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同意黃市長的疫後全球產業鏈重構、產業鏈集羣建設的觀點嗎！點贊_風聞

最近，黃奇帆針對“疫後”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提出了全球產業鏈重構、產業鏈集羣建設的重要觀點，引起中外學界廣泛討論。他在論述中，甚至對那個影響全球製造業20年發展、推動全球產業鏈分工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平行論”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性質疑或否定。

黃奇帆認為：地球是圓的、世界也是圓的，而並非“始終是平的”。但必須注意：否定不是大搞民粹主義、國家主義的自我獨立和自我封閉，那種180度逆全球化的全盤推翻和倒行逆施是愚蠢的行為，而真正的否定一定是“揚棄”的過程，黃奇帆對全球產業“水平分工”的否定，實際正是基於“揚棄”的否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先説説黃奇帆思考問題的方式。

都説他是金融市長，但這恐怕有些管中窺豹。正如世人所見，黃奇帆經常在金融方向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最著名的段子就是：2015年，當互聯網金融如火如荼的時候，黃奇帆在重慶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所有把金融搞得很複雜的人都是騙子。

但是，通過多年閲讀黃奇帆的文章給我最大的體會是：黃奇帆已經把一切經濟事務融會貫通了。比如疫情期間，黃奇帆的言論涉及公共衞生、內需建設、政府管理、金融運行等幾乎所有社會和經濟的現實熱點。

為什麼黃奇帆可以在如此多領域發聲？認真琢磨就會發現：黃奇帆思考問題絕無本本主義，而是從經濟邏輯的基礎出發，依據現實條件推演未來，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比如，黃奇帆為什麼説“所有把金融搞得很複雜的人都是騙子”？因為在他心中，對金融存在的意義有着堅定不移的三大基本信條：第一，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第二，信用、槓桿、風險——三者必須平衡匹配，否則失控，風險無度；第三，金融不是自拉自唱的卡拉OK，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否則沒有靈魂，是毫無意義的泡沫。正是這三大基本信條，讓黃奇帆面對重大金融問題心中有底、行為有據、進退有度、施政有序。

實際上，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大演變，黃奇帆之所以能夠提出“產業鏈集羣”的概念，恰恰就是基於他對經濟“基本邏輯”的深厚理解和忠實奉行。黃奇帆認為，疫情證明了傳統的、無視物理距離的全球產業“水平分工鏈”存在重大風險，而這個風險所帶來的經濟破壞力，很有可能是毀滅性的，至少是對全球經濟的嚴重摧殘。

怎麼辦？重構產業鏈，在低成本、高效率——傳統全球化產業分工基本利益訴求中，更多加入風險概念，尤其要更多加入“物理距離”的風險評估。正是這樣的考量，黃奇帆提出“產業鏈集羣”概念，認為未來產業鏈構建應當遵從“某一產業在物理半徑不超過200公里區域內，垂直集合上、中、下游70%以上的產業部件”。而且黃奇帆認為，這不只是世界各國、同時也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機會，抓住它將抓住全球經濟的未來。

説實話，疫情過程中，全球產業鏈所表達出的脆弱性令人憂心忡忡。尤其是西方一些國家不顧現實大搞民粹主義，甚至提出“政府貼錢幫企業迴歸本土”，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況，都是對中國乃至整個全球經濟無與倫比的破壞力。

一時間，怎麼看？怎麼辦？成為各界討論的熱點。而黃奇帆的表現似乎十分坦然，在他的認知中，追求經濟成本最小化、經營效率最大的利益訴求，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亙古不變的鐵律，也是基本經濟規律。至於疫情讓人們看到了“不曾預料的風險”，這必然會導致改變，必然形成“揚棄”的解決方案，但絕不會依據某些政客的主觀意願而退回自給自足的“小農時代”。

就這麼簡單？是的。但真的簡單嗎？當然不簡單。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案就像“讓雞蛋立在平滑的桌面上”，看似簡單，但很少有人能夠突破“蛋皮”的束縛。

為什麼黃奇帆能夠想到“摔破蛋皮”？因為他是中國產業集羣建設的先行者。當年，重慶電子產業從無到有、最終形成產業集羣效應的過程，實際就是黃奇帆基於產業鏈特性的深刻理解而進行的成功實踐。辦法很簡單，黃奇帆問全球電子跨國集團龍頭，如果重慶可以在當地構成對你產品70%以上的零部件配套，你願不願意來投資？當然原意。黃奇帆反過來問全中國的電子配套廠商，如果你們在重慶可以為全球電子巨頭就近配套生產，你們願不願意來重慶投資建廠？當然願意。運輸怎麼辦？黃奇帆找到鐵道部，告訴他們，如果我把渝新歐鐵路運量提高N倍，你能否減低運價？當然願意。就是這三句問話，N多方向的共同推動，重慶電子產業迅速起飛，短短几年產值超過千億，變成中國配套最全的電子產業集羣。在這個集羣中，孫產業鏈、子產業鏈數不勝數，實際就是個“大鏈套小鏈”的產業鏈集羣。

汽車產業也基本如此。汽車產業鏈集羣的打造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得重慶汽車成為中國高性價比汽車的代名詞。有了這樣的產業集羣，勢必拉動圍繞產業集羣展開的所有服務供應鏈，水路、陸路、航路三大交通基礎設施快速鋪就，生活設施和相關服務品質快速提升，等等。總之，孫產業鏈集羣構成子產業鏈集羣，子產業鏈集羣構成母產業鏈集羣，而最終形成三大產業鏈總體構成的經濟集羣。

所以，儘管退休後的黃奇帆被賦予了各種學術名頭，但僅以學者去定義他恐怕有失偏頗。他應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者、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者和解釋者。正因如此，他的言論始終都會被政界、學家和社會公眾同時給予高度關注。

中國如何才能贏得這樣一個重大機會？聯想到2020年4月9日公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當然是疫後推進中國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時也讓我們強烈地預感到：中央此時此刻提出這項《意見》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畢竟，完善而健康的要素市場是中國新時代贏得全球重要戰略戰術資源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