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不安全感越強？_風聞

**摘要：**本期向大家推薦的是Xiaomin Liu等2019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的Job Insecu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in Australia一文。作者使用澳大利亞家庭收入和勞動力調查第14期（2014-2015年）數據探討移民身份對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結果發現：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明顯更高，但這種差異在抵達澳大利亞11年以上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改變了移民身份與工作不安全感的關係，非英語國家的移民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之間的工作不安全感差異會隨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尤其是對於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而言，差異會持續存在。持續的語言技能支持和預防歧視可以促進移民融入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

這是社論前沿第S1620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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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指的是感知到的失業風險以及與該威脅相關的憂慮）是研究最廣泛的社會心理工作壓力源之一，並已被證明與各種身心健康不良影響有關。工作不安全感因人而異：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工人更容易產生工作不安全感、臨時合同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較高，體力勞動者與老年工人也是如此。

移民是一個特殊羣體。除了出生國家以外，流入地語言能力以及到達流入地的時間可能會對移民的工作壓力有重要影響。已有研究表明，語言障礙會降低移民的工作機會。除了語言上的困難，移民工人可能還面臨諸多挑戰，如：歧視、缺乏社會支持和專業網絡。因此，他們更可能從事不穩定的工作。移民工人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因而他們面臨着更高的工作不安全感。由於所謂的雙重劣勢，移民身份與性別、年齡及社會經濟地位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導致工作壓力更為複雜。但是，只有極少數的研究比較了不同的移民羣體工作不安全感的狀況。

近年來，澳大利亞的移民人數迅速增加，儘管移民普遍存在工作不安全感問題，但很少有關於澳大利亞移民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在本研究中，作者試圖解決兩個問題：（1）移民工人和本地工作之間的工作不安全感是否存在差異；（2）性別、年齡、學歷或職業技能水平是否改變了移民身份與工作不安全感之間的關係。此外，作者提出兩個假設：（1）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特別是來自母語非英語國家或最近新到達的移民更可能遭受工作不安全感；（2）移民工人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的工作不安全感差異在女性、低學歷、年紀較小以及從事低技能工作的人中可能更大。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澳大利亞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HILDA），該調查開始於2001年，通過面對面或電話等方式對15歲及上人員進行訪談。本研究使用的是第14期數據（2014-2015年），HILDA自我完成調查表（SCQ）提供了移民的社會人口學特徵以及工作不安全感等信息，在2014-2015年調查中共有15423人完成了SCQ。本文的研究對象為15-64歲、被僱傭且有關工作不安全感的所有問題均做出了回應的受訪者，最終納入分析的樣本為9043人。

移民的情況通過三個問題測量：（1）出生國家（COB），分為在澳大利亞出生和在海外出生，為虛擬變量；（2）主要語言，分為澳大利亞出生、除澳大利亞外的英語國家以及非英語國家三類；（3）到達澳大利亞的時間，分為在澳大利亞出生、在海外出生5年及5年內到達、在海外出生6-10年到達以及在海外出生11年及更早之前到達。

作者使用HILDA中的量表測量工作不安全感，共3個問題“我的工作有一個安全的未來”“我所在的公司五年後仍會繼續營業”“我擔心工作的未來”，從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共七個選項。前兩項與第三項問題相反，需重新調整統一方向，將三項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工作不安全感越強。以往研究表明，這些題目具有良好的內部異質性。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技能水平。

結論與討論

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明顯更高，但這種差異在抵達後11年以上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改變了移民身份與工作不安全感的關係，非英語國家的移民與澳大利亞本土工人之間的工作不安全感差異會隨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尤其是對於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而言，差異會持續存在。這可能是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更可能從事專業工作，需要較高的語言技能，而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移民可能會存在比較多的語言障礙，使得未來失業風險增加，從而導致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強。因此，繼續進行語言培訓或特定目的的語言培訓可能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移民更有利。

考慮到工作不安全感與身心健康之間的聯繫，受過良好教育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的持續存在值得進一步關注。本研究還表明，提高移民的英語水平以及防止歧視的政策與做法可以減少工作不安全感之間的差異，促進移民融入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此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較高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身份的不一致，使得他們工作匹配度偏低、工作滿意度低、辭職意願高、流動性較大。

在解釋研究發現時，應考慮本文存在的一些侷限：（1）使用的是截面數據，可能無法全面得出移民身份與工作不安全感的關係；（2）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移民可能不包含在內，從而可能低估移民的工作不安全感；（3）雖然一些移民的主要語言不是英語，但他們會説英語，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結果有偏誤；（4）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可能發揮着重要作用，但HILDA中不包括按種族劃分的直接衡量指標，因此無法進一步分析；（5）使用的是自我完成調查表，而部分被訪者沒有回答工作不安全感相關問題，這批人更可能有着更高的工作不安全感；（6）雙語採訪僅用於澳大利亞最常見的非英語語言，且僅適用於少數情況，而自我完成調查表僅以英語提供，可能會低估移民和非移民間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