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敍事系列之三：選票制衡的失敗案例 - 拉美_風聞

文/老C

1、

據新華社報道：阿根廷政府4月6日宣佈，由於新冠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衝擊，決定將推遲償還總額約100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推遲日期至2021年。

該國原本應於4月22日支付5億美元債務，一旦錯過，將在30天寬限期後進入違約狀態。阿根廷政府4月17日提議，以更低利率和更晚到期的新債券置換現有大約650億美元外債，以避免再次違約，但持有大部分阿根廷債務的三個國際債權人團體20日幾乎同一時間發表聲明，拒絕阿方提議。

阿根廷的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八次債務違約。現在，有可能面臨第九次。

而其他拉美國家，情況也很糟糕。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個統計。從1800年到現在，世界主權債務違約次數的排名中，違約次數前10名中，9個是拉美國家。

在100年前，拉美國家，特別是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在100多年前，1890-190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2800多美元，和同時法國和德國的GDP處於同一水平。而當時的世界最富裕的英國和美國，也不過是4000美元這個量級。而由於阿根廷的物價水平相對更低，人均實際工資和英國基本是同一水平線上。

那時的阿根廷，是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

然而現在的阿根廷，人均GDP和中國基本處於同一水平線，和歐美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已經是一個普通發展中國家了。

拉美國家，現在被普遍視為國家治理失敗的典型案例。而拉美國家的人民也幾乎看不到什麼能擺脱這個局面的希望。

2、

拉美國家的國家治理的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會用自己的立場來詮釋拉丁美洲的治理問題。

1971年，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國，被切開的血管》一書，從左派立場，以文學或小説的寫法，來談政治與經濟。一書中每一個字都是記錄着拉丁美洲人民的血淚，每一個字都是對帝國主義的控訴。在左派眼中，離美國太近，離上帝太遠，是拉美國家命運的寫照。他們把所有的悲慘命運，都歸結於帝國主義的掠奪，IMF和“芝加哥小子”的經濟政策。

右派的觀點就截然不同，認為拉美的問題來自於拉美國家民族主義，為建設自主工業的進口替代戰略，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等等。認為經濟自由化，是解決拉美問題的良藥。

左右派都有立場，都在用自己的立場來解釋。和盲人摸象一樣，也都只是一個側面。我也盲人摸象一把，説説自己的觀點，也講一個側面。

拉美的問題不光是左派，也不光是右派。

拉美的問題是：拉美的政治，如同鐘擺一樣，在民粹主義、進口替代、高福利、國有化的左派經濟戰略和芝加哥學派，放開管制，不管貧富差距的右派經濟戰略之間，劇烈的擺來擺去。精英想走自由主義，卻控制不住民粹主義，無法持續當選。民粹主義政治家想走左派道路，卻又沒有能力管理精英，無法徹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無法經營好經濟。

因此，政策如同鐘擺，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最終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希望，就在這一次次擺動之間，消失殆盡。

前文説過，對於一個國家，需要小心翼翼維持的最重要的平衡是：資本和人民之間的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平衡。

這種平衡，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社會收入不平衡的變化，肯定會有變化。但這個變化應該是漸變的。拉美國家則不然，是一會兒左的極端，一會兒又變成右的極端。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民主的選票”其實難辭其咎。拉美國家是一個選票式民主失敗的典型案例。

3、

在國家的全體國民缺乏對意識形態的基本共識，以及完善的法制環境時，民主很容易變異成民粹。而民粹則會走極端。

阿根廷的戰後歷史就是一個例子。

1946年，主張經濟獨立、社會正義和國有化，民粹主義的庇隆當選並執政9年。隨後被軍隊政變推翻。軍政府過渡三年後，1958年再次選舉。民選總統執政4年後，再次被政變推翻。另外兩個民選總統分別執政1年和3年，然後1966年再次被政變推翻。其後軍政府執政到1973年。又經歷了兩次過渡的幾個月任期的總統後，1973年庇隆再次當選總統，不到一年任上去世，他老婆，著名的庇隆夫人繼續執政，到1976年被政變推翻。隨後又是7年的軍政府。

1983年以後，一系列的偏左翼的總統相繼當選。其中2015-2019年，右翼的Macri執政四年，但在2019年，左翼的費爾南德斯再次勝選。

阿根廷的歷史，基本上就是民選的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和右翼（軍）政府交錯執政的歷史（1980年前右翼多為軍政府）。巴西的情況也類似，兩個主要的黨派，分別是左右翼，但都有很強的民粹主義色彩。目前的巴西總統是右翼民粹，川普的崇拜者，而主要的反對黨則具有左翼民粹的色彩。

拉美國家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選舉被民粹主義所支配的結果。很多國內的分析家，把拉美國家的失敗歸結於左翼民粹主義。這個不算錯。

但是，為什麼拉美國家有這麼強大的左翼民粹主義，為什麼左翼民粹主義總能執政，為什麼左翼民粹主義搞不好經濟？就不是那麼簡單的可以直接回答。

4、

看拉美的失敗，左派作者的觀點和右派作者的觀點截然不同。左派作者認為，美國工業化的成功，靠的就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高關税貿易保護政策，而拉美國家的失敗在於民族工業被外資打垮，進而被外資剝削，支持民族工業和貿易保護是成功路徑。

右派認為，亞洲國家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成功主要靠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戰略，拉美國家的貿易保護和管制是拉美國家失敗的原因。

首先，左派的觀點不正確。拉美國家，左派執政是主流，但左派執政一直搞不好經濟。右派的觀點也不完全正確，和東亞中日韓三國不同，拉美國家沒能靠自由貿易一步步實現產業升級。

這個原因很複雜，中日韓三國，其實也是表面的比較優勢，自由貿易。東亞三國本質上都制定國家產業政策，強政府主導產業升級。

拉美的失敗，並不是簡單的外國人好，或外國人壞能概括的。

拉美的大部分國家不是窮國，自然條件很好，賣賣原料就能過不錯的日子。

在二十世紀初，拉美國家的人口也不多，阿根廷在1900年只有400萬人，和當時的愛爾蘭的人口差不多。巴西的人口在1900年有1700萬，和當時的韓國的人口差不多。人均收入也都處於很高的水平。

而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這種積累的來源是什麼？

西方老牌強國，靠的是剝削殖民地，其他國家沒有可剝削殖民地了怎麼辦？

明治維新後到二戰前，日本的工業化，除了甲午、日俄、一戰三次戰爭的紅利和剝削殖民地，更多的是靠對日本農民和工人的殘酷剝削。二戰前，日本農民承受的税負和地租，不低於解放前的中國佃農。與解放前的中國不同的是，日本從農民身上剝削出的積累，大部分用在了軍事和工業上。而解放前中國的地主階級則很少把積累用在工業發展。

東亞國家的工業化，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利用國家人口密集，工資成本比較低的比較優勢，和國家的高儲蓄率，一點點積累資本和技術。再通過政府的產業政策和扶植機制，實現產業升級。

美國的情況更加特殊。美國從1800-1900年的工業化的主要驅動力，是領土的擴張，無限的土地供應，和人口的快速增長（移民和自然增長）所驅動。

巴西在1800年有300-400萬人口，美國有500多萬。巴西的人口是美國的60%多。

而1900年，巴西有1700萬人口，美國7600萬。巴西的人口只有美國的22%。而十九世紀直到二戰前，各國的主要貿易政策就是貿易保護政策。

美國本身的人口增長，使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可以自給自足的市場，而全球普遍的貿易保護政策，使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都無法全球配置資源增加競爭力，大家都差不多。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對自身的經濟發展自然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美國的特殊條件，二戰後的拉美國家都不具備。自然，抄襲二戰前美國的進口替代政策無法成功。同樣，因為自然資源極度豐富，工資水平普遍較高，沒有成本優勢，抄襲東亞的比較優勢政策，也無法成功。

5、

本身經濟存在弱點，採用進口替代沒有足夠的資本和技術積累，也沒有足夠的國內市場。採用比較優勢又沒有成本優勢。

在這個情況下，本身拉美國家搞好經濟就很困難。火上澆油的是，拉美國家陷入了“民粹主義”陷阱之中。

拉美國家的貧富差距，可以算是全球最大的。拉美國家的基尼係數，高於東亞和發達國家的水平。拉美國家的貧富差距導致了民眾對不公平現象的不滿。這種不滿會反映到選票上。而拉美國家的殖民地歷史，讓國家的經濟很大部分被發達國家的外資控制，這也引起了對民眾的不滿，和對獨立自主以及國有化外資公司的呼聲。

民粹主義一詞的本義是“迎合大眾情感的政治主張”的意思。民粹主義政治家為了拉選票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了簡單迎合一些人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短期利益，而採取短視的政策主張。在拉美國家，體現在一方面宣揚獨立自主，自主發展工業，另一方面向國內民眾做出較高的福利承諾。

之前説過，政府的財源只有三個，徵税、舉債、印鈔。為了拿到更多的選票，只能發更多福利。發福利需要錢。拉美政府的財力有限，國家控制力（徵税能力）也不足，為了發福利，就只能舉債和印鈔。拉美國家普遍採取了短視的對外舉債和對內超發貨幣的通貨膨脹政策，短期內人民獲得一點虛幻的實惠，但很快被極高的通貨膨脹税所沖銷。而舉債最終無法償還，就引起了拉美國家常見的定期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

6、

中國的GDP增長率是比較穩定的，高的時候兩位數，低的時候5-6%。如果不碰到金融危機，亞洲國家的GDP增長率也基本比較穩定。拉美國家則不然。拉美國家的GDP增長率有如心電圖。阿根廷是最典型的例子。

阿根廷的人均GDP的增長如同心電圖一樣上下波動。前一年負增長12%，後一年增長8%。這種不穩定，就是國家的經濟、匯率、政策不穩定的體現。當國家在舉債擴張週期，政府舉債發福利。國內通貨膨脹，但政府竭力維護本幣價值。這個時候國家的美元計價的GDP就表現出較好的增長率。但一旦泡沫崩潰，本幣價值無法維持，出現貨幣和主權債務危機，美元計價的GDP就一下子崩盤。

以當前美元計價的GDP，在1989-1997年，從不到30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8000多美元。然後在2002年的經濟危機中下跌回2000多美元。隨後在2002-2015年上漲到14000美元。最近2019年的美元計價的GDP，又連續三年下跌下跌，從2017年的接近15000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10000美元以下。

7、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主要拉美國家都實現了民主選舉，包括查韋斯也是通過委內瑞拉的民主選舉登上總統位置的。然而，民主選舉並沒有給拉美帶來經濟上的繁榮。

很多“民主”的信徒，認為民主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民主能減少腐敗，能帶來經濟增長。但拉美的例子並不是這樣。雖然左翼民粹經濟政策被一次次的證明失敗，但在民主選舉中，人民仍然更多的支持左翼民粹政黨。

拉丁美洲的左翼經濟政策和左翼政黨，也沒有完全解決拉美的貧富差距問題，雖然拉美的主要國家今年來貧富差距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大洲之一，巴西的Gini係數仍然超過美國，長期左派執政阿根廷也超過歐洲的主要國家。

民主是國家成功的結果，而不是國家成功的原因。

民主社會的成功，需要很多先決條件，比如：

1.  全社會在社會價值觀上具有高度共識

2. 占人口大多數的，相對理性的中產階級羣體

3. 完善的法制基礎

4. 較高的人口素質

民主和民粹，是孿生兄弟。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很難避免民粹主義的出現。以獲取選票為目的的政客，他們會有意無意的擁抱民粹來當選。

一部分知識精英階層，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價值觀在全民中的普及程度和支持率。他們所攻擊的那些，往往反而是保護他們的。

他們所憧憬的那些，反而會剝奪他們現有的。他們期待選票能帶來羅納德里根，但大概率帶給他們的是烏戈查韋斯。

一個強大的國家，一方面平衡資本，一方面也需要平衡民粹，不能完全隨着民意而搖擺。

下一篇講美國。美國現在正一步步向民粹主義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