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只允許自己斷章取義，不許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在是沒道理_風聞

七、義正辭嚴背後的虛偽詭詐：

日記中的5組悖論

（一）寬容異見 vs 亂扣帽子

“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這句話是方方對領導和政府進行懷疑和批判時一貫的語詞套路，方方以及方方的支持者都主張質疑精神是必需的。而方方更指“容不下別人與他們想得不同，容不得多樣生態”的羣體，不是極左便是極右（2月28日）。其中的極左分子被方方定性為禍國殃民式的存在，其特點是“一切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成派結幫，對不與他們合作的人進行各種攻擊”（2月18日）。照此邏輯，方方應當是站在容得下異見和質疑、容得下多樣生態的一邊吧？

其實不然，方方在日記的多個地方表露出，她自己也正具備她口中“極左”的若干特徵。如果説方方在日記中的許多表達屬於“異見”，那麼“異見需要寬容，但異見本身不寬容異見”這一問題在日記中就形成一種邏輯自指的悖論。因為方方給一切對其日記內容發表“異見”者亂扣“腦殘者”“五毛”“韭菜”“戰狼”“極左”“小粉紅”“窮屌絲”“網評員”“愛國賊”“義和團”“文革餘孽”“紅衞兵”“時代的膿瘡”“文化基因缺陷者”“缺乏共情能力者”等帽子，表現出一副不留討論和自檢餘地的架勢。

筆者的確發現《方方日記》的評論者中不乏在沒有閲讀日記的情況下不分青紅皂白“為罵而罵”、滿是髒話粗口的批評者，也不乏對日記某些內容斷章取義、過度解讀，借其中的一點而高談闊論、販賣私貨的批評者。筆者在通讀了《方方日記》之後回過頭再來看他們的批評，感覺他們的確沒有批評到點子上，甚至有些批評還冤枉了方方、曲解了日記。但方方在日記中以偏概全的批判，以及她所極力鼓動的對政府追責，又何嘗不是在沒有了解事實邏輯的情況下充滿惡意地為批判而批判、為追責而追責呢？方方只允許自己斷章取義、充滿惡意地解讀政府，而不許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在是沒有道理。

而這種邏輯自指的悖論表現得越明顯，方方的批評者就越多，方方試圖拉黑的對象也就越多，她就越把批評者想象為一股有組織、有預謀的“極左勢力”，於是方方的邏輯自指悖論與負向輿論就形成一個無盡的互強循環，方方在“被害妄想症”中也越陷越深。在方方眼中，“極左勢力”已然混進網管內部（2月18日），擁有後備隊，是控制了諸多部門的最大黑幫（3月11日，15日，24日），與她所痛恨的官員們結盟併成為官員們的庇護人，讓中國改革難上加難以致必定失敗，而她自己則正是被這些“極左勢力”隨意凌辱的“意見不合者”（3月24日），殊不知她和堂吉訶德一樣，只不過是在向風車宣戰。

（二）記錄真實 vs 散佈流言

方方在日記中提到，她自己是一個曾被紀委工作人員評價為“廉潔、守規矩、敢於實事求是説話”的人（3月12日）。她認為，作家的責任是記錄真實，“作家寫作的最基本、最高使命是戰勝謊言、見證真正歷史、恢復人類尊嚴”（3月16日）。她曾引述一個醫生朋友向外省人推薦她日記時的評價，稱看她的封城記錄“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2月16日）。在疫情初期，在方方剛剛開始她的日記寫作時，亦有不少讀者在方方的日記下留言，“希望方方老師忠實詳細的記錄下這段歷史”“希望從您這裏可以瞭解到更多客觀的信息”。可以認為，不論是方方的價值追求、自我認同還是讀者的期待，這份日記或者説這份封城記錄都應該是記錄真實的。

那麼，什麼是真實？這是方方在疫情初期的日記中就向我們拋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在評論者與日記的互動中不斷髮酵。

從日記的內容中，筆者梳理出三個答案。答案之一認為，被封殺、被禁言的異見就是真實，就是客觀信息（2月6日，16日）。這種觀點認為，沒有被封殺和禁言的信息，一定含有粉飾遮掩、誇大宣傳的要素，一定是讚美權貴、維護體制的精緻利益主義者發出的聲音，是導致體制公信力弱化、疫情蔓延的聲音。在這樣的對立思維框架中，世界上的聲音其實簡化為兩種：虛偽的聲音＝公開流通的信息＝肯定·宣傳的聲音，真實的聲音＝禁言封殺的信息＝否定·批評的聲音。“世上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其實只是表明不應當封殺僅存的另外一種聲音，即批評的聲音，而並非容忍和承認存在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因為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被認為等同於以粉飾遮掩、誇大宣傳為目的的第一種聲音。

其實，方方的日記內容本身就反駁了上述對立思維框架的荒謬性。我們必須明確，方方在日記中沒有批評受難者和一線工作者，甚至對一線工作者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讚揚。按照上述邏輯，方方的這部分言論是虛偽的嗎？想必方方及其支持者們都不會同意。

另一方面，方方在日記中批評了官員工作失誤、官僚主義作風，指出了官員需要解釋的信息黑洞，並認為既然湖北和武漢的主政官員、專家以及湖北和武漢衞健委都有責任，批評他們是無可厚非的（3月10日）。疫情期間反思體制的應急能力、批評政府系統中出現的形式主義等諸多問題的學者不在少數，媒體上也發表了大量此類文章，並非只有方方在日記中對此進行過批評。這表明，“批評”並不意味着“被禁言、被封殺”。而關鍵的問題在於：“批評”是否等同於“真實”？方方在日記中的所謂“批評”，是否是建立在“認知”包裝的“利益”和臆想編織的故事基礎之上的無端批評和“莫須有”的問罪？從筆者對日記內容的梳理來看，此現象無疑是存在的。

基於此，方方在日記中的“批評”不但不能反映真實，反而存在捏造事實和編造謊言之嫌，這樣的“批評”被封殺，對於方方來説其實一點也不冤。

答案之二，則認為真實存在於“現場”之中。那麼什麼是現場？日記中隱含着兩種看法。其中一種認為，在武漢的個人生活體驗就是現場，因此針對批評“方方不在現場”的輿論，方方回應稱“我就活在現場之中”（2月28日）。另一種看法認為，武漢人的經歷和見聞就是現場，因此方方將日記寫作的功能定義為對各路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記錄轉達，她也曾表明對於某事“眾説紛紜”請讀者“各自判斷”的態度（2月28日）。

實際上對於“在場者”而言，“現場”之中一定存在主體和客體。對於主體而言的所謂“現場”，其實是在帶有個人生活體驗的主體與客體提供的信息的交流互融中逐漸展開的。輿論中一種強調“沒有親身經歷就沒有發言權”的主張，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思維，它取消了“同情地理解”的有效性，也取消了一切田野調查和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我們應將這種主張修正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覆調查核實、力求人物事蹟和現象間關聯的真實準確，是“在場者”必須去做的“田野作業”。換句話説，對於“在場者”而言，存在於“現場”之中的真實並非是自在自為的。如果沒有充分的調查和“在場者”的努力，“在現場”也並不必然意味着“呈現真實”。

其實方方也並不是不明白這一點。她日記中也曾寫到“儘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無法進一步確認，也就沒提”（2月25日）“我沒有去核實醫生和病人的説法是否有差異，只是如實照錄”（3月20日）這樣的話，表明她深知調查核實、反覆確認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她並沒有將這一認知自律地貫徹始終。即使我們相信她的一些信息確實來自她在武漢這個“現場”對一線醫生等人的“電話訪談”或“微信訪談”，但由於並沒有進行交叉驗證，又或者是她對信息的理解錯誤，她通過“現場訪談”得到的消息不但難以還原真實，反而成了“道聽途書”“偏聽偏信”“聽風是雨”，幾近於散佈流言。

答案之三，也是最容易被利用來為散佈流言者卸責的答案，是將真實視為個人表達的彙集。方方在日記中對這一觀點並沒有過多闡述，只是在3月4日寫道：“一個人的記錄，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無數個人的記錄，彙集一起，真相便會以全方位形態露出水面。”照此邏輯，方方承認她看到寫到的都只是一個側面，因此勸批評者不必求全責備。而胡錫進在3月19日的個人微博上展開論述了這一觀點，產生了為方方辯護的效果：方方代表了從民間個人不幸感知這個世界的視角，個人的情緒和感受也需要大量訴説，這種訴説可以增進真實感，是宏大歷史的幕布上少不了的顏色，是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在這種“真實觀”下，“真實”被相對化、個體化、主觀化，每個人的情緒、感受、表達都是真實的，或者説分有真實的一部分，就連製造謠言和散佈流言在此邏輯下也可以被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也反映了人們的真實情感和內心訴求。最後，記錄真實與散佈流言從對立走向了統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真實相對論”的內核就是一種“價值虛無論”，它一旦從純粹的哲學思辨走向現實政治，其終極訴求便是輿論管控領域的無政府狀態。然而任何國家的言論自由都存在邊界。在“無所謂真假”的名義下真假不分、混淆視聽，混亂社會價值觀，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都是極其危險的。何況方方自己也未必真正認同這種“無所謂真假”的真實觀，否則她又何必死咬政府“做假”“瞞報”、屢次提請官員引咎辭職呢？

（三）譴責體制 vs 享受體制

關於這一點，其實澄清方方本人是不是體制內的人並不重要。根據方方自己的説法，她不是廳級幹部，1992年的正高職稱，退休後就是普通市民，也沒有入黨，現在社保拿退休金（3月12日）。不過就算方方是體制內的幹部、是黨員，她也有批評的權利。筆者向來認為“體制”與“批評”並不衝突，這次疫情中“體制”也在積極吸收學界的批評和建議，努力補齊自身的短板。然而，不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就會演變為“指責”乃至不分青紅皂白的“咒罵”。

方方的問題出在，她對體制的譴責和從體制那裏獲得的待遇，正好形成一對相互解構的對立關係，即她享受的便是她批判的。這種對立關係，有可能反映出她的“批評”屬於以偏概全的“指責”。比如，她一方面指責政府官員“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不正視民生問題”（3月2日）“不把民生放於至上位置”（3月13日），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正高職稱的退休待遇，吃着政府安排的“愛心菜”（3月4日），在疫情期間仍然過着安穩的大院內生活，後者顯然否證了前者的判斷。

上述對立關係，還可能反映出方方本人分裂的“兩面性”。比如她一方面表達着對諂媚於體制權力者的痛恨和鄙視（1月31日，3月10日），另一方面其自身又親近體制權力，甚至享受着體制內的特權為她侄女帶去的送機服務（1月30日，3月12日）。

總而言之，值得詬病的是方方“譴責體制”與“享受體制”所構成的相互解構關係。這種關係構成了典型的“雙標”，並將輿論的戰火引向自己的人格。

（四）有常識 vs 沒常識

方方認為“常識是從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頻繁的實踐中拎出來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這句話闡明瞭常識與深刻的辯證關係，無可指摘。既然方方點明瞭對於常識的定義，那麼讀者往往就將方方預設為一位“有常識”之人。

而方方口中的“講常識”是指將常識建立在生活經驗上，反之，將常識建立在政治概念上，便是“不講常識”（3月5日）。因此，生活與政治、“講常識”與“不講常識”就進入二元對立關係之中，其背後則暗含實事求是與形式主義的對立，以及個體意志、社會意志與行政意志、政府意志的對立。

比如，注重人道精神（2月14日）和“人生而平等”（3月5日）是“講常識”，而讓同樣在病痛中求存貨的人無法繼續得到治療、讓一個司機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讓一羣人衝過去把有部分家庭成員感染的人家大門用鐵槓封死、讓有病的孩子在大人被隔離後餓死家中（2月14日），則是行政意志之下的“不講常識”；引咎辭職是反映社會意志的“講常識”（3月9日），在政府無預警情況下民間根據“軟情報”的行動是“講常識” （3月5日），在不傷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護自己（3月17日）、在互聯網中找尋現場（3月7日）也都是滲透個體經驗和社會意志的“講常識”，而學雷鋒紀念日讓老人家不夠用（3月5日）、遇羅克因言獲罪（3月5日）、已知人傳人而仍未停止大型演出（3月5日，1月28日）、舉旗幟合影留念（2月12日）、領導視察時做戲表演（2月12日）、垃圾車運肉（3月13日），以及空喊口號不做實事、科層文牘熱衷空洞宏大概念（3月5日），則是方方筆下的“不講常識”。

但是在中國，脱離個體和社會意志的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的，在國家大力宣導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今天，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在很多時候甚至出現了不得不屈從於個體和社會意志的現象。如果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不做實事的形式主義邏輯，中國也不會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那麼，如何理解疫情期間政府的種種在民眾看來似乎脱離“生活常識”的決策和行為表現？最不需要解釋的一種“解釋”，或者説普通人依從生活邏輯就能想象出來的“解釋”，就是類似方方在日記中給出的解釋，即政府“不講常識”。但這種解釋實際上低看了中國政府的運行制度，它將“生活常識”等同於一切常識的總和，然而卻忽視了在“生活常識”之外，還存在事關政治實踐和政策實施的“治理常識”。方方沒有嘗試去深入理解“治理常識”，而是試圖用“生活常識”的邏輯去推斷和臆想“治理常識”，以她自己定義的“生活常識”為準繩去解釋一切，將複雜的“治理常識”視之為“沒常識”。其實，這卻恰恰體現出方方的“沒常識”——對中國政府治理邏輯的無知。  

（五）獨立思考 vs 停止思考

方方在日記中屢次提及“獨立思考”的理念。她説，“我們的腦袋要長在自己肩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判斷能力”（2月28日），並稱“過去擠壓進我腦子裏”的父母教導、老師教導、黨的教導還有報紙和會議文件都是“垃圾”和“毒素”，不僅不能代替自己思考，而且需要進行清理，以使自己從“一個僵化麻木帶着鏽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3月18日）。

從方方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所謂“獨立思考”建立在對自己所生長的水土環境的否定和拒斥之上，只有通過心靈的自我封閉將自己從環境中徹底剝離出來，讓自己漂浮在空中，似乎才能真正消除精神污染。在這種將自己從歷史和環境中連根拔除的思維之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無從談起。

信從方方所謂“獨立思考”的支持者往往將“否定”理解為“獨立”，認為負面輿論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殊不知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倒向了對負面輿論甚至反動言論的無條件相信，正是這種無條件相信，讓他們在“獨立思考”的名義下真正停止了思考。

事實上，負面輿論不一定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相反只有本身已經具備辯證思考素質的人、具備對生活和政治的經驗質感的人，才有能力恰當鑑別判斷負面輿論，避免思維被負面輿論所俘虜。什麼是獨立思考？筆者認為，儘量抱持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心態，通過廣泛學習和調查獲得各個層面的信息，看到事實的複雜性，站在大多數人福祉的立場上，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進行較全面的獨立思考的基礎。不被自己個人的利益和私慾所左右，不被資本和權力所捆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算得上是“獨立”思考。

然而方方在日記中的思考是封閉的。她拒絕對話和討論，帶領她的支持者站上道德制高點，用“追責問罪”和“沒有常識”代替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判斷。對批評意見的狂躁情緒、受害者意識，以及引向自我封閉的普遍否定論，帶來的恰恰不是獨立思考，而是“思維休克”。這種思考的停止狀態，正是西方和平演變的謀略所樂見的。停止思考之時，就是對立價值觀和政治訴求乘虛而入俘虜思考之機。這樣的“獨立思考”其實就是向敵對勢力投懷送抱。

八、假問題之外的真問題：

日記的問題根源是什麼？

經過以上七個部分對《方方日記》內容的梳理，我們已經對日記有了整體的認識和把握。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重新來審視《方方日記》究竟存在什麼問題。

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將矛頭直指“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還有一部分批評者認為問題出在方方本人的“光説不做”。那麼《方方日記》的真正問題是出在這裏嗎？下面我們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偽善的“陽光”

在不少方方的批評者眼中，《方方日記》就是“負能量”的象徵，就是否定前線抗疫，為一線工作人員射出無數流言子彈。有評論説，方方“販賣絕望黑暗和恐懼”“像一個怨婦”“只想發泄自己的不滿”，簡直就是“翻版林黛玉，暮氣森森，盡發牢騷”，至於日記則“沒有任何對武漢人們鼓勵的語言，渲染於事無補的悲觀論調”“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一味地發表埋怨、追責、消極片面言論”。還有評論説，方方只看得到惡，“帶着墨鏡看世界，當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靈黑暗的人永遠看不到陽光，也體會不到陽光的温暖”。

然而日記本身真如批評者所説，全是負能量嗎？我們可以從橫向的羣體劃分和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這兩個維度，檢視批評者的這一判斷是否正確。

從橫向的羣體劃分來看，日記中有不少鼓勵武漢市民、讓武漢市民看到希望的內容，整個日記的基調也從來沒有否定抗疫本身，更沒有批判和忽視在一線做實事、付出巨大犧牲的醫護人員、警察、清潔工、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羣體，反而是對他們讚賞有加，也記述了不少他們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若是以方方沒有描述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工作為由而批判日記，該批評者多半沒有耐心閲讀日記。就算批評者以一線工作人員的視角補充再多突顯一線工作辛苦和不易的細節，也並不構成對日記本身的批判。日記中的“子彈”主要是集中射向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的領導幹部，日記的灰暗色彩主要來自對病人處境、疫情中的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描述，而日記的灰暗色彩本身也被方方極力引向對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領導幹部的追責問罪上去。

從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來看，日記的不滿、埋怨和追責主要針對的是疫情前期的處置不力。不論方方主觀上是否甘心，日記對疫情後期的政府表現和疫情的總體向好態勢都持肯定態度，並借醫生朋友的原話打消輿論對“方艙政治休艙”“新增患者歸零存在瞞報”的疑慮。

因此，《方方日記》的確不存在“全是負能量”的問題，甚至單純從文本字面的意義上説，似乎日記中還灑着些許“陽光”。

然而，這正是方方的寫作策略和文本的欺騙性所在。如果將《方方日記》理解為一個統一的有機系統，那麼“陽光”的部分與“灰暗”的部分絕對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遊離的關係。其中的“陽光”其實發揮着俘獲讀者中的温暖尋求者對方方的信任和情感依賴，將其裹挾並最終推向與體制的對撞境地的作用。

（二）陰森的“温暖”

相比於第一種批評直指《方方日記》本身的能量屬性，第二種批評指向日記對讀者和社會所帶來的效果評估。不過，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在對日記做效果評估時，也多預設了“日記全是負能量”這一有關日記本身的本就有失偏頗的判斷。因此在這部分批評者眼中全是負面發泄、毫無陽光和希望可言的日記，自然只會人們讓大災大難面前人心惶惶，武漢的人們看了《方方日記》只會更加抑鬱、更加不安，《方方日記》不光不能為寒冷和恐懼中的武漢人雪中送炭，反而是在雪上撒冰。甚至有批評者稱“在她筆下武漢已然是人間煉獄”，他身邊有人説看了方方的日記“想殺了作者殺光身邊所有看不順眼的人”“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於是牴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虛假場景所傳遞出的恐怖信息，經網絡上數千萬讀者放大後，驚慌失措的人流擠佔本就不堪重負的醫療資源”。

但是方方分明告訴過讀者，武漢“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煉獄，而是個安靜的美麗的磅礴大氣的城市”（2月2日）。方方的立場從來沒有與一線工作者對立，也在日記中的多處告訴過讀者，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的工作有多麼辛苦，一些愛斤斤計較、扯皮拉筋的居民會為一線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工作負擔，讀者何以因此反而牴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批評者又是否去調查核實過，究竟有多少驚慌失措擠佔醫療資源的人流真的是因《方方日記》中關於“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信息而起？

又有一些批評者將“指出問題”定義為“負能量”，認為只要是指出了問題就是揭露了“陰暗面”，因此批判方方的日記傳遞負能量。這樣的批判顯然站不住腳。黨和政府從來不迴避問題，而是敢於直面問題和挑戰。如果害怕揭露問題，只求表面上的歌舞昇平和光明美好，片面強調政府高效、信息透明、“樂觀主義有理、微觀悲劇無聊”、歌頌災難中的英雄主義而無視普通民眾的犧牲，甚至不允許哭泣，當然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度熱愛光明，乃至讓這種強光損害了我們的視力（3月20日）。如今的時代，當然不是“只能寫歌頌文章，只能寫喜劇，只能寫社會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會問題、描述了人間悲劇以及寫了社會的陰暗面，就是反動作家”（3月19日）的時代。事實上，疫情期間也不僅僅只有方方在指出問題。一線工作者、學界和媒體都在以大量社會已經付出的悲慘代價為背景，通過各種形式紛紛指出制度體系在應急機制方面存在的各種短板。對於這些問題何以發生的追問和反思，是為了改進體制機制，避免災難重演。反思和正視問題的起源，當然不是所謂“陰暗的東西”，相反恰恰是推動社會和國家進步的“正能量”。因此，《方方日記》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她指出了社會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那麼，方方描述的病人、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慘狀和悲情，屬於傳遞“負能量”嗎？日記在2月16日談到這個問題，方方説“僅武漢死亡人數就是一千多，我的文章才提到幾個？連零頭都不到”。也有評論認為，“至於她説的武漢那些慘狀，也八九不離十，我有朋友在武漢，説的都差不多”。也就是説對於許多在武漢的讀者而言，日記中的慘狀並不出人意料，武漢的讀者也並不一定會覺得這是陰暗負面的內容而愈加抑鬱恐慌，相反，“看方方日記，知道還有那麼多不曾被報道過的悲催人生，深感自己無比幸福。當瞭解到還有那麼多那麼多跟你一樣悲慘或比你更悲慘的人時，會心有慼慼焉，會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更何況《方方日記》中確實存在看似安撫人心和給人以希望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會有讀者在日記下留言説：

“温暖平實，很害怕現在普遍的歇斯底里。”

“如雨後的陽光，給封城中的潮濕陰冷的江城帶來一絲絲温暖。好歡喜。”

“每天看到老師的文章，心裏就覺的安穩、平靜些。讀着舒服，又有骨氣。”

“是冬日裏的一抹曙光。至於那些亂講的人，夏蟲不可語於冰。”

“喜歡看你的敍述，像是心裏話都有人嘮嘮，閲讀的過程令人撫慰。加油，大家一起挺過去。”

“方方老師的文章讀起來很温暖，在這扈氣橫行之時，彷彿一股清泉，真實記錄下每一個凡人的普通生活，雖然心酸無奈，卻也向世人表達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你的文字和你記錄的那些人，讓我又感到人性的温度。讓我又願意不管遇到什麼都期待春暖花開！”

“方方日記是我在鬱悶中的一個呼吸閥。”

——相信這些評論都是由心而發、有感而發，這些是他們閲讀後的真實感覺。這也説明《方方日記》的問題並不出在對慘狀和悲情本身的記載上。

日記裏還存在對於心理疏導方式的探討，比如讓身陷痛苦的絕望者痛快地發泄。那麼，這一點屬於傳遞“負能量”嗎？當然也不能這麼説。正如方方在3月2日的日記中所説：“誰説哭過、發泄過，就不能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國家將4月4日清明設為全國哀悼日，其實也正是一種全國性的心理療愈機制，讓哀慟者在這一天痛快地發泄，為的是來日的繼續前行。至於記錄就診和死亡的故事對於當事人而言是不是揭傷疤，也是因人而異，關鍵在於引導，而方方也僅僅是建議而已。

以上所述皆可表明，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方方日記》並不一定僅僅傳遞“負能量”。當然，在《方方日記》這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中，這樣的“温暖”之所以在日記中存在，其實是為方方向政府追責問罪的主體邏輯服務的。當讀者在這樣的“温暖”中徹底放鬆警惕、停止思維之後，方方便可輕易操縱他們的情感和思維邏輯，讓他們與方方一同將矛頭指向體制本身。

（三）“光説不做”

還有一種批評意見從對《方方日記》的批判轉向了對方方本人的批判，並將“説與做的關係問題”作為其批判的主要視角。在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強調“既要説，更要做”，其理由有二：一是知易行難。他們認為“話誰都會講，關鍵是做事”，“不缺批評者，缺的是建設者”；二是行更有益，在他們看來，“光説不做，於事無補”，“毫無建設性的指責對黨對國沒有好處”。因此他們建議方方到一線當志願者。

但方方在日記中回應稱，她患有腰椎間盤突出症，曾一度走路艱難，“要求我出門當義工真的不合適。實在承受不起義工的活。萬一跌一跤或再閃了腰，那才是真給政府添麻煩”（3月12日）。這則段落又成為批判的把柄，有批評者稱“她自己一聽要當義工就説腰不好不能走路，平時可是可以在跑步機上跑步和開車出去幫女兒送菜的”。也許她是成心逃避當義工，不過與她能不能真正成為義工相比，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她能不能理解和把握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前文已經分析過，她在日記中多次述及這一內容，加上她有過當碼頭工人的基層經歷，她對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絕對不能説有着很深的隔膜。

“既要説，更要做”的支持者，推而言之也許同樣會支持毛澤東時代“消滅三大差別”的號召。但在如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仍然處於分工狀態的時代背景下，指出問題、提建議的人不一定必須上前線成為政府官員和各類一線工作者，“學界”雖然需要接地氣，但也仍然具有其相對的獨立地位。況且“説”的意義也許比“做”更加深遠，旁觀者有時會比當局者更精準地把握問題，對於實踐的批評和反思可以反過來指導實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一種“做”。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既要説，更要做”並非方方及其日記的核心問題所在。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判斷，常被批評者所詬病的“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以及方方的“光説不做”，並非《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所在。日記中的“陽光”和向讀者傳遞的“温暖”的確帶有強大的迷惑性和引誘性，方方藉此收穫了許多讀者對她的好感，但這僅僅是問題發生的前提條件。

筆者認為，《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四）卸除社會責任的“新聞”與標榜紀實的“小説”

《方方日記》究竟屬於什麼文學體裁？從“方方日記”的命名來看，方方寫的是日記。然而日記寫作者在寫作動機中已經預想了書寫內容的公開發表，並且確實進行了公開發表，這與日記本身的私密屬性相沖突，因此“方方日記”顯然不是真正的日記。

按照方方自己的説法，“方方日記”的體裁屬於“日記體”文學（2月28日）。“日記體”文學是對日記表達視角和書寫形式的模仿和轉用，而不再帶有“私密性”基因。與日記一樣，“日記體”文學以第一人稱為敍述主位，從書寫者的個體視角出發，不加修飾地記錄個體能夠感知和體會到的瑣事和即時感想（2月17日），因此是“純粹個人記錄，不可能宏大敍事，非小説非新聞”（2月28日）。

雖然方方宣稱“方方日記”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説”，但日記的內容卻總是與“新聞”和“小説”脱離不了干係。

先説“方方日記”與“新聞”的關係。正如前文所梳理的，方方的日記中有大量對於新聞事件和疫情消息的引述，還少不了方方借這些新聞和消息發表個人的政治評價性言論的內容，並且這些內容在作者本身已經具備一定社會影響力的情況下全部公開發表。既然如此，日記中對於新聞和消息的記述就一定要力求真實準確，作者在下筆時就理應具備相當的社會責任意識。前文也分析過，方方並不是不知道力求真實準確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如此，她仍然記述了尚未證實或背離事實的信息。因此，方方必須為她記述的這些虛偽信息負有社會責任。然而，方方卻在3月10日的日記中説：

作家除了寫作，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適合去承擔社會責任。沒有膽識，沒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膽小，容易焦慮，那何必要他擔呢？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擔，有人享受這種承擔，從來如此。不用去強求人家。這是個人選擇問題。沒有應該不應該一説。

在這篇日記中，她還説：

大的報道，總體疫情走向，還是得看媒體報道。從我這裏，看不到整個局面，這是很顯然的。初寫時，當然沒有想到這麼多人看。

在日記中信息的真實性飽受質疑之時，方方寫下這段話，貌似論述的是帶有一般性的道理，其實極有可能是為達到盡力卸除自己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效果。引述她覺得真實的未確證信息，並據此聯繫自己的所謂“生活常識”而妄加評論，在引起巨大不良社會反響之後，卻又不敢承擔原本雄心勃勃試圖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發生在方方身上的悖謬荒誕之處。

再説“方方日記”與“小説”的關係。方方曾在日記中坦誠告訴讀者，她的主業是寫小説。她認為，小説經常與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相濡以沫、攜手共行，在附身助人的過程中表達人情和關懷，守護被歷史遺棄的人事和被前進的社會冷落的生命。小説會呈現與弱者同命相憐的氣息，給他們帶去陪伴、温暖與鼓舞。她説：

這世上的強人或是勝者，經常是不介意文學的，他們更多的時候拿文學當點綴、當花環，但弱者們，卻經常拿小説當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盞燈，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時的救命恩人。因為在那個時候，只有小説會告訴他，落後也沒關係，很多的人跟你一樣，不止是你一個人孤單或寂寞，不止你一個人痛苦和艱難，也不只是你一個人有焦慮和脆弱。（2月17日）

雖然方方否認寫日記是寫小説，但不難發現她在日記內容中體現的“日記—弱者”關係定位，與她在此處説明的“小説—弱者”關係定位是何其一致。鑑於這種高度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方方就是以一種寫小説的心態而編織建構她的“日記”。然而方方的虛偽就體現在，她並不承認這種寫小説的心態，反而堅稱她的心態是“紀實”。把“紀實”等同於寫“小説”，這就難怪她的日記善用誇大和渲染局部的手法以偏概全，以致達到真假一如的境界了。

（五）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前文已經澄清，指出社會和政策中出現的問題本身，並不是“負能量”。與提出問題相比，更為重要的環節則在於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的真實存在、分析問題的發生邏輯。

然而，方方的日記明顯缺少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真實存在的邏輯環節，更沒有深入事理的機制分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套在所謂“獨立思考”和“生活常識”的觀念指引下，永遠可以獲得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首先，這套邏輯建立在二元對立框架之上。在日記中，“大善”與“大惡”處於對抗關係中，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構成一對處於零和狀態的反襯關係，抗疫大局與個體生命的尊嚴勢不兩立。為了突出二元對立，日記往往通過抽象化、標籤化、臉譜化的手法，將複雜的事實引向簡單的極化狀態，

其次，這套邏輯慣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日記中常出現以少數羣體的利益綁架大多數羣體的利益，用局部意義定義整體意義，將具體個案事件強行嫁接一般性價值判斷，用個別地區的政策實施問題否定一屆政府，將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命苦”上升為全體中國人特徵的論述思維。然而這種論述思維卻包裝在追求平等博愛的亮麗包裝之下，因此具有較強的欺騙性。

最後，這套邏輯結論先行，借題發揮的演繹思維是其主要展開方式。“瞞報”和“人禍”是日記的核心結論，這一結論不是從複雜的經驗事實中一步一步歸納得出，在方方的“生活常識”中這一結論似乎就是自明的，方方只不過是打着“反思”和“追問”的幌子卻頻繁運用演繹思維，四處搜尋表現出相關跡象的事例，然後強行貼上她的結論標籤以自我確證而已。因此我們看到，方方善於借題發揮演繹私人經驗，將有關疫情的各種話題都引向對政府的追責和批判，而話題所涉及的事實本身與結論之間往往就是“兩張皮”，存在巨大的邏輯跳躍和思維縫隙，顯出生硬的主觀臆造色彩。

（六）精神錯位

《方方日記》最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寫作者本身的精神錯位。具體而言，寫作者的精神錯位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二是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的精神錯位；三是方方的國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的精神錯位。

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通過日記中的若干“雙標”現象突出表現出來。比如她一方面號召全體武漢人為自己而哭，另一方面，自己卻怡然自得地享受各種“被援助”的生活，自外於她筆下要一同痛哭“武漢人”；一方面感嘆醫務人員的物資短缺、表達對於諂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又笑納20個N95口罩、認為親近和使用特權順理成章。

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存在精神錯位。她的思維仍停留在文革時期，而她的情懷仍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將一切與己異見者視為“極左”的文革思維，顯然違背了這個以多元開放為主色調的時代精神。而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左與右相互拉鋸、國家與個人充滿糾葛的時代，是知識界將站在文革結束後的荒嶺上“啓蒙”大眾奉為使命、知識分子追求英雄文人的幻覺和優越感的時代。但在如今這個中國逐漸找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治理能力現代化被納入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社會信息源高度開放的網絡媒體時代，社會輿論早已超越了左與右的解釋能力，認準單一絕對的至高價值然而居高臨下的“啓蒙”，在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也逐漸淪為一個偽命題。這使得日記在對批判聲音的回應時，帶有更多走向自我封閉的傾向和被害妄想的色彩。

方方的體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存在精神錯位。聯繫她出版過的小説中對土改的否定、形似國民黨黨旗的微博頭像、近日日記在國外出版後她的回應，以及方方筆下“我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命這麼苦啊！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是災難深重？”（2月20日）的設問、從表面的國際主義立場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日記內容（如3月24日），和日記中竭盡全力追責政府甚至呼求民眾寫“敦促書”逼宮政府（3月7日，14日）的表現，方方對政府和黨國體制幾乎不存在發自內心的認同，雖然她似乎表現出對於普通國民的認同。但是在國民國家林立的當下世界，不認同國民國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對普通國民的背叛、就可能為國際競爭對手作嫁衣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下中國，不認同政府和黨國體制、缺乏中國的政治常識，就必落入二元對立的思維網羅，從而走向自我否定、成為“精神跪族”的道路。始於知識結構老化、終於偏離國家和民族立場的反體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記》的最根本問題，更是《方方日記》最大的危害所在。