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 ——《方方日記》的文本、邏輯與問題（三）_風聞

五、新聞背後的政府、一線人員與民眾：

日記中的新聞事件述評邏輯

有批評者説《方方日記》是新聞搬運機，並不能讓讀者獲得更多信息。但盤點和總結方方搬運了哪些新聞，分析方方選取什麼角度評論這些新聞，無疑對把握和評價《方方日記》極為重要。根據筆者的梳理，《方方日記》大體上涉及以下23種新聞，其中如“次生災害”等的新聞種類中又包含若干條具體新聞消息。

本文不擬按照新聞事件的順序重述方方的日記內容，而是試圖將方方通過陳述新聞事件想要表達的看法做一歸納。

（一）疫情初期政府反應遲緩、行事僵化

方方在1月28日的日記中追述的1月17日百步亭四萬人聚餐、1月21日省裏舉辦大型歌舞聯歡會確實都反映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要官員沒有及時宣佈進入災害治理的“運動”狀態。

不過從政治實踐的邏輯來看，地方主官只有在綜合衡量各種技術條件、權衡多種治理目標之後，才能判斷官僚體系進入“運動”狀態的最佳時機，讓維護社會穩定和預防病毒傳播這兩個政策目標之間達到平衡。專家組一直強調對新冠病毒認知的有限性，根據臨牀案例在前期給出可防可控的意見。官僚系統不願輕易改變常規運作的固有惰性，再加上處在“臨近春節”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時間，政府以穩定大局、保證經濟正常運轉為重，為減少不必要的聯想和恐慌而選擇不貿然取消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活動，這種保守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專家組的建議往往也只是政府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日本等國家對待疫情的做法，其實也與武漢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如出一轍。恐慌只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兑和醫療體系的崩潰，交叉感染也將大幅提升死亡率，這也正是鍾南山院士宣佈人傳人之後武漢所出現的狀況。

不過，方方指出的行事僵化問題也確實存在。單向的負責制與自下而上的問責性的缺失，使穩定和績效壓倒了知情權與風險防範，地方官員習慣於接受自上而下的指揮，他們自主判斷和行動意識不足，沒有指示就不知道怎麼辦，也擔心自主行動萬一出問題遭受秋後算賬。因此，打破地方政府反應遲緩和中央政府全面動員的極化狀態，從根本上改進應急管理體系，已經成為學界和政界的共識。

當然方方不會深入思考政府反應遲緩和行事僵化的原因，她引述這些新聞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做學術探討，因此也沒有必要進行深入思考。她的日記只需要站在上帝視角用“馬後炮”的語言，高高在上地“憑直覺判斷”問罪於政府，指責政府“愚蠢”“不善變通”“沒有常識”“不實事求是”，判定百步亭萬家宴、歌舞聯歡會“基本上算犯罪行為”就可以了。不需要複雜的邏輯，將問題引向問罪和指責政府官員，這是方方的一貫套路。

（二）政策執行教條化

突出這一看法的內容集中在1月30日的日記中。方方在該日記載了三個反映“硬核防疫”過程中政策執行教條化的新聞事件：一是一個農民夜半三更被擋土牆外不讓通過，無論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讓過；二是一個腦癱兒童因父親隔離，一人在家獨居五天後餓死；三是許多武漢人在外像喪家犬一樣到處被驅趕。方方評論説，“執行防疫規定固然不錯，但是不能執行得連基本人性都沒有了”，“為什麼我們的層層官員都可以把一紙文件教條化成這樣？”。

方方將政策執行中存在的教條化問題點明出來，並沒有什麼問題。許多民眾在得知這些新聞事件之後，也會產生這樣的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説，方方的日記中確有機智地為民執筆之處。若從學者的角度來看，缺少人道主義的“硬核防疫”體現的是基層治理能力的問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本質上是基於恐慌而產生的非理性治理行為。就全國範圍來説，各地區的基層防疫存在兩種形態，一種是中西部地區廣泛採取的封路、封村甚至封户的“硬核”措施，另一種是以江浙滬為代表的沿海地區採取的技術化防疫方式。日記中的新聞做所以多出現於中西部地區，也正是因為這些地區長期以來基層組織不被激活，基層幹部密切聯繫羣眾的能力弱化，導致治理中缺乏對人民羣眾的有效組織動員，於是在疫情突發之後近乎本能地採用了簡單原始甚至有些粗暴的手段。因此“硬核防疫”的問題出在基層行政與民眾的關係層面，不全然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

反觀方方在日記中的表述，方方僅僅是拋出了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似乎在她的語境下是全國性的、整個官僚體系內部共同存在的嚴重問題。所有人都贊同執行中不能沒有基本人性，不應該把文件教條化執行。但是關鍵問題是，為何會產生“應然”與“實然”的差距？可見方方的日記沒有推進人們對問題的思考，相反卻有可能讓人們在對日記的閲讀中放大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估計和想象。批判政策執行官員的不滿情緒就在這種對“應然”與“實然”的對比敍述和反差呈現中被進一步激化。

（三）領導無作為

方方特別關心新冠疫情的次生災害，她在日記中透過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未復工健康人的生存窘境、泉州隔離酒店坍塌事件、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等記錄着次生災害的具體表現。比如有關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方方提到有些透析病人和癌症病人無處求醫進而哭訴甚至跳樓（2月14日），有朋友的親屬患膽管癌無處醫治結果活活痛死（3月21日）。為何如此？方方引述一個朋友的來信説：“封城之前那些無作為的領導心中完全無數，封閉快二個月了對眾多老齡慢性病患者，癌症，以及急症患者完全無應對措施，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換句話説，是領導的心中無數、毫無作為導致了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

在“領導無作為”這樣的看法之下，方方急切地提出她自己的建議，比如將非新冠病人移送外省，倡議政府補貼這些同樣是在顧全大局的病人（2月14日）。同樣，當她得知許多企業因疫情倒閉（3月2日），湖北農民工有可能被其他地區農民工取代進而失業（3月2日，7日，9日，15日，16日），她迫不及待地轉發微信羣關於分區域解除部分無疫情地段限制、通過包車政府對接或志願者服務對接的呼籲書（3月2日），倡議政府許多事務可以同步進行而不必依次排隊去做（3月 16日）。當她得知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她則建議在統計人數、查看健康碼後以一省一輛車的方式將這些外地人送到其省會，由當地指定酒店隔離（2月23日）。當她得知“各國都在給百姓發錢”，她也在日記中轉述她看到的有關湖北應該發一些代金券的建議（3月21日）。此外，她還曾提議用（或轉達他人提議）用中藥“雜煮”和“閉門法”應對感冒（1月29日）、徵用各級黨校（2月2日）、在火神山運作前轉運傳染病人到鄰省治療（2月2日）、改“黨建考核組”為“考核監督組”（2月19日）、開啓“江中隔離模式”（2月21日），以及聯合手機運營商建立國家緊急狀態的反饋機制（2月25日）等等。可見《方方日記》中的“建言獻策”不可謂不多。

有批評者指出，方方整天指揮政府怎麼做，忽視政府的努力，其邏輯是“沒人通知我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就要噴”。其實從後文筆者的分析將會看到，方方並不是忽視政府的全部努力，她的眼中依然有“做事的”政府部門，特別是一線工作者。她的不信任和批判，主要集中在管理層的領導身上。對“領導無作為”的認定，使她選擇性地屏蔽了有關領導所作所為的正面信息的獲取，進而導致她“馬後炮”地提建議，於是激怒一些批評者諷刺她自我感覺“是社會管理達人，比中央智庫還厲害”。

（四）領導不善主動擔責卻樂於自我表彰

有三段新聞信息體現方方的這種看法。一是有關中心醫院要求醫務人員之間不許公開談病情（3月3日）、在不具有防護設施的情況下飛蛾撲火般救治病人後成批倒下（3月3日、9日、11日、20日）的新聞。日記突出中心醫院醫護人員的傷亡慘重，將責任直指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申明他們決不能以“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認識”為由推卸責任，而是理應站出來懺悔、引咎辭職。在方方眼中，這些領導不做實事（“沒有他們，中心醫院其他人，一樣可以繼續堅持抗疫”（3月9日）），在網上追責呼聲不絕於耳（3月13日）、醫院醫護人員接連去世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不擔責、“還能坐得住”（3月20日）。而即使這些領導被追責免職，也很有可能“換一個地方，再度出山”（2月13日），領導的臉皮簡直是厚得不可理喻。

不僅如此，記述王廣發和李文亮同入政府表彰的先進人物行列的第二段新聞（3月5日，19日），更顯示出一個給武漢留下“可防可控”四個字與“人不傳人”搭配起來讓武漢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人，即使“欠下武漢人一筆債”讓“三千枉死者的靈魂無法安息”（3月5日），卻不但不承擔責任，反而仍可獲得表彰。方方從不質疑李文亮等八人自行披露傳染病的合法性問題，也不追問李文亮當初披露傳染病信息是否具有為社會“吹哨”的動機，因此以李文亮為象徵的正義之人與以王廣發為代表的邪惡之人同列先進人物，自然是難以接受的荒誕事實。

除此之外，武漢領導要求人民向黨和國家感恩的第三段新聞（3月7日），更是將領導“樂於自我表彰”的邏輯體現到極致。方方在日記中直陳“天天學習”的領導們“學反了向”，並説道：“對於奉獻者，對於武漢人民，用怎麼樣美好的詞彙去形容都不過分。政府，請你們收起傲慢，謙卑地向你們的主人——以百萬而計的武漢人民感恩。”在方方眼中，一線的奉獻者始終是可愛的，而害怕擔責還樂於自我表彰的領導是可鄙的、令人生厭的。

（五）向上負責、形式主義與層層做假

方方帶着“官員只向上負責”、“形式主義”和“層層做假”的眼鏡搜尋新聞事件，只要新聞事件表現出相關跡象，她就立刻將新聞事件與她預設的價值判斷進行關聯，然後展開架空分析。這樣的論述手法強行將局部的具體個案事件與一般性的價值判斷牽連在一起，就難免出現以偏概全和批判對象的擴大化，出現偏離批判目標羣體的大面積誤傷。

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批判對象擴大化的例證，出現在3月13日她對垃圾車運肉事件的評述中。對於這一事件本身，當然怎麼批評也不為過，畢竟該事件確實是協調指揮的嚴重錯誤所導致。但這一事件僅僅是個例，主管官員已被立即問責和處理。方方的日記錯就錯在強行將個例引申到一屆政府、一眾官員這個全體概念上來，大肆談論“一屆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於至上位置，再來一次X冠病毒，依然會延續今年的災難；一眾官員，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着上司，垃圾車拖食品的事情，同樣會一而再。沒有以人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現今官員很大的問題”。但事實是，如果不是民生至上，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會全球領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會取得現在的成績，在疫情期間人們也不會買到充足供應的商品，保持總體穩定的生活。這屆政府為穩控疫情做了很多實事，但幾件處理不當的事情就成了方方筆下罔顧民生的證據，方方這種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維邏輯着實難以服眾。

“誤傷”則出現在方方對“舉旗拍照”和“居民喊假”這兩個事件的評述中。方方在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了當時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一段視頻：下沉社區的銀行員工舉旗拍照，之後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路邊的垃圾箱。方方也許並不知道視頻中的當事人究竟是什麼身份，在日記中的表述是模糊的“一羣下沉的人們”。她評論説，“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誇。如果下基層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們上班一樣，他們用得着打旗幟嗎？”。

方方只是看了一段視頻，何以判定這羣人是“先把形式做足”“先自吹自誇”，而沒有做實事呢？視頻中的那羣人在處理防護服方面確實不甚規範，但用舉旗拍照否定他們的一線工作，實在是有失公允。這些下沉社區的工作人員或者志願者舉旗拍照，可能是為了交接班時打卡留痕，也可能是為了留作紀念，他們並不是政府幹部，下基層工作的確不是他們的本行本業。方方只是預設“形式主義”的價值判斷，看到一個有形式主義嫌疑的符號就興奮不已，進而脱離實際展開想象、簡化場景大肆評論。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方方評論走“馬”換“蔣”的領導調動時，再次提到她希望領導“不再搞那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形式主義，不再講那些重複又重複、顛來還倒去的廢話空話”。可見方方的主要批判目標是領導，而不是衝在一線做實事的工作人員。對於“舉旗拍照”一事，可以合理推測也許是方方將這羣人誤認為是下沉社區的政府領導幹部，於是聯想到長久以來她對政府領導幹部形成的印象進而展開了批判，然而結果卻是誤傷了那些原本在一般事業單位工作、只是在疫情期間臨時下沉社區開展帶有志願者性質的工作的一線工作者。

方方在3月5日的日記中記述，中央領導人到小區視察遭遇居民樓多人高聲喊“假的”，隨後中央領導立即開會要求馬上解決羣眾反映的問題。對於這條新聞信息，方方向“可靠朋友”核實了視頻的真實性之後，謹慎表示“我不知道這個小區是否真有做假”。不過這已無關緊要，因為日記主要是借該新聞表達方方多年來形成的一個觀念，即“領導視察之處，各種形式主義橫行”，“層層做假”以致於基層也不得不如此。日記因此讚賞“喊假”的武漢市民，因為“讓自己的聲音成為與他人不一樣的聲音，也不容易”（3月5日）。

然而方方的論述中有兩點不妥。

其一，用一個似是而非的一般觀念嵌套對一個具體事件的分析，其實就是在誘導讀者用方方給出的“層層做假”的觀念解釋這一事件，而方方又並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這樣的邏輯誘導就是在誤導讀者，製造問題的嚴重性，將讀者的怨氣引向體制本身。

其二，在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的情況下，方方讚揚武漢市民“喊假”，佩服他們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讓習慣做假的人再做假時心有所忌，其實已經表明方方傾向於認為小區做假是真實的。但事後當事小區已有居民陳明“喊‘假’者才假”，並分析説物業沒有動機造假、志願者送菜也不是第一天，“喊假”者只是一些想要低價菜、愛心菜甚至免費菜，甚至藉助流量和目光解決小區早已存在的停車費和物業費問題的“剛人”。正是這業主中的少數人，通過“吶喊”放大自己的意志綁架了民意，做着讓真正做事的人寒心的事，註解着“不一樣的聲音未必正義”這一直接可以反駁方方立場的道理。

因此，方方藉由該新聞試圖傳達的觀點，不但與事實並不相符，反而可能有害於基層社會的治理公平。

（六）一線人員盡力工作，民眾應予理解配合

表達該想法的日記內容，增添了日記中表面情緒的複雜性，體現出方方的“愛憎分明”：一方面，對行政管理層人員的不實事求是、形式主義和教條執行表達譴責和批判；另一方面，對一線官員和一線工作人員的工作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並在日記中通過表達自己的看法，對部分民眾表現出的不滿情緒進行紓解。

比如，日記在1月28日記載了一場“市長摘帽子事件”，是説李克強總理來漢考察時，原本戴着帽子在一旁陪同的周先旺市長摘下帽子交給助手。有輿論認為在大災大難面前，總理作重要指示時，周市長還有心思密切關注領導戴不戴帽子這種小細節，是説不過去的。

不過在日記中，周市長也是“正領着市府眾官員為抗疫四處奔波”的一線官員，“他的疲憊和焦慮一眼可見”。方方推測他“甚至想過事平之後自己將會有什麼下場”，必然會有“內疚、自責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類”的心情，但他仍需“振作起精神去面對眼前這件天大的事情”。日記評價周市長是“很本分務實之人，口碑一直不錯”，提議“換一個温暖點的角度”看待這場帽子事件，比如“或許他覺得，這樣的寒冷天氣，他戴了帽子，而總理沒戴。他比總理年輕，這麼戴着，顯得頗為不禮貌，於是摘下來交給助手”。可見日記對周市長的處境抱有一定的同情態度，也極力引導輿論對周市長進行正面的理解和評價。這也確實引發不少網友對周市長的讚揚，如“看他幾次採訪説話都是實在而且堅決的，無多的空話套話，敢於在最困難的時候面對直播拷問……是最接地氣、最敢於直言的一位實幹家”等等。

又如，當武漢市宣佈展開“三天時間找出所有四類病人”的拉網式排查後，方方的日記滿溢對“下面辦事人員”和“區長們”的同情。2月21日的日記説道“武漢有多大，城區結構有多複雜，非小區居民有多少，以及城鄉接合部有多混亂，就算讓辦事人員三天跑一遍都很難，更不説細查”，並補充“武漢歷史上是個碼頭起家的城市，平時散漫慣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這樣的一根筋犟人。從耐心説服，到強行帶離，這一過程要動用不少人，更要花費不少時間”。2月25日，方方更是直言“面對尚有900萬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闊大，眾生複雜，逐户敲門排查，難度實在太大”，“碰上不肯開門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總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並表達了對防護用具不足的社區人員和公務員在工作中被感染後傳染家人的擔憂。方方表示，“領導們儘量不要把話説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會給他們以時日，而領導作決策，也要給下面辦事的人以時日。太急了恐怕無益”，而她很擔心“那些區長們，不知道三天後，是不是被撤的一個都不剩。但願主政領導只是想重槌敲山鼓，並非情急下陡坎”。可見日記中突出的追責問罪色調，在遇到一線工作者時，就隱去得無影無蹤。方方的追責問罪對象主要瞄準的是發號施令卻不辦事的領導層，她對“一線辦事者”面對的壓力和困難則表現出十分了解、充分理解的姿態，而民眾和“領導們”似乎都成了她教育和説服的對象。

再如，當某部門將山東壽光捐給武漢的“愛心菜”送到超市去賣而遭非議，網上流傳向市政府投訴的電話錄音時，方方卻也沒有不由分説地指責政府部門的做事方式，相反她表達了對政府部門做法的贊同態度。在2月19日的日記中，方方詳述了她表達贊同態度的理由：“如果不是直接捐贈給醫院食堂，或是送到有貯藏能力的部門，更合理有效的方式，還是拿去超市，以平價菜賣給市民。超市至少有存放倉庫，有分配能力，有散發渠道。而賣菜的錢，或可以捐贈方的名義交給慈善部門購買醫療物品，或可返款給對方，繼續送來平價菜，供給武漢市場。這是雙贏雙益的事。”她還談到，“自疫情以來，社區的工作人員已經辛苦異常，要求他們把捐贈的蔬菜再分贈到各處，難度實在太大。尤其現在，人手少，車輛少，一卡車青菜來了，處理起來不是易事。捐贈實物如遭浪費，最終浪費的也是捐贈人的好心和善意，以及他們的財產”。可見在這裏，方方冷靜理性地分析了政府部門做法的合理性，並且站在社區工作人員做事的角度，直陳“愛心菜”在分配環節易遭遇的“最後一公里”難題。對於做事的政府部門和社區工作人員，方方再次表達出她的同情和理解。

類似地，關於網上一位武漢女性批評社區團購套餐制的漢罵錄音，方方首先表示從領導登門、中百超市整改來看，漢罵起到了效果。但同時她也提到團購管理的不易，批評“有些居民頗難伺候，不只是買生活必須品，還要買整箱啤酒什麼的”，“讓負責團購的志願者們搬運起來累得夠嗆”（2月22日），表現出她對一些居民慾求不滿、提出無節制多樣化要求的反感。在這裏，她的立場是站在團購組織者和志願者一邊。

還如，在火神山醫院運作初期，日記內容主要反映醫院醫療環境不錯、病人也很樂觀，方方表達了對病人早日病癒、所有事情更加合理有序的期待（2月4日）。即使2月14日有消息稱因大風雨雪天氣，火神山有幾間病房屋頂被掀開，方方在日記中也並沒有藉此指責醫院施工簡陋，而是希望病人能安穩轉移，“在大劫難中度過這個小的劫難”（2月15日）。

同樣地，在方艙醫院運作初期，許多民眾紛紛質疑集中隔離是否增大交叉感染風險（2月4日）、抱怨艙內條件太差之時，方方在日記中解釋説：“只用一天時間建成的方艙，時間倉促總會有點亂。後續的工作應該很快會跟上。這麼多人在一起，眾口難調，更何況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煩意亂，總會有的，畢竟舒適度不如自家。”並引述武大馮天瑜先生從負責武展和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朋友那裏得知的消息，告訴讀者“方艙內將會安裝多台電視，設置圖書角、充電島、快餐角，並保證每個患者每天一個蘋果或香蕉，儘量讓患者感到温暖”（2月6日）。在這裏，方方並沒有跟着質疑方艙的民眾一同發牢騷，或是居高臨下地指揮一線決策者“應該如何”，而是站在一線決策者的立場，安慰民眾説許多方面一線決策者其實都已考慮到，並在逐步實施和改善現有狀況，同時教育民眾説“最難的時候已經度過，現在越發不能焦急。讓那些流動病人能安卧室內接受隔離，接受醫護人員治療，對大家都是好事。否則又會有多人加重病症或倒在路上。我們只能穩住也忍住，只有總局勢控制住了，所有人才能真正得到安穩”。2月25日，方方同樣站在大局觀的立場下，以冷峻的筆調敍述“住進方艙醫院的病人病癒也不願出艙”的新聞消息。這些病人病癒不願出艙的原因在於“方艙醫院空間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鬥地主，一點都不缺玩伴。此外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還不收錢。遠比寂寞地待在家裏要踏實得多”。方艙醫院條件好起來，卻導致這樣一批佔用醫療資源的人產生，的確“有點像冷笑話”。按照筆者的理解，方方敍述這段話的立場是譴責這批病癒病人、維護一線治療現場的。

方方在日記中有關“方艙醫院”的其他段落也遵循同樣邏輯。如2月7日的日記敍述方艙已上正規，效果將開始顯現，方方寫道“現在大家並沒有太多恐慌，只是有些鬱悶。隨着方艙生活條件的完善，病人們也開始適應裏面的生活”，還插入了一個被她評為“今天聽到的最暖心故事”的“方艙愛情故事”。而2月12日的日記中，方艙醫院的場景裏出現了“領導”和象徵官方意識形態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的敍述筆調就轉為：“某個方艙醫院裏，推測有領導視察吧？一羣人站立着，幾十個，其中有官員，有醫護人員，大概也有病人。他們都戴着口罩，對着一個個躺在牀上的病人們放聲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評論道：“這歌雖然人人會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裏這麼高歌嗎？想過躺在牀上病人的感受沒有？這不是傳染病麼？不是肺部出不了氣嗎？”最後兩句反問確實有失妥當，反映出方方對輕症患者身體狀態的不瞭解，也讓輿論批評方方是不是反對方艙唱歌調節氣氛，得出“武漢人沉悶你不安，方艙唱歌調節氣氛你又不安，你就説應該怎麼做”的批判論調。但方方的反問，正是在對方艙的場景還原中領導、官員與病人的對立圖式下出現的。方方多半想表達的是對官僚形式主義的批判，因而訴諸於對牀上病人個人權利的強調。

由此分析，方方只有在以一線工作人員的立場組織敍述話語時，才透顯出她仍然會用大局觀進行思維，這一場景中的一線工作人員、一線決策者和民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而一旦場景中出現所謂“領導”、“政府”，方方的大局觀思維就立刻轉變為維護個人權利的個體主義思維，這一場景中的領導、政府多半被放置在與民眾對立的一面。

​六、“作惡”背後的追責邏輯及其自我解構：

日記中的政治想象與再審視

（一）“作惡者”與“瞞報者”

《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話題，最早是從關於一種微博技術的討論中引申出來的。1月25日的日記談及，這種微博技術可以讓用户自以為消息已發出，但實際上卻無人讀到。該技術效果被定義為“高科技作惡”。有讀者在方方的該篇日記下評論説，高科技作惡不比瘟疫弱。而通篇日記對於瘟疫本身的作惡所述極少，只有2月15日的日記論及新冠病毒的狡猾，讓治癒者復陽，並出現無症狀感染者。該篇日記據此稱新冠病毒為“流氓病毒”。

實際上，方方論及“高科技作惡”、論及“病毒作惡”都僅僅是一種鋪墊。日記認為，“高科技作惡”的背後，是操作高科技的人作惡；“病毒作惡”的背後，則是“比冠狀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官僚系統疾病和社會疾病（1月30日）。被方方稱之為“腦殘者”的“病毒人”須為“病毒作惡”承擔至少50%以上的責任（1月27日），因而“病毒作惡”本質上被界定為“人禍”，是“比瘟疫更毒辣”的“人作惡”。

當然日記中提及的“人作惡”也有多種方式，比如往電梯和門把手上吐口水、倒賣捐贈物資、攔截醫院急需醫療用品、造謠構陷他人等（2月15日）。然而最為主要也最為嚴重的作惡方式，則被日記凝縮為兩個字：瞞報。日記認為，疫情前期的瞞報是疫情從初始演變為災難的主因（3月16日），瞞報讓防疫工作耽誤了二十天時間。順此邏輯，疫情期間的遇難者就是被瞞報者所殺，而這些“他殺”的亡靈及其家人、所有醫護人員和苦熬日子的武漢人民，以及難以回家的流浪者，就需要找到瞞報者是誰——日記再三強調這一點：

要一個説法，要一個結果。（2月27日）

我們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誰在對我們隱瞞！（3月2日）

瞞報者被方方判定為少數特定主體。而在追問“瞞報者是誰”這一問題之時，自然浮現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為何瞞報”（3月16日）。顯然“瞞報者是誰”和“為何瞞報”這兩個問題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那麼方方憑什麼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呢？其實日記在對“為何瞞報”這一問題的解釋中，也就順帶説出了她認定存在瞞報事實的理由——市衞健委停報感染人數，且停報的時間段與省市“兩會”時間幾乎完全同步（3月18日）。客觀現象是，通報的感染人數出現停滯。而方方將“停滯”解讀為主觀“停報”，所謂“停報”便是“瞞報”，方方理解的“瞞報事實”就此產生。此後要做的便是理解瞞報的原因。方方聯繫自己從1993年開始參加整整25年“兩會”的經驗，對“瞞報事實”進行解釋：

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所有負面信息媒體都不允許報道，而各部門到了那個時候，幾乎也沒什麼人做事，因為領導都去開會了。（1月23日，3月18日）

把相關事情壓到兩會之後再辦，是習慣性動作。（3月18日）

儘管人命關天，但開會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1月23日）

日記討論至此已經相當清楚，市衞健委和媒體是瞞報者。然而，“説謊者為何説謊，受何方指令説謊，知不知道這是謊言，還是明知對方欺瞞，自己則願意相信欺瞞，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瞞？”“是誰決定不將疫情真相告知民眾？是誰為了面子上的光鮮，欺上瞞下？是誰把人民的生死置於政治正確之後？是多少個人，多少雙手，導致了這場災難？”2月27日和3月7日的這兩段連續發問，無疑表明僅僅回答“瞞報者是誰”，找到少數幾個特定主體，還不足以徹底究明災難的責任主體。日記中説“總得有人為此承擔責任”（2月27日），但讓市衞健委和媒體承擔所有責任是不適當的，因此日記將責任主體擴及“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2月27日）以及“瀆職者”（1月29日），並稱如果不能改“兩會”時間就只能改這些責任主體“好面子”的陋習（3月18日）。

（二）“追責”的必要性、時機和方式

以下就進入到日記對“追責問題”的討論環節。

首先，日記指出追責的必要性。方方認為，反思和追責是兩位一體的，嚴肅的反思以嚴苛的追責為前提（3月9日）。同時，如果不追責，政府就會喪失公信力，民心就會受傷（3月14日），官方就會無法向天下人交待（3月23日），並且各種災難會無休無止，因為為政者會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國家兜得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3月14日）。國外開展疫情防控工作的遲緩，也並不能洗脱武漢市應對疫情時對耽延防疫時機的責任。

其次，日記討論追責時機問題。在疫情最為焦灼的時期，方方的主張是暫緩追責，待疫情結束後再行追責：

疫情之後，那些不作為的主要官員們自己想好怎麼向人民謝罪吧！（1月23日）

現在不多説，事後看他們自己怎樣出來向人民謝罪！(1月24日)

事平之後，所有過程該反思的該拷問的該質疑的該懲罰的，都得公開透明地做。讓人人都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1月29日）

只是現在，我們更希望他們打起精神，懷着贖罪感更懷着責任感，繼續帶領湖北人民走出艱難時日，以此來獲取人民的寬恕和原諒。（1月30日）

先等城開，再等交待。（2月27日）

而到了疫情明顯向好的3月以後，方方開始主張趁着人們記憶和感覺尚在，逐步開展事因追查和追責工作：

現在已是局勢向好之時，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了（3月2日）

疫情緊急時，沒有人顧及追責，沒時間調查，人們都以體諒之心，放下了所有糾結。現在局勢轉緩，存放在心的問題便會露頭，就會想要解答（3月3日）

現在是最應該反思和追責的時候，在疫情向好的此時，急需迅速成立追責小組（3月7日）

現在，人們記憶尚在，時間細節感覺，都還深刻地存在腦子裏。這正是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3月9日）

現在抗疫已到掃尾階段，大家對前期所發生的事，記憶猶新，這正是覆盤的最好時間。而追責，也是必須要做的（3月18日）

可見方方對追責時機的選擇是經過理性考量的，並非如一些並沒有認真閲讀日記的批評者所説的那樣“迫不及待”“非要在戰時煽動人民情緒添亂”。也有評論者認為，抗疫與追責並不矛盾，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這裏就牽涉到有關追責的第三個問題，即追責的具體方式問題。

第三，日記討論追責方式問題。方方認為，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責任絕不可能通過免職或撤職就能了結（2月27日），是否有刑責則需過問法律（3月7日）。但日記中仍然將根據《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引咎辭職”（3月14日）作為追責方式中首先需要進行的第一步。從這裏可以看出，方方追責的主要瞄準目標是有可能做到“引咎辭職”的主要領導。3月18日的日記説“不用擔心追責後沒人做事，醫院的能幹人應該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繼任的也大有人在”，也表明真正在一線做事的人員並不在方方的追責之列。3月7日的日記將方方追責的目標羣體羅列出來，主要包括“主政官員、宣傳部門的主要官員、媒體一把手、衞生部門主要官員、醫護人員大批死亡的醫院官員等”。由於“中國官員少有反思自己，更不談引咎辭職”，方方號召民眾寫“敦促書”敦促官員引咎辭職（3月7日，14日），並強調武漢市民有責任有義務這樣做，因為這是“為枉死者討公道”，若不這樣做則是放棄追責，“將揹負恥辱”（3月24日）。

然而方方的問題出在，她頻頻提及“引咎辭職”，卻罔顧抗疫過程中政府已撤職多人的事實。書記和省長換將，湖北省從上到下處置了數百人，主要領導的更換已經表明了中央“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的態度。既然如此，就不由得讓人發問：方方，你還想幹嘛，再槍斃幾個給你助興，還是煽動羣眾造反逼宮？

（三）追責目標再審視

值得注意的是，日記涉及追責目標的再審視問題。而這一點恰好構成對上述追責討論的解構。

從“引咎辭職”的追責方式來看，追責目標似乎限定在主要領導這個羣體之內。然而，“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以及“瀆職者”難道就僅僅限定於這個羣體嗎？其實，方方在日記中已經給出了答案：“疫情至此是多方合力的結果。” （2月4日，3月18日）追責目標確實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

方方早在1月31日的日記中就説“迄今為止，尚未見有一個自責和道歉的人，卻只有無數推諉的説法和文章”，2月29日則借用網友提供的詞彙，稱這種推諉為“甩鍋比賽”。實際上，推諉和甩鍋也正是“中空構造”的多方合力的一種體現。其中：

專家組懷疑有醫護人員感染，打電話問卻被否定（2月29日），第三批來漢專家袁國勇也稱院方似乎已準備好（3月8日），他們掉以輕心，輕率告訴人們“人不傳人”“可防可控”（1月30日）；

醫生則集體沉默，雖已上報，但沒人通知民眾（2月29日），並且由於試劑盒下發晚而無法確診疑似感染的醫護人員（3月8日）；

官員稱聽取專家意見，並且《傳染病防疫法》規定傳染病向社會公佈消息，必須是由國家衞健委或是國家衞健委授權省級衞生部門進行（2月29日），在唯上不唯下的邏輯下“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沒有看到文件便寸步不行”（3月2日）“光講套話、光會學習、光會壓制講真話的人”（1月24日）；

國家衞建委則“亡羊補帖”稱1月14日已召開過防疫部署電話會議，表明當時已推測疫情蔓延後果嚴重，但會後卻又完全沒有執行政策，也未將信息通過媒體向大眾公開，更沒有采取任何疫情防控措施（3月9日）；

自媒體隨時“不告知原因”地刪帖（3月6日）；武漢兩大新聞傳媒集團“湖北日報”“長江日報”在割裂“愛國家”的大愛與“愛老婆”的小愛並不屑於“小愛”的價值取向下（“七字遺書”事件，2月21日），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從來報喜不報憂（3月18日），不但沒有提醒市民反而誤導市民；記者在疫情前期選擇緘默不語，忘記了關注社會和民生的職責和使命，在警方訓誡8個“造謠網民”後沒有繼續跟進、追問8位網民的身份及其造謠動機、瞭解醫院醫生正在成批倒下，以致“艾芬發哨子、李文亮吹響了一聲”之後“無人接哨”，“哨音被彩色、笑臉、紅旗、鮮花和歡呼覆蓋”（3月14日）；

最後，我們自己也是自己的敵人或幫兇。比如被訓誡的8位當事人在遭受訓誡後，在明知領導做錯的時候選擇了沉默，即選擇了配合和妥協，且沉默了很久，因為某些原因而放棄了原則。比如拐點還沒來，就急切地“舉着紅旗唱開頌歌”（2月12日）；疫情還未結束，“連勝利的書都看到了封面”（2月27日）；危機過後，便開啓迅速遺忘模式，“人們一旦輕鬆快樂起來，就不會再願意回想那些曾經的苦難，就會努力讓自己忘掉災難中死掉的常凱們”（3月2日）。方方極力倡議疫情後建紀念碑（3月2日）、民間寫手記錄見聞感受和喪親者的悲慘故事（3月9日），其初衷也正是為了給這次災難留下一份集體記憶。

當追責目標在再審視中擴及幾乎整個社會系統之後，“引咎辭職”顯然不再適用，將一切責任推給政府和少數官員的追責問罪套路自然也不攻自破。

（四）“瞞報”是否存在？

在重新審視追責目標的同時，其實我們也應當重新審視追責的邏輯起點，即“瞞報”本身是否一定成立。

    事實上，武漢市不太可能因召開兩會而瞞報：一是直報系統不是唯一的信息報告機制；二是國家衞建委專家組和湖北省、武漢市在疫情之初就一起工作，不存在信息是否上報的問題；三是沒有充分證據表明行政干預的存在，尤其是主要領導指示；四是“對外公佈信息”與“內部信息”不可混淆，“兩會”期間沒有向公眾發佈信息，最大可能是疫情應對策略決定，而非“瞞報”。

因此，方方追責的邏輯起點就可能站不住。不過不論是否瞞報，武漢方面的確都需要對疫情負責，但關鍵是要搞清楚責任的性質問題。在現有央地關係下，武漢市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條件瞞報，同時導致疫情演變成災難的追責目標並不限定於主要領導，因此從追責的結果來看，武漢市各單位主要領導所負的責任一定不是全責。

方方對“人作惡”和“人禍”的判斷，反映出她對中國政府決策背景知識的欠缺，這種判斷更多是基於偏離常識的想象。反過來説，方方這種親和於普通人想象的判斷，很容易誘使普通讀者將地方瞞報作為對疫情的責任判斷，進而使讀者得出與方方一樣的追責結論。不過日記中再審視追責目標的論述線索，則變相瓦解了一味追責問罪主要領導的邏輯，在一定意義上自我解構了日記的政治攻擊性。

當然我們需要注意，方方的追責訴求主要是針對疫情前期的控制不力。日記對於疫情後期的評價是“沒有瞞報，控制得力”。當有輿論懷疑方艙休艙是“政治休艙”時，方方引述醫生朋友的評論“現在的政治是徹底控制疫情傳播，徹底清零，積極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會要求提前關艙。傳染病是隱瞞不了的！這一重大是非問題必須相信政府！再大的膽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傳染病不徹底控制必然蔓延，誰都隱瞞不了的！”，認為“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3月16日）。當有輿論擔心政府隱瞞數字時，方方再次引述醫生朋友的堅決恢復“不會隱瞞，也沒必要隱瞞！”（3月24日），消除民眾以及她自己對政府的疑慮。

日記在此處沒有過多分析，只是以原文引述的方式，大段展示醫生朋友代給的結論，因為方方頭腦中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多半隻能導出“政治休艙”和“瞞報”的結論。而她此時只能接受醫生朋友的結論，即使她或許還無法將此結論完全消化成她自己的結論。但不管怎麼説，她畢竟在日記中如實記述了醫生朋友給出的結論，這一點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