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評論| 中國會再次被迫封閉起來嗎？_風聞

導讀

中國的開放來之不易，中國的全球化更是來之不易；或者説，無論是開放和全球化在中國並不是必然的。中國歷史上曾經非常開放，明清之後數百年一直處於孤立狀態。直到近代，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的槍炮打開大門，被迫開放。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鄭永年

改革開放之前的數十年裏也是處於相對的封閉狀態，只和有限的國家交往，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主動向西方開放。不過，向西方開放是血的教訓換來的。在1980年代，當鄧小平一代領導人決定對外開放時，他們的決策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判斷：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如果近代是因為捱打而被動開放，改革開放就是主動向世界開放。

中國的開放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機遇，這也是開放政策比較順利的原因。這裏面有一箇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推”和“拉”的互動關係。中國主動“推”，積極推動自己的開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國，即歡迎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轉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從封閉狀態轉型成為最大貿易國家，從農業大國轉型成為世界工廠，所有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政策的結果。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總是認為中國和西方世界已經深度融合，沒有可能被冠病疫情所熔斷，更不用説中國再次封閉起來了。的確，直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人們一直相信中國和西方經濟互相依賴的力量。美國的一些人甚至將其稱之為“中美國”，而中國的一些人稱其為“中美婚姻關係”。

01 中國繼續推進全球化的決心

即使在美國開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領導層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多個場合表示決心繼續推進全球化。中國也是這麼行動的，通過艱苦的努力和美國談判，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但冠病疫情似乎正在改變一切。儘管改革開放40多年了，儘管人們以為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世界體系，但突然間，人們發現中國其實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沒有準備好接受中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勃興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不僅在促成中國和美國之間冷戰的升級，更指向中美局部熱戰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和西方）之間從往日的“推”和“拉”的關係，已經演變成為“擠”和“退”的關係，即美國（和西方）想把中國擠出世界體系，而中國自己也在無意識地“退”出這個體系。也就是説，中國和西方已經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馳了。

首先是西方的“擠”。西方對中國的不放心由來已久，也可以理解。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無論什麼樣的理論，其背後折射的是對中國的不放心。對一個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價值體系的國家，西方國家的這種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和中國從來就沒有建立足夠的政治信任，各種關係皆維持在利益關係上。

這也可以理解，國家間的關係都是利益關係，唯有利益是永恆的。不過，光有利益關係並不足夠。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軟力量。沒有軟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為一種威脅。實際上，在冠病疫情之前的中美貿易戰過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評中國，把世界和中國之間的經濟依賴度“武器化”，即中國利用這種高度依存關係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儘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即“經濟制裁”，但因為對中國的不信任，即使中國並沒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認為中國在這樣做。

從不相信中國到感覺到中國的“威脅”，到排擠中國，這是西方的行為邏輯。中美貿易戰無疑是西方和中國關係的轉折點。之前，西方總是認為有能力改變中國，通過把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把中國塑造成他們想看到的國家。但貿易戰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國）放棄了這一西方學者認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變不了中國，就轉而排擠中國。

病毒所引發的西方（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惡化，就是這一邏輯的延伸。從一開始，美國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議程的。對疫情在美國的擴散，他們從來就沒有承擔過任何責任，而是一直把責任推到中國。從病毒冠名之爭和病毒起源的各種陰謀論，到後來的對世界衞生組織的指責和對中國“秋後算賬”，各種行為都是這一議程的一部分。

很顯然，這種行為邏輯不僅屬於美國，也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儘管中國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後，盡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在內的100多個國家提供醫療衞生物資，但西方對中國的不信任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急劇增加。中國的對外醫療援助被視為“口罩外交”“影響力外交”和“地緣政治外交“。秋後算賬的聲音在整個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間接地指責中國。

除非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西方和中國的關係出現逆轉，否則西方新一波更大規模的“反華“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無論是在疫情之中還是疫情之後。

在西方對中國轉向“擠”的時候，中國本身也從“推”轉向了“退”。“退”不是表現在物理和物質意義上，而是表現在思想和態度上。實際上，在物理和物質意義層面，正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所顯示的，中國近年來剛剛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態度層面，很多人開始從世界體系回撤，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持有了美國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態。

02 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國際化

改革開放無疑促成了中國經濟越來越國際化。直到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都是相當國際化的。就投資貿易開放度來説，中國甚至比西方一些國家更加國際化。

人們的心態則越來越內向，即“向內看”。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義的崛起。因為國家的快速崛起，人們對國家的崛起變得無比自豪。同時，經過那麼多年的開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體制原來遠非過去所想象的那麼美好，“不過如此”。這無疑是積極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並不十分了解這成果是如何得來的，國家是如何崛起的。儘管沒有人會否認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國家的崛起，是中國人民辛苦勞動得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成果。如果沒有西方的“拉”的一面，中國儘管也會最終崛起，但崛起會困難得多。

沒有這個認知，越來越多的人就驕傲起來。在一段時間裏，“超越西方”的聲音盛行，人們相信西方已經衰落，中國已經全面超越西方。當然，也有很多人開始當西方的“老師”了。

但是，一旦面臨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而物質（尤其是技術）面受到西方大力擠壓的時候，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力量更傾向於內部化。人們不是像從前那樣選擇和西方互動，向西方學習，而是開始“抱團取暖”，通過團結內部力量來應付惡化的環境。這自然也符合行為邏輯，但這顯然是一種惡性循環。

冠病疫情發展至今，很多人的行為就是如此。民間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導致社會內部的急劇分化，每個人的意識形態認同都是“旗幟鮮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間的關係猶如井水不犯河水。圍繞着《方方日記》和其人其言的種種爭論，使人想起了歷史上所發生過的“攘外必先安內”場景。

儒家社會本來就比較保守，比較內向，所以儒家社會的國際化很不容易。在東亞，日本和之後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現在都是高度國際化的社會，但這些社會的國際化都是人為的結果。這些社會都是精英統治的典範，而精英是高度國際化的。因為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後，這些社會屬於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因為精英瞭解這個西方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也努力促成社會和國際的接軌。

但今天的中國似乎不是這樣。不難看到，被視為最瞭解國際形勢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變成最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一羣，他們不去引導民眾，而是主動屈服於、甚至訴諸民粹。如此，其後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門不作為。人們忘記了，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而且經濟深度融入國際，實際上，“國內”和“國際”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界線；也就是説，內部發生什麼都會對外部產生巨大的影響。人們不禁要問，無論是地方政府官員還是從事“戰狼式外交”的人們，他們在説話做事的時候考慮到外部影響嗎？可能沒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國當成了世界。否則，如何解釋這段時間裏頻繁發生的外交事件呢？

精英部門是這樣，民間更是如此。實際上，精英和民間是互相強化的。在自媒體時代，商業民族主義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越來越多的自媒體投入到“愛國主義”這一蒸蒸日上的行業之中。媒體操作和資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門為什麼也不作為？如果説對政治上敏感的媒體與人能夠有效管治，對類似“xx國想回歸中國”那樣愚昧無知，又能產生極其負面國際影響的的言論，難道不應當進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們與世界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和世界隔離的心牆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厚。以至於一旦走出這堵又高又厚的牆，人們猶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與世界溝通，更不知道與世界溝通什麼。自然，世界也並不認同走出這堵又高又厚的牆的人們了。

03 “我就是世界”離封閉不遠

從經驗來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觀念，離再次封閉也就不遠了。歷史上就存在過，筆者稱之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時間，無論從國家能力（例如鄭和七次下西洋）還是社會能力（例如反映民間海商力量的所謂“倭寇”），在當時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麼都不缺，哪用得着開放”的心態主導下，明朝實行海禁，最終使得中國失去了海洋時代。清朝繼承了明朝的遺產，閉關鎖國，直至近代被西方徹底打敗。

但這並不是説，再次封閉是必然的。其實，自始至終，並非整個國家都驕傲了，也有清醒的社會和精英羣體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領導層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領導層的清醒表現在和西方世界進行“求同存異”的互動，他們不僅發現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發現在一些共同價值觀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討論對話的。

在一段時間裏，中國和西方也進行了價值觀（包括民主和人權等）的對話。儘管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因為中國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價值系統，對話可以，但並不能互相取代。但這種對話本身很重要，因為它指向人們心態的開放。

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對話因為各種原因少了，但領導層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動全球化。很顯然，領導層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具有清醒的認知。就以人們引以為傲的製造業來説，中國所處的現實仍然嚴峻。被視為處於衰落之中的美國仍然遙遙領先，處於第一梯隊，歐洲國家和日本處於第二梯隊，而中國仍然處於第三梯隊，甚至更低一些。

考慮到中國目前所處的地位，是前面所説的中國“推”和西方“拉”的結果，也就是西方技術在中國的擴散效應，中國如果要成為製造業大國，還須有30年的時間。簡單地説，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能夠生產大量的整裝產品，中國的很多產業仍然停留在組裝階段，中國的整裝產品少而又少。

無論美國和西方如何對付中國，中國不會停止發展，更不會滅亡。不過，隨着西方的“擠”和中國的“退”，中國再次封閉起來是有可能的。曾經被拿破崙稱之為“東方睡獅”的中國，會不會剛剛醒來不久之後又睡着了呢？沒有人可以對此掉以輕心。這自然也考驗着這一代人。

注：文章首刊於《聯合日報》4月28日，道亦有道傳媒平台經作者授權全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