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為何急於把疫情調查升格為頭號議題_風聞

人民日報駐澳大利亞特派記者  劉天亮

4月29日，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在下個月的世界衞生大會之前，他將繼續推進對新型冠狀病毒起源及世衞組織對大流行應對方式的國際調查。

莫里森説，澳大利亞的呼籲沒有針對性，是基於常識，是獨立意見，符合澳大利亞和全世界的利益。世界希望進行獨立評估是完全合理和明智的。

這不是莫里森第一次就這個問題表態，此前他曾提議賦予世衞組織類似武器調查員那樣進入某個國家獨立調查的權力。近兩週以來，莫里森政府的內閣成員如外交部長佩恩、內務部長達頓、衞生部長亨特、國庫部長弗萊登伯格，以及反對黨領導人阿爾巴尼斯、影子外交部長黃英賢等人，也密集表態，並點明之所以要進行國際獨立調查是懷疑中國疫情處置和信息發佈的透明度有問題。儘管中方多次表達反對和抗議，但澳大利亞的立場看上去十分堅定，甚至不惜惡化中澳關係。

對疫情起源問題進行獨立調查，為什麼突然變身為澳大利亞的頭號政治議題呢？

對中國疫情信息透明度的説法“急拐彎”

對中國疫情信息透明度問題開第一炮的，是澳大利亞內務部長達頓。4月16日，達頓接受天空新聞（Sky News）採訪時表示，有報告稱中國在疫情初期曾停飛武漢的國內航班，但未停飛國際航班，中國共產黨應該提高“透明度”。4月17日，達頓再次接受9號新聞台採訪，聲稱美方已經掌握一些關於病毒源頭和傳播路徑的材料，中國應該就病毒起源和爆發做出解釋，提高透明度。60多名死於該病毒的澳大利亞人的家人，有權知道答案。

4月19日，澳外交部長佩恩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採訪，也對中國的透明度表示高度關切。她説，新冠病毒源於武漢這點“很清楚”，國際社會應設立獨立機制對疫情起源和傳播展開調查。鑑於對其獨立性的擔憂，世衞組織應該被排除在外。採訪中有個細節值得注意，主持人上來就問：“你希望中國回答什麼問題？”佩恩指出關鍵問題在於透明度。當天，澳衞生部長亨特在記者會附和了佩恩的呼籲。

4月21日，澳總理莫里森也開始談論國際調查問題，但他表示這不是要批評誰，而是為了國際公共利益。4月22日，佩恩在《澳大利亞人報》發表文章，對之前的説法做了一些修正，聲稱調查不是為了針對某個國家，而是為了提升國際社會應對未來挑戰的信心和能力。不過，她重複了新冠病毒始於中國武漢的説法。

莫里森政府對中國疫情信息“透明度”的密集批評，也得到了反對黨工黨的響應。看上去，澳大利亞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認知是高度一致的。然而，把時針往回撥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同一個人對於中國疫情信息透明度的説法完全不一樣。

疫情爆發之初，澳大利亞政府曾高度評價中國的透明度。1月29日，莫里森在記者會上對中國政府抗擊疫情所展示的透明以及在武漢撤僑方面給與的幫助表示感謝。同一天，佩恩在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通電話，對中方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公開、透明地與國際社會及時分享信息、積極開展溝通表示讚賞。此後，佩恩也多次點贊中國的信息分享以及中國同其他國家和世衞組織的合作。

可見，澳大利亞突然輪番攻擊中國的疫情信息透明度，並不是固有想法，至少一開始並非如此。事實上，澳大利亞政客的突然轉彎，讓澳大利亞自己的醫療專家都有點跟不上。4月3日，澳首席醫療官墨菲在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及中國的信息透明度問題，他不僅對中國的抗疫成效表示肯定，而且認為中國數據很透明。4月17日，在達頓拋出這個議題後，澳衞生部副首席醫療官凱利依然認為，中國對世衞組織展現了透明度，還説中方早期提供的數據對澳方有很大的幫助。

被質疑提出這一政治議程是為了“取悦美國”

莫里森政府的集體轉彎，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什麼不為公眾所知的情報嗎？

從媒體報道和公開表態來看，澳方有點諱莫如深。除了達頓，其他人似乎並未提出具體説明。有人暗示了一些旁證，比如，亨特提到世衞組織批評對中國的旅行禁令，而事後證明澳大利亞是正確的。言下之意是世衞組織站在了中國一邊，或者是中國隱瞞了信息。然而，這種指責本身屬於事後諸葛亮，是拿現在疫情的大爆發來反對當時的決策。至少，僅憑這一點，理由根本是不充分的。

另外，中國不同意病毒起源於武漢的説法，在澳大利亞似乎也被廣泛地視為一種辯解。澳大利亞政客不斷地説這是常識，似乎是説中國違反常識背後存在着什麼貓膩。其實，中方只是認為，新冠病毒最先在武漢被發現並報告，不意味着武漢就是當然的發源地，這個問題需要交給科學家來研究並查證。公平地講，在尚未有科學結論之前，不要輕下定論，這也是常識。

那麼，達頓根據美國的未公開報告討要一個説法，有沒有道理呢？澳大利亞作為“五眼聯盟”成員，和美國之間情報共享，他更相信美國的信息也算情有可原。問題是，達頓自己接受採訪時承認，他並沒有看過這份文件。

沒有什麼切實的證據，卻一口咬定中國的透明度有問題，不得不説澳大利亞與正常的外交行為偏離得有點遠。難怪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批評達頓的行為是鸚鵡學舌，是追隨美國某些勢力對中國進行政治攻擊。

其實，不只是中方有這樣的感受，澳大利亞也有人質疑莫里森政府在玩“指責遊戲”。4月23日，前澳大利亞駐美國大使約翰·麥卡錫在《金融評論報》發表文章，澳大利亞率先推動國際調查，是一個錯誤的決策。麥卡錫説：“當我們提出這種想法時，國外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假設，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取悦華盛頓，或者更糟，那就是我們的想法和特朗普一樣。這兩種假設都不會給我們帶來國際尊重。”

澳大利亞FMG集團董事長安德魯·弗里斯特29日也指出，在全球範圍調查新型冠狀病毒問題，不能只盯着中國。弗里斯特表示，莫里森不應該急於調查中國在疫情中的角色，這會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治議程綁在一起。澳大利亞不應該挑選誰是好朋友，而是和大家都成為好朋友。

是關注國際疫情走勢還是針對中國

和以往對中國的激烈口頭批評指責不同，澳大利亞這次更進一步，還主動和美國、法國、德國、新西蘭等盟友溝通，尋求他們的支持。4月17日，達頓挑起這個問題，4月22日，澳媒就報道莫里森與多國元首通話，商討國際疫情調查。行動如此迅速，讓人很難相信澳大利亞沒有在針對某一個國家。

走到這一步，之前也毫不避諱地批評中國的透明度問題，可澳大利亞還試圖撇清嫌疑，聲稱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要認為調查是針對自己，澳大利亞只是為了防止疫情再一次捲土重來。

果真如此嗎？不妨看看澳大利亞中意的國際獨立調查，到底是採取什麼方式。澳大利亞提出了兩種調查路徑，一種是佩恩率先提出的，由澳大利亞、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領導調查，但把世衞組織排斥在外。還有一種是莫里森提出來的，賦予世衞組織類似國際武器檢察員那樣的權力，可以不經審批直接進入某個國家調查疫情。達頓後來為這個方案打了個補丁，他説，如果世衞權限擴大，總幹事譚德賽應該辭職走人。兩個方案有一個共同的潛台詞，應由西方國家掌握調查領導權，當前的世衞組織不值得信任。

這樣的國際獨立調查，強調了強制性，卻沒有考慮可行性。澳大利亞國際法專家唐·羅斯威爾挑明瞭説，沒有中國的支持，世衞組織的改革面臨會很大障礙，利用國際條約是更好的選擇。據記者從堪培拉和北京方面瞭解到的信息，澳大利亞四處推銷國際獨立調查，但奇怪的是，從未和中國做過任何溝通。

這樣的國際獨立調查，對國際抗疫合作，也很難説有什麼實質性幫助。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不久前，墨西哥發起了一項針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全球應對方案，獲得了179個國家支持，並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而澳大利亞卻不支持。澳大利亞影子外交部長黃英賢表示，澳大利亞沒解釋為什麼不支持這個方案，結果陷入“自我孤立”。如果（澳大利亞）總理和外交部長想把自己的方案付諸實施，就要避免和93%的國際社會格格不入。

如果説這個方案有什麼優點，那就是它和美國對世衞組織和中國的指責高度契合，十分應景。説起疫情調查，澳大利亞自己的應對措施也難説完美。實際上，美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病例輸入國，但澳大利亞遲遲沒有對美國實施旅行禁令，直到美國突然宣佈禁止盟友歐洲入境後，澳大利亞才出台禁止入境令。此外，“紅寶石公主號”郵輪事件，也讓人對澳大利亞的抗疫應對產生懷疑。該郵輪3月19日曾獲准停靠悉尼港，在有乘客出現疑似症狀的情況下，近2700名乘客未經核酸檢測獲准下船，最終引發超過600人感染，約佔全國總病例數的10%，成為澳最大的單一病毒感染來源。事後，聯邦邊境部門和新南威爾士州衞生局互相指責。究竟該誰負責，澳方至今未給出什麼調查結論。

在應對疫情方面如此缺乏現實感，就算澳大利亞有一天真能在國際疫情調查中發揮領導作用，恐怕也難以讓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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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開支壓力大 澳洲中低收入者難應付科技生活快報

發佈時間：04-2811:06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更多悉尼居民窮於支付賬單和食物費，許多中低收入家庭正採取“極端措施”來應對生活費壓力。

一項生活開支數字調查顯示，四分之一悉尼居民難以及時支付電力和煤氣等公用事業費賬單，五分之一難以支付抵押房貸還款或房租。

新州社會服務理事會（NSW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進行的這項調查還表明，五分之一居民無法及時支付信用花費的最低還款額。

該會會長奎蒂（Joanna Quilty）説，這一情況令人有些意外。

她説：“這是那些低收入家庭，正在工作和供還房貸，或支付私人出租市場房租的人們正經歷的非常類似的事情。”

社會服務理事會呼籲州或聯邦政府給予民眾更多資助，因為越來越多的澳洲人得不到支持，或被迫向朋友和親戚尋求支持。

奎蒂説：“人們所採取的許多（極端）措施，正的讓他們回到另一個時代，其中一些做法令人震驚。”

社會服務理事會在對新州各地730人進行的調查發現，去年有不少人們典當家中財物，避開空調和減少進餐。

它表示，住房開支正成為新州居民每週家庭預算的“吞噬怪獸”

超過三分之一的調查受訪者表示，他們將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於住房開支，五分之一回應調查者支付40％以上收入。

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無法按時支付水電費，有19％的受訪者稱無法按時支付房貸還款或租金。

新州的單親家長和有子女的夫婦住房壓力率最高，分別為68％和45％。

這個新州社會服務組織高峯團體星期一在發佈調查報告時還敦促聯邦政府未來十年每年應建5000套公屋和低收入家庭能負擔得起的廉租屋。

在新冠肺炎引發的經濟低迷和失業率增加，工作缺乏安全保障之際，減少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支付負擔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