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與禁書_風聞

（發於公眾號“夜語春秋”）

此事距今已有些時日，家中老人健在的，或許還可以問問，當初明朝時節，因着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節，因此皇帝便和老子一樣，是可以如打兒子一般打大臣的。既然是老子打兒子，且又是皇上打大臣，自是不能與老百姓教父母官打殺威棒一般名號，於是打板子便也不叫打板子，改名叫做廷杖，打得狠時，直接打殺的也不是沒有。

人之初，孟子覺得總是善的，荀子卻覺得總是惡的，然而翻翻早年的史書，不論人之初如何，只要讀了書得了功名，便多多少少總是貪的，一開始受了“聖人教化”，便覺得自己已不同於一般的泥腿子與曲辮子，後來書讀得再久點，便覺得自己有了教化人的責任，等到真的入了朝堂，便覺得自己不但要教化那下面的萬人，便是連那上面的一人，也是需要教化的。在他們的眼裏，這天下沒了他們，便要乾坤倒懸清濁顛倒，自己當然是要淨乾坤留正氣的。因着如此，皇帝打得愈狠，打得人愈多，那些文臣上書反而愈積極，仿若捱得愈多愈狠，便愈正氣凌然一般。據不甚確實的據説，後來時日久了，文臣們被打出癮頭，也不講甚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指着皇帝鼻子罵，只求捱上幾十廷杖的，也是有不少的。

廷杖不疼麼？大略是疼的，不然便也不會死人了，可這疼和死，卻總是能拿來當榜樣的，捱得愈狠，便愈教人覺得應該上書“一整天聽”，教皇帝不要廷杖，可心中卻又盼着捱上幾十廷杖，好教自己也成那教人向善的榜樣。左右皇帝總不能打殺所有人，這事情，皇帝知道，監禮太監知道，行刑校尉知道，那上書求廷杖的人更知道，於是而那教化終究有沒有用，終究還是皇帝來説得算，那上書求廷杖的人便揣摩着皇帝的意思，只説那些能捱上廷杖卻不會教皇帝打殺的話，監禮太監揣摩着皇帝的意思，決定上書那人是疼還是死，行刑校尉揣摩監禮太監的眼神，決定着行刑時用宣紙完好磚頭全碎的力道，還是牛皮全爛豆腐完好的力道，最終，上書的得了名聲，太監們得了地位，校尉們得了賞錢，皇帝們雖然捱了頓罵，也得了個明君寬仁的名氣，讓這天下更穩當了。

只是他們終究還是怕死的，當初冒死挨廷杖的人眼見得清人入關，死了也得不了聲名，便乖覺地剃了頭，換了袍服，唱起“剃髮易服，新朝雅政，峨冠博帶，亡國陋習”的讚歌。無奈清朝的皇帝比起當老子來，更喜歡當主子，於是便挨不到板子，只能自己尋一些“尸諫”或者“抬棺諫”之類的法子，來讓自己看起來悲壯些許了。

因着如此，大凡文人，最受不得無人看他的冷落，無奈到了本朝，莫説廷杖沒了，便是皇帝也沒了，民眾又被開了民智，不再聽從他們的，豈止是冷落，更是淪落到與泥腿子和曲辮子爭短論長的地步，雖然近年有些許反覆，可大體上總難以與當年的花團錦簇作為對比，於是只得捉摸着寫些禁書，想要作為在“上大人洋先生”面前的晉升之資，若能如當年赤俄寫下《日戈瓦醫生》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那般，因着一本小説討了洋大人的歡心，成為座上賓，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懷念一下大宋的自由風氣，大明的錚錚鐵骨，以及民國的羅曼蒂克，哄唆一批人仰望自己，當個意見領袖也是好的。

可惜新朝終究不是赤俄，不會趕他們出境，也不會禁了他們的書，不但不禁，反而要教人們都看到，畢竟，禁書之所以誘人，從不是因為寫書之人的文筆，而是因為難得看見，自古以來，人總是有獵奇與炫耀之心的，正如一個女人，哪怕她貌若無鹽，只要她用布將全身裹嚴在沙灘浴場，在警衞重重保護下孑然而立，多多少少都有人願意看她一眼，若是有那膽大的掀了布簾的一角驚鴻一瞥，便會有一種“老子看到了，你們沒看到”的優越感。而就算洛神穿着簡單的衣服出現在海灘浴場，得到的待遇恐怕也不會超過多看幾眼，畢竟這沙灘浴場上的女子，多半應該都與她穿的一樣簡單且與她一般可以隨便教人看。

可見，廷杖是不能打的，打了總會變成捱打之人的晉升之資，正如《金瓶梅》一般，若是不算禁書，看得人多了，便也就覺得不如《水滸傳》好看，久而久之，也就沒人看了。但百姓們喝罵確實可以的，不單要罵，還要剝了他們的褲子來罵，因為百姓再怎麼罵，也做不了他們的晉升之資與投名狀，反而容易教洋大人們愈發地厭棄他們，要知道，洋大人尋了它們，本意就是為了哄唆中國的百姓，它們愈慘，洋大人愈開心，而他們的形象也愈高潔，而中國的衙門既然又不肯讓他們因言獲罪，而百姓又不好哄唆，那要它們自然也就沒甚麼用處了。畢竟只要不是夯貨，大略都會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倘若我去罵一個人，那人非但不罵我，反而允許讓別人看着我去罵他，那麼這種行徑，怎麼看也不當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