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情，紐約為什麼不如西雅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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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8

《紐約客》4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將西雅圖與紐約的抗疫反應做了比較。與紐約的嚴重相比，西雅圖的疫情似乎及時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最壞的結果。那麼，西雅圖做了什麼是可取的，紐約又在哪些方面做錯了呢？

來源：《紐約客》作者：Charles Duhigg

01

西雅圖把話語權交給了科學家

美國首例新冠確診出現在西雅圖郊區，離傳染病專家弗朗西斯·裏多(Francis Riedo)醫生工作的醫院不遠。當他聽到病人的詳細情況時——一名咳嗽、發低燒的35歲的男子走進一家緊急護理診所，告訴醫生他剛從中國武漢回來——裏多自言自語道，“一切都開始了。”

一個多星期以來，裏多一直在與一羣同事發電子郵件，其中包括西雅圖的頂級公共衞生醫生和華盛頓州的高級衞生官員，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流行病學家。

他們中的許多人，比如裏多，都曾在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接受過名為“流行病情報服務”(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E.I.S)的培訓。

E.I.S.的校友被認為是美國抗擊疾病爆發的精英部隊。這個項目有三千多名畢業生，許多人在全國各地的州和地方政府工作。

裏多是西雅圖柯克蘭市Evergreen Health的醫院的傳染病醫療主任。在得知第一個國內診斷後，他告訴他的工作人員——從急診室護士到接待員——從那時起，交流與行動同樣重要。

傳染病疫情既是一場醫療危機，也是一場交流緊急事件。裏多告訴他的工作人員，必須詢問進入醫院的公眾是否曾出過國；如果有人有呼吸問題，工作人員需要收集儘可能多的信息，包括病人最近與其他人的互動，包括這些活動在哪裏發生。你永遠不知道，裏多解釋道，哪一次偶遇會造成一場災難。大流行有許多可怕的可能性，但信息能夠帶來幫助。

起初，只有近日去過中國、或接觸過確診者的人才有資格接受檢測。即便陸續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住院，其中包括一個住在附近養老院——柯克蘭生命護理中心的病人。

醫生無法為他們檢測新冠，因為沒有一個患者有去過中國或接觸過相關者。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醫院的病人都在抱怨他們的疼痛、發燒和呼吸問題，並表現出與新冠相關的症狀，但沒有人確診。裏多想開始警告人們，疫情爆發的證據正在增加，但他只有懷疑，沒有事實。

2月底，CDC開始允許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感染或“發燒和/或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患者進行檢測。裏多給一位朋友打了電話——他是當地衞生部的一位急診室的同事。

他問這位同事，他醫院有兩個患者需要呼吸機、但並沒有得流感或其他呼吸疾病，如果他提交他們的樣本，她會做新冠檢測嗎？

當時，美國只發現了16例新冠，而華州只有一例。

“我不記得我們為什麼選擇這兩個病人，”裏多説。“我以為結果會是陰性的。但我們認為最好馬上開始收集數據，這也能確保實驗室沒有問題。”裏多讓同事他把樣本送了過去。

裏多還記得，當地的其他研究人員一直在進行一項名為“西雅圖流感研究”的項目。幾個月來，他們從志願者身上採集鼻腔拭子，以便更好地瞭解流感是如何在社區中傳播的。在之前的幾周裏，研究人員暗中違反了CDC的指導，在實驗室裏自行檢測新冠。

他們發現，一名西雅圖郊區的高中生被確診，他最近沒有出國旅遊的經歷，也沒有與任何來自中國的人交流過。這孩子病情較輕。如果研究人員沒有做測試，感染可能永遠不會被檢測出來。

那天晚上7點40分，裏多接到公共衞生實驗室打來的電話。他送來的兩份樣本都是陽性。裏多從另外9名醫院病人身上提取了樣本，八名確診陽性，其中七個人來自生命護理中心。

裏多寄來了更多的樣本。大多數患者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包括一名有嚴重呼吸問題的50多歲男子。三天來，那名男子的數十名家人一直守在他的病牀邊，進出醫院，從家裏去上班，去餐館吃飯，與人握手，無意中讓自己和他人暴露在病毒之下。

當時，還沒有已知的美國新冠死亡病例。學校、餐館和工作場所都開放。股市接近歷史高點。

第二天，這個50多歲的男子死了。這是在當時，美國已知的第一起死亡病例。

裏多馬上給所有認識的人發電子郵件，告訴他們抑制期已過，病毒已經逃走了。

2月28日，就在裏多知道生命護理中心爆發新冠時，這個消息也傳到了E.I.S.的另一位成員傑夫·杜琴博士(Jeff Duchin)那裏。杜琴博士是西雅圖及金縣的首席公共衞生醫師。

傑夫·杜琴博士的推特頭像也呼籲人們多洗手

對杜琴來説，該羣集表明已經發生了一場區域範圍內的疫情。他告訴金縣行政長官陶康斯坦丁(Dow Constantine)，是時候開始考慮限制公眾集會，讓居民呆在家裏了。這個建議讓康斯坦丁覺得很瘋狂。全國只有24例確診病例，生活看起來一切正常。怎麼能説服人們不再去酒吧，更別説不去公司上班了，就因為幾個老人生病了?

康斯坦丁説，“傑夫意識到他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他説，如果我們建議馬上保持社交距離，就不會有人接受。所以問題是：我們今天該説什麼，好讓人們在明天做好準備?他們能給出的最極端的，不會被人嘲笑的建議是什麼?四天之後，他們又會後悔沒説什麼?

即使對公共衞生專業人員來説，權衡利弊也是痛苦的。

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公共衞生監督員和環保局官員的會議上，一名分析師在描述關閉西雅圖學校的可能後果時情緒激動。成千上萬的孩子依賴學校提供早餐和午餐，或者從學校護士那裏獲得胰島素等藥物。如果學校關閉，其中一些學生可能會捱餓；其他人可能會生病，甚至死亡。

每個人都知道，如果關閉，家庭暴力事件會上升。還有那些不得不停止工作的醫療服務人員，因為他們不得不呆在家裏照顧年幼的孩子。每一個單獨的決定都會產生無數漣漪。

西雅圖首先從關閉學校着手。康斯坦丁認為宣佈學校停課是一種有效的溝通策略。當人們看到學校關閉時，他們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

與此同時，康斯坦丁聯繫了微軟公司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請他考慮讓員工在家辦公。

作為一家科技公司，微軟在西雅圖很重要，能起到帶頭作用，它迅速轉向了遠程辦公，並向其他企業證明，這種轉變或會順利進行。3月4日，全國範圍內只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微軟員工也沒有被診斷出患有此病，但公司要求員工儘可能呆在家裏。

亞馬遜也告訴許多當地員工在家工作。一位西雅圖居民稱：“突然有10萬人呆在家裏。光看交通下降，你就知道大事發生了。”

2月29日，康斯坦丁召開新聞發佈會。他邀請了裏多、杜琴和凱西洛菲（Kathy Lofy）——另一位E.I.S.的校友和華州最高衞生官員——來扮演重要的角色。從那以後，華州的政治家們在很大程度上把衞生信息的交流拱手讓給了科學家。

康斯坦丁告訴《紐約客》，他理解為什麼政客們“想要站在風口浪尖，搶盡風頭”。他還指出，西雅圖有很多“與在國會同樣的問題，有黨派偏見和毒性。”

但是，他説，“每個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團結在一條信息後面，同意讓科學家帶頭。”

3月11日，當西雅圖的學校正式關閉時，學生和老師們已經拋棄了他們的教室。家長們自願讓孩子呆在家裏。

手機跟蹤數據顯示，在前一週，去上班的人數下降了四分之一。幾天之內，甚至在華盛頓州州長傑伊·英斯利(Jay Inslee)發佈正式的在家辦公命令之前，西雅圖就有近一半的員工自願離開辦公室。3月15日，當酒吧和餐館被正式關閉時，許多酒吧和餐館已經人去樓空。

今天，華盛頓州只有不到2%的新冠病例。在Evergreen Health醫院，醫院管理者已經停止了每天的危機會議，因為病人的接診速度已經放緩。他們有空牀和多餘的呼吸機。管理人員仍然感到擔憂，但謹慎樂觀。“感覺我們可能在海嘯來襲之前就阻止了它，”裏多説。“但當我看到紐約的情形，會感到非常艱難。”

02

紐約讓政客成為主角

最初在紐約市爆發的新冠疫情與在西雅圖出現的疫情大致同時出現。但這兩個城市在應對這種疾病方面的經歷明顯不同。到4月的第二週，華盛頓州每14000名居民中大約有一人死亡。紐約的死亡率幾乎高出六倍。

這種分歧有許多解釋。紐約的人口密度比西雅圖大，而且對公共交通也更加依賴，這迫使通勤者不得不密切接觸。兩地的文化也可能導致差異。西雅圖以內斂和冷淡的印象著稱，而紐約人更加直接。紐約也比西雅圖有更多的貧窮和不平等，還有更多的國際旅行者。此外，正如疾病建模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ease Modeling)的高級研究科學家邁克·法穆拉雷(Mike Famulare)説的那樣，“在疫情中，總是有一些好運氣和壞運氣的成分。”

然而，這些城市的領導人在疫情的早期採取了非常不同的行動和交流方式。西雅圖的領導人迅速採取行動，説服人們呆在家裏，聽從科學家的建議。而儘管紐約的公共衞生部門備受尊敬，但紐約的領導們行動遲緩，傳達的信息更加混亂，讓政客們的聲音佔據主導地位。

長期以來，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與紐約市衞生和精神衞生廳(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雖然從技術上講，紐約市衞生和精神衞生廳在他的控制之下，但它試圖獨立運作。

3月初，當康斯坦丁要求微軟關閉辦公室，讓科學家們站在新聞攝像機前時，白思豪和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發表演講，淡化新冠的風險，儘管紐約市剛宣佈第一批病例。白思豪最初表達了謹慎，他説“任何人都不應該對新冠的情況掉以輕心”，但他很快告訴居民要繼續幫助該市的經濟。

3月2日，他在紐約首次出現病例的後一天發推文説：“儘管有冠狀病毒，繼續你的生活+離開紐約。”他還鼓勵人們去林肯中心看電影。

在西雅圖學校停課的那一天，白思豪在新聞發佈會上説，“如果你沒有生病，如果你不屬於弱勢羣體，你就應該開始自己的生活。”與此同時，科莫告訴記者，“我們應該放鬆。”他説，大多數感染者會很快康復，不會有什麼問題。他還説，“我們甚至不認為情況會像其他國家那麼糟糕。”

白思豪和科莫的直覺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政治領導人的工作是緩解民眾的恐懼，提振經濟。然而，在疫情期間，所有這些都被顛倒過來了：政治家的工作就是煽動我們的不安，因為等到我們能看到危險的時候，就意味着一切都太遲了。

紐約市的流行病學家對白思豪和科莫的信息感到震驚。哥倫比亞大學的疾病建模專家傑弗裏·薩滿(Jeffrey Shaman)説：“你只要看看西海岸，你就知道它正在向我們逼近。這就是為什麼西雅圖、舊金山和波特蘭下令關閉。但紐約“猶豫不決，不讓人們呆在家裏。”

一位官員稱，衞生監督員“非常非常生氣”。尤其令衞生官員感到憤怒的是，白思豪一直告訴紐約人，如果他們懷疑自己被感染了，就應該出去做個檢測。3月4日，他在推特上寫道：“如果你感覺有流感症狀(發燒、咳嗽和呼吸短促)，並且最近去了一個受新冠病毒影響的地區……去看醫生。這與城市衞生監督員所建議的正好相反：人們需要呆在室內，如果感到不舒服就打電話給他們的醫生。前往醫生辦公室或急診室只會增加病毒傳播的可能性。

然而，白思豪的部下已經開始對該部門的溝通進行管制，包括在Twitter上。最後，在3月15日，衞生部才被允許發佈帖子：

“如果你生病了，就呆在家裏。”

“如果你在3 - 4天內感覺沒有好轉，請諮詢你的醫療服務人員。”

“檢測只能用於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

“紐約市的每個人都應該表現得好像他們接觸過病毒……沒有生病的紐約人也應該儘可能呆在家裏。”

一位市議會成員告訴《紐約客》，衞生官員“幾周來一直試圖公開這麼説，但白思豪拒絕相信專家——這令人難以置信。”

到3月初，該市衞生部已經向市長提交了許多關於遏制病毒傳播的建議。由於沒有足夠的診斷工具來進行廣泛的檢測，公共衞生官員提議進行“哨點監測”——要求當地醫院向衞生部提供從有類似流感症狀但檢測結果為流感陰性的人的樣本。

通過檢測這些樣本，該部門可以估計病毒在城市中傳播的速度和範圍。在以前的疫情爆發中，這類研究在指導政府應對方面非常有用。

在紐約市，衞生部門開始收集樣本，但這項舉措很快遭到了抵制。根據聯邦健康法律，對於那些沒有同意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的病人，這種拭子必須是匿名的。這意味着，即使市政官員知道有許多人感染了病毒，他們也無法確認其中任何一人的身份，更不用説警告他們了。市長辦公室拒絕授權化驗棉籤。好在之後，市長辦公室最終對哨點監視樣本的態度有所緩和，並於3月23日開始檢測——幾乎是在第一次收集樣本的一個月之後。到那時，疫情已經很嚴重了。

除了紐約市與衞生部之間的分歧，白思豪和科莫這兩位長期的競爭對手都試圖佔據中心舞台。兩人甚至開始公開爭吵——在媒體上爭論誰有權關閉學校和工作場所。

白思豪曾經反對關閉學校，他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定位為底層階級的捍衞者，而關閉學校會對窮人和弱勢羣體造成更大的傷害。更重要的是，代表衞生保健工作者的工會曾威脅説，護士、護理員和其他人員可能會呆在家裏，除非政府提供照顧孩童的計劃。

不過，白思豪最終還是同意了衞生官員的要求。3月16日，在與衞生保健聯盟達成妥協後，城市學校關閉，科莫下令關閉所有體育館和類似設施。

白思豪和科莫一直爭吵不休。3月17日，白思豪告訴當地居民“現在就要準備好可能的居家命令。”當天，科莫告訴記者，“不會有任何‘你必須呆在家裏’的規定。” 然而，三天後，科莫宣佈了一項行政命令，讓紐約州進入“暫停”狀態——這與華盛頓州與加利福尼亞州發佈的“待在家裏”命令基本上沒有區別。

今天，紐約市有着和西雅圖一樣的社會距離政策和商業關閉規則。但是由於紐約的建議比西雅圖的來得晚，而且溝通也不那麼一致，所以對改變人們的行為需要更長的時間。根據谷歌從手機上收集的數據，到3月6日，近四分之一的西雅圖人都在家工作。

在紐約市，又過了一週，同樣比例的人也這樣做了。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湯姆·弗裏登（Tom Frieden）説，如果紐約早10天實施居家令，可能會減少50%到80%的新冠死亡。

據信，紐約有1.5萬多人死於新冠。截至上週，華盛頓州有不到700人死亡。紐約人常聽到救護車警鈴的呼嘯聲，居民目前呆在家裏的比率甚至比西雅圖還高。市長和州長還在為誰能重新開學等問題爭吵不休——但他們變得比之前更加強硬了。

在某種程度上，白思豪和科莫的拖延是有道理的。好的政治家應該擔心貧困兒童失學，就像他們擔心未知的傳染病一樣。在疫情中，即使政治家出於善意，但如果説錯了話，發出了錯誤的訊息，這可能會讓許多人喪命。

03

CDC被排除在外

自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領導了新冠特別工作組那天起，除了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博士之外，CDC的所有人都被排除在外。

“CDC被下令緘口，”該機構的一名前高級官員告《紐約客》。“他們不能接受媒體採訪。這些人一生都在為預防傳染病而訓練——他們是歷史上最優秀的公共衞生部隊——但他們被要求閉嘴!”

從那時起，疫情期間的主要發言人就不是科學家，而是唐納德·川普總統——一個出了名的敵視科學的政治家。

很明顯，一些混亂已經佔據了上風。雖然CDC在3月中旬正式建議美國人保持社交距離，但有五個州的州長拒絕命令居民待在家裏。(其中一個州，南達科他州，現在正在與一場大的疫情作鬥爭。)

聯邦政府領導人給出了自相矛盾的建議——最初，美國人被告知他們不需要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但在4月3日的白宮新聞發佈會上，他們又重新推薦了口罩。川普的每日簡報是混亂和矛盾的。幾天之內，他威脅要隔離紐約市，然後又改變了立場。在宣佈他打算在兩週內“重新開放”美國經濟後不久，他又呼籲增加30天的社交距離。

CDC的士氣一落千丈。一名前CDC高級官員説：“現在和我聊天的每個人都很沮喪。他們每天工作16個小時，但是他們覺得被忽視了。我從未見過這麼多人如此沮喪、抑鬱和悲傷。我們本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衞生機構，我們知道如何説服人們。相反，我們忽視了過去一個世紀所學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