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死於安樂_風聞

到今天，全球新冠肺炎確證人數上突破300萬，病亡人數高達21萬有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台“檢測儀”，對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個方面實施一次了整體檢測。正如媒體人士所言，中國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閉卷考試，到現在，可以説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西方國家經歷的是一場可預知的開卷考試，結果卻直搞越糟。原因在於很多方面，制度優勢、物質基礎、科技實力等，缺一不可。文化因素也非常重要，藉此，也做一些歸納總結，展現我們獨特而優秀的文明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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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意識，是中華文明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堅韌而厚重！

《易經》有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易經》被譽為諸經之首，大道之源。可以認為，中華文明形成之初，就已凝聚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儒家思想形成之際，孔子曾説，“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則告誡人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百家爭鳴被視作中華民族精神人格的成型時期，儒家的主張將憂患者意識深深植入民族精神之中。秦漢之後，儒家學説佔據了主導地位，憂患意識隨之成為文明主流。

2000餘年來，歷代賢哲無不懷抱強烈的憂患。東漢班固所著《漢書》有載：“安不忘危，盛必慮衰。”唐代名臣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寫道，“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宋代文豪范仲淹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則更是婦孺皆知。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即使今天，國運昌隆，蒸蒸日上，最高領導人也時刻提醒要居安思危。

憂患意識，不只是載於書卷之中，不只是少數文化人的即興感慨，它深深浸透在尋常百姓的生活中。因為憂患，所以目光一直投向未來。今天的努力，都是指向未來的幸福。這個未來，不是一些虛無空想的“來世”，而是可以見證的將來；因為憂患，所以隨時準備應對危機，即便是乘風破浪，一路高歌，也能緊盯着潛在的風險。這不是無可奈何的逆來順受，而是積極進取的審時度勢；因為憂患，所以總是關愛他人，着眼整體。5000年的文明演進，經歷了無數次艱難困苦，深知團結奮鬥的力量和價值。這不是輕視個體，是智慧的積澱，是真正大寫的“人”！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那種深植其中的憂患意，使得中國社會體現出其它國家無法比擬的韌性。

比較中、西差異，不難發現，高儲蓄率是中國社會的突出特點。這是維持中國經濟長期高投入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支撐因素之一。儲蓄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人會歸因為上學難、就業難、醫療難等一系列問題。上述“三難”，當然是社會現實問題，畢竟中國還處在發展中階段，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無法充分滿足需要。另一方面，更是憂患意識的體現。想讓孩子上好的學校，佔據滿意的工作崗位，是因為希望他們有好的發展，能夠更有能力應對未來工作生活的壓力。想要更好的醫療衞生保障，是因為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充分的健康關懷。這種願望本質上都是對潛在危機的一種憂患。

也正是源於憂患意識，中國人都習慣於勤儉。無論是高收入者，還是普通工薪，無論發達的沿海地區，還是中西部偏遠落後的山區，絕大多數國人都會省吃儉用，留有節餘，以備危難關頭使用。正因為有這些節餘，疫情期間幾乎相當於舉國封閉，絕大多數經濟活動瞬間停頓，全國民眾以極大的忍耐配合政府決策。連續兩個多月的封閉，沒有人叫苦，也沒有出現嚴重的生活困難。正因如此，才能在較短時間內贏得抗擊疫情的決定性勝利。

相比較，西方社會卻難以承受經濟停頓的壓力。從疫情開始，就有人反對社區隔離。勉強隔離僅僅四周時間，美國失業者就高達2000多萬人，失業率甚至超過了歷次大危機。西歐各國，僅僅是疫情略有平緩，要求放松管制，恢復商業活動的呼聲就日益強烈，遊行示威，抵制隔離。究其根源，主要還在於生活所迫。半數以上的美國普通民眾拿不出400美元的現鈔，絕大多數都有各種各類的信用卡借款，停止工作，就等於失去生活來源。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居安思危之説，因為一直就處於危險的境地，任何一點的社會波動，都可能使人陷入衣食無着的境地。

相比較，中國社會的承重能力就要強很多，這是漫長曆史演進過程中積澱的智慧，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