，這一點恐怕並不適用於特朗普及其追隨者。這裏的人民，既包含了政治身份，也包含了文化身份。對人民政治身份的同質化的理解，是將某一個階級或團體視為人民本身，不承認其他階級和團體為人民。塔格特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對自由主義的反動。它主張集體主義，讚頌人民，並把人民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 ；認為權力應該由多數人來掌握，指責過分順從少數人所要求的權利是不公正的。這裏所説的，即政治共同體意義上的人民，人民內部關係主要是政治關係。我們熟悉這種從盧梭一脈傳承下來

的人民概念，但這顯然不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所認同的。如上所述，他們不是政治上多元主義的反對者，而是維護者。

對人民的文化身份的同質化理解，是將某一特定文化身份視為人民，將其他文化身份排除在外。但如前所述，特朗普並不否定文化多元主義，他接受美國公民中多元文化的現實，只是對刻意製造文化差異、推崇異質性的少數羣體文化的做法予以遏止，以維護基於基督教傳統的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長期以來與對其他文化的寬容並存。問題是，激進左派對這種寬容已經不滿意了，他們要的是各種文化的同等價值，甚至弱勢文化羣體的特權。按他們的多元主義標準，特朗普就成了反多元主義者。換言之，特朗普反對的只是激進左派推動的多元文化主義。這裏雙方的分歧在於 ：文化的多元化是否有個限度？美國文化應該是個大熔爐，還是一個大拼盤或馬賽克？左派批評特朗普的時候，常把界限和程度問題説成是肯定與否定、有與無的問題。

近幾十年來，左派推動的多元文化主義步步推進，越來越極端。其實在他們所推崇的多元文化主義結構中，倒是容納了某些文化羣體，具有繆勒所説的獨斷性、同質性特徵。他們將自己的身份道德化，壟斷真理，壟斷人民代表權。傳統民粹主義的“純潔的人民”在今天被“政治正確”所保護的族裔或身份羣體所取代。而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由於其身份和立場，處於被動的受攻擊地位。他們是傳統文化秩序的維護者，是起而抵制和反抗不斷進逼的進步主義潮流的文化保守派。許多學者抨擊特朗普玩弄身份政治，但歷史事實是，身份政治是左派發起的，右派的身份訴求只是在面對左派身份政治進攻面前所做出的反應。連將左右派極端身份政治各打一巴掌的福山也承認這一點。

至於有學者將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作為他將人民概念同質化的證據，就更不着邊際。人民概念從來與某種邊界並存。在古代希臘，它指某種血緣、宗教和政治三合一的共同體 ；在古羅馬，則是宗教與政治法律的共同體 ；自現代以來，人民是與民族共同體重合的概念。民族的邊界和主權國家的邊界即人民的邊界。

認定特朗普反對多元主義的學者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承認人民的邊界，將對待外來移民的政策與對待國內少數族裔和少數宗教的政策混淆起來，把普通的保衞邊界的行為偷換為國內的政治問題，由此做出特朗普反對多元主義的判斷。提高移民的門檻，對移民選擇性接收，阻擋那些拒絕融入本國文化或為本國無力消化的過多的移民，這並不妨礙把本國人民視為多元的共同體。換言之，把本國人民作為多元的共同體，並不意味着開放邊界，無選擇地接納移民。其實，文化多元主義者和早期多元文化主義者關注的主要是本國內部的多元文化問題，這與開放邊界增加本國文化的多元性、異質性不是一回事。著名的多元文化主義者金裏卡在談到少數羣體的文化保護問題時就指出 ：“與本國的少數民族和土著民族相比，‘自願’的移民最不應該要求文化保護。”這就意味着，在民族國家時代，文化政策的內外有別在一定範圍和限度內是正當的。特別是當大量移民迅速湧入，本國主體民族即將成為人口的少數，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都遭遇嚴重危機的時候，限制外來移民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其實，將人民概念道德化、同質化的，恰恰是左派推動的、由政治正確所保護的身份政治。近幾十年興起的身份政治，將“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多樣性的崇拜取代了左翼的、社會主義的和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同情”。它雖然熱心於在國家範疇內推動和擴大文化的多元化，但卻承認具體文化身份團體內部的同質性，將特定的文化團體道德化。這些身份團體並非獨立個體的自願組合，而是由宗教、種族、性取向等文化身份組合而成，具有文化上的同質性。喬瓦尼·薩託利曾指出，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並不是多元文化主義。多元主義所要求的是自願的羣體成員身份、交叉歧義的多重歸屬以及衝突的派別之間的“相互承認”。這些被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徹底地否定了。因為它喚起來的是非自願的成員身份和相互排斥，而且它所倡導的“承認”，只是對主流社會提出的單方面行為。

多元文化主義本身即內含走向一元主義的內在邏輯。因為這種多元文化主張是有選擇的、單向度的，即只承認各種少數文化和弱勢文化的特權，犧牲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甚至將其變為弱勢文化。這樣下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主流文化這一元的衰亡，形成沒有主流文化的碎片化局面。

多元文化主義繼承了西方左派不寬容的傳統和戰鬥精神，將其信條原教旨化，奉行越多元越好、異質程度越高越受推崇的原則，將少數羣體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環，設置文化禁忌，即政治正確，壓制任何對它的討論和爭議，哪怕是陳述一項為其所不喜歡的客觀事實，也是對某個羣體的冒犯。這本身即是一元主義的風格，是以一元主義的方式維護多元文化格局，受壓制的是主流文化。而在多元文化主義驅動下的身份政治，落腳點為身份羣體而非個人，其本身即具有反個人主義精神的整體主義傾向。更危險的是，在這種無原則的多元主義的庇護、鼓勵和扶植下，反現代的文化迅速成長，不寬容的一元主義文化很容易坐大，後現代的文化日益瓦解主流文化，從而走向文化的馬賽克、冷拼盤的趨勢日益明顯。這樣的結局和亂象，就會使一元主義文化的社會整合方案最終成為容易被人接受的選擇。由於創造和代表了現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失去了自信和力量，導致最自信、最有進攻性的一元主義才能成為主導文化，從而結束文化多元的狀態。

人民概念的民粹化，如前所述，意味着將經濟和政治意義上的社會底層和文化上的弱勢羣體神聖化，將其利益和要求作為道德判斷標準。對其任何批評和反對意見，都屬於政治上的不正確，被嚴格禁止。我們知道，這正是激進左派的做法。表面看起來，他們推動了人民概念的多元化，但這種多元化不是以個體和由個體的自願組合的團體為基礎的，而是以各個身份團體為基礎的，而這種身份團體具有同質化和道德化的特徵。正是這種身份政治帶來了美國社會的撕裂、人民概念的對立。亨廷頓早就指出，這種做法有意解構美國特性，以亞民族特性取而代之，給亞民族的種族羣體和文化羣體以特權，鼓勵他們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有意削弱美國人在文化上和信念上的認同，而加強種族的、文化的及其他亞民族的特性。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採取措施來解構自己所管理的人民，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從無先例的”。

正因為如此，激進左派被保守派稱為“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或“退步自由主義者”（regressive liberals）。雖然他們自以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但他們倡導無限制的文化多元化，認同文化價值的相對主義，甚至容忍像極端伊斯蘭主義這樣的限制個人權利的意識形態，禁止人們在言論自由限度內的批評和爭議，看起來是“進步”的後現代立場，但必然是以退回到前現代為結局。

特朗普所做的，是遏制多元文化主義和進步主義潮流，以緩解美國文明面臨的危機。他説 ：“我們這個時代根本的問題在於，西方是否還有生存的意願。我們是否對自己的價值觀抱有信心，並且不惜一切代價來捍衞它們？我們是否還有對我們公民的足夠的尊重，併為此而保衞我們的邊境？面對那些想顛覆和破壞我們的文明的人，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和勇氣來守衞我們的文明？”這裏表達的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憂慮與訴求，與民粹主義不相干。

民粹主義與種族主義或排外的民族主義

在當下的民粹主義研究中，種族主義或排外的民族主義被許多學者視為當代“新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徵。如蒂莫西·加頓艾什認為，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徵之一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沒有所謂的‘國際主義的民粹主義者’，也許並非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民粹主義者，但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是民族主義者。”

這種判斷並不符合民粹主義的歷史，在公認的民粹主義思潮那裏，民粹主義與排外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種族主義相結合並沒有必然性。一些民粹主義運動即使提出某種排外主張，也不是出於種族或民族偏見，也就是説，不是由於種族差別而排外，不是根據種族或民族特徵而排外。比如拉美版的民粹主義的排外主張，主要是反對外國資本。這是出於經濟的考慮，而非種族的動機，是國內反對大資本政策的左傾經濟政策的向外延伸，也是製造仇恨、煽動民粹情緒的手段。如果考察當代的民粹主義，外來移民由於屬於經濟和文化上的弱勢羣體，反倒常常成為民粹主義主要

的社會基礎和主力之一。而由他們推動的民粹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全球主義的。如果他們打身份政治的牌，也會有種族主義色彩，但這種種族主義不是本土主體民族的種族主義，而是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這是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出現的新動向，即民粹主義從外部得到新鮮血液的

補給。眾所周知，拉美國家長期以來是民粹主義的温牀，拉美民粹主義的興盛與其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有着內在聯繫，所以，大量來到美國的拉美移民也將民粹觀念帶入美國，他們最容易加入民粹主義隊伍。

在這裏，我們仍然需要確定種族主義或排外的民族主義的座標。美國激進左派是在什麼意義 上將特朗普歸結為種族主義或排外的民族主義的？簡單説來，左派進步主義者攻擊特朗普，依據 的是全球主義 / 多元文化主義標準，或者是少數族裔的立場（這是“政治正確”的立場）。只要不 符合這個標準，或與這個立場相悖，便被貼上種族主義或（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標籤。

無疑，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時代，原教旨主義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過時之物，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已經嚴重衰落了。但直到目前，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仍然是民族國家，主權國家間的界限還具有首要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在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尋找一種平衡，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一個極端。如果説特朗普的言行凸顯了民族主義立場的話，那麼它也是對美國精英中流行的理想化的全球主義的一種矯正和制衡。

這樣，對特朗普的評價，就變成了另一個問題，即全球主義 / 多元文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平 衡問題。我們需要判斷，在當代美國，是全球主義 / 多元文化主義過界了，還是民族主義過界了？是需要進一步推動全球主義 / 多元文化主義，還是需要保護和復興民族主義？

特朗普曾在講話中明確地自稱為“民族主義者”，結果受到主流媒體的廣泛抨擊。民族主義 成為主流話語的禁忌，這本身就是一個表徵，證明全球主義已經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民族主義已經成為自私、歧視、排外、好鬥的代名詞，是有害之物，甚至與納粹主義聯繫在一起。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民族主義已經衰落到什麼程度。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結果，發達國家國民的愛國意識普遍下降，由於移民大量湧入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移民對美國的認同比較低，這已經構成對美國國家認同的嚴重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保守派希望提振民族精神，強化民族認同，並不意味着走向激進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與左派的全球主義（全球意識）是一對相互制約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一方自稱愛國者，攻擊對方賣國叛國 ；另一方以人類博愛自詡，攻擊對方種族主義、排外。公允地説，在民族主義日漸衰落的時代，右派處於守勢，只是對日益增強的全球主義趨勢和日趨嚴重的國家認同瓦解的趨向進行抵制而已。兩者的分歧並非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而是在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適當的平衡點在哪裏？具體來説，是保衞邊界還是開放邊界？是加強邊境執法還是廢除海關與邊境執法局（ICE）？是有選擇地接受移民還是無差別地接受移民？是控制移民還是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都當作客人對待，給他們與本國公民同等的福利？是美國利益優先還是為全球利益做出更多的犧牲？在這樣的選擇面前，不考慮現實情況，簡單地把前者扣上排外的民族主義 / 種族主義的帽子，是政治鬥爭中濫用標籤的行為。

濫用種族主義標籤，其實是左翼民粹主義的主要輿論動員手段。當一個標籤或口號成為主流話語的靶子，它所標識的事物遭到普遍痛恨或厭棄的時候，政治鬥爭中的常規方法是將這個標籤貼到對手的頭上。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使種族主義遭到廣泛的厭惡和痛恨，納粹主義製造的人類災難也使人們心底懷着深深的恐懼，這樣，種族主義就成了方便的標籤。掌握話語權、控制輿論工具的一方，會很方便地使用這個標籤攻擊對手，也很容易成功。

納粹的種族主義公開宣稱日耳曼民族是優等民族，將優等民族統治、征服和淘汰劣等民族作為基本國策，對作為本國國民的猶太人、吉普賽人等進行驅趕或滅絕性屠殺，對其他民族發動戰爭。而特朗普被視為種族主義的證據，是其改變移民政策，提高進入美國的門檻和標準，對移民進行選擇，拒絕非法移民。把特朗普與希特勒相提並論，該是怎樣的一個糊塗邏輯？其實特朗普所實行或準備實行的，是目前絕大多數國家都在實行的移民政策， 但這不妨礙左派學者將其與納粹相提並論。我們都知道，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移民國家。特朗普所做的，是在移民帶

來一些恐怖活動、犯罪、就業等問題之後，在數十年中湧進數千萬移民（其中 2/3 以上是非法進入，目前仍有一千多萬非法移民 ），從而使本國主體民族即歐洲裔白人即將成為人口少數，美國面臨像當年羅馬帝國一樣被其他民族所“溶解”（日本學者、羅馬史專家鹽野七生用語）的情況下，對移民政策進行有限的調整。這種調整並沒有超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移民政策的常規。

即使比較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也是主權國家範圍內的公共政策。特朗普雖然提高移民門檻、 拒絕非法移民，但對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移民和各少數族裔並沒有表現出歧視行為。他所做的， 最多是依據傳統的基本人權、自由和機會均等原則，對有逆向歧視色彩的政策做有限的調整。有 的評論家認為，他極力爭取黑人的選票，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超過了共和黨其他候選人。上任後， 他一再得意地炫耀黑人、拉美族裔就業率的提高，作為自己政績的一大亮點。正因為如此，特朗 普在黑人中的支持率已經明顯提高，並且遠高於共和黨前十屆總統候選人。

退一步説，即使特朗普真的屬於種族主義或激進（排外的）民族主義，也有現成的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m）或新納粹主義 (Neo-Nazism) 頭銜，還有新造出來的“另類右翼”（Alt-right）概念， 何必硬要給他貼上民粹主義標籤呢？

其實，在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主義觀念的支配下，無視移民帶來的嚴重問題，否定邊界和國民身份的意義，不負責任地主張開放邊界、廢除海關與移民執法機構（ICE）、無原則（或非法）地保護非法移民，高舉道德大旗，無原則地許諾非法移民的福利，甚至將正視移民問題的討論都作為違背政治正確的禁忌，這種主張和公共政策，才具有民粹主義色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