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團實力雄厚，對抗孫中山的軍政府，是無知還是大膽？_風聞

作者|   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來源|   浩然文史

中國古代商人地位很低，自從商鞅變法、秦統一中國以來，商人都被放在社會階層的最底端，商人不能乘車、不能做官、也不能穿絲綢衣物。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卻有這樣一羣商人，不僅地位崇高，而且還敢對抗政府，甚至喊出了推翻政府的口號，要求孫中山下野。 

一、廣州商人團體

清末民初時，珠江三角洲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商人團體實力強大，影響力廣，對政治的參與度也較高。廣州商團，原名“粵省商團”，一開始是由粵商維持公安會牽頭組建的，而粵商維持公安會的前身是晚清時期的粵商自治會，從一開始，廣州商團就帶有積極參與地方政治事務的基因。

位於華林寺的粵商自治會舊址

在黃景棠、陳惠普、李戒欺等一批商人倡議下，1907年11月，粵商自治會宣告成立。粵商自治會領導了反對英國竊取西江權益、抵制日貨、維護領土主權等一系列愛國鬥爭運動，但在辛亥革命前夕，自治會的骨幹人物發佈了一份《廣東各團體因亂事佈告中外同鄉書》，批評革命黨人的起義運動擾亂了商務和治安，甚至提出華僑不要對革命黨人提供支持。這樣的操作導致粵商自治會聲譽受損。

民國後，粵商自治會不復存在。民國時的廣州商人政治性團體是粵商維持公安會，但也是原粵商自治會的主要骨幹人物發起創建的。

1912年初，粵商維持公安會成立了粵省商團，後改稱“廣州商團”，一開始商團的定位是商人團體的自衞武裝，因為時局動亂、匪患嚴重，商團開始擴張，到1916年已有10個團，成為廣州城舉足輕重的力量。

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商人團體的力量被承認，在廣州格外明顯，清末民初，廣東地方政府大員到任之後，都會會見各商人團體的頭面人物，以獲得商界支持，在廣東能否取得商人團體的支持與合作，成了官員甚至政權能否順利實施統治的關鍵。

二、孫中山軍政府入粵

1923年，孫中山率領討賊軍（粵、桂、滇聯軍）進入廣東，討伐陳炯明，粵軍第一、三師通電起義響應，陳炯明的軍隊迅速潰敗，土崩瓦解。孫中山又一次在廣東建立了大元帥府，任大元帥，這是孫中山第三次在廣東組織政權。

孫中山在廣東建立政權後，迫切希望把廣東作為革命的策源地，然後北伐，解放全國。1924年1月召開了國民黨一大，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中山的共產主義路線引起商界恐慌。

軍政府為了籌措軍費，就向商人徵收各種苛捐雜税，各路軍隊包煙包賭，紀律很差，經常跟商人發生衝突。所以商界對軍政府越來越不滿，雙方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解。

商界就開始以廣州商團的武力為後盾罷市。1924年3月底，所有的銀號與華資銀行罷市；5月，為抗議徵收輪渡附加費，航商全體停業罷航，為抗議特種藥品捐，藥業各行罷市；6月,當押行也罷市了。除廣州以外，廣東省其他地方也不斷髮生罷市事件。

三、商團事件爆發

1924年8月，軍政府扣留了廣州商團購買的9000餘支槍械和300多萬發子彈，理由就是槍支數量多於買槍護照中申請的數量，而且運輸軍火早於申請買槍護照的時間。

商團多次組織商人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返還扣留武器，都遭到政府拒絕。很快，商團再次號召商人罷市，威脅政府返還槍支。軍政府宣佈廣州戒嚴，商團也開始策劃成立全省商團聯防總部，以實行聯防等。

在事件的早期階段雙方進行了談判，都做了一定的退步，政府返還了部分槍械，商團按照政府要求通電擁護大元帥等。

大元帥府舊址

局勢稍稍緩和。

結果，10月10日，又爆發了商團和工團的衝突，商團擁有精良的武器，致使工團傷亡慘重，局面再次緊張起來，商團在西關地區構築街壘，張貼標語，要求孫中山下野，推翻軍政府。

孫中山下定決心武力解決廣州商團事件，加之蘇聯的武器援助抵達，10月15日凌晨，黃埔軍校的一、二期學生聯合部分軍隊和工農軍，在鮑羅廷等人的指揮下，一舉擊潰商團軍12000餘人。團長陳廉伯逃往香港，副團長陳恭如投降，當天晚上西關商業區開市。

其實，在孫中山下定決心採用武力之前，並不是沒給過商團機會，1924年6月29日，大病初癒的孫中山出席軍、警、團會操，向商團授旗，並講話稱“民能自衞，更宜扶植”。廖仲愷也曾邀請商團首領加入國民黨，但被拒絕。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最後成了一場流血衝突。

黃埔軍校學生進入廣州

廣州商團事件的發生責任不在單獨一方。商團方面意圖維持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甚至擴大，以致有人提出“以扣械始，以倒孫終”，試圖推翻革命政府，不過商團的權力是任何一個有作為的政府都不可接受的。政府方面不可能接受在自己控制的區域內存在一支裝備精良、人數眾多，且不受控制的武裝團體。所以説，商團和政府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文史君説

商人試圖與政府對抗，甚至想要顛覆政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難以想象的，是那個特殊時代下的產物。商團的存在本就是一種畸形，是中國近代史上“有槍就有發言權”的制度變態的產物。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國民黨爭取工農力量的背景下，商團是不可能和革命政府走到一起的，所以雙方的矛盾也是不可調和的。

參考文獻

吳羣力：《“廣州商團事件”鳥瞰》，《廣東史志》1994年第4期。

邱捷：《近代廣東商人團體與廣東政府》，《近代史學刊》2001年00期。

丁身尊：《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的鬥爭》，《華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03期。

邱捷：《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從商人團體角度的再探討》，《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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