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增補進《鄧選》前後_風聞

1983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1989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

經鄧小平同意，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後，對《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和《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又作了修訂、增補，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改稱《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

文選第二卷增補了14篇文稿，其中有一篇專門講中美關係的的文稿，即《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這篇文稿是1981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和美國共和黨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時，專門闡明中國政府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的。

這篇文稿為什麼沒有被收入1983年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而又被收入1994年的《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呢？不妨回顧一下當時中美關係的情況。

自從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以後，中美正式建交的談判歷經曲折，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台灣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美上海公報》中中國方面重申的立場）上談不攏。由於當時的戰略態勢和美國擴大海外市場的需要，美國政府和參眾兩院的絕大部分議員，並不反對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但對台灣問題有他們的底線，即不能放棄對台灣的軍售。如果在這個方面讓步，將會使美國的“反共”信譽嚴重受損，從而對亞洲乃至全球的美國盟友造成沉重打擊。

1978年9月17日，美國總統卡特在接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説，中國領導人應該瞭解一件事，沒有一個總統能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而不對台灣安全作出承諾，正常化後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有限的防禦性軍事設施是至關重要的。10月初，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他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坦率地説，如果美國堅持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仍然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方可能撤出談判。（陶文釗 何興強著 《中美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 第242頁）

兩國的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仍在繼續，按先易後難的順序進行。也就是説，對台軍售這個最困難的問題被放到了最後。

華盛頓時間1978年12月14日上午，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來到白宮拜會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問他，對於美中建交一事，北京方面有沒有什麼最新消息？柴澤民回答，沒有什麼新消息，建交工作一切順利，特別是因為美國已經同意，停止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柴澤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他清楚，雙方在談判過程中中方一直堅持美方在建交後應停止對台軍售。

布熱津斯基立刻感到情況不對頭。他誤認為在建交談判中，雙方達成的意見是這樣的：美台防禦條約將在一年後自然終止，在此之前的一年裏，美國照舊向台灣出售武器。但一年之後，美國可以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布熱津斯基非常清楚美國國內的政治情況，即如果完全停止對台軍售，國會是決然不會同意總統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的。布熱津斯基隨即向美方談判代表，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發出詳細指示，要求伍德科克再次向中國領導人“澄清”這個問題。此時，距離雙方預定的公佈中美建交消息的時刻只有15個小時了！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2019年1月4日，《參考消息》在《外交官回眸中美建交40週年：見證中美建交艱辛談判歷程》的欄目下刊登了署名廉正保的文章。文章寫道：

【“2月15日下午，鄧小平再次會見伍德科克，雙方就美售台武器問題進行具體商談。鄧小平對美國頑固堅持在建交後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堅決的反對。”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展現了大國領袖風範和博大胸懷，運籌帷幄，以戰略家的宏偉氣魄，果斷決定不讓美售台武器問題影響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計劃進行’，實現關係正常化，美售台武器問題留待建交以後繼續討論解決。”

“我參加了上述所有會談和會見，記錄和見證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5日晚9時），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美國總統卡特同時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即《中美建交公報》。公報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中美兩國政府分別發表聲明，美國的聲明表示希望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中方聲明強調，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1979年1月1日下午，鄧小平出席全國政協舉行的討論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座談會。在講話中指出：

【“去年在國際事務中我們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生前制定的，但他們來不及實現就去世了。我們實現了他們遺願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中美關係正常化，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有利於國際反霸事業的發展。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很多，我們還要繼續努力。我們要在國際事務中繼續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大好局面。”】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開始訪問美國。1月30日，鄧小平同卡特舉行第三次會談，重點討論雙邊關係問題。在談到台灣問題時説：我們講過的話是負責的。中國人不會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因為這有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後，美國政府就迅速採取多種措施善後與台灣的關係。鄧小平訪問美國回國後不久，美國參眾兩院於3月19日至20日，協商一致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文本，1979年4月10日經美國總統卡特簽署生效。《與台灣關係法》載明：

【“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外交關係或承認之不存在不應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美國法律適用於台灣應與1979年1月1日以前相同。”】

這實際上還是把台灣看作國家，把台灣當局看作政府。這與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埋下了以後中美關係中許多矛盾和摩擦的禍根。（陶文釗 何興強著 《中美關係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 第248頁）

1980年11月，里根在美國大選中獲勝。里根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強烈的反共情結，聲稱要“把馬列主義拋棄在歷史的塵埃中”。競選期間，他和美國親台勢力相呼應，抨擊卡特對華政策，聲稱他上台後將重建與台灣的“官方關係”。

面對這種迅速變化的形勢，鄧小平在里根上任後，即乘接見史蒂文斯和陳香梅時發表了《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談話。

鄧小平在談話中強調：

【“即使現在世界發生大的動亂和各種難測的變化，中國自己也能夠活下去。以為中國有求於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要明確一點，即在台灣問題上如果需要中美關係倒退的話，中國只能面對現實，不會像美國有些人所説的那樣，中國出於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台灣問題吞下去，這不可能。”】

里根不得不審時度勢。他認識到，要對付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美國力不從心，需要借重中國。而如果在台灣問題上走得太遠，就會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因此，中美經過8個月的艱苦談判，終於共同發表了《八一七公報》。

在公報中，中國政府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政府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政府進一步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與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來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八一七公報》的達成使當時緊張的中美關係得到緩解，對80年代中美關係得到較全面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至於後來美國政府是否履行了這個公報所説的“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世人有目共睹，在這裏就無須贅言了。

研究中美關係發展史的專家學者，一般都會把1972-1989年的這段時間概括為中美關係的“蜜月期”。

這個“蜜月期”的結束於1989年，是與當時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密切相關的。

關於小氣候，鄧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説道：

【“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得太深了，並且不斷地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

“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台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這是我講的真話。”

“説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經濟要有一個穩定的局勢，中國搞建設不能亂。今天來一個示威，明天來一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精力搞建設。”

“中美關係有一個好的基礎，就是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相互幫助的作用。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會見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在談到大氣候的時候指出：

【“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説來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西方國家説我們侵犯了人權，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權。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中國人傷亡了多少？美國支持南朝鮮進行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傷亡了多少？還不説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包括美國在內）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遭受的損失有多大！所以，他們談人權是沒有資格的。”】

鄧小平在1992年初發表的南方談話，重點提到了大氣候的問題。

鄧小平強調：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他還警告説：

【“蘇聯、東歐的變化，説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能倒。”“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鄧小平還堅定地説：

【“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面對中美“蜜月期”的結束，

【“為扭轉局面、爭取主動，黨和政府確定了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兩個重點：一是開展睦鄰外交，穩定和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國家的‘制裁’，恢復和穩定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779頁）】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繼1993年《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出版後，《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又在修訂後出版發行。在增補的文章中，關於中國的對外關係，除了《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這一篇外，還有一篇《中國的對外政策》。

這篇文章是鄧小平1982年8月21日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的談話的一部分。鄧小平首先對德奎利亞爾任聯合國秘書長以來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國際合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讚賞，希望聯合國能比過去發揮更大的作用。然後他對德奎利亞爾説：

【“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理解自己的責任。有兩條大家是信得過的，一條是堅持原則，一條是講話算數。我們不搞政治遊戲，不搞語言遊戲。我個人愛好打橋牌，但中國在政治上不愛好打牌。不僅今天如此，建國以後，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領導我們國家的時候就是如此。”】

鄧小平還警告説：

【“如果國際上有人把戰爭強加於我們，我們也不害怕，無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設。”】

這樣，1994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增加了這兩篇文章，就更加有利於讀者理解前一年（199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即從1982年到1992年的重要著作）中關於中國外交、特別是中美關係方面文章。這對於全面準確理解鄧小平理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轉自《察網》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