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特稿：“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歷史邏輯與戰略走勢_風聞

閲讀揭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遵循了歷史必然邏輯，符合雙方國家利益，呈現出在高水平上持續發展的戰略走勢。“結伴而不結盟”是“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能夠確保中俄戰略協作的先進性，並不斷拓展其深度和廣度。中俄的安全觀與戰略文化原本差異較大，但雙方汲取歷史教訓並深化安全合作之後，共識增加，互信加強，形成了新安全關係，為兩國保持高度戰略默契打下堅實基礎。“市場經濟+政府引導”為特徵的開放型合作是新時代中俄經濟合作的基本模式，有別於美國所推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控制別國經濟命脈”的模式，其影響必然外溢出雙邊範疇，為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世界經貿關係提供了借鑑。“共同價值觀”是新時代中俄開展戰略協作的精神指引，將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壟斷利益以及解構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強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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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關系已經走過70多年風雨歷程，先後經歷結盟時期、對抗時期、正常化時期、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時期，現已發展為“守望相助、深度融通、開拓創新、普惠共贏”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一種新型大國關係，遵循了歷史必然邏輯，符合雙方國家利益，呈現出在高水平上持續發展的戰略走勢。

　　一、“結伴而不結盟”是“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蘇便籤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蘇同盟關係為新中國贏得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支持，有力地鞏固了新政權。然而，中蘇間結構性矛盾註定同盟關係無法持久維繫下去。

　　第一，結盟意味着與美國形成陣營對壘局面。中國大大縮小了戰略迴旋空間，幾乎完全失去了與資本主義陣營建立外交關係與合作的機會。同時，中國不得不加強軍備並耗費巨大資源配合蘇聯同美國開展陣營對抗。比如，斯大林曾表示：“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希望中國今後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蘇聯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付出了極大犧牲，在抗美援越行動中耗資200億美元左右，其中絕大多數為無償援款。

　　第二，結盟意味着不平等地讓渡部分主權。中國當年雖弱，卻是有着廣闊領土、眾多人口和悠久文明的大國。在飽受列強欺凌後重新站起之際，中國不能容忍不平等對待。因此，毛澤東第一次訪蘇便要求蘇聯廢除1945年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取消蘇聯在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港等在華一切特殊權益，與新中國重新簽訂一個新的體現完全平等的條約。斯大林勉強答應此事，但對新中國脱離蘇聯戰略軌道感到擔憂，開始加強對新中國的防範與制衡。因此，毛澤東訪蘇僅過去4個月，蘇聯便暗中支持金日成南下統一全國，引發朝鮮戰爭。如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獲勝，則美國被削弱，統一而親蘇的朝鮮便會擴大蘇聯在亞洲的影響，並對新中國形成制衡。如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失敗，美國會把戰火燃到鴨綠江邊，迫使中國參戰，讓中美相互削弱，從而增加中國對蘇依賴，蘇聯便有理由繼續保持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存在。然而，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出色戰績空前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獨立自主能力。對此，蘇聯並不甘心。“1958年4月和7月，蘇聯領導人先後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問題。中方認為這是侵犯中國主權，堅決予以拒絕。”為此，蘇聯加大對華制衡力度，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撤走援華專家。

　　第三，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結盟使雙邊關係複雜化。斯大林執政時，中國共產黨將斯大林視為社會主義陣營領袖。斯大林去世後，社會主義超級大國蘇聯仍是中國的“老大哥”，但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資歷與聲望不及毛澤東。兩國實力和兩國領導人聲望的巨大反差，使雙邊關係難以準確定位，這是中蘇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蘇結盟關係瓦解後進入對抗時期，兩國大量國民財富被用於相互防範，嚴重影響了各自的經濟發展。為聯手應對蘇聯，中國於1979年與美國建交。中美聯合對抗蘇聯構成了蘇聯由盛及衰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蘇聯解體後，中俄吸取歷史教訓，“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是一種新型國家關係。它的基本宗旨是：……保持長久睦鄰友好，……維護各自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這種新型關係，只是雙方的協作友好關係，而不是結盟關係。它不針對任何第三國。由於定位清晰準確，中俄關系並不受國際風雲變幻的影響而一路高歌猛進。中俄於1996年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於2001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19年宣佈建立“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形成一種“結伴而不結盟”的新型大國關係。

　　中俄作為發展中國家，對爭取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訴求。

　　“結伴”是指中俄達到高水平戰略默契，為在國際上爭取安全保障、平等權利和發展機遇，為改造世界秩序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進行高水平戰略協作。需要指出的是，兩國國內對中俄“結伴”都有質疑之聲，主要擔心影響兩國對美關係，卻忽視了中俄與美國的結構性矛盾。這種觀點對中俄政府決策影響不大，尤其是在美國明確將中俄作為全球戰略對手而加大打壓之後。同時，主張中俄結盟的呼聲也日益高漲，這種觀點的依據為中俄在軍事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戰略互需巨大。然而，歷史上因結盟而出現的結構性矛盾不會隨着中俄實力對比變化而消失，結盟必然不利於中俄關系持久健康發展。筆者認為，在“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階段，中俄可能形成準結盟或戰略結盟（非軍事結盟）關係，即在軍事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深化合作，互為戰略支撐，聯手與美國纏鬥，但不承擔約束性國際軍事義務，不搞陣營對抗和勢力範圍劃分，不割裂世界市場和破壞經濟全球化，不放棄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合作。“結伴而不結盟”關係能夠確保中俄戰略協作的先進性，並不斷拓展其深度和廣度，保障中俄關系在高水平上持續發展。

　　二、新安全關係是新時代中俄保持高度戰略默契的堅實基礎

　　中俄的安全觀與戰略文化原本差異較大，但雙方汲取歷史教訓深化安全合作之後，安全共識增加，互信加強，形成了新安全關係，為兩國保持高度戰略默契打下堅實基礎。

　　第一，中俄對安全與發展關係的認識趨同。俄羅斯由於在歷史上多次經歷強敵入侵，歷來將安全利益置於經濟利益之上，為保障國家安全從不受制於經濟的承受能力和外交的條條框框，即使在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依然大力發展軍力，敢於不顧西方制裁而堅決維護安全利益，幾乎參與了世界所有的安全熱點問題。由國防部、內務部、聯邦安全總局等十多個國家安全與司法部門組成的俄羅斯強力部門，對政府各部門都有巨大影響。普京總統及大量政府高官出身於強力部門。俄羅斯強力部門作為制定俄聯邦對外政策的主導力量，在兼併克里米亞、出兵敍利亞等重大戰略決策的制定和實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其在對外經貿合作中同樣權力巨大，可以否決其不放心的項目。

　　與俄羅斯的情況不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抓住了“戰略機遇期”，以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提出，“軍隊要一切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到20世紀末，“我們肯定會超過翻兩番的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經濟力量強了，就可以拿出比較多的錢來更新裝備”。

　　中俄對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重視程度的差異，導致雙方在雙邊關係和對外政策重點方向判斷上出現差異，這成為影響中俄戰略協作的深層次因素。中國更重視加強對俄經濟合作，而俄羅斯更重視加強對華安全合作。在區域層面，中國更重視經濟一體化，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而俄羅斯更注重政治和安全一體化，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俄羅斯對組建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的態度不積極的主要原因是，擔心該行成為中國在上合組織擴大影響力的工具。中國有些專家因為中俄經貿關係的進展沒有達到預期，且俄羅斯對上合組織經濟合作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態度不夠積極，而對中俄戰略協作信心下降；俄羅斯有些專家因為中國在安全問題上對俄支持力度沒有達到預期，且對“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態度不夠積極，亦對中俄戰略協作信心下降。

　　隨着美國安全壓力不斷加大，中國更加重視俄羅斯抵制美國霸權的獨特作用，開始加強對俄安全合作。中俄兩軍合作水平不斷提升，中國在反導、敍利亞等問題上加大了對俄支持力度。中國在俄羅斯因克里米亞問題遭受國際社會孤立與西方制裁的情況下，排除西方阻力而大力發展對俄關係，使2014年成為中俄關系提升的標誌性年份。2014年5月，中俄簽署了《中俄東線天然氣合作項目備忘錄》，中國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美元貸款。俄羅斯社會對華態度大為改善，俄羅斯強力部門對華安全疑慮大大降低。同時，俄羅斯認識到經濟發展長期滯後將影響國家安全利益，對華經濟合作變得積極，拖延多年的中俄同江鐵路大橋和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橋的施工進度明顯加快。

　　第二，中俄達成了經營“共同周邊”的地緣安全共識。俄羅斯對外戰略遵循實力主義，擴張成為主線。俄羅斯擴張思想源自其地理、宗教、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特性。東正教和救世主義為俄羅斯推行擴張政策提供了道義支點和崇高使命感。俄羅斯身處無險可守的東歐大平原，需要通過加大戰略縱深確保國家安全。然而，擴大勢力範圍必然加大其他大國的疑慮，乃至激化大國之間對勢力範圍的爭奪，對自身資源的消耗亦十分巨大。俄羅斯歷史上兩次大崩潰都是勢力範圍擴張、突破實力極限所致。第一次是1904年沙皇俄國在爭奪東北亞的日俄戰爭中慘敗，帝國崩潰的喪鐘由此敲響。第二次是蘇聯出兵阿富汗後陷入泥潭，最終在與美國等大國博弈中走向解體。

　　在實力主義和擴張思想的影響下，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思想根深蒂固，曾謀求在中亞國家以及白俄羅斯、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建立勢力範圍甚至合為一國。儘管俄羅斯需要利用中國抵禦美國等西方勢力擠佔中亞傳統勢力範圍，但是同時也警惕中國在中亞坐大，因而對中國推動上合組織多邊經濟合作疑慮較大。中國充分尊重俄羅斯的安全利益，但反對劃分勢力範圍。在美國加大戰略遏制的態勢下，俄羅斯為得到中國和周邊國家的支持，逐漸接受了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以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的發表為標誌，中俄形成了經營“共同周邊”的戰略默契，即尊重域內國家主權，共同維護域內和平、穩定與發展，對域外大國與域內國家的合作持開放態度。中俄在“共同周邊”的戰略合作符合域內所有國家的利益，“共同周邊”的穩定與繁榮取決於中俄戰略默契程度。中俄將在“共同周邊”合作的重點鎖定在“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合作、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完善地區安全治理體系、打擊“三股勢力”、反對美國軍事滲透、防止軍備競賽等方面。在新安全關係的基礎上，中俄的戰略影響力產生出疊加效應，能夠抵禦任何外部勢力在“共同周邊”破壞戰略穩定和威脅中俄安全利益的圖謀。

　　第三，中俄不斷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隨着科技和核武器等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發展，任何世界大國都難以對其他世界大國發動戰爭，非傳統安全成為世界大國攻防的重點。2016年發佈的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指出，“國家隨着軍事實力的增長，其經濟、法律、技術、信息等因素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增加，其為實現地緣政治利益而利用這些因素，阻礙了國際爭端的調解以及在國際法基礎上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關係問題”。普京指出：“信息安全問題已成為全球性問題，來自信息空間的威脅不斷加劇，信息安全機制、通信聯絡的穩固和防護對國家而言具有戰略意義。”中國亦重視非傳統安全，2013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4年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

　　中俄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推進較為順利，在打擊“三股勢力”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舉辦“合作2017”聯合反恐演訓等活動，共同推進上合組織打擊“三股勢力”。2016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協作推進信息網絡空間發展的聯合聲明》，不斷拓展在航空航天等高技術領域的戰略合作，不斷加強在能源、農業等領域的合作。在西方對俄加大制裁以及美國揮舞“長臂管轄”大棒的情況下，中俄在本幣結算領域合作加強，共同致力於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使用。俄羅斯對人民幣需求旺盛，2015年中俄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增加了250%，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互換交易額從年初起增加了11倍多，達到120億美元，人民幣信用證交易額增長了12倍。2018年第三季度,中國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人民幣和盧布結算業務額達49億元人民幣（約合7.0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24億元人民幣（約合3.45億美元）增長105%。

　　新安全關係對中俄戰略合作極為重要，中俄徹底解決最為困難的邊界問題得益於此，上合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亦得益於此。上合組織的前身是“上海五國”，是以“新安全觀”解決敏感複雜安全問題的典範。由於安全關係的提升，中俄在安全領域和經濟領域的戰略合作將更為均衡，中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俄羅斯遠東大開發，上合組織的安全與經濟作用也將更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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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市場經濟+政府引導”為特徵的開放型合作是新時代中俄經濟合作的基本模式

　　中俄都經歷過高度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改革。蘇聯依靠高度計劃經濟實現了工業化並戰勝了德國法西斯的入侵；而中國依靠高度計劃經濟打下了工業化基礎，並實現了“兩彈一星”等重大國防技術的突破。然而，高度計劃經濟也造成經濟管理體制僵化和經濟活力逐漸下降。中蘇經濟合作是兩個計劃經濟大國的合作，並且摻雜了意識形態因素和安全利益考慮，其特點是忽視市場規律。比如，蘇聯在中國開展抗美援朝之後開始全面支援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在20世紀50年代將雙邊經貿合作關係推上頂峯。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為新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這156個項目並非按照市場規律操作，兩國相關部委承擔了項目對接的主責，雙方沒有按照市場規律就投資收益、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進行談判，這156個項目因此被稱為蘇聯援建項目。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方向等問題上出現分歧，導致關係惡化，兩國經濟一體化進程受挫。蘇聯終止援華項目，迅速撤出專家，給兩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兩國經濟巨大的互補性難以推動經濟合作，中國豐富的日用品和農產品難以出口到蘇聯，中國短缺而蘇聯過剩的機械、化工等產品也難以出口到中國。此外，中蘇在邊境線上的軍事對峙使兩國都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改革開放後，中國注重引進西方經濟技術，實施市場經濟改革，住房、醫療、教育、國企等改革均以市場化為導向，在增加經濟活力的同時，也造成了房地產過熱、醫療保障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亦在一定程度上受損。因此，中國決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俄羅斯在獨立伊始徹底拋棄計劃經濟，全盤複製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經濟上實行“休克療法”，導致國家財富損失慘重，經濟基礎土崩瓦解，國家陷入深刻危機。所以，普京在執政後加強中央集權，強化政府在發展戰略制定和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的作用。在中俄開始市場化改革時期，由於缺少政府引導和監管，兩國貿易出現低水平野蠻增長的情況。大量劣質中國商品在損害了俄羅斯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也嚴重損害了中國商品的形象；由於俄羅斯營商環境欠佳，願意在俄投資的中國企業寥寥。隨着中俄政治關係提升，依靠市場機制的中俄經濟合作明顯滯後於政治合作，促使兩國政府開始推動經濟合作。兩國戰略合作項目由此得以順利實施。

　　基於計劃經濟時期中蘇雙邊經濟合作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俄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開展經濟合作的經驗與教訓，中俄經濟合作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政府引導”的特點，即經濟合作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兩國政府對大項目合作發揮引導作用，但歸根結底要使項目具有互利共贏的效果和可持續發展的市場邏輯。為推動雙邊經濟合作，中俄政府建立了多領域多層次的經貿溝通機制，舉辦了中俄地區合作友好交流年，制定了諸多合作規劃。政府推動的大項目在中俄貿易額中佔有相當大比重。兩國在科技、金融、能源、農業等領域加強大項目合作已是大勢所趨。隨着大項目合作的深化，其對雙方中小企業合作的帶動作用將更加明顯。

　　“市場經濟+政府引導”的中俄經貿合作模式具有開放性。中俄都汲取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搞封閉式經濟合作而導致傳統地緣經濟聯繫被割裂，進而造成經濟活力下降的教訓。中國同西方恢復經貿關係是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因此習近平主席承諾“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雖然俄羅斯對其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建立自貿區持有疑慮，但歐亞經濟聯盟並非封閉運行，對與其他國家建立自貿區持開放態度。歐亞經濟聯盟已與越南簽署了建立自貿區的協議，正在與中國、伊朗、印度、以色列、新加坡、埃及、塞爾維亞開展自貿區談判，並在2016年開始與中國進行非優惠經貿協議談判。此外，歐亞經濟聯盟還將韓國、新西蘭、柬埔寨、蒙古國、秘魯和智利作為自貿區談判的潛在對象。歐亞經濟聯盟的自貿區談判對象幾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完全重疊。因此，普京指出，“俄羅斯將繼續構建歐亞經濟聯盟統一市場，並發展對外合作，包括繼續推進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這是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序言’”。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技術的迅猛發展為“市場經濟+政府引導”的中俄經濟合作機制提供了重要的技術保障。為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世界經貿關係提供借鑑，也將極大促進歐亞一體化進程。

　　四、共同價值觀是新時代中俄開展戰略協作的精神指引

　　共同價值觀屬於意識形態範疇，但可被多種意識形態所認同或包容。中蘇在歷史上都有過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複製了不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蘇聯經濟模式。20世紀60年代，中蘇爆發了“十年論戰”，其實質是爭奪正宗馬列主義傳承者的地位。這場論戰加大了中蘇意識形態分歧，導致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思想佔據主流。經過論戰，中蘇都出現了思想僵化、經濟和社會缺乏活力等問題。鄧小平説：“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放棄社會主義，擁抱資本主義。然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並不適合俄羅斯國情，造成社會思想混亂和道德淪喪。普京不得不用基於東正教的傳統文化重建精神家園。可見，俄羅斯經歷了由遵循馬列教條到放棄社會主義，再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本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改造。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放棄了馬列教條，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同時也遭遇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思想混亂和道德淪喪，於是開始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並將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結合。習近平主席的演講就經常引用中國古代先賢的智慧。於是，中國完成了由遵循“馬列教條”到放棄“馬列教條”，再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改造。

　　中俄傳統文化都是民族和國家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智慧結晶，都是實踐的產物，其中既有皇權思想等封建糟粕，又有經世濟民的人本思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歸根結底服務於壟斷資本集團，而中俄都對資本勢力進行了有效管控，兩國因此有條件將傳統文化中人本思想與國情結合，與時俱進地創造出新價值觀。中俄新價值觀有諸多相通之處。比如，兩國都重視國家主權、集體主義、可持續發展、人民福祉等，其所派生出的國家管理模式也有相通之處。比如，兩國都重視強化中央垂直權力體系和維護社會穩定。

　　更重要的是，中俄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基於雙方在價值理念上形成的共識而醖釀更具普世性的共同價值觀。中國具有整體觀，早在秦朝便實現了“大一統”，具備長期治理天下的經驗，在歷史長河中自我展現出來的並非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由農耕文明發展而來，農耕文明講求和平合作以及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而非利益最大化；中華文化中民本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經世濟民是精英知識分子的追求；中華文化是儒釋道的有機結合，儒家講求秩序、佛家講求因果、道家講求規律，三者和諧共生、包容互補。並且，中國宗教具有多元性，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較強的包容性，能夠與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國不會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發動宗教戰爭。因此，積澱深厚、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能夠擺脱西方文化乃至“馬列教條”中的二元對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負起建立和平相處、互利共贏、包容互鑑、和諧發展的世界秩序的歷史使命。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顯現出巨大包容性，強調是世界多樣性的統一，將從根本上終結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歷史觀、世界觀、價值觀、發展觀和安全觀。在中華價值體系的影響下，中國提出了針對西方價值體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方案：安全上由絕對安全模式變為互保模式，集中體現為中國提出的“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經濟上由壟斷模式變為互利模式，集中體現為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並尊崇“合作和平、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的“一帶一路”倡議；文化上由衝突模式變為“尊重文明多樣性”的互鑑（互容）模式。

　　俄羅斯在對西方民主價值觀進行深刻反思後，提出了“主權民主”理論，強調“俄羅斯首先要維護自己的主權。做強國是俄羅斯唯一的現實選擇。民主應該適應俄羅斯的國情與傳統”。俄羅斯戰略思想界的西化派式微而本土派崛起。俄羅斯新歐亞主義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杜金教授提出了多極全球化進程中的歐亞價值觀。他認為，多極全球化已經來臨，由西向東的全球化變為由東向西的全球化。在這一過程中，大陸心臟地帶的地位上升，將出現多個分佈式中心區。“多極全球化與單極全球化的主要區別在於：沒有像自由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樣的統一的義務性意識形態；沒有單方面操控的國家間合作項目，項目的參與者既是主體也是客體，不干涉項目參與國的內政。多極全球化不是建立在大西洋價值觀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歐亞價值觀基礎上，其特點是堅持多極全球化話語權和哲學：以多元化否定普世化；以堅持傳統否定自由化後現代主義；以堅持友誼（雙贏）否定惡性競爭；以堅持團結和為全體人民的福祉否定個人主義；以堅持平等發展否定壟斷；以包容性否定排他性。”

　　中俄共同價值觀符合包括西方國家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謀求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的人民統一戰線。隨着戰略協作不斷深化，中俄共同價值理念將進一步發展，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壟斷利益以及解構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強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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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資訊網注：本文作者：王曉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秘書長。內容摘自俄羅斯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