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丨災難經濟學續篇：“或然性信息”與“無悔行動”_風聞

來源：信睿週報第24期

文 / 樊綱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2003年，在“非典”（SARS）肆虐的日子裏，我寫過一篇題為《災難經濟學》的短文，把災難分成兩類：一類是殺人毀物的災難，如戰爭、洪水；另一類則是危害生命但不破壞物質的災難，如瘟疫和金融危機，這種災難導致人類的社會活動減少，從而損害了人們的經濟利益。文章發表後不久，SARS過去了。此後十幾年的時間裏，雖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災難，但是對我們的影響遠不如SARS那麼強烈，所以這個話題再也沒有被提起。後來我編輯出版文集，也沒有收入這篇文章。沒想到，時隔17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這篇文章又被人們想起，“挖掘”出來放到網上，以至於我想到要寫這個“續篇”。

SARS歷時較短，當時我主要思考的問題是疫情之後經濟的復甦，所以文章較為集中於短期內需求側的分析。戰爭一類的災難本身要消耗大量物質，同時還會毀壞城市與工廠，所以戰後重建會產生大量的需求，形成某種戰後繁榮。而SARS一類的災難並不產生這種需求。因為要阻斷傳染病的擴散，它只會減少甚至停止人們的活動，包括各種消費和投資活動，過後並不產生新的需求，基本上只是恢復了原有的需求。這時，要彌補疫情期間經濟的下滑，就要由政府出台政策來增加一些額外的需求（不過由於當時投資增速還在加快，所以文章中説不需要特殊的政府刺激政策）。

災難當然也會對供給側產生影響，這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表現得特別明顯。戰爭從人和物兩個方面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所以，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在戰後會經歷一段時期的物質短缺與通貨膨脹。而瘟疫大大減少了人們的生產活動，生產能力“閒置”，不僅人不能從事生產活動，機器廠房也因勞動力的減少而開工率不足。所以，面對這種災難導致的經濟下滑，國家在供給側的重要措施是幫助職工返崗復工，幫助停產減產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克服債務壓力，逐步恢復設備利用率。新冠肺炎疫情在這個問題上具有典型性——由於新冠病毒潛伏期長，傳染力強，沒有症狀也會傳染（這是新冠與“非典”最重要的差別，其經濟意義也特別重要），所以隔離期更長，“封城”的時間也更久，即人們無法活動的時間特別長，供給能力不能發揮作用的閒置期也特別長。這會對經濟增長和產業鏈產生較大的衝擊。總之，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不同災難對生產供給的影響，採取相應的經濟政策。

新冠肺炎（紅色）與其他疾病（藍色，從上到下分別為：埃博拉、MERS、H7N9禽流感、肺結核、SARS、1918年H1N1流感、季節性流感）R0值和致死率的對比。目前對新冠肺炎病死率的估計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於其他大規模疫情的病原體，如SARS、MERS和埃博拉。但是這種感染似乎比季節性流感等其他疾病更容易傳播。新冠病毒的基本繁殖數R0值約2到2.5。（圖片來自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five powerful charts，Nature，2020-03-18）

但是，基於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最尖鋭的經濟學問題，是“不確定性”。雖然當年SARS疫情下的經濟發展也面臨相同的問題，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確定性問題特別突出、特別嚴重。不確定性問題，也是近幾十年來經濟學前沿領域一直在研究的問題。

所謂“不確定性”，是指由於人們對一種事物的知識與信息知之甚少，從而不知道它的發生規律和變化趨勢。對於一種事物，人們掌握的信息與知識程度不同，不確定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即便在有了一定知識和信息後，只要這些信息還不充分、不準確，就仍然屬於不確定信息。有時，人們可以知道它在概率的意義上大概會呈現什麼樣的變化規律。比如，有“百分之幾”的可能性是這樣，相對應的有多少收益或損失，等等。具有這種不確定性的信息，也可被稱為“或然性信息”。正因如此，學經濟學的人一定要學數學裏的概率論，許多經濟問題都要用概率的方法加以處理。

新冠病毒是一種以前沒有出現過的病毒，所以人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的第一個不確定性，就是在發現初期（幾周，或幾個月？）對其一無所知。這裏麪包括了一系列的問題：它是如何產生的？源頭在哪裏？它是如何導致人生病的？醫學病理是什麼？它會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染？怎麼傳染？傳染途徑有哪些？潛伏期多長？

哪些人容易被傳染？致病率多高？有沒有藥可治？死亡率多高？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可以説我們對這些問題多少有了一些瞭解，對一些關鍵問題有了確定的認識。比如：確定有人與人之間的社區傳染，有些事就可以做決斷了（比如封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後，一些國家和地區直接實行了14天的隔離措施，是因為中國的經驗使其對病毒的傳染週期有了較為確定的認識。最難的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裏，當一切都還不確定時，公共衞生防疫機構和政府怎麼做決策？依據什麼做決策？做怎樣的決策？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德國漢堡，一架帶有“STAY AT HOME！”字樣橫幅的飛機從天空掠過。（圖片來自Unsplash @pirye）

一旦病例出現，就會帶來一些信息，這時發現病例的醫療機構和地方政府要及時把這些信息上報、傳遞給法定權威機構的專家進行科學分析。但是，一種公共衞生疾病的定義和判定是需要一定的科學研究過程的，是要由公共衞生領域的專家進行研究分析，經過同行的審核並由法定權威機構最終認定，然後根據法定程序公佈於眾的，不是由幾個人基於幾個病例就能確定的。沒有及時上報信息是一個問題，但即使上報了信息，處理這些信息並進行專業的科學分析都需要數量充分的病例樣本和病理數據，需要一個觀測病毒演變的過程。直到基本的問題搞清楚（當然還不可能是完全的清楚）之前，可以説我們都處在一個“信息不確定時期”。這個時期可能是幾周，也可能是幾個月。在科學還不那麼發達的時候，有的傳染病可能蔓延了好久，在死了很多人後，人們還沒有搞清楚傳染病的基本信息。

從不確定到確定，認知的進步總有一個過程，這沒什麼奇怪的。但問題是，在這個不確定的時期裏，人們可以做什麼？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是不是要採取行動？打一個比方，我開着車，但不清楚前面的路該怎麼走，所以我停下車來不走了，最多會因為我的無知耽誤一些時間，不會有其他的後果。但是，面對傳染性疾病，你可以無知，可以不確定，但是在你不採取行動的時候，它會傳染開去，使你失去防控它的大好時機！現在，我們就面臨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這時該怎麼“發佈信息”？要停止公共聚集，這可是個大舉措，怎麼向公眾説明為什麼要這樣做？你自己還不知道的許多事情，怎麼向公眾説明？我國的公共衞生防疫法規要求醫院、衞生機構和基層政府及時上報疫情，但是，確定疫情和公開發布疫情的確定信息，要由中央政府指定的權威機構在對疫情進行了相當充分的科學分析研究之後才能做出。問題不在這之後，而在這之前：在中央權威機構發佈確定性信息之前，從中央到地方，在那個當時可能感覺是“漫長的”的不確定時期當中，我們怎麼做決策？做出決策後又怎麼向公眾解釋？在還沒有確定信息的時候，向公眾發佈什麼信息？能發佈什麼信息？

我們不能在事後有了確定性信息的時候，去指責當時處於不確定時期的決策者無法發佈確定的信息，也無法根據不確定信息去做出後來才做出的決策（失職瀆職行為是另一種問題）。我們不僅不能盲目決策，魯莽行動，還要防止根據虛假的信息做出錯誤的決策。之所以需要走法定程序，進行科學分析，以儘可能地獲得真實可靠的確定信息，就是要避免出現這一類問題。

但是，在這個不確定時期，難道我們就應該毫無作為，白白讓寶貴的時間窗口流失嗎？

這就是我們可能陷入的困境！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來應對這段“漫長的”不確定時期，即實事求是，承認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時期發佈“或然性信息”，並根據這種或然性信息在局部範圍內相機抉擇，及時採取一些“不會後悔”的、級別較低的防疫措施。

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處公園懸掛標識提醒人們注意保持保持社交距離。（圖片來自Unsplash @rosa_roth）

“或然性信息”就是不完全信息或不確定信息。它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信息，只是在少量信息的基礎上加上人們的一些推測和判斷（當然是一些初步的判斷），因此具有或然性。實際上，人類的知識和信息總是不完全的，都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於有些事物，我們已經瞭解得比較深入透徹了，而對新出現的事物則瞭解較少，因此或然性就比較大。時至今日，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也還是不完全的，權威疾控機構所發佈的信息也帶有一定的或然性。

發佈信息的目的是採取行動。不採取行動，就不需要發佈信息。請注意這裏説的不是向上級防疫機構隱瞞信息的問題，而是在説如何向公眾發佈信息的問題。防疫機構如果公佈了信息，就要採取相應的行動，否則只是造成大家的恐慌，於事無補。

在信息還很不完全、情況還很不確定的時候，當然不可能採取重大的行動，但是可以採取一些成本相對較低、擾動相對較小、負面效果相對輕微的措施，事後發現早期判斷有誤，糾正起來也較容易，不會因為採取了這些行動而後悔。我們稱這一類行動為“無悔行動”。

比如，首先可以加強一個區域（或城市）內的醫護人員的防護。這個成本不高，且對醫護人員的健康有好處，即便疫情是假的，採取這樣的行動也不會後悔。接下來可以呼籲相關城市裏的居民戴口罩，這雖然有一些成本，比如口罩本身的物質成本，還有人們戴上口罩產生的不適感，但成本相對還是較小的。隨後，還可以加大對市區街道的清潔劑噴灑，強化商場和娛樂場所等公共區域的保潔，限制和減少大型集會和聚集性活動等，這些都屬於成本不高的防疫措施。再進一步，隨着情況進一步明朗（即確定性進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甚至還可以採取“局部封城”的措施，就是對個別居民小區和商業街區等實行更嚴厲的限制舉措。當然這個舉措的成本就比較大了，對社會的震動也會比較大。但從全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局部防範措施的成本仍然是較低的，而這一措施的收益則是：及時地把疫情控制在較小的局部範圍內，避免發生大規模的公共衞生危機。如果事後證明這樣做是小題大做，糾正起來也不難，不會導致大的社會震動。以上這些措施都是在疫情不確定時期可以採取的行動，也是中央權威機構有了更確定的信息並做出全局性防疫決定之前，在局部範圍內可以採取的早期防疫措施。

為避免過度囤積、庫存儲備告急以及價格上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計劃，圖為當地居民在藥房外排隊購買口罩。（圖片來自Unsplash @macauphotoagency）

“無悔行動”最重要的含義要“反過來”解讀：如果現在不採取一些行動，哪怕是一些擾動較小的行動，浪費了防疫的時間窗口，我們將來會更後悔！

有一個類似的情況可供讀者參照，幫助理解什麼是“或然性信息”和“無悔行動”，以及二者的關係。現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已經加入到減少碳排放、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努力中來。對於氣候變暖問題，科學界很早就開始研究，但也存在很大的爭議，特別是在“氣候是否在變暖”“變暖是否是人類的碳排放行為所導致”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存在着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導致氣候變暖問題在國際上長期得不到重視且世界各國無法採取一致的有效行動（特朗普到現在還持否定態度並促使美國從國際協議中“退羣”）。而防止氣候變暖運動的一個轉折點，是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以“或然性分析”的方法向全世界傳遞了一些帶有或然性的信息。他指出，我們不能完全確定減少碳排放是否一定能防止氣候變暖，但根據現有的信息，我們可以分析得知，如果我們採取這樣一些措施，會有百分之幾的概率使氣温在2050年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如果採取規模更大的行動，就可以有更高的概率達到同樣的目的，等等。這些信息是或然性信息，是概率分析，體現了科學界的坦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與此同時，也向公眾傳遞了這一問題的發展演變趨勢，從而為人類採取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此外，經濟學界還相應地提出了建立在或然性信息基礎上的“無悔減排”概念。它指的是，既然我們今天採取的行動是建立在或然性信息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就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在氣候問題上，有一些科學家仍認為氣候變暖不是碳排放導致的，如果他們最終被證實是對的，那我們現在豈不是白費力氣，白花了成本？但是，如果我們今天首先採取一些行動，成本很小，而且還有一些其他的收益，即使將來科學界真的證明了氣候沒有變暖或氣候變暖與人類碳排放無關，我們也不會太后悔。比如，如果我們花費一些努力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減少碳排放，同時，提高效率可以使企業增加收益，使淨利潤率有所提高；即使淨利潤率沒有提高，我們將來也不會因為做出這些行動而太后悔。這就是所謂的“無悔行動”。這也就是説，當信息很不確定的時候，我們只好採取一些成本較小的行動，有了更確定的信息與知識後，我們才可以採取更重大的行動。

工作人員對北京的一處公共場所進行消毒。（圖片來自Unsplash @antaresqsq）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重大防疫措施（如啓動較高級別的疫情響應機制，如“封城”等）的決策，一定要建立在擁有較為確定的知識與信息的基礎上。這種確定性信息，一定要由法定的權威機構通過一系列信息蒐集和科學研究之後提供，由中央政府在此基礎上進行決策。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對此已有明確規定，不可動搖。

2. 從病例出現開始到法定權威機構宣佈較確定信息（給病毒“定性”）的時期，都屬於“信息不確定時期”。在這一時期，醫療機構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及時向權威部門提供真實準確的信息，以保證我們對疫情的認識越來越確定。這點在我國現行法規中也有明確規定，需要切實貫徹執行。

3. 與此同時，在國家重大公共衞生事件管理法規中應該有這樣的條例：允許地方防疫機構和地方政府在信息不確定時期擁有以下權力——一是發佈“或然性信息”的權力；二是採取較為温和的、審慎的“無悔行動”的權力，採取“無悔行動”作為局部的早期防範措施，不浪費寶貴的時間窗口。所採取措施的嚴厲程度，不僅取決於疫情本身的嚴重程度，而且取決於信息的確定程度。若信息確定程度較低，地方政府可以採取不那麼嚴厲的“無悔行動”；在信息確定性達到較高的程度且確定疫情嚴重程度也很高的時候，才能由更高級別的權威機構決策採取更為嚴厲的防控措施。湖北的一個地級市，就是因為在武漢封城之前就較早地採取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公共防疫措施，後來成了湖北省內除神農架之外病例最少的城市。當地政府官員後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説當時採取這些行動是“不那麼合規的”，説明當時的規定中並沒有我們這裏提議的這一條，是一個需要改進完善的地方。

4. 需要明確的是，發佈信息與採取行動二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為補充：不能採取行動，就可以不發佈信息（當然仍要在內部自下向上傳遞信息），也不需要發佈信息，因為這時信息還是很不確定的；發佈了“或然性信息”又不能採取行動，只會造成社會混亂。但是，如果想讓地方政府採取早期防範行動，就一定要允許它可以發佈一些當時所能知道的但還不那麼確定和權威的“或然性信息”，不然就無法向公眾解釋為什麼要採取這些防疫措施。同時，也要在發佈“或然性信息”時明確地告訴當地民眾這些信息還不那麼確定，最終的權威信息和重大決定要由更權威的機構做出。

5. 地方衞生防疫機構和地方政府採取行動的權力，也要通過法律法規加以明確，要有實施細則、決策程序和行動指導，也可以分為幾級響應（可以稱為“早期響應”），都要按程序辦事。

現在討論這些問題，當然都是亡羊補牢，但卻能讓我們在下次出現類似情況時做出比這一次有所改進的行動。當然，人的知識永遠都是不完全的，只能隨着實踐的發展而逐步完善。關於災難經濟學的其他問題，或許要到下一次災難發生時，再寫續篇討論。當然，但願沒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