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取與交易：美軍對日本731部隊的調查_風聞

來源： 醫學與哲學•作者：  張豔榮 楊微 李志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1948年11月12日，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進行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早在1925年，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在日內瓦簽訂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然而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前夕，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為首的絕大多數日本731部隊成員為逃避戰爭審判逃回日本，甚至不惜以假死等形式竭力掩蓋其在731部隊的經歷。東京審判前，美軍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秘密接觸並對日本731部隊進行調查，對20多名731部隊成員進行問訊並達成秘密交易，以免除戰爭罪為條件獲得了731部隊大量研究資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關於日本731部隊細菌戰調查的系列報告，這些報告被作為機密資料收藏。20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國家檔案館對這批資料分批次、有選擇地進行了解密，本研究就是基於以上解密報告。

01美軍調查報告1.1《莫瑞·桑德斯報告》

1945年8月下旬，美國德特里克堡（美國生物武器研究發展中心，位於馬里蘭州弗雷德裏克）微生物學家莫瑞·桑德斯（Murray Sanders）受命赴日本調查細菌戰，調查持續了2個月（9月~10月）。在日本，他接觸了下野的陸軍大臣下村定、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及軍醫大佐增田知貞、軍醫學博士內藤良一等731部隊成員，在東京還問詢了包括731部隊、陸軍軍醫學校、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醫務局等有關人員。桑德斯於1945年11月1日完成調查報告，呈送美國陸軍太平洋總司令部，見圖1。報告分三部分：報告之一為“日本科技情報調查報告第五卷：細菌戰”，報告對731部隊的研究範圍、指揮系統和職責、人員構成、組織機構、整體規模，以及對疫苗和血清年生產能力等都進行了詳細記錄，繪製了731部隊所在地哈爾濱平房略圖和5張細菌炸彈圖紙；報告之二為“細菌戰”，是對陸軍軍醫學校、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醫務局等有關人員的訪談記錄，包括井上隆朝、金子順一、內藤良一、增田知貞、新妻瀉一等，內容涉及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瘧疾、結核、傷寒、霍亂、鼠疫、天花、破傷風等的免疫研究，青黴素培養以及相關防禦研究和平房研究所情況）；報告之三為“日本生物戰的補充信息”，包括桑德斯對若松只一、梅津美治郎、下村定等的訪談實錄。報告之一所附的一份會議備忘錄中有一段話可以看出美軍高層對調查活動的態度：“儘管丹·莫蘭（Dean Moreland）對莫瑞·桑德斯上校關於日本細菌戰研究所做調查非常熟悉，但他沒有涉及這方面內容。當化學戰部主任威特（Alden Waitt）將軍問是否應該做進一步的細菌戰調查活動時，丹·莫蘭認為除非有機會參觀滿洲的哈爾濱血清研究所，否則就應該獲取相對較多一點的重要信息。”[1]

1.2《阿爾沃·T·湯普森報告》

1946年4月~5月，美軍從德特里克堡派遣阿爾沃·湯普森（Arles Thompson）中校去日本調查。湯姆森赴東京後對石井四郎及25名親信進行詢問，得到《哈爾濱地區草圖》《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組織結構一覽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職責概況》《平房研究所工作概述》等信息。1946年5月31日，湯普森完成了《關於日本生物戰研究的報告》，現簡稱《阿爾沃·T·湯普森報告》，見圖2。報告主要是根據石井四郎供述整理。相對於《莫瑞·桑德斯報告》，此報告關於細菌戰研究的內容更加充實，觀點進一步明晰，主要表現是從石井四郎處獲得了更多關於細菌戰研究的情況。此次石井四郎提供的細菌戰研究內容包括：細菌、病毒疫苗研究和血清學研究，以及高磺胺、青黴素等的治療研究。此外，石井四郎還供述了其詳細的從軍履歷、教育背景、出國考察細菌戰等情況，提交了對21種細菌戰劑、4種細菌攻擊方式的研究報告以及10張細菌炸彈圖紙。此次調查結論認為，

【“日本人試圖將細菌戰方面的活動減少到最小範圍，尤其是針對攻擊性方面的研發所做出的努力”，“即使擁有一種可使用的細菌戰武器，日本也不太可能使用，因為害怕遭到化學武器報復”，“根據目前所知，日本並沒有得到關於美國細菌戰方面的信息”。】

同時，報告也認為這種結論的得出與石井四郎在問訊中有意引導其關注防禦性研究有關[2]。報告的這種不完全肯定性結論為以後的繼續調查留下了伏筆，美軍一方面對信息可靠性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時又心存疑惑。

1.3《諾伯特·費爾報告》

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植物實驗部諾伯特·費爾（Norbert Fell）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調查。這次調查啓動源於1947年2月來自遠東司令部情報部消息。該消息稱日本細菌戰組織許多前成員寄給遠東軍司令部總司令的大量匿名信中提到在哈爾濱平房進行的各種人體試驗。費爾在日本進行了2個月的調查，與石井四郎、增田知貞、金子順一和內藤良一等19位細菌戰研究人員進行了會談，得到石井四郎等提供的有關731部隊和第100部隊進行細菌戰的資料。這次調查比前兩次調查取得了更加深入和豐富的調查結果，主要有:**（1）參與細菌戰研究的19人用近1個月時間撰寫了60頁關於細菌戰情況的報告，包括對炭疽、鼠疫、傷寒、甲乙型副傷寒、痢疾、霍亂、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彈實驗、噴灑實驗、穩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2）由石井四郎撰寫1篇關於整個細菌戰項目的論文，該論文包括他在細菌戰武器應用方面的戰略、戰術觀點，在各種不同地理環境下的武器應用，以及他有關生物戰理論的完整論述，論文是對他細菌戰領域20年經驗的概述；（3）調查獲悉，有從200多例因感染不同細菌戰劑而致病的患者身上獲取的約8 000個病理切片，這些切片曾被隱藏在寺廟或日本南部山上，曾經執行操作或指導全部操作流程的病理學家正在給這些切片拍攝顯微照片並提交關於這些切片、實驗室實驗計劃和病史的完整的英文報告，報告將於8月底完成；（4）**獲得600頁的印刷文章，內容涉及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所導致的鼠疫的全部領域；另有1本約100頁的小冊子記述了細菌戰或化學戰的某一階段。兩份文件都是日文，沒有翻譯。根據這些資料，費爾在1947年6月20日完成了調查總結報告《日本細菌戰活動最新資料概要》，現簡稱《諾伯特·費爾報告》，見圖3。報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報告正文，經德特里克堡呈送化學戰部，正文報告了這次調查的概況和獲得的信息，包括日本人撰寫的60頁細菌戰情況報告的全部內容，即炭疽、鼠疫、傷寒、甲乙型副傷寒、痢疾、霍亂、鼻疽進行人體試驗和野外實驗所取得的數據，以及日本人研究得出的結論——鼠疫和炭疽是有效戰劑。在這一部分中，有一段話應引起特別關注，

【“關於人體試驗的資料，當我把它同我們盟軍所擁有的有關動物的資料聯繫在一起時，會證明其無比珍貴的價值”，“關於病理學的研究和其他有關人類疾病的信息，可幫助我們在嘗試研製真正有效的炭疽、鼠疫和鼻疽等疫苗中提供實質的幫助。既然日本人全部承認了他們的細菌戰研究，我們就有可能在他們從事化學戰、殺傷性射線和海軍研究的實際工作中獲得有用的資料”。】

這段話暴露出隨着調查不斷深入，美國人的心理變化以及隨後可能導致的調查動機的變化，而且隨後就體現在第二部分的補充報告中。第二部分是費爾於1947年6月24日向德特里克堡方面和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的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將軍提交的補充報告，報告對上述病理切片、顯微鏡下照片及印刷材料提交情況進行了説明，報告最後部分提出“此次調查的全部信息均保留在情報渠道中”，“不得用於戰爭罪起訴”[3]。

1.4《托馬斯·B·英格利斯報告》

該報告是1947年8月5日由美國海軍情報部技術情報中心根據細菌戰調查所得資料編輯整理而成，由美國海軍情報部主任、海軍少將托馬斯·英格里斯（Thomas Inglis）撰寫，見圖4，主題為《關於日本細菌戰的調查報告》，呈送海軍部，內容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對日本細菌戰研究的啓動原因進行概述，即石井四郎在未獲得天皇批准的情況下由其個人主張並組建的細菌戰組織；二是對平房研究所及其研究情況進行概要説明，包括防禦性研究和進攻性研究，內容同前幾次報告；三是關於人體試驗的信息，以及對《諾伯特·費爾報告》中提到的60頁報告的全面轉述；四是對日本細菌戰計劃的評價，認為“尚不明確日本進攻性細菌戰計劃背後的目的”，認為“日本人的興趣主要在於指導軍隊的攻擊”，“如果停止對日本的監視，日本將在5年內準備細菌戰行動”；五是日本細菌戰人物，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增田知貞、金子順一、北條圓了等簡要説明。同時在附件呈送遠東總司令部的電文中還提出為全面分析增田知貞《細菌戰彙編》報告，要對安達試驗場情況進一步調查的請求。隨報告呈送的附件還有美國、英國、前蘇聯、德國、法國、波蘭、日本、意大利、瑞典、瑞士、比利時、荷蘭、挪威、中國和其他遠東國家細菌戰方面資料[4]。從這個報告看，美軍可以認定日本人進行了進攻性細菌戰武器的研究。同前幾個報告相比，這個報告只是一次總結整理，並沒有體現出太多的感情色彩和動機問題。

1.5《埃德温·V·希爾報告》

1947年10月29日~11月25日，美國德特里克堡基礎科學部主任、細菌學家埃德温·希爾（Edwin Hill）與約瑟夫·維克多（Joseph Victor）接替費爾繼續調查日本細菌戰，目的是對以上調查進行補充，對731部隊提交的各項報告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進行驗證。調查期間，希爾和維克多對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太田澄和增田知貞等22名731部隊成員進行問訊，根據問訊記錄撰寫了《細菌戰調查總結報告》即《埃德温·希爾與約瑟夫·維克多報告》，現簡稱《埃德温·V·希爾報告》，見圖5。報告詳細記載了調查目的、方法以及獲得的新情報，希爾於1947年12月將報告提交給美國化學戰部長官奧爾登·維特（Alden Waitt）。報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報告正文，包括此次調查目的、方法與調查結果等內容；第二部分為對高橋正彥、太田澄、石井四郎、早川清、山內雄二郎、津山義文、增田知貞、田部井和、小島三郎、細谷省吾、上田勝政、宣旨內野、岡本耕造、八木澤行正、石川太刀雄丸、笠元四郎、北野政次、石光燻、有田昌義、濱田豐博、作山元治和二木秀夫22名前731部隊成員的問訊記錄及他們提交的研究報告，共涉及731部隊研製的25種細菌戰劑的人體試驗數據及研究結果，相比之前報告，這部分內容非常詳實。在第一部分關於調查目的的説明中，除了是要獲取必要的補充情報以對此前日方提交的各項報告進行證實之外，還要對前次調查中731部隊轉移到日本的人體病理標本進行調查並獲取相關説明資料，調查結果部分相應對這些病理標本的來源進行了説明，即“在金澤市收到的病理學資料是根據石川太刀丸雄於1943年從哈爾濱帶回的500份人體病例整理而成。其中，400份有充足的材料可進行研究”。報告正文結尾部分有一段特別的文字同樣表達出調查者在此次調查後的心理感受：

【“該調查中收集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補充、完善了之前這個領域的面貌。這是日本科學研究人員花費幾百萬美元歷經數年獲得的研究成果。有關人類對這些疾病易感性的信息，是通過用特定劑量細菌感染人而獲得。由於進行這種人體試驗會受到良心譴責，所以在我們實驗室裏無法獲得此類信息。為獲得這些數據，我們花費了25萬美元，但這與實際研究的成本相比，實在微不足道。”[5]】

02日本731部隊的研究報告美國解密的731部隊檔案文件中，有3個特別的實驗報告書: 《“A”報告》《“G”報告》和《“Q”報告》，這3個報告即《諾伯特·費爾報告》中提到的計劃於1947年8月底完成的那些報告，是前731部隊成員同美軍進行秘密交易的核心資料的一部分，也是能夠證明731部隊進行細菌感染人體試驗的直接證據。報告最初保存在德特里克堡，後被轉移到猶他州達格威試驗場研究中心，1978年被解禁，現報告原件存放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另有副本存放於美國國家檔案館Ⅱ館。3個報告封面上都有“達格威試驗場技術圖書館”字樣，時間是1960年5月6日，報告均沒有作者姓名標識。日本學者莇昭三據《諾伯特·費爾報告》和《埃德温·V·希爾報告》記載推斷，《“A”報告》和《“G”報告》是由日本731部隊病理班班長石川太刀雄丸撰寫，而常石敬一則認為以上3個報告均為其一人整理。《“A”報告》是關於炭疽研究的報告，《“G”報告》是關於鼻疽研究的報告，《“Q”報告》是關於鼠疫研究的報告。3個報告都沒有對所使用的病理標本進行説明，根據《埃德温·V·希爾報告》，應為石川太刀雄丸於1943年從哈爾濱帶回到日本金澤大學、取自約500人體病例中適於研究的400例標本。另據《“Q”報告》上文本信息“以日文起草的報告於1948年7月提交給美國陸軍”推測，其他2個報告大概也是此種情況，最初的文稿並非為《諾伯特·費爾報告》計劃提到的“完整的英文報告”，現在看到的解密英文版《“A”報告》《“G”報告》和《“Q”報告》應是翻譯後文稿[6]。

03幾個報告的關係《莫瑞·桑德斯報告》《阿爾沃·T·湯普森報告》《諾伯特·費爾報告》和《埃德温·V·希爾報告》是美軍對日本細菌戰情況進行系列調查後形成的系列調查報告，《托馬斯·B·英格里斯報告》是根據細菌戰調查所得資料編輯整理的總結性報告，以上幾個報告逐漸描繪出隨着美軍調查不斷深入、日本人從開始承認進行細菌戰研究並不斷提供更多研究資料的過程，《“A”報告》《“G”報告》和《“Q”報告》即是日本731部隊進行人體試驗研究的最直接證據，是對人體感染炭疽、鼠疫和鼻疽之後病理改變的真實記載，也是美軍調查、與日本戰爭罪犯進行交易所收穫的果實[7-9]。

醫學科學是關於人體的科學，近代以來以實驗為基礎的醫學各學科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實驗研究，但這種實驗研究基本都是動物模擬實驗，從沒有人在如此極限程度上對人體進行研究。基於此種情況可以看出：一方面，《“A”報告》《“G”報告》和《“Q”報告》的科學價值史無前例；另一方面，《莫瑞·桑德斯報告》《阿爾沃·T·湯普森報告》《諾伯特·費爾報告》和《埃德温·V·希爾報告》形成時間和內容所反映出的美軍調查動機的演變乃至這場交易逐漸形成的過程，即隨着美軍調查深入和對日本731部隊細菌戰研究狀況的逐步瞭解，其調查動機從開始時候對日本731部隊細菌戰研究目的是進攻性研究還是防禦性研究的關注逐漸轉化為以攫取日本細菌戰研究成果為目標的過程。面對如此珍貴的研究成果，戰爭犯罪還是人體試驗研究科學價值孰重孰輕、對哪一種選擇更符合國家利益的衡量最終導致了這場隱蔽交易。

04結語戰爭煙雲雖已散去，但戰爭創傷和留給人類的問題卻依然存在。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對日本首要戰犯進行的東京審判沒有包括對以上參與細菌戰與人體試驗研究戰爭犯罪的審判，其原因通過對以上系列報告的解讀可以探知。在利益面前，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都是選擇了利益而抹殺了人性。審判者選擇獨享果實，犯罪者選擇了交易，中國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沒有人為這種泯滅人性進行研究的犯罪行為負責，戰爭審判的意義因此而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1]Report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Survey in Japan:Vol.5: Biological Warfare[Z].Location:390/40/01/05,RG#165,ENTRY#488,Box181,National ArchivesⅡof USA,Maryland.

[2]Report on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BW) Activities[Z].Location:2910,RG#IWG Ref.Coll,National ArchivesⅡof USA,Maryland.

[3]Brief Summary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Japanese BW Activities[Z].Location:290/03/19/02,RG#175,ENTRY#67A4900,Box196,National ArchivesⅡof USA,Maryland.

[4]Naval Aspects of Biological Warfare[Z].Location:190/25/17/07,RG#330,ENTRY#199,Box103,National ArchivesⅡof USA,Maryland.

[5]Summary Report on B.W.Investigation[Z].Location:290/03/19/03,RG#175,ENTRY#67A4900,Box217,National ArchivesⅡof USA,Maryland.

[6]莇昭三.關於A報告和G報告“達格威文件”[M]//楊彥君.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文集: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5:1066-1081.

[7]Report of “A”[Z].Location:Washington DC:Library of Congress,Japanese Medical Experiments During World War Ⅱ（Originals）PP.001-406,Box 01-04.

[8]Report of “G”[Z].Location:Washington DC:Library of Congress,Japanese Medical Experiments During World War Ⅱ（Originals）PP.001-372,Box 05-08.

[9]Report of “Q”[Z].Location:Washington DC:Library of Congress,Japanese Medical Experiments During World War Ⅱ（Originals） PP.001-744,Box 09-19.

【作者單位：哈爾濱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摘自《醫學與哲學》2017年第38卷第6A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