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 ——《方方日記》的文本、邏輯與問題（二）_風聞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慘烈”與“人禍”：

日記中的疫情變化與病人處境

（一）不否認疫情形勢持續向好

從《方方日記》中可以讀到疫情變化的信息。當然這些信息同樣可以從新聞報道中獲得。不過方方在敍述這些信息時，加入了描述自己如何處理這些信息的內容，這些內容透露出一個武漢市民在聽聞這些信息之後，所表現出的擔憂和企盼。比如，1月28日的日記寫道“疫情即將進入爆發期，千萬不要出門”，而1月31日則説“正月十五應該是拐點。再堅持一週，感染者差不多都隔離了，未感染者便可走出家門”。2月16日，日記提到雷神山醫院王院長對媒體的公開宣示：真正的疫情拐點已經到來。而2月22日，日記又説，病情蔓延未完全控制，疑似病人數量大。2月29日，日記提到武漢有近4萬密切接觸者，醫生朋友覺得不太樂觀，認為政府發佈信息數據可更詳細。不過方方表示她已經樂觀起來，因為她認為以當時的篩查力度和篩查方式，她相信漏網者很快可以找出。到了3月8日，日記記載部分區域已嘗試解封，開工信息隱約有傳，機場作恢復通航準備，於是她判斷防疫已開始清掃戰場，“開城在望，武漢人要熬出頭了嗎”。

日記中的這部分內容，大概可以喚起武漢市民的集體記憶。當筆者讀到這樣的內容時，也能瞬間回憶起在那一天自己確實也曾做出與方方同樣的判斷。可以肯定的是，方方在日記中從未否定疫情形勢的持續向好。

在對宏觀疫情形勢的敍述和判斷之外，方方還將目光聚焦到牀位狀態上。2月15日的日記寫道，在2月20日前武漢必須再增加一個有千張牀位的方艙，並完成10萬病牀的儲備，因為當初專家預估有10萬感染者，這樣武漢將做到應收盡收。到了2月22日，由於出院和死亡，日記指出此時牀位壓力已減少。27日，日記的措辭是“牀位大大緩解”。28日，日記則記載“實現牀等人”。3月8日，日記記述方艙依次休艙，最大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也在這一天休艙，部分醫院日常門診恢復。9日，日記寫道已休艙11家方艙，曾計劃建19家方艙，而現已不必。10日，日記記載方艙全部休艙。

雖然這一部分的記載與新聞報道高度重合，但從方方對牀位狀態變動的關注這一視角的選擇性呈現來看，這一部分的記載反映了疫情形勢持續向好的一個具體的側面。對於一些讀者而言，這些內容也許並不能帶給他們更多有關疫情的新信息。但是，對於一些認為“方方看不到疫情持續向好”的批評者而言，這些內容足以構成有力反駁。

不過，方方雖不否認疫情形勢持續向好，卻也從不積極承認。這種儘量引述他人口中的“向好”説法並不加過多評論的敍述策略，其實已經暗示了方方並不甘心疫情就此向好的心態。

（二）謹慎讚揚與積極質疑

治癒人數、重症病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死亡人數的變動，也同樣作為反映疫情形勢的諸側面，被《方方日記》一一關注。方方在這一部分的記述，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強調疾病的可治癒性，消解讀者的恐慌。比如2月15日的日記引述醫生的觀點，認為：病毒的毒性已明顯減弱；患者治癒後不會有後遺症，肺部也不會纖維化；新的感染者已是三代四代，基本都是輕症，治癒容易；重症患者只要能挺過呼吸窘迫期，基本都可救治。2月27日的日記記載，治癒已達2000多人，輕症治癒不是難事，大多輕症患者可以靠毅力和醫生給的信念存活下來。2月28日的日記則告訴讀者，監測發現出院後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再傳染他人，重症病人也沒有以前那麼重，而解剖得出的病理研究成果、醫療資源的充沛、醫護責任感的加強都降低了死亡率。3月8日方方寫道，醫生在不斷總結經驗，優化規範救治方案。3月9日，方方記載重症病人尚有4700多人，但已呈持續減少狀態。到了3月20日，日記破除民眾對於復陽的出院病人是否難以住院的疑惑，引述醫生朋友的觀點，表明復陽極少、無症狀不傳染、醫院追蹤所有病人、身體不適不會不接收。而3月21日的日記則回應民眾對於新冠肺炎病人復發的擔憂，申明慌亂引發的交叉感染只會讓醫療系統崩潰，致使更多人死亡，介紹張文宏醫生關於死亡率低於1%的觀點，和方艙醫院病人又跳又唱、出院也歡天喜地的情況，向民眾透露無論感染還是復發都無需過度緊張的信息。

總體上看，日記中的這些內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撫民眾的恐慌情緒，讓讀者感受到前線醫護人員的持續努力，以及不斷增加的病患救治成果。

第二，讚揚新主政領導的積極作為，《方方日記》還是寫有表揚政府的內容，但謹慎的表揚背後仍存對政府的懷疑。《方方日記》中表揚政府的內容往往被方方的批判者所忽視，認為方方對政府的態度就只剩下批評和追責，其實並非如此。比如2月21日的日記借新增病人斷崖式下跌一事，提及官方及時糾正了讓數字顯得更好看的新算法，由此推測政府“真的在改變作風？”，並稱“新主政領導到來，一改拖沓低能，局勢明顯扭轉，辦事力度是短平快打法”。3月2日引述新增確診病例都來自監獄之後，方方評論稱“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對監獄官員免職處理，快得令人驚愕”，9日的日記則稱“省市換帥後，確有一系列鐵腕手段迅猛控制疫情”，17日更寫道“自國家傾力救湖北後，抗疫所採取的種種措施，相當有力也相當有效，做到這一步也不容易”。在3月19日新增和疑似病例都歸零後，針對有民眾懷疑同濟醫院確診20多例病人不敢上報（3月20日）、政府為了“零”的不突破而刻意不報（3月21日）的言論，方方引述一個醫生朋友的解釋説這20多例病人是轉入定點醫院的病人，而不是新增病例，同時引述另一個醫生朋友的話“嚴酷的制度，要麼説真話，要麼下課”，表面上起到打消民眾疑慮的作用。

但方方在日記中的另一句話，卻又暴露了方方的真實立場：“0與1沒有多大差別，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時候這樣的完美很不現實。”（3月21日）在方方眼中，政府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政府一旦做得不完美，要被她追責問罪（如前述方方關於政府對弱勢羣體態度的討論），做得太完美又被她以“不現實”為由而嗤之以鼻。在新增確診病人持續下降的過程中，方方通過“下降明顯”（3月8日）“持續下降”（3月9日）“災難即將結束”（3月10日）“清零即在眼前”（3月17日）“歸零的一天應該不會太久”（3月18日）等話語表面上傳遞出一種歡喜的感覺，但一旦某天的疫情發佈時間較平時稍晚，方方就會抓住機會表明自己對政府來自骨子裏的不信任，比如3月13日日記中的這句“發佈時間延遲給人想象空間”。方方也從來不承認新增和疑似病例歸零意味着抗擊疫情的“勝利”，她説“千萬不要跟我談勝利，沒有勝利，而是結束”（3月10日）。有支持方方的人説，只要死一個人就不能稱為勝利。立刻就有人反駁説，抗日戰爭犧牲無數，依然可以稱為勝利。顯然“死亡”本身並不消解“勝利”。事實上，方方這句話的判斷與她將疫情定性為“人禍”直接相關：政府自己造成的疫情局面自己去收拾，收拾完了自然只是結束，結束後要做的自然是追責，而論功行賞歡呼勝利則直接對沖疫情的“人禍”性質，方方自然表示不接受。“結束”二字巧妙地將疫情局勢的向好發展與問罪追責勾連在一起。方方高度懷疑政府會借疫情局勢的向好發展宣示“勝利”，從而為自己脱責。

第三，對數字進行追問，尋找政策縫隙，對管理層進行質疑。比如2月27日針對媒體新增確診和疑似仍達900多人這一數字，方方希望公開新增患者的病因，因為她聽醫生朋友説新增病人主要來自監獄和養老院，她認為如果根據患者位置開始陸續釋放遠距離的市民出行，就不需要禁足這麼多人，更不必將全省幾千萬健康人都死死捆綁。這樣的建議背後，其實透露出方方對政府禁足政策的不滿和不信任，而這樣的言論是否有可能激發讀者對禁足政策的不滿進而不配合政府的管控？好在2月28日又有朋友給方方發來武漢市新增病人分佈表，方方看到新增病人的散點式分佈後，終於認可“武漢哪個區都不能先行放人”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典型的試圖給政策挑毛病，又最終被説服的過程。

又比如日記在2月22日提到死亡人數每日近100人之後，2月23日就追問“年輕醫生為何接連去世”的問題。方方不認可“體質差異”這個答案，並指出“97歲老人都能治癒出院”，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説，年輕醫生就更應該被治癒出院了。她的醫生朋友只是説病毒詭異，但無法講清原因，給了方方尋找政策縫隙的空間：“醫護人員死亡率如此高，會不會存在別的可能？”這句話即是借追問醫護人員的死亡率，將質疑引向政策本身以及做出政策的醫院行政官員。

從以上分析可知，《方方日記》對疫情變化的記錄存在雙重面向，其中一重是安撫民眾恐慌情緒，肯定一線工作人員的努力，承認疫情向好，但這種承認卻並非她心甘情願，她更願意用懷疑的手法，揭示疫情變化背後可能存在的另一重面向，以唱和接應她對追責政府的強烈訴求。

正是基於她對政府和管理層發自內心深處的不信任，在關注疫情變化的同時，她更樂於敍述疫情早期醫護人員的艱辛，用醫護人員在設備不足、紅十字會運轉不良的情況下“不管不顧，到網上吶喊”的事例（2月18日），甚至通過號召各省援漢醫護人員記錄“剛來武漢所見的場景以及當時武漢給他們帶去了怎樣的震驚”（3月2日），反襯和證明政府的不可靠。在疫情向好之後，她更樂於發現出院標準和核酸檢測準確性中存在的問題，在日記中記下出院隔離期間復陽和方艙出院標準因太寬而重新調整等事例（3月5日），並預測醫患關係會因為政府不再報銷、患者自己墊付檢測費而重新恢復緊張狀態，因此提出“凡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檢測一律即時免費”（3月21日）這種完全置政府決策緣由於不顧、帶有民粹主義嫌疑的建議。

（三）“悲情城市”

如果説上述內容中，方方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批判表達還算間接委婉、遮掩剋制，用天氣來形容則好似“晴間多雲”，那麼下面的內容則可説是“陰雲密佈，風雨大作”，在方方的批判者看來，簡直集中展現方方的本懷。

一是記錄病人求診。日記通過記述單位裏一個忠厚老實的年輕人因腹瀉吃多了藥而出現新冠肺炎疑似病狀，卻因未能確診而無法住院，“把大家嚇得半死”的事件（1月30日，1月31日），生動記錄了當時武漢市民對疑似病狀的強烈恐慌。而方方所住文聯大院內已有兩個感染者住院的事實（1月28日），也將當時因感受到病毒隨時可能向自己襲來而草木皆兵的社會氛圍突顯出來。日記在2月15日、19日、22日多次提到死亡人數未減，其原因在於重症患者的去世，而方方認為重症患者之所以去世，皆因“早期延誤治療，拖到危重階段迴天無力”。當時由於醫生人手不夠，醫院牀位不足，求診的病人只有在哭喊聲中排起密集的長隊（1月23日）。醫護人員疲憊，而病人悲哀無助幾近崩潰（1月29日）。住不進醫院的疑似者和確診者只能活動着繼續傳染，下雨天則讓奔波的病人更加可憐，甚至發生撞牆、跳橋的慘事（2月2日）。僅剩的3家接收非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分佈漢口和武昌，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條件下，病人們恐怕只能靠社區安排車輛（2月15日）。2月21日的日記更記載全國多家監獄服刑者被獄警感染的事例，並點明“他們本來就有反人類傾向”的特徵（2月21日），為病人的就診環境又平添幾分不安的色彩。

二是記錄病人去世。筆者梳理了《方方日記》中記載的病人去世事例：

（1）一箇中產家庭。母親初一去世，父親、兄長被感染。方方感慨，更窮的病人不知會活成什麼樣子。（1月29日）

（2）省歌舞團成員。病後一直排隊等住院，在接到入院通知時去世。（1月31日）

（3）湖北官員。好幾個已感染，並已有人去世。（1月31日）

（4）一家人全染病，住不進醫院，已死一人。全家在絕望中準備都死掉算了。（2月2日）

（5）媽媽死了，被車拖走。女兒跟在殯葬車後嚎啕大哭，無法為其送葬，將來或許也不知道骨灰在哪。方方評論道，由於中國有輕生重死的文化傳統，這恐怕成為兒女心裏最大的疼。（2月2日）

（6）學校一位優秀教授53歲去世。華科大李培根前校長説他實幹，常睡辦公室，是個踏實做學問的人。（2月7日）

（7）畫家劉壽祥清晨去世。（2月13日）

（8）初二還在上班的柳帆護士。父母和弟弟病倒後，父母先行過世，她14日去世，弟弟下午也去世。方方説，病毒吞噬完滿家庭的所有生命，她很難過。（2月15日）

（9）湖北電影製片廠常凱一家，因新冠肺炎遭滅門之災。常凱是柳帆的弟弟。日記在2月18日、3月2日、3月10日提及常凱的“絕命書”，並在10日的日記中錄下“絕命書”全文，突出了新冠病毒出現的“突發性”、病人的“一牀難求”以及病人“全家覆沒”的悲慘命運。（2月16日）

（10）做過多年同桌的中學同學去世。日記記載這位同學是1月中旬兩次去菜市場購物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後雖恢復不錯，卻仍突然去世。（2月15日）

（11）華科大教授段正澄院士，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5日）

（12）捐款十萬的畫家朋友的哥哥，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6日）

（13）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醫生去世。（2月19日）

（14）武大去世一位博士。（2月19日）

（15）華科大去世一位教授。（2月19日）

（16）湖北日報一位著名評論員一家四口感染，本人進醫院時已是重症，於19日去世。方方評論，這世上又多了一個破碎的家庭。（2月19日）

（17）彭銀華醫生29歲去世。原本初八結婚，延遲婚禮，卻再也不能迎娶新娘。（2月21日）

（18）年輕女醫生夏思思29歲殉職。扔下2歲孩子。（2月23日）

（19）男醫生黃文軍40多歲去世。（2月23日）

（20）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連續死亡。方方評論，“眼淚都哭幹了”這樣的話，已遠遠表達不了我們心中的悲痛。（2月25日）

（21）中心醫院梅仲明醫生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57歲，一名技術高超的眼科大夫。去世後，他治療過的病人紛紛網上致念。（3月3日）

（22）武漢市文化局江導的朋友康復醫生李亮，從方艙醫院出院後，在酒店隔離期間突然去世，年僅36歲。丟下妻子和幼子。（3月5日）

（23）武漢寧波商會秘書長、《寧波人在武漢》一書副主編沈華強，一家五口感染。他初二發病，2月7日與母親同日去世，未確診新冠。家中其餘三人隔離住院。（3月7日）

（24）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老年合唱團在聯歡活動中3人感染，2人去世。去世的包傑丟下90歲的母親徐美武，她曾借紙筆給住進ICU的兒子寫信，但兒子並未看到。（3月15日）

（25）希文合唱團男高音部蘇華健3月6日去世，活躍的他突然失聯，直到訃告傳來。（3月15日）

將以上梳理的去世信息一口氣讀下來，確實讓人有種不幸接踵而至之感。日記中提到有人用“悲情城市”形容武漢，但方方認為若以春節期間為場景，“悲情”二字太輕，勉強可配上“慘烈”（3月2日）。而官方公佈的湖北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則讓人沮喪（3月17日）。

平心而論，方方在日記中對去世信息的記載本身也無可厚非，畢竟這些記載散佈在不同日期的日記裏，而且僅僅是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中的極小部分，日記只不過豐富了在疫情期間沒有遭遇生死問題的讀者對這些死亡數字的經驗質感。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方方記載了什麼，而在於她記載這些事件的用意，以及這些記載在《方方日記》的有機體系統中所發揮的功能作用。

​**（四）個體的悲傷、羣體的“慘烈”與“人禍”控訴**

方方記錄病人求診經歷、記載這些死亡故事，並不僅僅停留在對故事材料的陳述和堆積。無疑這些病人的求診經歷和死亡故事，都為方方將個體的悲傷匯聚為羣體的“慘烈”，進而將“慘烈”轉化為對“人禍”製造者的憤怒，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對於病毒吞噬完滿家庭的所有生命，方方發問“吞噬他們的，僅僅是病毒？”（2月15日）；藉助於常凱的絕命書，方方呼籲“罵我者可繼續高唱頌歌慶祝勝利歡呼偉大，嚇尿全世界，但不要無視武漢幾千個常凱們，倖存者需要為他們討公道”（3月10日）；在敍述中學同學去世的事例後，日記中更是聲稱一向為盛世而高歌的同學們這次卻説“不槍斃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憤！”（2月15日）。方方將政府和全社會在中後期防疫中取得的突出成績，與疫情初期的應對不力對立起來。反問“吞噬他們的僅僅是病毒？”、號召倖存者“討公道”，即是對政府追責問罪，即是申明政府在疫情中存在洗刷不掉的“人禍原罪”，即是否定“勝利”話語，試圖映襯為中後期防疫成績“高唱頌歌慶祝勝利歡呼偉大”的做法何等荒謬。同學們的態度和那句話，更是直露地揭示此次疫情中“盛世高歌”的不適用，“悲傷話語”已然演化為直指追責問罪的“憤怒話語”，“槍斃”更將這種追責欲求和悲憤的烈度推向極致。方方借“同學們”之口，將自己記錄這麼多悲傷故事的終極意圖表露無遺。3月15日，在為本可再活20年、卻因宣稱“人不傳人，可防可控”和毫無預警的政府而生命止步60多歲的老年合唱團去世成員唏噓不已之後，方方乾脆親自挑明她借這些故事試圖在讀者身上達到的目的：“我們這些活着的人，為讓自己生活得輕鬆，就可以不幫助他們這些枉死者追責嗎？追責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政府已替代病毒成為元兇，死難者皆是因人禍而“枉死”，讀者則有義務以追責的方式為死難者報仇。方方對讀者極盡慫恿和鼓動的意圖已昭然若揭。

方方極力通過刻畫“枉死”，將民眾的悲傷轉化為追責的憤怒。然而方方看似偶然的一次對於“枉死者”事例的選擇失誤，倒是真正招來民眾的一片憤怒。3月23日，方方在日記中敍述廣西援鄂醫護人員28歲的梁小霞在協和醫院暈厥，經搶救後去世。隨後便有消息稱，梁小霞2月28日暈厥，經救治已恢復自主心跳和呼吸，昏迷近一個月，不知何時醒來，但並未去世。方方不得不在3月24日的日記中對此進行回應，聲稱自己將“腦死亡”誤認為就是“去世”，承認自己缺乏醫學知識。“兩位醫生進行專業性講解後，説那就還是道個歉吧。我想，也是。向讀者、梁護士家人表示真誠歉意”（3月24日），這段話無疑透露出方方主觀上並不想主動道歉，白白放走一個好不容易捕捉到的“枉死”事例已令她惋惜不已，還想堅稱她所認為的“腦死亡”即是“去世”的邏輯，醫生只好用詳細的專業講解讓她承認自己的確錯了。隨後是醫生先提議道歉，否則她也許還沒有道歉意識。她只是無奈之下被動服從了醫生的安排，雖説是“真誠歉意”，其實也許內心仍是不情不願。

方方也極力刻畫羣體的“慘烈”，試圖通過描述殯儀館滿地無主手機的場景，向讀者傳遞一種向她“狠狠襲來”的悲愴感（2月13日）。她應該沒有料到這篇日記中的這個內容，卻為方方的批判陣營豎起了巨大的標靶。方方的日記中只是聲稱場景描述依據醫生朋友傳來的一張圖片，她在2月15日和3月7日的日記中回應稱，那張二手市場手機照片是微博用户“飛象網項立剛”趁她微博被封、律師授權書無法寄出時對她的造謠和構陷。但她遲遲不能公佈“醫生朋友”給她傳的那張照片，以致方方的批判陣營懷疑方方是否為了製造“慘烈”而蓄意編造了子虛烏有的殯儀館場景。比如有批評者稱自己詢問過一線醫生，認為新冠患者去世有嚴格的處理方式，遺物消毒後直接給家屬，不會送到殯儀館，並舉例重症患者丟失一部手機，院長也要受處罰，因失物身上的病毒遺患無窮，殯儀館手機扔得到處都是，不符合防疫要求。

但也有方方的擁護者指出該場景的可能性，認為疫情前期火葬場手忙腳亂，家屬不知逝者身份證、手機在哪裏，死亡證明都沒開就直接火化了。而方方則為批評者扣上“項立剛們的腦殘粉”的帽子，以傲慢的語氣稱“以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無法明白的東西，請先琢磨，不要忙於下結論，更不要開口即罵”，接下來便開始《方方日記》中被眾人熟知的關於“什麼是災難”的大段排比段落（2月16日），共用八個場景和一個總結，兼用對比的手法道盡“災難”與“日常”的諸多不同，以突顯“災難”本就應該是“慘烈”的，殯儀館出現無主手機的“慘烈”場景也是理所當然。她論證道：死者沒有家人在殯儀館相送，“不能留下遺物，沒有死的尊嚴，死就是死了”，疫情早期火葬場人手不夠、拖屍車不夠、焚屍爐不夠，屍體須儘快焚燒；早期混亂結束後，才有專家草擬報告，提出設法保存死者遺物，給死者及家屬更多人文關懷和尊重（2月16日）。方方還認為，質疑者需要了解當時每日死亡人數、屍體由醫院到火葬場的過程、死者遺物去向、醫院和火葬場的處境、鋰電池不能燒也來不及消毒時的處理方式、全國多少家火葬場援漢等，並稱“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會看到，但不是我拿出來，是照片的主人拿出來”（3月20日）。

不論殯儀館無主手機的場景是否真實存在，方方渲染“慘烈”以將民眾的悲憤引向對政府的控訴的企圖終究沒有成功。輿論的關注焦點沒有順着方方的思路向前推進到追責的地步，反而圍繞“慘烈”場景的真實性原地打轉，輿論中不少人對方方別有用心捏造“慘烈”而憤恨不已——憤恨沒有被引向政府，反而被引向了自己。

四、“被援助”背後的特權與分裂心態：

日記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一）“被援助”的生活

方方的批評者認為方方不能代表武漢人，因為方方過得就不是大部分武漢人的生活。的確，方方住在文聯大院，在日記中也從不迴避疫情之下“被援助”在她的生活中佔據的比重之大，而許多的“被援助”是大部分武漢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方方不但不迴避“被援助”，甚至還享受這種“被援助”，“被援助”的頻繁度以及某些項目招致輿論場上的巨大爭議。

經筆者梳理，《方方日記》中提及的“被援助”項目包括：

（1）20個N95口罩——中國新聞通訊社總編輯、校友夏春平送。（1月28日）

（2）一碟熱氣騰騰的生煎包子——鄰居送。（1月29日）

（3）三包口罩——讀到方方微博的責編小袁送。方方又將口罩分給因缺口罩而發愁的同事。（1月29日）

（4）青菜——來拿口罩的同事送。（1月29日）

（5）洪山交管局警官送侄女到機場返回新加坡。（1月30日）

（6）菜——鄰居女兒買菜順便帶來一些。（2月6日）

（7）香腸、腐乳等一堆東西——同院姨侄女送。方方感慨再關一個月也吃不完，她感受到災難之中大家同舟共濟，她表示“很感謝，也很温暖”。（2月6日）

（8）一袋食物（肉，蛋，雞翅，蔬菜水果）——各小區每家隔三至五天出去採購，同事丈夫採購時為方方和她的鄰居楚風家也買了，直送家門口。方方稱她屬於易感人羣，而楚風腰傷難動，因此成為照顧對象。方方説她家食物從未如此齊全，以她的食量夠吃3個月。（2月12日）

（9）口罩、酸奶牛奶、巧克力——網上接受中新社副總編夏春平採訪，下午來照相時送來。對同事説值班日過來把巧克力拿給孩子，因為孩子説“方奶奶是活雷鋒”。（2月22日）

（10）仟吉系列“工匠麪包”一箱——老闆陸先生送。鄰居道波幫方方拿回家，方方順手分送她一袋。方方説她們之間平時常交換食品，住文聯大院不缺吃的。（2月25日）

（11）饅頭、花捲——同事冒雨送來。方方感慨，自己多年來常得到鄰居和同事照顧，倍感幸運。（3月2日）

（12）愛心菜（幾棵生菜）——社區送。方方説，被惦記被關愛的温暖感很足。（3月4日）

（13）健康手錶——快遞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是誰。日記中希望對方“留個言，私下好表達謝意”。這隻手錶方方“折騰一下已經用上，感覺不錯”。（3月7日）

（14）幾條魚（已殺好，葱姜蘿蔔已備好）、乾果、信——成都劉先生請他的武漢朋友送來，讓方方煮魚湯喝。通過日記看到方方有糖尿病，特意買乾果來。方方對此表示“慚愧”和“感動”。（3月8日）

（15）風油精、一堆中草藥——方方説頭疼，同事讓天天在外奔波服務的丈夫送來。（2月19日）

（16）幾罐雞湯——同事的丈夫送來，方方感到非常意外，但也笑納。（2月20日）

方方如此頻繁地“被援助”、脱離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狀態本身，就是一件可爭議之事。在大部分普通民眾靠着團菜和志願者的幫助而維持生活的時候，方方卻受着來自鄰居、同事和各種朋友不斷的供養。支持者認為這只不過反映方方作為一個作家，對社會各行各業接觸面廣，積累的社會資本多、人脈廣而已，因此無可非議。批評者則將這種現象定性為“權貴之間送來送去的人情”，當然方方支配他人源源不斷輸送資源的“權貴”地位是自致性的，但即使如此依然不改其“權貴”的性質。這種看法在支持者看來，毋寧表現的是批評者的“羨慕嫉妒恨”。

（二）特權與分裂心態

不過無論如何，退休的方方與一條寵物狗安居文聯大院，在疫情期間依然過着脱離大部分武漢人生活樣態的養尊處優的生活。她一面在日記中為疫情中的受難者而哭，甚至號召全體武漢人為自己而哭，一面自己卻表達着自己接受援助後感到的小幸運、小感動、小慚愧、小意外，字裏行間透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心態。她會為自己而哭嗎？會為天天在外奔波服務卻還要想着為她送中草藥、送雞湯的同事丈夫而哭嗎？顯然不會。

有批評者説方方“每天都有送魚送肉送麪包的，吃都吃不完，哪能真正體會普通武漢人的艱難生活”。但支持者反駁，在“同情地理解”的邏輯之下，自身即使不生活在底層，也不一定不能代表底層人説話，不一定描繪不出底層人的鮮活生活。誠然，要理解一個階層，並不一定要成為一個階層的人，前文也論證過方方其實也知道一線工作者工作的辛苦和艱難，也知道疫情之下眾多武漢家庭的處境，在日記中對他們的描述也不可謂不生動。但方方的問題出在，她一面享受和笑納不斷“被援助”的生活、一面卻又號召全民同悲，這種分裂的心態顯露出她為眾人哀慟的虛偽，以及慫恿眾人哀慟的別有用心。

這個問題突出反映在方方對“20個N95口罩”的接收上。記載這件事的日記出現在1月28日，當時武漢疫情阻擊戰正處在醫用物資短缺的緊要關頭，而天天在家獨居、聲稱自己行動不便的方方，卻心安理得地接收了中新社總編輯贈送的20個N95口罩，然後又在日記中為前線醫生的巨大犧牲而哀哭，無怪乎有批評者稱方方在日記中流下的都是“鱷魚的眼淚”。“哭”在方方的日記裏成為一種慫恿和煽動他人達到她政治目的的工具，巨大犧牲正好為方方達到政治目的預備武器彈藥。在這個邏輯下，方方接收20個N95口罩時自然心裏不會有絲毫猶豫和不安。

更大的爭議聚焦的是1月30日的日記所載“方方侄女被警官護送至機場”一事。1月30日，方方通過日記“感謝洪山交管局派肖警官送侄女到機場返回新加坡”，並稱“有急有難找警察最靠譜”。在武漢市已經實行私車禁行令的情況下，洪山交管局派警官護送方方侄女，顯然有洪山交管局濫用公權之嫌。而“有急有難找警察最靠譜”的説法典型反映出一種扭曲的“服務型政府”觀，這種説法分明是倡導市民在生活中放棄在本應由自己處理和解決的問題上的自我責任，加劇市民對自我責任和政府責任邊界的認知錯位，極易產生號召市民生活中“等靠要”、“自己不去解決，都坐等政府幫忙解決”的效果。特別是在當時一線人員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無視自己能夠使用公權力的特殊性而類推建議民眾“有急有難找警察”，簡直就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也許是為了洗白洪山交管局的責任，方方在3月12日的日記中又澄清説：“我認識洪山交管局輔警小肖，詢問可否去機場，肖警官用私家車送機。……我真是守規矩，特意去諮詢。”並且還“感謝武漢警察不僅白天工作在一線，還用休息時間給處於急難中的武漢市民、在漢滯留人員以幫助”。從“洪山交管局派”改口為“我認識交管局輔警小肖”，本來由交管局背的鍋又被方方藉助“感謝”甩到了輔警小肖頭上，“濫用公權”的性質轉變為“私用特權”。有支持者為方方辯解稱，方方只是用了她的影響力，是她自己努力的結果，也是服務型政府對公民的基本福利，與特權無關。然而，所謂“特權”是一種超出一般權力限度的狀態，它的產生方式並不影響和改變這種狀態本身的屬性。當時許多醫護人員都無車接送，還有許多即使報警都無法出行住院的人，這就是大部分普通民眾的一般權力狀態。方方既然能一個電話就能指揮動一名輔警打破私家車禁行令，用自己的私車送一個外籍人去機場，這種個人能量當然屬於超出一般權力限度的“特權”。方方一面痛恨特權，一面又流暢自然地使用着特權，這種“雙標”自然引起輿論中的一場罵戰。

另外，方方的改口，以及為何不由新加坡大使館來撤僑、為何中午抵達新加坡的撤僑飛機在方方的日記中卻是清晨落地等疑問，毫無疑問加深了批判者對方方在日記中所載事件真實性的懷疑。有關《方方日記》中的“雙標”和“真實性”問題，留待後文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